白莲教之乱:明朝锁国体制下的边境大患

冷炮历史06-14 09:49 跟贴 17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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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教这个名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除了武侠小说里的强力门派,就是历史书角落中的龙套过场。但他们在历史上的存在感,远强于教材所能给予的篇幅。类似清朝白莲教起义这样的大事件,其实在历史上屡次出现。尤其是在体制异常僵化的明朝,白莲教众逃离内地,在边境上成为数十年的心腹大患。

来自内亚的悠久信仰

弥勒佛的原型 西亚等地的米特拉神

现在普遍认为白莲教起源于佛学昌盛的北宋年间,但这些看似膜拜弥勒佛的小团体,其实也是大有来头。他们的信仰体系起源,不仅早于北宋,也远早于佛教出现的年代。

弥勒佛的原型实际上是来自内亚的拜火教神--米特拉。作为一种从有文字记载前就出现的宗教体系,一直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传播和改变。当古代印欧人带着米特拉神崇拜,驾着战车去征服印度。新的形象也逐渐出现在了印度教中。以至于在更晚期出现的佛教中,就有了进一步转变的弥勒佛。

古典是的米特拉雕像?

米特拉信仰向西也影响了欧洲。他们先是在小亚细亚等地,与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合体,成为新的太阳神标志。接着又一路向西,以原始的狮子形象和善战之名,成为了罗马军团士兵的普遍信仰。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前,米特拉神在罗马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结果,米特拉神在被基督教取而代之后,又以天使长米迦勒的形象,继续活跃下去。

米特拉神曾是罗马军团士兵的普遍信仰

在古典时代后期--中世纪早期的波斯,脱胎于原本拜火教信仰的摩尼教又孕育而生。这种结合了部分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思想的“波斯异端”,重点向东发展,一路从西亚传入东亚。他们也将米特拉作为主神之一,并逐步同在当地站稳脚跟的佛教产生了联系。以至于隋唐时代的东亚人都分不清两者的严格区别。米特拉神与弥勒佛也在东土完成了主题与分身之间的合二为一。

早期印度地区的希腊化弥勒佛形象

摩尼教在中亚遭到伊斯兰打击后,又在东亚被唐朝的灭佛运动重创。但作为一个有较完整组织体系的教派,还是分散在了民间,继续传播。到了两宋时期,摩尼教虽然摆不上台面,却也是民间非常盛行的教派之一。原先的太阳神标志,逐步被印度化的莲花取代,米特拉神形象也彻底融入弥勒佛体内。这让他们看上去更像是来自印度的佛教。最终以白莲教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由于官府的持续打压和佛教派系的不断攻击,已经相当本土化的白莲教还是不可避免的被牵扯到很多事件中去。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就有他们大力协助的因素。大量底层民众,因生活的困苦而拜倒在弥勒佛下,让他们很难被官府彻底消灭。

早期东亚的弥勒佛形象

元朝一统长江南北后,白莲教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善。一方面是继续信仰佛教、伊斯兰和基督教的上层人士不屑,一方面是地方上儒家大族们的本能敌视。所以白莲教依然被限定在底层人群中,发展维度有很大局限。但也是利用南北交通的联动,这种在江南完成重生的小教派,一路到了北方各地。

元末,一系列的天灾与大规模瘟疫,摧毁了整个王朝的脆弱基础。以底层人士为主的白莲教,自然出现在了风起云涌的叛军之中。他们以教团形式,加入了著名的红巾军。最后协助朱元璋在江南有了立足之地。这段历程在几百年后,还启发了创作《倚天屠龙记》的金庸。

红巾军中就有很大的白莲教成分

惨遭清算

利用白莲教的朱元璋很快就对他们大开杀戒

但就和之前的历代统治者一样,上位的朱元璋很难不忌惮拥有自发组织的白莲教。尤其是这些教团已经在民间发展数百年之久,很难不有悖于朱元璋的高压管制理念。于是,在他开始东征苏州时,就已经发布了攻击和取缔白莲教社团的命令。

在新的明朝基本占据长城以南的区域后,白莲教在当时京师所在的江南地区,被压制的非常厉害。相反,倒是位于边区的北方各地,有了逐步壮大的趋势。尤其是在山地众多的山西,大量长期接受内亚宗教影响的民众,很容易就接受了相同起源的白莲教。元末明初的北方战事,基本上就以山西为核心展开。战争破坏与明朝的奇葩经济政策,都让更多人陷入了贫困。白莲教的潜在市场也逐步增加。

大明朝的山西省地图

15世纪初的朱棣叛乱,又引发了规模不小的靖难之役。虽然战争基本上就在燕京到江淮直接的运河流域展开,却也一度影响到山西、河南等地。躲避战乱的人群,大量逃入附近省份。很多从卫所制中脱离的失地军户,也不自觉的进入山西和直隶,再次壮大了白莲教的规模。对此也无可奈何的明朝朝廷,只能怪小民无知,容易被“妖人”煽动。

更为不妙的处境,来自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天灾。其中又以山西地区,遭灾特变严重。原本生产方式多样化的当地农民,被明朝强制进行单一的生产模式,对灾害的抗击能力也就降到了最低。不少人铤而走险,开始同边境另一边的蒙古人做了走私贸易。白莲教团的组织性与协作能力,正好符合走私商团的必须。

白莲教在民间的巨大发展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结果,这些在山西的白莲教众,就成为了北方边区的主要走私力量,堪称后来著名的晋商集团先祖。他们和东南沿海的私人海商一样,必须同内地的官宦大族联系,形成了维持地区经济稳定的不可控因素。这样的局面在整个15世纪后期都愈演愈烈。当广东和浙江沿海的商人,在地方官护佑下出海贸易。在山西也有不少白莲教徒出关,同掌握北亚贸易路线的蒙古人交易。

更为讽刺的是,这一南一北的两大走私商人集团,也在同期遭到新的非难。新继位的嘉靖皇帝,是对权力及控制欲非常看重的君主。他周围的主要谋士也基本以最正统的儒家士大夫集团为主,对地方有天然的不信任感。他们先是接着屯门海战的冲突,以驱逐葡萄牙人为名,整顿了广州沿海。接着又以余姚的血案为契机,消灭了浙江沿海的双屿岛和几大海商集团。类似的模式也在山西发生了。

乘坐大象拉车的嘉靖皇帝

另一条路线

活跃在明朝边境的蒙古人

1545年,山西当地的宗室朱充灼因获罪而被取消了爵位。因不满被册封在当地的代昭王朱充耀,未替其向朝廷说情,决心发动叛乱。除了自己能动员的少量驻军外,他还向关外的土默特蒙古人求援,约定一起夹攻边防重镇的大同。

来自应州的白莲教领袖罗廷玺,在这场叛乱中也表现活跃。虽然这次叛乱很快被明军镇压,蒙古骑兵也来去匆匆,但还是让嘉靖的朝臣们开始注意其山西边境的情况。在又一轮高压清洗后,很多白莲教徒决定出逃,到长城以北地区另谋生路。他们以各自的小教团为核心,也吸纳了一些不堪忍受明朝剥削的农民,一起翻阅被蒙古人称为“白墙”的长城防线。控制着漠南与河套大部的土默特蒙古人,是他们之后唯一可以依靠的对象。

被蒙古人称为白墙的明长城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长城以北的地区并非都是贫瘠的荒原。距离大同不远的丰州一带就水草较为丰美,还适合农业生产。早在辽金时代,当地就是一个控制草原南部的重镇。蒙古帝国崩溃后,这里的城市被废弃,只有少量人口存在。以白莲教为首的越境集团,就将这里作为自己的落脚点。他们在蒙古王公阿勒坦汗的庇护下,开始对这里进行了历史性的开发。

短短几年内,总计有1万山西的白莲教众逃到了丰州。他们以原先的独立教团为单位,开始在当地建立堡垒并拓殖田地。随他们一同奔走塞外的还有4万多非白莲教信仰的普通难民。一些周边的蒙古牧民也选择在崛起的新城区附近常驻,人数约有2000左右。这个没有中心的大城区,也就成为了当时蒙古南部和明朝北部最有活力的地方。其地位与浙江舟山的双屿岛类似。

丰州古城的遗址

在山西不断遭灾的同时,临近的河套与漠南也是气候灾害频繁。当地的土默特蒙古人的生活,因此陷入了困顿。由于明朝的建立与锁国体制,他们很难像过去那样同内地轻松贸易。这对蒙古地区的经济有很大打击。加上陆上丝绸之路正处于无可挽回的衰退期,来自内亚腹地的商队也大量减少。愈发贫瘠的草原也陷入了各方争夺稀缺资源的战场。可以说,在白墙以北的草原,生活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然而,在白莲教徒和众多逃亡的流民看来,丰州一带却是他们的乐土。在摆脱了明朝各级官吏的管束与盘剥后,他们的生产所得中的绝大部分留作自用。除了基本的口粮外,也可以参与长城以北的走私贸易。不仅将粮食卖给蒙古人,也会运到内地贩售。依靠过去就已建立的地下贸易网络,各种其他商品也由他们之手,流通在白墙南北。

白莲教徒为首的流民 迅速带动了丰州当地的发展

土默特蒙古人也非常看重他们的这些才能,在一开始就赐予了大量畜群,保证其基本的生活维持。阿勒坦汗后来又进一步对他们委以重任,让白莲教徒担任自己的顾问、间谍和贸易代理人。通过这些丰州的内地流民,恢复和发展了漠南蒙古地区的经济。白莲教徒甚至于为当地人带来了大量药材和稀缺的医疗人员,并奉大汗之名在偷偷去长城以南采购。

当然,对于蒙古人来说,丰州的白莲教集团还有军事上的重要意义。这些人来自内地的各行各业,可以帮助蒙古人制造各类武器,并提供内地的具体地理情报。由于本身以教团为基础组织,这些白莲教众还可以组织单独的部队来协助蒙古人作战。

晚年信奉佛教的阿勒坦汗

北方大患

土默特蒙古人的地盘几乎笼罩了整个明朝边境

有了丰州白莲教徒的帮助,土默特蒙古人很快就向明朝边境发难。他们希望以武力逼迫明朝开放边境市场,重新建立横跨长城南北的经济活动。这也让他们和白莲教徒一起,成为了明朝中期的最大边患来源。

1550年的庚戍之变,就是获得白莲教帮助的土默特蒙古人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他们从鄂尔多斯的草场南下,号称有骑兵10万之众,首当其冲的便是山西边境的大同。当地总兵仇鸾与白莲教方面获得联系,给阿勒坦汗送去了贡金。蒙古军队于是直接饶开大同,向东从古北口和通州等地逼近北京。

中亚手抄本上的Q版阿勒坦汗

嘉靖皇帝下令京军整队出战,却发现花名册的军队其实有很多人根本不存在。仓促出战的残余部队,也在北京附近被厉兵秣马的蒙古人击溃。至于从其他地区赶来的勤王部队,还慢吞吞的走在路上。但由于蒙古人的目的是逼迫明朝开市,而不是真的来占领地盘。所以当嘉靖皇帝的态度软化后,入侵者便匆匆撤退。这场险些酿成第二次土木堡之变的闹剧,以大明朝的灰头土脸而收场。

第二年,大同的马市终于开市。阿勒坦汗甚至给嘉靖皇帝贡献了良马,期望缓和对立情绪。但基层的鸡同鸭讲,很快就让马市在1552年被明朝关闭。而给蒙古人纳贡的仇鸾也被人揭发处理。

越境追击蒙古骑兵的明朝边军

明朝人很快就意识到是丰州地区的白莲教众,帮助蒙古人攻略长城以内的地区。于是他们开始了一系列反击行动。1560年,3000边军突袭了丰州的一处白莲教营地。由于大批蒙古人马已经在夏季北上避暑,留守部队近千余人。但明军在草草砍得83个人头后就迅速回撤。被焚毁的营地也只是当地群落的冰山一角,丝毫不能动摇白莲教集团的地位。

发现无法硬来的明军,于是开始以财产为诱惑,对丰州当地进行招降。但除了少量在内斗中实势的人外,很少有白莲教徒选择回归。而对几个首领的重金悬赏,也让蒙古人送还了几个用处不大的骗子,从明朝这里又捞得一笔赏银。

面对大队的蒙古骑兵 明朝边军的战斗力暴露无遗

随着白莲教集团在丰州的日渐壮大,他们还继续怂恿蒙古人南下山西等地,将明朝势力从当地驱逐。1567年,也就是嘉靖执政的最后一年,白莲教首领之一的赵全就为阿勒坦汗制定了详细的计划。6万蒙古与白莲教部队,分兵四路,杀入山西。当地的明军根本无力抵抗,在野战中大败而归。只能依托城墙防御来自保。土默特蒙古人接着围攻石州,并依靠白莲教打造的攻城武器,破城而入。周边多地也遭到了洗劫和攻击。明朝在山西的防御体系则被一举摧毁。

赵全还鼓动蒙古人占据他们攻克的各个要塞,但却因为蒙古人没有余力和野心而作罢。后来他自己也成为了蒙古与大明议和时的筹码,被遣送会内地处死。脑袋被传首九边。但若不是嘉靖皇帝在这一年的病死,恶劣的形式可能真迫使蒙古人下决心去占据山西。

正在同蒙古骑兵作战的明军

一模一样的解决方式

隆庆皇帝的继位实际上挽救了明朝

也是在1567年,随着嘉靖皇帝的死与隆庆皇帝的继位,明朝的政策出现了很多具有灵活性的转变。相比食古不化而刚愎自用的父亲,隆庆看待现实问题就不太以高压目的和纲常伦理来作为唯一指标。

今天的我们回顾他短暂统治期,发现几乎一样的两个和解在大明朝的南北边境完成:

对南方的海商集团和倭寇,隆庆选择了著名的开关行动。以原本海商云集的月港为中心,不再全面禁止当地人参与对外贸易。同时对已经留居澳门十多年的葡萄牙人也网开一面,允许他们继续居住沿海。

明末的澳门已经初具规模

对北方的蒙古人和白莲教,隆庆也从实用角度出发,展开了怀柔行动。首先是同意与蒙古人进行贸易,并在大同和北京等11个地方开放了贸易关口。这样就能让长城两端的商品进行顺畅的流通。作为回报,蒙古人很快就停止了对明朝边境的袭扰。双方的连续冲突,转变为十多年的相安无事。连明军修补边境工事的木材,都是从靠蒙古一边找来的。

至于丰州的白莲教众,他们也获得了比以往更为优厚的招降待遇。部分人在乡土情节感召下,还是接受了条件并回到内地。但更多人还是选择留在长城以外,坚决不返回大明王朝的控制区生活。他们同样可以以中间人的身份,继续参与长城南北的贸易活动。隆庆与阿勒坦汗的议和通商,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他们的威胁性。

正在同蒙古人贸易的明朝百姓

以上这些措施,归结起来其实都是一个模式。即通过对事物的客观规律进行分析,再用大家都可以获利的方式,解决过去的争端。无论对手是不服朝廷管制的乱民,还是和明朝堪称世仇的蒙古部落,又或是同样以天之骄子自居的西洋人。这样触及人心本性的协定,都是可以有美好结果的。

澳门在葡萄牙人说里,成为了远东的海上中转站。丰州则在蒙古人和白莲教徒手中,成为了内地与内亚贸易的重要节点。阿勒坦汗甚至在当地常驻,并让人仿照元大都的布局结构,建造了宫殿与新城。

隆庆皇帝的南部两路改革挽救了大明朝的经济

在后来的香港最终崛起前,两座隆庆时期定型的“法外之城”,托起了大明朝南北两地的经济。前者至今还是远东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后者则成为内蒙古的省会--呼和浩特。

作者:米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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