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今天,你的鲁迅突然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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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18年5月15日,37岁的北漂周树人,翻开了一本《新青年》。

周树人同学来到北平,已有六年。作为中华民国教育部的小公务员,生活和收入都稳定得单调。他每天晚上一两点才睡觉,睡到上午九十点才起床,不吃早饭直接去部里办公——那时的北平还没有地铁,上班也不打卡。在教育部的办公室里耗完一天,回到居住的绍兴会馆吃过晚饭,八点钟开始抄古碑、读墓志或是看佛经,直到一两点睡觉。

这实在不是我们的周树人想要的生活。他刚刚从日本回来到杭州当生物和化学老师的时候,整个人的精神面貌是充满正能量的:短发、西服、衬衫、领带,一个晚清腐朽时代里踌躇满志的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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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只过了两年,就被生活折磨得换了一幅模样:神色苍白、面容消瘦、头发桀骜不驯地根根直竖。一件从秋天直穿到冬天的黑色棉布袍,一条黑色西装裤,再加上黑色的袜子和皮鞋,不多说话脸上也没有什么笑容。三十出头的人,看上去却是四五十岁人的气质。

家里有母亲给他找的妻子,小脚不识字的朱安,他连家都不想回去。情场不得已,事业也没辙,绍兴的颓废生活眼看还要继续下去——忽然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清朝痛快无比地就此垮掉了。他的好友蔡元培给他在崭新的中华民国教育部里找了份工作,周树人在南京呆了三个月,袁世凯和革命党一谈妥,政府机构迁往北平,周树人也就跟着一路向北了。

那时当然还没有京沪高铁,周树人从上海坐船到天津,再从天津坐火车进京。车窗外的景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除了稀疏的草木点缀着赤裸裸的黄土,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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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的同事们,夜生活跟周树人是不一样的。高雅的玩古玩、购书画,不想装的就或嫖或赌、及时行乐。

然而周树人做不到啊。买古玩书画吧,他的工资不足以支持这业余爱好;学习边嫖边赌吧,他又实在缺乏兴趣。那时既没有电视也没有炒股,既没有手机也没有广场舞,要打发时间,他只能选择一种比较省钱的方式:从石刻拓本抄古经。

汉碑拓片大多残缺模糊,比马赛克还难认,有时抄一张要许多天。除了抄书,他也开始读佛经,《瑜伽师地论》这样的高级佛系著作。除了抄书和读佛经,也搞搞古书的校勘工作。一句话,都是不费钱但是也没有多少乐趣可言的活动,在绍兴会馆就可以做。

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好几年,周树人从31岁到了36岁。真正难捱的倒不是理想的无望和官场的无聊,而是生活的看不到希望——以及单身一人。至少在初到北平的几年里,他几乎没有一个异性朋友。他才三十出头,却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禁欲生活,而且差不多过了十年。学医出身的他,当然知道阴阳不调的伤害,“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

他的绍兴老乡钱玄同就不一样,虽然比周树人小六岁,但二十九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三个儿子钱三强——后来的物理学家、“两弹一星”的元勋。1916年8月9日,钱玄同以老朋友以及《新青年》编辑部成员的身份,来绍兴会馆造访周树人。

他问,你抄这些古碑有什么用呢?

周树人说,没有什么用。

钱玄同说,来吧,不如给我们的杂志写文章。

周树人左思右想,觉得闲着也是闲着,反正不能证明希望一定没有。终于在1918年,准备要给《新青年》写稿了。

钱玄同并没有要求写什么,但周树人决定写小说。当时的小说不算文学,写小说的也不被看作文学家,周树人只是觉得既然要以呐喊来启蒙当时的民众,小说会是一种有力的方式。

周树人看过不少小说的:小时候看《三国》《水浒》,后来又差不多看过中国一直以来的古白话小说比如《三言二拍》什么的。外国小说也看,最爱俄国的果戈里和波兰的显克微支。但“小说作法”和“怎样才能写出畅销小说”之类的东西,却一本没有看过。

1918年4月2日,周树人在绍兴会馆补树书屋,写完了第一篇给《新青年》的小说,借用果戈里的小说名,题为《狂人日记》。小说叙述了一个具有受迫害妄想症的知识分子,被家族和传统制度逼疯的故事,写完就丢给了钱玄同。

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刊发了这一篇《狂人日记》,周树人第一次以鲁迅的笔名现世。从这天开始,你的鲁迅就此上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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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发表之后,并没有立即引起轰动。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高涨、一年后五四运动的推波助澜、陈独秀们声望的与日俱增、鲁迅一篇又一篇小说的相继问世,《狂人日记》越来越受推崇,也越来越受重视,因为它是中国近代史以来,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白话文小说。

要是说得夸张一点,就是从日本回来后在斗室中抄了几年古书的周树人,创造了与古文言文、古白话文相对而立的现代白话文。后来的白话小说白话文学,很大程度上都继承的是鲁迅开创的这一风格。

很快《狂人日记》就成了民国小学课本的教材内容,里面好多句子,一百年后二十一世纪的同学们仍然记忆犹新:

“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鲁迅写小说的唯一目的是要改良人生,具体而言就是启蒙民智、提升民众素质。所以他虽然在内心深处一直对启蒙持有怀疑,但那时总是一篇一篇地写了下去,为陈独秀、胡适的大力推行新文化而摇旗呐喊。从此开始的十八年余生里,他从一个小公务员变成了一个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也最重要的作家。一部《鲁迅全集》,大部分文字都写于《狂人日记》之后。

但鲁迅虽然已上线百年,但他当然想不到启蒙仍然是当下的要务。二十一世纪的普罗大众,仍然不能每一次都看清楚人血馒头的真相,仍然经常被满屏的感叹号骗得热泪盈眶,仍然需要时时擦亮自己的眼睛。一百年前的启蒙,如今仍然无法宣告过时。

所以鲁迅至死可能都不会知道:他呕心沥血写的那些经典小说,终于变成了课堂上要求归纳中心思想的死板文字;而那些被中心思想折磨的孩子,长大后也终于找到了报答鲁迅的机会,他们把他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表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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