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托儿所,谁来帮我带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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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怀念的机关托儿所,是上世纪80年代普遍存在于企事业单位的公共福利机构。直到今日,很多机关单位的托儿所早就取消了,但民办的托儿所不仅数量少,而且还收费昂贵。普通的双职工家庭,夫妻俩都要上班、保姆请不起、父母又老了,如果托儿所能更加便民、实惠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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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实行了两年多,但广大人民群众对造人这件事,还是没有热情。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人,比卫计委预计的2023.2万出生人口,又少了300万人。

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原因除了养不起,就是没人照顾小孩了。无论是即将为人父母,还是已经带了两三年小孩,摆在年轻夫妻面前的难题就是:谁来带孩子。不是所有家庭都有钱支撑全职妈妈的梦,也不是所有的爷爷奶奶都有时间有意愿带孙子。

而当你愿意支付一定价钱,求助市面上专业的托儿机构,偌大一个城市里托儿所竟然难觅踪迹。有意思的是,如果你回到三四十年前,你会发现托儿所曾经在中国遍地开花。有人为此感慨,中国人也曾经普遍享受过托儿所这样的福利。

为什么中国的托儿所都消失了?过去中国的托儿所真的有那么美好吗?到底是谁让你为看管小孩多操了这么多心?

风雨飘摇的托儿所

中国的托儿所,生来就有着别样的意味。设立托儿所,是为了“解放妇女”。

民国时期,高官夫人们十分热衷于妇女运动。她们推动成立妇女指导委员会,进而推进托儿所的设立,一方面援助、救济处于战时社会的妇女,一方面又从她们那里征发抗战所需的人力资源及物资。言下之意,国家设立托儿所帮你带孩子,妇女们便可以义无反顾地参加生产,支持抗战。

1938年,宋美龄在机关刊物《妇女新运》上主张,为了让妇女们有余暇从事抗战工作,要创办托儿所、公共食堂来减轻她们的家庭负担。随后,国统区各地陆续设立了不少托儿所,收容难民、工人家庭,以及士兵家属的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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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由宋美龄任理事长。抗战期间,战时儿童保育会抢救和保育了近3万名难童 / 网络

与此同时,在中共领导下的苏区和陕甘宁边区,也开设了托儿所。在边区大大小小的托儿所中,最著名的是1940年在延安设立的“洛杉矶托儿所”。这个托儿所因感念洛杉矶友人的馈赠而改名,许多红二代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岁月。

据统计,在解放前,全国一共有托儿所119个,按类型分劳工托儿所、职业妇女托儿所、工厂托儿所和农村托儿所等,但尚未形成规模。

托儿所的使命在建国后得到了升华。“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妇女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而照看孩子就是妇女参加社会建设的绊脚石。当时,天津统一橡胶厂一些女工,因为家离工厂路途遥远,女工们利用午休时间回家哺乳,常常“人在厂里,心在家里”。

因此,在建国初期,托儿所的数量得到快速增长。1951年7月,全国各地设在工厂、机关、学校、街道、农村的托儿所已有7681个,收托儿童95748名,较解放前增加了363倍。

大跃进时期,妇女就业又迎来一个运动高潮。“妇女什么都能干,什么都干得好”,在城市,女职工要参与技术革新;在农村,妇女要参加“夺高产”运动,劈山引水、修筑大坝、修建水库、深翻土地。公社普遍建立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集体福利机构。

在官方宣传中,农村人民公社建立了托儿所,既让幼儿得到很好的抚养和教育,又使妇女劳动力得到解放 /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画册

当然,一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1958年,全国幼儿园、托儿所总数增加了43倍多,但到1962年又收缩到只比1957年高出30%左右。受波动最大的是农村,有人调侃,“幼儿园,一阵风,先是喜来后是空。”

而且,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最好不要怀念过去,当时绝大多数托儿所、幼儿园都很简陋。河南省鲁山县“红旗人民公社”,1958年全公社办了223个托儿所,收托婴幼儿2000余名。但这些托儿所条件如何?“平时挤在一些小房间里,天热时在树下,农忙时再搬到田间的树下”。

文革时期,幼儿也要背诵语录和“老三篇”,参加各种批判活动 / 视觉中国

文革时期,建国十七年来建立的学前教育方针被全盘否定。托儿所的生活制度、体育活动,甚至是饭后用餐巾擦嘴和漱口,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受到批判。不少托儿所、幼儿园院舍场地被占用,惨遭解散,园长遭到批斗,保育员也被迫改行。这些对于一辈子都生活在不确定里的中国人来说是很常见的。

体制内的托儿所

历经曲折,托儿所在80年代又重新步入正轨。这一时期托儿所的设立,延续了1956年以来对托儿所、幼儿园的规定。收三岁以下幼儿为托儿所,收三至六岁幼儿为幼儿园。在制订教育计划、规章制度方面,托儿所归卫生部领导,幼儿园归教育部领导。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托儿所、幼儿园没有严格的划分。尤其是在农村,只有条件好的公社,才专门设置托儿所和幼儿园。而幼儿园,一直以来也有“托班”、“小小班”的存在,招收3岁以下的幼儿,80年代乃至90年代早期出生的人应该对此会有印象。

此外,托儿所具体管理单位的复杂程度,也超出了普通人能理解的范畴。在城市,各种类型托幼机构的经费开支、人事管理、房屋设备等,由教育行政部门、厂矿、机关、部队、学校、群众、私人等主办单位负责管理 ; 而在农村,则提倡由农业合作社举办托幼机构。

北京第三棉纺织厂是一家大型纺织企业,70%的职工都是女工。为了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工厂建起了两栋两层楼的房子,开办了托儿所幼儿园 / 《人民画报》

也就是说,一直以来托儿所都分属于不同部门管理,譬如厂矿托儿所由厂矿行政指导,街道托儿所属于街道办事处管理。

不同的管理部门,意味着举办经费上的天差地别。教育行政部门直属的托儿所,属公办性质,直接享受财政拨款。这些“公办园”、“教办园”,由于经费充足,往往成为当地的示范托儿所。

而国家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附属的托儿所,经费开支纳入单位预算,并不需要自负盈亏。一家老小都在体制内的职工家庭,能享受价格低廉的托儿服务。除了托儿所、幼儿园,一些大型国企还设有食堂、澡堂、电影院、理发店……这些都属于普惠性的职工福利。

遍地开花的体制内托儿所,当然不是给普通人上的。对于城市里非体制内的普通家庭来说,他们只能把孩子送到附近的街道托儿所、家庭托儿所,而且还要自掏腰包。据《人民日报》报道,1981年上海有民办托儿所562所,分布在116个街道,吸纳了超过10.5万名婴幼儿,占市区各类托儿所在托孩子总数的一半以上。

1994年5月1日,江苏,在托儿所用搪瓷碗吃饭的小孩 / 视觉中国

再次提醒,过去的大多数托儿所,都不是优质的代名词。据记载,1989年一所位于山西的工矿托幼儿园,四十几个不同年龄的孩子关在一间大教室里,“阿姨”坐在门边织毛衣,一只脚蹬在对面门框上,以防孩子跑出去,托儿所变成了“看孩所”。

1990年长春市妇幼保健所一项调查也发现,民办托儿所的条件十分糟糕。在长春市107所个体托幼机构中,仅有2所设置了保健室。托儿所的卫生状况也很差,毛巾、水杯不分用的托儿所有43所,餐具不消毒有46所。民办托儿所的工作人员,大多只有小学、初中学历,幼师毕业的老师少之又少。

2002年10月28日,山东农村,大人们在田间忙农活时,孩子只好孤零零地自己“哄”自己 / 视觉中国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88年中国0-5岁儿童入托率,在城市约为38.9%,农村却只有6.7%。许多农村儿童连幼儿园都没得上,更别说托儿所了。

无人问津的托儿所

自此,我们可以对遍布各机关单位、街道小区的托儿所做一个总结。这些托儿所在数量上取胜,但在质量上堪忧,能够覆盖到的人群也很有限。中国有过托儿所遍地的时代,但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享受到过优质的托儿服务。

当这些托儿所都慢慢死亡后,中国也迟迟没有形成一个正常的托儿市场。这其中既有市场和政策的因素,也受到出生人口下降的影响。

进入90年代国企改制,迫于生存需要,像托儿所这种“企业办社会”的遗留,是必须卸下来的负担。据统计,1989年,国有、集体办的公共托育机构,还占到90%以上。但到2010年,国有、集体办托儿所已基本消失。

受出生人口下降的影响,街道、小区这些质量堪忧的民办托儿所,也随生源减少而逐渐消失。据教育部统计,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适龄入托幼儿数量尚处增长状态。但1996年后近十年时间,适龄入托儿童人口基本都在减少。

二十世纪末,北京,幼儿园庭院里玩吊环的小女孩 / 视觉中国

出生人口的周期性,对托育市场的影响不小。80年代生育高峰的到来,增加了托儿所、幼儿园的需求。但高峰过后,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基本处于下降状态,缓解了“入托难”的问题。因此,这些托儿所的消失,尚未引起较大的社会问题。

但相较于逐渐减少的托儿所,幼儿园却很受企业家们的亲睐。据统计,截止到2016年,民办幼儿园的数量达到了15.42万所,占比63.4%。

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的变化 / 国家统计局

为什么托儿所乏人问津呢?一方面,中国目前0-3岁幼儿的抚育方式,还是以家庭抚养为主。孩子的母亲、爷爷奶奶都可以参与照料,土豪还可以请个住家保姆,托儿所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此外,部分幼儿园有直升小学的优势,小孩要上小学可以免受“择校”之苦,也受到家长的欢迎。被纳入学前教育体系的幼儿园,还有国家规定的毛入园率要求。相较之下,这些优势托儿所统统没有。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托儿所就没市场了。据2015年上海妇儿工委调查,上海市67.5%0-3岁幼儿有入托需求。2016年卫计委的调查亦显示,即便家里有老人参与看护儿童,依旧有33.8%的家庭表示有托育需要。

2017年10月29日,一名老人带小孩在青岛市中山公园的秋叶下游玩 / 视觉中国

既然有托育需求,为什么托儿所还这么少呢?闹出虐童案的携程亲子园,经营初期还因为拿不到办学资质而停办,最后靠和有妇联背景的《现代家庭》杂志合作,才能正式营业,是谁在阻拦托育市场发展,一目了然。

直到今天,民办托儿所要找谁申请牌照,还是一个让人抓狂的问题。托儿所的管理主体一直都很复杂,以上海为例,截至2017年,上海各种形式的托幼机构,像企业自办的托儿所、家庭托儿所、各种早教中心,管理主体就有教育、工商、妇联等不同部门。而近几十年来,有关三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的条文,只是零星附在学前教育政策文件中,缺乏明确规定。

2014年4月2日,北京一家托儿所内哭泣的小人儿 / 视觉中国

一些以“教育咨询公司”为名的早教中心,在工商部门注册后,便办起了托儿所。但这些早教中心也存在收费过高、服务范围有限的问题。据调查,目前已入托的0-3岁幼儿,从入托机构性质来看,还是以幼儿园托班为主。

但自从2010年《学前教育三年计划》在各省市的推行,一些幼儿园为了让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标,优先满足3岁以上幼儿的入园需求,不得不取消“托班”和“小小班”。如此一来,三岁以下的幼儿,就更没有去处了。怎么办?家长们辗转反侧,作出一个决定,二胎还是不生了。

参考文献:

[1] 财君尚编著(1952).新中国与托儿所[M].广协书局.

[2]唐淑,何晓夏主编(2001).学前教育史[M].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3]李庆富, & 刘鸣珍. (1990). 个体幼儿园, 托儿所现状调查. 中国妇幼保健, 5(1), 36-38.

[4]田景正, 马丽群, & 周端云. (2010). 我国城乡二元幼儿教育财政体制的形成与变革. 教育与经济, (2), 37-41.

[5]翟菁. (2017). 集体化下的童年:“大跃进” 时期农村幼儿园研究. 妇女研究论丛, (2), 36.

[6]韩晓莉. (2013). 从农忙托儿所到模范幼儿园——20世纪50 年代山西省农村的幼儿托管组织. 当代中国史研究, (3), 95-102.

[7]全日托MoreCare, 腾讯教育. (2017). 0-3岁儿童托育服务行业白皮书. 腾讯网

[8]熊辉, & 谭彩霞. (2007). 论抗战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保育工作. 社会科学辑刊, (6), 209-211.

[9]上海市总工会.(2017). 关于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亟待解决0-3岁幼儿托育问题的建议. 上海政协

[10]傅崇辉, 张玲华, & 李玉柱. (2013).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人口生育变化的新特点. 统计研究, 1, 68-75.

[11]刘中一. (2017). 全面两孩政策下我国托育服务发展的对策建议. 湖南社会科学, 5, 009.

[12]吴帆, & 王琳. (2017). 中国学龄前儿童家庭照料安排与政策需求——基于多源数据的分析. 人口研究, 41(6), 71-83.

[13]熊景明. (1990). 从妇女就业与社会观念看儿童养育. 社会学研究, (6), 73-80.

[14]刘中一. (2017). 全面两孩政策下我国托育服务发展的对策建议. 湖南社会科学, 5, 009.

[15]李红婷. (2011). 我国农村幼儿教育政策选择的回顾与反思 (Doctoral dissertation).

[16]刘维芳. (2008). 中国妇女运动 “大跃进” 始末. 中華女子學院學報, 20(5), 103-108.

[17]程度. (1991). 第三次全国生育高峰的特征. 经济评论, (2), 57-63.

[18]深町英夫. (2010). 谁该教养孩子?女性、托儿所、新生活运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三卷·文化·思想.

作者:林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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