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蒋介石:从激进转向保守

subtitle 东方历史评论05-16 10:27 跟贴 2531 条

如何认识蒋介石

蒋介石一生88年(1887-1975),有65年政治生涯: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护国、护法。孙中山逝世后,领导北伐、“清党”、剿共、抗日、内战,长期掌握核心权力。1949年大陆兵败退守台岛,既坚持反共复国,又坚持一个中国。

蒋介石去世前留下遗嘱,内云:“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行徒自居,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民主阵营,为余毕生之志事。”

蒋介石下葬时,遵其遗愿,将《圣经》、《四书》、《唐诗》、《荒漠甘泉》、《三民主义》五书放入棺中。这是数十年中,蒋介石精神力量的源泉,修身养性的良伴。

杨天石有三句话:一个很重要的人,一个很复杂的人,一个既有功也有过,大功加大过的人。

我完全赞同这一评断。我要补充的是:蒋介石是专政主义者,又是民族主义者,两者统一,而以前者为本质。蒋介石的统治,以传统的专制主义为体,三民主义为表,法西斯主义为用的多元混合体。晚年有所趋新和进步。

早期反清革命活动(1908-1916)

辛亥前后的蒋介石,可从1908年经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加入同盟会算起,到1916年陈其美被刺死,蒋独立闯天下。蒋介石从21岁到29岁,都在陈其美引导下从事革命活动。

1911年,武昌起义,蒋微服回国,到上海,沪军都督陈其美令蒋主持杭州光复事,任先锋敢死队指挥官。事成返上海,任沪军第五团团长,助陈其美谋控江苏。

1912年,受陈其美指使,蒋策划遣凶杀死光复会首领陶成章。

1913年,“二次革命”,陈其美起兵讨袁,任驻沪讨袁军总司令,蒋奉命策反北军九十三团,率队进攻江南制造局。

1914年,孙中山令蒋介石任沪宁讨袁第一路司令,负沪西进攻任务,事泄,亡命日本。旋奉命赴哈尔滨、齐齐哈尔,考察东北形势。

1915年,陈其美就任淞沪司令长官,蒋奉命参与运动肇和舰起事,未成。

1916年,蒋与杨虎等攻取江阴要塞,5天后退出。5月,陈其美被袁世凯遣人刺杀,蒋介石为之经营安葬,并撰祭文。

蒋介石受陈其美影响至深,蒋自谓“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安危同仗”、“生死相共”,非陈莫属。陈其美的果敢、谋断、残忍、狠辣,在此后蒋介石言行中屡有所见,而与陈其美有着密切关系的上海帮会势力,为10年后蒋介石的崛起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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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专制论———早期政治思想

1912年春天,蒋介石为避刺陶案追捕东渡日本,名义上是学德语准备留学德国深造。下半年,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共出四期。第三期于次年1月改在上海出版。蒋介石在《军声》上发表《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军政统一问题》、《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征蒙作战刍议》、《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与列国之外交》等6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出民国初年,蒋介石思想的基本倾向。

皇帝倒了,共和来了。孙中山、黄兴在辛亥以后认为革命大功制成,和平建设时期到来。孙中山、黄兴到北京,与袁世凯合演承平大戏,宋教仁醉心于政党政治,他们都低估了袁世凯的野心和实力。

蒋介石与孙、黄、宋不同,他对民主共和体制兴趣不浓,更多的关注武力、军事、强权,呼吁建立开明专制,流露出对袁世凯的某种期许。

吾尝以为,中国果欲建设强大之共和国,当此十年之内,必不可徒效美法共和皮毛之治理,而且绝对当用开明专制之精神,以为之规划耳。倘正式大总统果有革命之精神与民主之思想,则吾必以其为具华盛顿之怀抱,而用拿破仑之手段,以建造共和民国之模范;否则政党私见不能消,都督野心不能戢,藩主暴乱不能平,而民之憔悴于水火之中,终无光天化日之一日。窃恐共和民主之效未见,而豆剖瓜分之祸已成矣。(《军声》杂志发刊词)

蒋介石在国家统治方式、政治体制等治国理念上,确与袁世凯有相通之处,而这种理念正是专制者袁世凯强化其集权独裁、走向帝制的社会思想基础。

蒋介石选择开明专制的直接原因;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

今日之军政集权于中央者,其对内所关尚浅,而对外所关尤重也。(《军政统一问题》)西人有言曰:“两平等之国,论公理不论权力;两不平等之国,论权力不论公理。”夫既以权力为胜负,则俾斯麦所倡铁血主义,正我国人所当奉为良师者也。(《军声》杂志发刊词)

蒋介石认为,中国当时三个主要外敌是日本、俄国和英国,其中以日本、俄国最为危险。主张绥靖日本,专意对付俄国。

倘俄国强横不屈,干冒天下之大不韪,则吾国兵力虽弱,经济虽困,亦当为孤注一掷。

吾政府当此欧滨多事,俄国内讧之际,速调东南各省重兵,征蒙敌俄,庶乎蒙乱可平,而豺俄可克矣。(《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

蒋介石这一外交理念,对其日后制订对俄、对日方针,不无影响。

早期文化思想:向传统保守文化靠拢

当时,王学兴盛于日本。蒋感到困惑:中国人到日本寻求近代文明时,日本为什么又在学习古典的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包括王阳明心学)有其恒久的价值。日本人研究学习王学,是对这恒久价值的吸收和继承。1511年(明正德六年)日僧桂梧了庵见阳明,为日人知王学之始。17世纪初,中江滕树奠定日本阳明学基础。官方则禁之。19世纪初,吉冈松荫授阳明学,逐渐兴盛。维新派西乡隆盛即王学信徒。为王学考不下数百家,远超中国,内多坚毅果决、勇于改革之士。日本人取王学重心、重行,健动、活泼,坚信自我的是非判断能力。日本武士道(即西方所谓骑士精神)尤重阳明学良知学说的智慧、知识即良知的价值并对现实生活实际应用。认为良知可以感知善恶,感知心性和物理特性,可以发展独立性格与沉静态度,健全纯朴气质,好斗抗争,用以形成日本民族性格。如法国学者德·拉·马泽里埃尔所说:中世纪的粗暴方式,使人成为一种超级动物。

武士道,被誉为日本民族独有遗产,日本社会转型的主导力量。其源泉在于自视为优秀民族,不能容忍被诬为劣等民族的民族优越感。说日本发生变革的原动力,完全在于日本自身,在于武士道最活跃的精神和驱动,其优点,是忠诚、礼节、耐力、坚忍、勇敢。缺点是易怒、敏感、自负、过激、残忍。它成为御用工具,走向侵略、掠夺、嗜杀的邪恶道路。

实际上,日本的崛起具有多种因素。主要是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同时不排除学习东方特别是中国文化中有益的东西。但主要不是接受中国而是排除中国文化中落后的东西。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脱亚入欧”的思想和实践,断的是中国传统,接的是欧美传统。

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王学对日本崛起的意义,以为日本富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得力于王学。而在中国,则因失去了王学的精神,就不能达到日本那样的变革和成就。蒋介石认为:“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同上)蒋介石由此进一步固化其原有的传统思想和保守观念,回国后便越来越向中国的正统经典靠拢。1913年,“悉心讨究”“曾氏三书与胡左诸集”,“益知其事业成败,不有所求”,“而其苦心毅力,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序》)1915年避居日本,“每日朝夕,静坐看书习字,皆有常课,尤其读王阳明、曾文正、胡文忠三集,手未暂释”,“凡所省克,必日记于手册……诸训语皆于专时身休力行之”。(《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

此时的蒋介石,对王阳明和曾国藩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已有心领神会之感。即使1920年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巨大变化,也没有把蒋介石从已经过时的传统思想迷恋中拉回来。

这已经是后话了。

结束语

质言之,在文化思想方面,蒋介石沿着王阳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走过的道路,以传统“圣道”的维护者自居。

面临中国社会文化思想体系巨大转折的时代,蒋介石所采取的是典型的保守主义。称赞五四爱国运动,却批判新文化。蒋介石的教育基础及其有限的对近代世界的了解,不足以为他提供成为改革者的精神养料,反而坚定其忠于传统的信念,自觉地充当了中国社会一整套传统价值体系的维护者。而他所统治下的中国,又自觉不自觉地沿着一条逐渐现代化的道路前进。由此引发的现代中国一幕幕光怪陆离的活剧,虽然不完全因其文化思想所致,但其确实包含了明显的文化思想的因素。

谈现代中国,而不谈蒋介石,或谈现代中国文化而不涉及蒋介石,无论如何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

作者:陈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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