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李鸿章幕僚,曾祖周馥的历史贡献

澎湃私家历史05-14 09:57 跟贴 6 条

尚小明同志在刘桂生教授指导之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是一部成功的著作。我读了以后,有这样两方面十二个字的感想:材料扎实丰富,分析明快入微。从脚注之多就可以看出,材料非常丰富,非常扎实,可以说是无一字无来历。不仅仅清人的著作搜罗齐全,而且像《中和月刊》这种敌伪时期出版的,材料很多,但不被人注意、不受重视的杂志,也都引用了。这样旁征博引、无一字无来历的著作,就让读者读起来感到是沉甸甸的,感到可以信赖。光有大量的史料而缺乏分析,不能用史料说明具体问题,看出事物发展的轨迹,那就是堆积史料,也不能成为有价值的史学著作。这本书把清代重要学人的幕府,分成三个阶段,即顺康雍时期、乾嘉时期、道咸同光宣时期。作者非常明快地指出这三个时期的特点,每一时期不同于后一时期的地方,同时把这个时期的末尾同下个时期开始的相同之处,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开始出现萌芽而在下个时期显著起来的特点,也加以说明,同时把这三个时期所有幕府的发展,跟清代整个历史、整个学术文化发展史联系在一起。这样分析,一方面非常明快,另一方面又细致入微,显得既有骨架,又有血有肉,读起来饶有兴趣,毫不枯燥,是一部成功的好书。

在第三阶段,他列举了陶澍、曾国藩、张之洞和端方这四个幕府,但是没有李鸿章幕府。他认为李鸿章的幕府与曾国藩的幕府不一样,曾国藩以“广收”为访求人才之道,“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章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励,量才录用”,其幕各类人才荟萃,一时才识之士几被网罗殆尽。而李鸿章则不同,“其所注重的幕才,多为通达治体,了解洋务的人物,和廉正精明的循吏,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拔,文章道德尚在其次”,所以他的幕府“绝少道学先生,即文学侍从之臣亦不多见”。这个话是完全对的。本书对李鸿章幕府没有做详细的叙述,但是指出李鸿章幕府最重要的影响,在它帮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尤其是兴办企业和处理外交事务方面。如周馥、秦缃业等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丁日昌、洪汝奎等助李鸿章镇压捻军起义,盛宣怀、朱其昂、唐廷枢等助李鸿章创办洋务企业,马建忠、薛福成、伍廷芳等助李鸿章处理外交事务。作者还说,有一点必须指出,那就是李鸿章靠着自己幕府的帮助,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反过来又通过对幕府宾僚的奏荐、培植,扩展了自己的势力,从而形成湘系集团以外的又一个影响晚清历史的政治集团。这些论断都是正确的。这里提到的李鸿章的幕僚周馥是我的曾祖,我现在就周馥谈一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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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馥

据周馥自编《年谱》,他在安庆投入李鸿章的幕府,李鸿章进军苏、常镇压太平天国,周馥始终在李鸿章的军中,但等李鸿章转到北方,镇压东西捻军的时候,周馥留在南京,没有随从前去。他在《感怀生平师友三十五律》(《玉山诗集》卷四)“李文忠公”一首里面说:“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自注说:“咸丰十一年冬,公见余文字,谬称许,因延入幕。”“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下边小注说:“余从公征吴三年,公剿捻时余留宁办善后,旋调直隶,保擢津海关道,例兼北洋行营翼长,复与诸军联络。”说明他没有去镇压捻军。周馥怎么样进入了李鸿章的幕府,野史有一些说法,像陈钧成所写的《周馥轶事》(《安庆文史资料》第十五辑)说他在安庆八卦门正街摆测字摊,兼为人代写书信、呈文、对联等,后来又迁到马王坡涌兴德杂货店门口。李鸿章也住在马王坡,周馥有个老表在李府伙房挑水,因而他就认识了伙房的采买。这个人识字不多,就近让周馥代他记账。李鸿章有一次看账簿,见字迹端正清秀,大加赞赏,于是乎就把周馥延为幕宾,办理文案。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十四云:“周(馥)每与人谈,辄道其生平事实,谓少时曾在某省垂帘卖卜,已而在曾文正帐下供钞胥之役,迟之又久,始入李文忠公幕,抚东时,尝倩名手绘为册页,而亲笔标题于上,居恒出以示人曰:‘此我之瞻思塔纪念碑也。’”他的自订《年谱》在咸丰十一年(1861)二十五岁那年记载说,他十月到安庆,“十一月,入李相营,相国初不识余,因见余文字,招往办文案”。《亡室吴夫人传》(《玉山文集》卷二)叙述较详:“旋闻安庆克复,返棹至省,时两江总督曾文正公由祁门移驻安庆,合肥李文忠公佐文正幕,偶见余代友人具一牍,讶为博学士,嘱友连日访之,遇诸途,邀余往谒文忠,乃再三称奖,因留居文正幕中。同治元年二月,李文忠署江苏巡抚,率师乘轮舶赴沪,余从焉。”又在《忆少年事效白香山体十一首》(《玉山诗集》卷四)诗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偶觇启事许人豪。”自注说:“咸丰十一年官军收复安庆,余为湘人石姓作启事一通,时李文忠在曾文正幕中见之,招余办文案,文忠时已简授江苏巡抚。”可见不是看见账簿字迹清秀,而是见周馥所作启事才加赏识的。他在追怀徐文达的诗中小注说,“同治元年淮军赴沪三千人,皖南从军之士无凭藉而起家者”,唯徐文达、刘瑞芬、刘含芳和他自己四人而已。其实,他们的籍贯就是他们的凭借。1871年,即同治十年,李鸿章从湖广总督调督直隶,即招周馥到天津去,次年周馥以道员由直隶尽先保用,这时已经脱离李鸿章的幕府。

周馥先会办海防支应局,后又署永定河道,治河很有成绩,后又任津海关道,办理交涉事件,兼北洋行营翼长。《年谱》里说,因为自己“从淮军久,与诸将士浃洽,凡营务海防皆时为商助,使上意下宣,下情上达”。《年谱》中又说:“余生平虑事周密,遇外交事尤慎,鲜为人所持。独事了前人未结之案,殊费心力,未尝归过前人也。”以后又会办电报官局,办天津武备学堂,延外国武将为师,派各营弁卒来堂肄业,一切考课奖赏章程,都是周馥手定。甲午战争时,周馥作为总理营务处,到前敌联络诸将,体察军情,他在关内关外奔波跋涉,军械粮饷,转运采卖,萃于一身。他自己在《年谱》里说:“艰困百折,掣肘万分,然自始至终余未尝缺乏军需一事,故战事虽败,而将官无可推诿卸过于余也。”在山东,他治理黄河有成效,同时周村开埠,抵制了德国殖民者,为挽回利权做了很大努力,颇有贡献。周馥任两江总督时,上海英国领事煽动罢市风潮,周馥亲自赴沪交涉平息。李伯元《南亭四笔》有诗云:“持节东来仰壮猷,旌旗指处大功收。太真涕泪临江洒,多少苍生拜码头。(原注:玉帅莅沪,人心大定,此次交涉,能得和平之结果者,皆玉帅坚持之力也。)”周馥晚年所著《负暄闲语》“处事”门云:“我但求有益于国于民,何尝计及一己利害,及到山东到两江,间遇外人要挟,我从未尝轻许一稍损国体、稍拂民心之事,亦从未与外人以藉口之端。”可以与李伯元所记相印证。

然而,对这样一个应该肯定的人物,在历史上却又有另外一种说法,这就是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官吏”门“周馥”条所载:“余初不识馥能,己亥李鸿章出视河工,疏调馥参赞,疏中举其学行志节几过曾胡,余默识之。未几,馥任川藩,时与计事,则一昏黯庸下人也,而仆从需索几步李翰章后尘。余忆鸿章疏至失笑。”这段记载,与我们上面所了解的周馥的情况完全两样。我曾怀疑,这段描述是费行简引用别人的著作,但据民国杨徽五《榕园琐录》卷五云:“近人有自称沃丘仲子(按此为费行简别号)者,著有《近代名人小传》一书,所传述者多咸同以来之人,分儒林、一行、亲贵、官吏、将士、忠烈、文苑、货殖、艺术、任侠、民党十一门,共二册,崇文书局出版,民国十五年已六版矣。作者不署真名,以多所讥评,恐获祸故,要观其所自述,则斯人固王湘绮弟子,且曾参满人(四川总督)奎俊幕者也。”据白化文先生考证,费行简1900年在四川,约二十五岁至三十岁,可能见到藩司周馥。但这段记载中所说的周馥的作风与我们所了解的完全不同。《负暄闲语》“处事”门说:“李文忠常告人曰:‘周某用心极细,虑事最精,且廉正有魄力,非时人所及也。’”这里周馥引用的李鸿章的话一定不是虚构或者美化,李鸿章更不可能赏识“昏黯庸下”的人。关于周馥的作风,也可以从周作人的记载得到旁证。承孟艳红同志电告,周作人在《饭后随笔》中回忆在江南水师学堂做学生的时候,于1906年曾见到两江总督周馥。在“周玉山的印象”这一条说他“站在体操场上穿了长袍马褂,棉鞋也很朴素,像是一个教书先生模样”。末尾说:“实在那一天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印象,可以说在五十年间所见新旧官吏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他来的,并不因为他教我们办局子,乃是为了他的朴素、诚恳的态度,不忘记我们两个留校的学生,这在刘坤一、张之洞、魏光焘大概是不会得有的。”周作人在别处还有类似的记载。大伯父梅泉先生的女儿孟芬大姐生于1900年前后,她小时候随父母住在南京总督衙门里,曾听说以前的总督时期,每天中午要给总督开一桌包括鱼翅、燕窝等名贵菜肴的酒席,周馥任总督以后,把这个做法给撤销了。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十四又记:“其夫人六十生辰,下属有制屏献者,仅录其文,其余馈洋酒者概从屏绝;署中亦无举动,堂上仅燃双烛,婢仆每人赏面一碗,藉偿叩首之劳。”这些例子可以反证,沃丘仲子所记载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周馥对下层约束还是较严的。

郑孝胥1906年8月8日在上海的《日记》里说:“昨闻沈爱苍诵《南京白字诗》[据闽人何刚德《话梦集》卷下“叹旧怀贤”诗第十七首序云:“沈瑜庆,字敬裕,号爱苍,沈葆桢之四子。”当时沈与郑皆在上海,而《白字诗》可能传自南京。]曰:‘昨日一科房,今朝督部堂。亲家袁世凯,恩主李鸿章。瞎子兼聋子,南洋属北洋。金陵旧游处,瓦石响丁当。’吴人嘲周馥之作也。”[ 忆及儿时天津家中有来自扬州之保姆,常面诵当地过去流行的童谣,有“六月六,烧周馥”一句,惜未详询内容。]周馥逝世时,他的小女婿,也就是袁世凯的第八个儿子袁克轸挽联里说:“识英雄于未遇,说来真古道所稀;数吾父知音,唯公最早。略辈行为婚姻,犹及见孤儿成立;痛老人聪训,此后无闻。”说明联姻是破例,其间不免有政治因素。如周馥之任江督,有人推测“盖袁世凯力也”。(张伯驹《春游纪梦》“江北提督”条)“聋子”当是指周馥重听。聋子的下面两句,也是嘲他的无所作为,凡事听命于北洋。这里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头两句,“昨日一科房,今朝督部堂”。“科”和“房”都是地方衙署中的部门,此处指师爷。“部堂”是指六部的堂官,即尚书或侍郎。据清朝制度,总督兼兵部尚书衔,所以督部堂就是总督的尊称。幕府出身本不算什么丢人的事情,在《周悫慎公荣哀录》里所载的祭文和挽联,不少提到他从李鸿章幕府出身,比如说“追随幕府,橐笔戎行”,“幕府行声著,封疆德望隆”,“幕府仰勤劳”,“嘉猷幕府询”,“幕府风云鱼鸟图”,“念先伯祖入幕嘉宾,未有如公符宿望”,“从吾师李合肥以文字崛兴”。幕府的师爷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管刑名和钱粮的,这种师爷专门性很强,一般是很少出任官吏的;另外一种是笔札、文牍师爷,类似后来的秘书,这种人经过保举做官,以至飞黄腾达的可能性比较大。周馥是属于后者。但是打油诗的作者用“科”“房”两字来形容他,实际上是把他比作刑名钱谷师爷,包含一种贬义在内。

仅仅出身幕府,我看还不是主要的原因,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周馥没有任何科举功名,由布衣而升到总督,因而受到歧视。李伯元《庄谐诗话》称周馥“一时有‘目不识丁’之诮”,盖亦以其非科举出身,夸张而讥诮之者。其实,据《年谱》记载,同治三年(1864)六月湘军攻下南京后,九月李鸿章到南京监临乡试,周馥曾随赴南京乡试,不过“未售”而已。他自己大概也经常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生日放歌》(《玉山诗集》卷四)里说“我生布衣滥忝至旌旄”。而在去世之前不久所写的诗里也说“默数平生事,多邀意外缘”。“意外缘”最主要的恐怕就是指他没有科举功名而官做得很高。这种情况在清朝前期、中期是不可想象的,只是到了晚清时期,时代变迁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增多,因而引起了一些传统观念很深的人的嫉视。周馥曾经令他的三个大儿子拜李慈铭为师,当然不是去学作八股文,然而他的儿子并没有废弃举业,两个大儿子都中了进士,其中一个还点了翰林,另外的两个儿子也都是举人,还有一个儿子是当时流行的“经济特科”出身。说明这是时势所趋,周馥也不能够违反这个潮流。但是他对科举制度是有看法的,所以在两江总督任上所写《陈古愚文集序》(《玉山文集》卷一)里说:“私叹科举取士,诚不足以尽人才。”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所写《周氏联珠集序》(《玉山文集》卷一)里说:“光绪三十一年,余承乏两江,适直隶总督袁慰庭宫保会商奏请停止科举,特旨允准,使历朝弊政一旦而廓清之,甚盛事也。”《荣哀录》中载有黎元洪的智囊饶汉祥的挽联,上联是“二百载储才,看书生翊赞中兴,始信科名失豪杰”,这个话可以算是对周馥非常恰当的评语了。

我以前写自传,对周馥逊清遗老的思想,渲染过多,而对他在历史上的贡献,谈得很少,这也是几十年来对统治阶级人物进行评价时的一种极左的倾向。周馥亲笔所写《生日放歌》诗轴,也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时被我亲自毁掉。今讨论尚君关于幕府的著作,因连类及之,纵论如此,亦晋文公重耳所谓“以志吾过,且旌善人”之意云尔,不识尚君以为何如也?

1999年1月19日时年八十有六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本文系作者为《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一书撰写的序文,尚小明著,东方出版社,2018年5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作者:周一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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