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变法已经整整一百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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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6月11日,清帝国名义上的一把手光绪皇帝颁布了《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开始。而起草这个纲领性文件的光绪帝老师、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同龢,变法开始四天后就被光绪帝罢黜回家。作为资深的两代帝师,突然被光绪斥为“每于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而下课,根本原因不在于他是“帝党”的领头人,而是光绪已经决定让翁同龢厌恶的康有为来主持变法——虽然光绪此时还没有见过康有为。

变法开始十三天前,恭亲王奕病故。这位洋务运动的领袖、因精明能干而屡屡遭忌的老成谋国者,临终前给光绪最后的遗言是:“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但光绪完全不把老政治家的最后告诫放在心上,他那时多半早就已经下了决心:把变法重任交给没见过面的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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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午战败之后,变法不是什么新潮的观念,从慈禧光绪到一干大臣,谁也没有表示异议。例如出了名的守旧人物大学士徐桐,他理学出身做过帝师,对西学极为排斥,“门人有讲西学者,即不许入见。”即便是这样的老顽固,也在上折子为变法谋划。至于所谓的顽固派首领荣禄,早在正式变法之前,就已经推动军事改革,并在保定和天津筹资设立学堂。至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朝廷重臣,不管在闲在权,提倡变法皆无二致。

但为什么光绪选定了康有为呢?不仅因为康有为最为激进、闹得最早、跳得最高,也因为康有为除了给光绪许了一大堆美好愿景之外,还曾经有几句话说到了光绪的心坎上:“皇上所深知的有几人?不按资历破格提拔的有几人?能议论咨询的又有几人?”

身边几乎无人可用的光绪,碰上了激进的康有为,那就像干柴遇上了烈火。他只知道康有为规划的蓝图漂亮,却不清楚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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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主要性格包括三点:1. 狂妄自负。2. 空言甚于实干。3.为掌权不惜铤而走险。这样一个人来主持变法,结果可想而知。

康有为一开始,是很得翁同龢和张之洞赏识的。他从广东到北京,最早赏识他的人就是翁同龢。他从北京去汉口,湖广总督张之洞把他奉为上宾。但相处既深,翁同龢张之洞这样阅人无数的政客都发现:康有为言过其实,虽自诩为圣人,但其学说荒诞无稽,正是如假包换的野狐禅,由此对他的好感渐渐都转成了恶感。

康有为当初在北京创立强学会,一干重臣都鼎力支持。此时因战败失势而在总理衙门担个虚职的李鸿章,也对强学会变法图强的宗旨十分敬慕,自愿出银两千元,加入强学会作一会员或赞助人都可以。作为世界闻名的中国政治家,李鸿章即便暂时赋闲,但他的资历、人脉、和声望尤其是在百官中的地位,仍然是独一无二的。

但康有为竟然拒绝了李鸿章的友好姿态,直接否决了李鸿章的入会申请。康有为的不屑一顾不是目中无人,就是幼稚透顶。

康有为给光绪开的变法药方,除了废八股等内容之外,核心措施是在中央设立“制度局”,专门负责制定及推行变法事项。至于原来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则“六部尽撤”“则例全废”。把原来的国家执政机构完全推翻之后,代之以康有为的十二局“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电、会社、海、陆军”。各省的总督衙门也可以不要了,代之以“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一句话,实际上就是要从中央到地方来一次干部大换血。

这样庞大而牵涉无数权力交接的重大事宜,康有为有什么具体推进步骤和措施吗?没有。不要说之前没有,就算是在变法开始之后,他给光绪上的折子据说叠起来有一人多高,也几乎没有具体变法的条陈。整个百日维新期间,极少见康有为上书新学堂怎么设、新农商怎么推、新军事训练怎么弄……他就是一边不断上折子请开制度局,企图一步登天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一边让人不断上折子推荐自己、梁启超和谭嗣同掌权。要是问到他打算具体如何变法,他就表示:制度局不开——言下之意只要我不掌权——一切都是空谈。

康有为对于现存官员的态度如何,两句话就可以看出。变法开始五天后他觐见光绪,觐见前在朝房里等,据说此时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荣禄过来主动询问时局,康有为简单粗暴地回应:“非变法不能救中国!”

荣禄说我也知道法应该变,但问题是几百年形成的法,岂是朝夕之间说变就一下能变的?

康有为斩钉截铁地答道:“杀几个一二品的大员,则新法行矣!”

官居一二品的荣禄觉得自己的颈项凉凉的:康有为尚未掌权就已如此打算,一旦生杀大权在手,自己保不定就成了为新法开路而掉头的先锋。事实上当时荣有杀康的能力,而康绝无还手的机会,对潜在的政敌口出如此偏激恫吓之言,康有为也真是狂妄得没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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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康有为一门心思要掌权,但他自始至终都没能如愿。变法的第一推行者和最终决策者,都是光绪帝而不是他,他最多就是个顾问而已。一生中唯一一次见过皇帝之后,光绪也没有把他提拔成他梦想中的制度局局长,就连梁启超都只是在译书局谋了个小官。康有为大言不惭要杀一二品的大员,而光绪帝此时根本就没有提拔一二品大员的权力,权力都在慈禧那里。

光绪要变法,没人使唤是不行的。老干部都是慈禧的人,他只有找新人。颁布诏书快两个月后的9月5日,他才提拔谭嗣同、刘光第、杨锐和林旭为四品的军机章京,“竭力赞襄新政,无得瞻顾。”除谭嗣同是铁杆康党之外,林旭曾是荣禄的幕僚,杨锐是张之洞的学生,刘光第是刑部主事。光绪煞费苦心地安排人事,也是为了平衡各方势力,尽量减少变法的阻力。

但专制社会里的变法,具体措施跟权力的转移相比,始终是次要的。光绪的意图是以军机章京们架空原有大臣,推行他自己的变法方针,因此他明确规定:所有奏章,由4人圈阅;所有上谕,均由4人拟定。原有的军机大臣,被晾在一旁。

这本来也不是什么新鲜招式,东汉时皇帝就已经用提拔宦官的方式来制约外戚了,明朝时也是使用太监来制约内阁群臣。但光绪跟这些皇帝的根本区别,就是光绪没有实权,而要架空现有权力,是非得有包括兵权在内的实权不可的。手上没有实权要玩架空,就是小孩的肥皂泡,中看不中用。

没有慈禧的放权,光绪的一切政令都是一纸空文。让区区四品的军机章京去指挥荣禄这样的一二品大员,也是光绪的一厢情愿。被康有为看不起的朝廷重臣,纷纷去慈禧跟前告状。像李鸿章这样敏感地觉察到迟早会出乱子的老政客,更是尽量置身事外,有多远躲多远。当时有人不解地问他太后皇帝意见相左,你作为朝廷重臣怎么不出来调和?李鸿章叹了口气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

从光绪的角度而言,空喊了几十天的变法却雷声大雨点小,时间越拖得久,就越显出他的无能;从康有为的角度而言,自己极力倡导的变法,自己却因不在其位迟迟不能谋其政。压力越来越大,维新变法的形势越来越糟糕,顽固派的抗议越来越明显……终于康有为决定走出最愚蠢的一步棋:密谋政变,夺权在手,一劳永逸,围园杀后。

对于手里没有半支枪的康有为而言,妄图凭谭嗣同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说动袁世凯犯上作乱,无异于痴人说梦。最终的结果就是慈禧大怒,囚禁光绪,诛杀六君子,变法措施除京师大学堂一项之外统统废除。康梁流亡海外,维新胎死腹中。

戊戌变法的失败,核心原因在于过度激进。康有为毕其功于一役的过激作风、光绪急于求成的年轻心态、再加上教条主义和狂妄自大,是注定一事无成的。不用说“围园杀后”的幼稚计划不可能成功,就算一旦侥幸成功,让康有为这样的人掌握大权,国家政局也只会比变法失败更糟糕更混乱。反正最终结果就是清帝国不但没有进一步,反而往后退了两步。

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变法,全过程就好像从峰顶云端俯视下方的梦幻花园。花园绝对是美轮美奂人见人爱无可否认的,但若是不想耐烦地攻坚克难、小心谨慎地循路而下,只想一步到位一跃而下,结果就一定不是被人赞颂,而只能是为人叹惋。

参考: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谌旭彬《康有为毁了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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