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之死与传说中的反间计有关吗?

subtitle 覃仕勇说史06-12 22:53 跟贴 70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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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袁崇焕的忠奸之辩,数百年来一直都没有停息过。

本文不想再参与辩驳,毕竟,此前写过辩驳的东西太多了。

只想在此指出,以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明史》定稿刊刻为分水岭:《明史》诞生前,世人对袁崇焕贬多于褒;《明史》诞生后,世人对袁崇焕誉多于毁。

下面举几个例。

先说《明史》诞生前的明朝遗臣的作品。

《朱舜水集》如此痛斥袁崇焕:“贼臣杨镐、袁崇焕前后卖国,继丧辽阳、广宁,滋蔓难图。”

《爝火录》则将袁崇焕与南明大奸臣马士英相提并论,说:“此二人者(指袁崇焕与马士英),诞生一处,同为误国之臣。”

《国榷》对袁崇焕的评价也是相当不屑:“袁氏便宜从事,天下闻之,诧为奇举,居亡何而郊原暴骨者如莽。”

《明季北略》甚至把袁崇焕比成臭名昭著的奸臣秦桧,说:“崇焕捏十二罪,矫制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诏杀武穆古今一辙。”

《石匮书后集》认为袁崇焕比秦桧更加不堪,称:“崇焕以龌龊庸才,焉可上比秦桧!”

接下来,我们看看《明史袁崇焕传》对袁崇焕的评价,云:“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再看《明史》诞生后——主要是近代人的评价。

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盛赞:“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阎崇年《袁崇焕传》称:“袁崇焕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大仁、大智、大勇、大廉者。袁崇焕的仁与智,令人赞颂;勇与廉,令人敬佩。这种爱国精神,同他的浩然正气密切相连。袁崇焕留给后人熠熠永辉的思想、薪火永传的精髓,是‘正气’,就是‘浩然正气’……通俗地说,“浩然正气”就是正大刚直、合乎道义、充满天地、超越时空之气。”

金庸《袁崇焕评传》则赞:“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

……

看看,爱袁崇焕者,将之捧上天;恨袁崇焕者,则将之踩入地。

这些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袁崇焕的深入研究,袁崇焕的形象又有所下降——有人说这是翻案,其实是还原——袁崇焕的历史地位先低后高,现在又开始降低,这是还原,不是翻案。

袁崇焕的身后名声、历史地位之所以升降、沉浮,其实和《明史袁崇焕传》里提到的一个情节有密切关系。

这个情节就是:“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

即后来世人津津乐道的“皇太极巧施反间计杀袁崇焕”的故事。

关于这个故事的描述与评论,柏杨《中国人史纲》里颇为生动传神,其文曰:最重要的一次入塞是第一次,由皇太极亲自率领,直抵北京城下,给骄傲自大的明政府带来最大的震恐。袁崇焕这时已擢升为辽东军区总司令(辽东督师),他得到消息,立刻统率五千骑兵向北京驰援,日夜不停的奔驰四百公里,到达北京时,人与马都疲惫不堪,但仍在广渠门(北京城门之一)外,击退后金兵团的攻势。可是北京那些勇于内斗的官员们并不感谢他,反而认为他应负不能阻挡敌人攻破长城的责任。而被攻陷的喜峰口(河北迁西北),却是属于另一个军区——蓟州军区。皇太极对这个屡次阻挠后金军事行动兼杀父之仇的袁崇焕,尤其恨入骨髓。一个小说上虚构的反间谍故事,移上真实的政治舞台。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运用“周瑜计赚蒋干”的方法,实施他的阴谋。这个阴谋中扮演蒋干角色的是两个被俘虏的明王朝宦官,他们在睡梦中隐约听到看守他们的后金卫士如下的耳语对话。一个问:“今天怎么忽然停战?”一个答:“我看见可汗骑马走向敌人阵地,有两个人迎上来相见,密谈了很久。大概袁崇焕有什么秘密信息,事情很快就会解决。”两个宦官不久就自以为很幸运的逃出牢笼,回到北京,向第十七任皇帝朱由检告发。不但朱由检大大的震怒,几乎所有的官员都额手称庆叛徒的奸谋败露,使北京得免陷落。袁崇焕被捕,在舆论沸腾中,受到磔刑处死。过了十六年,后金汗国(那时已改称清帝国)攻占北京,公布这场公案的内幕,用以炫耀自己的聪明,嘲笑明王朝官员愚蠢如猪。

柏杨因此下结论:朱由检死亡前一直哀叹自己没有岳飞式的救世英雄,其实他有,就是袁崇焕,可惜被愚蠢和无知的他给杀害了。

可见,“皇太极巧施反间计杀袁崇焕”故事的真假,对袁崇焕身后名声至关重要。

那么,“皇太极巧施反间计杀袁崇焕”的故事最先出自哪儿呢?

应该是《满文老档》。其上记载为:“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

此外,《清太宗实录》也记:“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

这两段记载,粗粗一看,好象没什么问题。

但是,仔细一想,不对啊。

如果真是史实记录,那作为后金一方,只能记其施行反间计的过程,对于杨太监(或二太监)回去后,能不能见到皇帝、有没有向崇祯皇帝报告,只能是推测,不能全知全觉地写太监怎么向崇祯汇报,然后崇祯如何相信,再然后把袁崇焕“磔之”。

再者说了,后金方向实施反间计是在崇祯二年十二月,“磔”袁崇焕却是在崇祯三年八月,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就把长达八个月的时间跨度抹杀了,可见不是实时记录,而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推测。

也就是说,《满文老档》对这件事的记载时间不会早于崇祯三年九月。而后金实施反间计与袁崇焕被“磔”的二者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就很难确认了。

比如说,你憎恶某人,于是晚上点了柱香,向天祷告,让老天赶紧收了他。结果,某人第二天真的出车祸死了,那是否可以说,某人就是死在你的诅咒之下呢?

关于“反间计”的影子,《崇祯长编》也有记:“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饷,昨日选了一千匹马去了,还有一二百废马。’次日,大清兵挑选百余匹用。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

可见真有两个太监,一叫杨春、一叫王成德的马房太监被后金擒获,并代为送信,但没有提到反间计,更没有向崇祯汇报、告密什么的。

那么,有一种可能,是后金实施了反间计,但被纵归的太监并没有见到崇祯,即这只是一条“烂尾反间计”——后金方面以为自己妙计成功了,实际上明朝方面根本就没出现这一笔。

也许,皇太极们根本就搞不清明朝内宫有多少太监,太监有多少个工作部门,那些工作部门的太监才有资格面见皇帝,在他们的头脑里,大明皇宫就是个村子,崇祯是村长,太监是村民,村民回到村里,就一定会见到村长,想得忒简单了。

还有,他们哪里会料到?崇祯上台,雷厉风行地铲除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最恨阉人染指军政大事,岂会轻信两个替“万岁爷养马的官儿”的“弼马温”的话?!

如果崇祯真的有中了反间计,那么,在判定袁崇焕罪行时,肯定少不了“通敌叛国”这一条——支持反间计取得漂亮结果的《明史袁崇焕传》的确有记“法司坐崇焕谋叛”——但《崇祯长编》里关于袁崇焕的罪名,只有:“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等种种罪恶,并没有“通敌叛国”这一条。

所以,后金实施反间计之事就算真有实施过,也是只有开头,没有结尾,不了了之。

再补充一下,李霨为范文程写的《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还特别为范文程丑表功,说向皇太极进献反间计的,就是范文程。其文为:“是时,明宁远总制某将重兵居前,公进秘谋,纵反间,总制获罪去。”

但是,《满文老档》清清楚楚有记:“令参将影俄尔岱、游击李思忠、文馆范文程统备御八员、兵八百人,留守遵化。”

《清太宗实录》也记:“令参将影俄尔岱、游击李思忠、文馆范文程统备御八员、兵八百人,留守遵化。”

《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自己也记:“太宗自将临永平,留公守遵化。”

即后金入寇,攻陷了遵化,范文程和影俄尔岱、李思忠等人一同留守遵化,并没能跟到北京城下,那么说范文程在北京城下向皇太极献反间计是不可能的。

然而,比范文程墓志铭晚出二十多年,由黄宗羲为钱龙锡写的《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还是以讹传讹,不但写了献计之人是范文程,还详细写了献计过程:“己巳之冬,大安口失守,兵锋直指阙下,崇焕提援师至。先是,崇焕守宁远,大兵屡攻不得志,太祖患之,范相国文程时为京章。谓太祖曰:‘昔汉王用陈平之计,间楚君臣,使项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独不可踵其故智乎?’太祖善之,使人掠得小阉数人,置之帐后,佯欲杀之。范相乃曰:‘袁督师既许献城,则此辈皆吾臣子,不必杀也。’阴纵之去,阉人得是语密闻于上,上颔之,而举朝不知也。崇焕战东便门,颇得利,然兵已疲甚,约束诸将不妄战,且请入城少憩,上大疑焉,复召对,缒城以入,下之诏狱。”

黄宗羲这段记载的错误和漏洞之多,让人不忍卒读。

其中一个最大的bug就是:范文程献计的对象竟然是“太祖”——努尔哈赤!

无语了,真的无语了。

还有,里面提到:“阉人得是语密闻于上,上颔之,而举朝不知也。”既然是“举朝不知”,那您黄宗羲又怎么得知了?这简直就是写演义小说的笔法,如何能教人信服?!

上面《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提到,范文程留守遵化时的身份是“文馆”——这文馆是皇太极当政后,于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四月所设;而按《清史稿职官四》所记,“章京”是天聪八年才出现的称呼,职衔高则为总兵,低则为备御,中间有副将、参将、游击,高下差别很大。

所以,“范相国时为章京”的叙述也是错误的。

由此可见,黄宗羲的《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所记,根本就是随心所欲的信笔乱记,缺乏作为史料证据的资格。而从其所记反间计一事来看,也可知世事以讹传讹、三人成虎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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