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袁世凯与张之洞相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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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李鸿章的过世,张之洞和袁世凯成了满清王朝最为倚重的两位末期汉臣。两位重臣的正式相见,正史不见记载,但研读徐树铮时却在《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7月增补二版)中,意外读到相关内容。该合刊中,有徐氏一篇《再致马通伯书》,内中即有张、袁相见的文字。

徐树铮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军政巨子,虽只是秀才出身,且常年侧身军营,但其天份极高,童子功很深,故得与清末的几位国学大师,如马其昶(字通伯)、林纾(字琴南)、姚永朴(字仲实)、姚永概(字叔节)等结为忘年交。徐树铮时任段祺瑞内阁的国务院秘书长,桐城派大儒马通伯任清史馆总纂,马将《清史稿》中张之洞一节的未定稿捎给徐树铮,请其审阅。

这里必须说清楚:清史馆是大总统直辖的部门,与参谋本部、蒙藏院等单位平级,其馆长为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总纂(总编辑)马老夫子把未定稿送给国务院秘书长看,是私人之间的交往,而非职务行为。前朝历史怎么写,是清史馆自己的事,亦即馆里的那些前朝的饱学之士对自己的名声负责的事,与政府无关。换言之:政府无权审核史学家们的白纸黑字。

于是,就有了徐树铮给马通伯的回函。在这封信中,他披露了张之洞与袁世凯正式相见的情景。只是,徐氏太爱卖弄,抖书袋成瘾,愿用别字,所以他的这封以古文写成的复信也就颇为艰涩难读。笔者将原信的大意以白话写出来,而将原信照录于文末。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

张之洞,直隶南皮人,故人称南皮,又因其号香涛,官场多称香帅,时年65岁,任湖广总督,坐镇武昌,遥领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袁世凯,河南项城人,人称项城。因有太子少保虚衔,而太子居于东宫,故人亦称袁宫保,时年43岁,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补授参预政务大臣。

督办政务处是“两宫回銮”后新设的中央机构,即全国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由庆亲王奕劻领衔,李鸿章、荣禄等5位满汉枢臣任督办政务大臣,而在京外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任参预政务大臣。并无多少资望的袁世凯成为政务处的第三个外臣,可见地位之隆。

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同时调入京城任军机大臣之前,袁世凯与张之洞有过交往,但并事与愿违,闹出嫌隙。按徐树铮所记,即“壬寅之春,公(张之洞)过保定”的故事。

壬寅年,即光绪二十八年,亦即西历1902年。当时,年富力强的袁世凯刚从山东巡抚晋为署直隶总督,正坐府保定,预备开春后移驻天津的北洋衙署办公——直督在保定和天津两地轮流办公已成惯例,是李鸿章他老人家生前就有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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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岁的袁世凯,成为清国最年轻,也是最重要的总督。

正在此时,须发皆白的张之洞奉诏晋谒,到北京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当面汇报工作并接受指示,要路经保定。当时,张之洞倡建的卢汉铁路,即卢沟桥至汉口的铁路(京汉铁路前身),引进外资(比利时贷款)后,已经自南北两端同时开工建设。这条铁路通车之前,南方的疆吏若晋京请训,都是走水路,即经上海乘海轮抵达天津,再改乘河舟走运河到达通州,然后才上陆坐轿车晋京。至张之洞是次晋京,保定至卢沟桥一段已经修好,许多高官进出京城,总爱找理由乘上这段路的火车,并纷纷写下“风驰电掣”的亲身感受。因此,直隶总督署所在的保定府也就成了迎来送往的高档驿站。开春时,“短身巨髯,风仪峻整”(《清史稿》语)的张之洞如期抵达保定。

项城仰慕南皮久矣!据说袁世凯十几岁时,曾跟做京官的叔父袁保桓在京居住数年,见过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张之洞。因为张比他大22岁,而且是金榜题名的“进士及第”(科举的最高功名),所以,他执的是晚辈之礼。等他失意于考场后从河南跑到山东登州府(今蓬莱市)从军时,张之洞已经贵为山西巡抚。等他以正四品的道员身份在天津郊外创建新军时,张之洞已经历任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成了大清国公认的支柱疆臣之一。

有人称:袁世凯被授直隶总督后,曾专程南下拜会过张之洞。不过,据笔者所知,有清一代,人称封疆大吏的各地总督、巡抚,以及驻地的满蒙籍的将军,与外省的同行是难得一见的,甚至到死也只闻其名、字、号而不识其人。这是因为国域广袤,交通不便,朝廷从不召集各地疆吏晋京开会。如是,各地军政大佬们也就没了相见的机缘。须知,大清国对高官的管理制度非常之严格:未得诏令,外臣不得擅自晋京,亦不得越境联络外省督抚。若胆敢偷着回京与廷臣交结,或跨省私相发展“僚谊”者,一经举报查实,必遭严惩!各地封疆大吏,除非早年在一起共过事,否则只能借路经某地时与当地东道主相识。袁世凯是从山东济南府到直隶保定府履新的,按说他是绕不到武昌城与张之洞会晤的,除非他得了上谕。笔者未读到过相关史料,故对此说存疑。

与张之洞相比,无论年龄还是资历,也无论修养还是声望,袁都是晚辈。不过辈分不同,两位大人对国情的认知却相同。庚子年间(1900年),慈禧太后昏了头,竟然借力于“义和团”排外,公然向列国宣战,并诏令各地疆吏响应。在国将不国的关键时刻,已被打发到岭南做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公然宣布此诏是“乱命”、“矫诏”,即这是有人伪造的皇上命令。出身于李鸿章幕府的工部侍郎盛宣怀,则以主持电报局之便利居中联络。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的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等,和山东巡抚袁世凯等声气相投,竟然拒绝听众朝廷命令,纷纷与外国领事签订了互保协议,一时形成“东南互保”阵营,从而使所辖地区免遭“拳乱”及八国联军的侵害。“庚子之乱”时共同的明智抉择,自然会使张之洞与袁世凯彼此相知与相惜。

十余年后,徐树铮在给马老夫子的信中,回顾了当初他对国情的认知:

自合肥李公(李鸿章)逝后,柱国世臣,资望无逾公(张之洞),干略无逾项城。公于项城,爵、齿、德俱尊,而辈行又先。项城功名中人,仰公如神。其时公果涵以道气,驭以情真,两美诉合,共忧国是。……

李鸿章过世后,须白皆白的张之洞,成为清国最有话语权的汉臣之一。

此番,偶像级的前辈同僚路过保定,袁世凯拟定了最隆重的接待方案——

张之洞抵达保定后,袁世凯即请他检阅了自己的武卫右军(即北洋新军)。随后,在直隶总督署的大堂里,袁氏为“香帅”举行了场面盛大的欢迎宴会。被袁氏召来作陪的保定府里的军政官佐,多达上百人,诚可谓空前绝后。

这百十号人中,就有杵在段祺瑞身后的徐树铮。

彼时,徐树铮只是段祺瑞手下的一名参谋,但时任“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北洋各军校总校长)的段祺瑞,却是袁世凯最信任的部将之一。正因此,徐树铮也跟着段老总参与了迎接张之洞的阅兵仪式及宴会。

十余年后,他写下了当时的场景:

壬寅之春,公过保定,项城时权直隶总督,请阅兵。既罢,张讌(通宴)节府,树铮躬侍陪席,亲见项城率将吏以百数,饬仪肃对,万态竦约,满试屏息,无敢稍解。

万不料,袁世凯越是谦恭,张之洞越是摆起了老资格!徐树铮亲睹了袁世凯把热脸贴在对方冷屁股上的尴尬场面:

……公欹案垂首,若寐若寤,呼吸之际,似衋(xi,希音,痛)然隐齁动矣!

张大人竟然在大堂之上,袁世凯亲自率领肃立的文武百官面前,倚着案子打起了呼噜!用徐树铮的话说,则是袁世凯对张之洞越是谦恭,张之洞越是骄横、傲慢地摆起了老资格。其原话如下:

项城执礼愈恭,则愈自偃蹇,以作老态。

张之洞当众犯困打呼儿一幕,实在太让袁世凯难堪了!以致张之洞离去好几个月后,袁世凯每与部下提起此事,便耿耿于怀,不能释然。被自己的偶像当着部下的面冷落甚至是羞辱,袁世凯内心的怨恨可想而知。

原直隶总督署大门。清亡后,直隶总督署先后为民国时期的河北省政府和共和国时期的保定市人民政府办公地,故保存完整。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者摄于2004年7月1日)

保定相见4年之后,张之洞、袁世凯在一南一北主持了卢汉铁路的验收。该铁路通车后,改名京汉铁路,成为中华大地上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畅行至今。

又一年后,两人同时上调北京任军机大臣,成了皇宫里的枢臣。成为同僚后,两位大人可是要天天黎明时分就要在紫禁城里的那排平房里晤面了,想不见都不行——去过故宫的人,不妨留心找一找当年的军机处,其房室之狭,实在令人感慨。于是乎,两位新晋军机大臣,挤在不大的空间,同值军机,关系微妙。官场有人知道二位大人的过节,本文后面引用的时任外务部参议候补曹汝霖的文字,可窥一斑。

十余年后,已是民国国务院秘书长的徐树铮在书信中对马通伯老夫子感慨道:当年,张之洞因骄横而不能约束自己,结果不能笼络住有才干的地方大员,使之与自己并立于世;而当天在场的那些官员们,竟然都不吭声!有才干的大臣不能同心戮力,这才是清朝覆亡的真正原因。

徐树铮总结的清王朝覆亡原因是否正确,另当别论,但他笔下的张之洞与袁世凯的相见,却让人们窥知了百余年中国两位最有权势的地方大员之间的微妙关系,也读出了一代枭雄袁世凯的精明与强悍。

张之洞当众摆谱儿,甚至于大堂之上、百官面前公然假睡,这事若非徐树铮亲见并写出来,确实令人愕然,不可理喻。看起来,须发皆白的张之洞确实累了!他毕竟比袁世凯长一辈,已是65岁的苍老之人。别忘了,那会儿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连40岁都不到。连日舟车劳顿,想必已经使他疲惫不堪。抵达保定府后,就被请去检阅军队,滚滚铁流之前,必要抖擞精神而立。之后,他在有一百多号官僚作陪的超大场面上接受宴请,想必要不停地拱手说着“久仰”“恨晚”一类套话,能不累吗?年迈体衰,久坐犯困,加上饮了酒,难免一时把持不住,不幸当堂打了个盹儿,情有可原。

历来解读“张袁见”者,莫不以张氏年迈体衰为由诠释其于盛大场面上的失仪之举。

然而,百余年后,笔者掩卷而思,不禁心生疑问:张之洞毕竟是翰林出身的大文人,是久历官场的务实派老官僚,是把礼义廉耻当成生命信条的一代名臣,即便再乏,怎么会如此失礼,当众令东道主蒙羞?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即这或是南皮临时起意的一次表演?换言之,他是否在以特殊方式发泄一下对袁氏的不满?

遥想当年,对袁氏的弯道超车,后来居上,领袖疆吏,但凡官场中人,恐怕没有不侧目的——资望并不深的袁项城,竟然坐上了直隶总督的位子!直督一向被朝野视作疆吏领袖,向来都是最有威望的能吏才有望荣膺此任。李鸿章就在直督任上干了二十几年,尽管后来成了位极人臣的文华殿大学士,也一直没离开过直隶总督署。只因甲午战争失败,他老人家才被调离。但“庚子之乱”时,为挽救时局,老太后又把年近八旬的李中堂从两广总督任上连电召回,复任直督,可见此位置之要紧。袁氏升任巡抚之前,一向只在军营中闷头练兵,从未在地方上效力,而且,他主政鲁省也不过才一年有余。因李中堂过世,他竟如旱地拔葱一般,跃升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进而又晋为参预政务大臣,这不能不让若干更有资望的满汉老臣羡慕嫉妒恨吧?是否有另一种可能,即:在张之洞看来,你袁项城无非想显示你小子治军有多严,吏治有多强——百十号文武官吏在你面前,竟然鸦雀无声,不就是佐证嘛!既然如此,那就别怪老夫倚老卖老,当众挫一挫你的锐气了。

对科举出身的官僚来说,或还让人看不起袁氏的,是项城没有学历。在中国,为官要讲出身的。张之洞是科考学霸,而袁世凯则是行伍出身的一介武夫。清朝最高职衔是正一品的大学士,大学士即相当于历朝的宰相,故人称中堂或相国;而大学士只是给进士出身且有翰林履历的高官准备的,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翁同龢、徐世昌等,莫不如是。清国官制规定:惟正途出身者方能授大学士,所谓正途,即通过各级科举考试而入仕。相对于正途入仕者,袁世凯属歪门邪道上来的干部,所以无论你官儿做得多大,你为君国立过多少功勋,终不能拜相入阁。到死当不上正一品的大学士,也就终身不能被人尊称为中堂或相国。正因此,张之洞先后晋为从一品的协办大学士和正一品的体仁阁大学士,而武夫出身的袁世凯只能被授正二品的太子少保,幸兼了外务部尚书,才成为从一品。

张、袁到京任职仅一年,慈禧太后就大病不起。令人蹊跷的是,就在老太后弥留之际,光绪帝却猝然驾崩于中南海。病榻上的老太后急召数位满汉重臣入宫,张之洞亦在应召之列。耐人寻味的是,一向受太后恩宠的袁世凯却不在被召之列。太后当场指定光绪帝之弟、醇亲王载沣的年仅3岁的长子溥仪为新君,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在场的满汉重臣,自然也就被视为“顾命大臣”,即辅佐新君治国的重臣。翌日,慈禧太后即一命呜呼。近百年后的开棺验尸结果,人们发现光绪帝死于砒霜中毒,自此成为一宗争论不休的疑案。

万不料,25岁的载沣当国之后,所办的头一件大事,就是决意把袁世凯当成谋害胞兄的恶人“明正典刑”,即处以极刑。当时,袁世凯在“两宫”的“奉安大典”结束后,已预感不妙,遂借口足疾不便上朝而称病在家。所以,载沣带着儿皇帝召见军机大臣时,就直接命令大臣们拟一道诛袁之上谕。

面对杀气腾腾的监国摄政王,庆亲王奕劻和世铎两位亲贵吓得面面相觑,一时不敢吭声。这时,老成持重的张之洞站了出来,力劝载沣道:“此谕万不可下。”

后来,被写成文言文的这段宫廷秘史,通常如下表述——

张之洞对曰: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戳大臣。

主少国疑,典出《史记》,意为幼君刚刚继位,人心疑惧不安。

时在袁氏手下任职的外务部官员曹汝霖,转述的是更为详实的经过:

军机大臣张之洞即起立侃侃陈奏谓:此谕万不可下。当今伏莽(潜伏在草莽间的军队,指袁氏带起的北洋新军)未靖,人心未安,冲帝(冲龄之帝,指幼年君主)登位,正赖老臣协力同心,辅弼幼君,以安人心。安人心即安大行皇帝(死后未及确立谥号的先帝)在天之灵。今摄政王即位,第一道上谕即诛及老臣,臣以为不祥之兆,且与国家悠关,非国家之福,期期以为不可。

奕劻与世铎这才回过神来,赶紧表示:他们和张大人的意见一样,“务乞收回成命”,把袁世凯免职并以“回籍养疴”为名逐出京城也就罢了。

年少气盛的载沣这才打消了诛杀袁世凯的念头。最为关键的时刻,张之洞的一番话,保住了袁世凯的性命。

对此,曹汝霖晚年叹曰:

张南皮与项城本有芥蒂,而临到大节,不避宸严(帝王的威严),侃侃谏争,不念私怨,不愧有古大臣之风!

以君权时代官场的政治规矩,仓皇出京的袁世凯,是无从知晓内幕的。所以,他不会知道,他的侥幸不死,竟与他怨恨已久的张南皮的劝谏有关。

袁世凯被逐出京城的第二年,张之洞即以73岁高龄谢世。

又过了一年,武昌新军哗变,引发辛亥革命。因国中已无张之洞那样的汉臣可以倚重,载沣只好厚着脸皮请袁世凯出山。如是,才有了袁的东山再起,并进而成了中华民国的首任大总统。

徐树铮担任国务院秘书长时,袁世凯已经在国内外一片反对帝制的声讨中忧惧成疾。老袁因要靠军权在握的段祺瑞组阁应付危机,而段则坚持让徐树铮出任秘书长,老袁只得妥协。段组阁后,大事小事都放手让小徐去办,于是乎,年仅30来岁徐树铮权倾一时,为朝野共侧目。

职业军人出身的徐树铮,又是一位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政治家。

如日中天的徐树铮给马相伯回信,不光写下了前清末期张之洞与袁世凯正式相见的详情,而且还明确建议马老夫子应在张之洞传里,以春秋大义,“严格要求”传主,即应加上几笔批评传主的文字,以让后人读到后,领悟“自处之道”。

不过,马老夫子没听他的,因为人们后来读到的《清史稿》里,没有对张之洞的负面文字。北洋时期,知识分子的独立情状,亦可窥一斑。当然,此为题外话也。

附:徐树铮致马相伯书

通伯先生道席:

南皮公传藁,谛诵数四,裁剪严絜,惬心贵当,重事轻举,萧然若无觉矣。篇中多用侧笔,运以曲致,讽举相孕,抗队在心。殆合取龙门、六一之神髓,别造新妍而不觉袭貌似者也。惟鄙见以为有清中兴以来,自合肥李公逝后,柱国世臣,资望无逾公,干略无逾项城。公于项城,爵、齿、德俱尊,而辈行又先。项城功名中人,仰公如神。其时公果涵以道气,驭以情真,两美诉合,共忧国是。项城不愤亲贵之齮齕,尽其材画,戮力中朝。公虽前卒,而武昌之变,至今不作可也。讵公与相遇,殊形落寞!项城执礼愈恭,则愈自偃蹇,以作老态。壬寅之春,公过保定,项城时权直隶总督,请阅兵。既罢,张讌(通宴)节府,树铮躬侍陪席。亲见项城率将吏以百数,饬仪肃对,万态竦约,满试屏息,无敢稍解。而公欹案垂首,若寐若寤,呼吸之际,似衋(xi,希音,痛)然隐齁动矣!盖公去岁数月,项城每与僚佐忆之,犹为耿耿也。一色息之细,不能稍自节束,以笼络雄奇权重之方面吏,徒使其人心目中更无可畏、可爱、可敬之人,生与竝(通并)世。渐滋其骄谲之萌,致力于拒纳之术,以遗后世忧。当日衮衮诸公,何人曾足语此!此亦清室兴废一大关键,而春秋责备之义,所不容不独严于公也。鄙见以为宜于传中微书数言,俾后之读史者有所考,则知所以自处之道也。先生其谓可乎?惟幸教及之。不宣。

作者: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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