迂腐也是腐:晚明大儒刘宗周救国无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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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崇祯皇帝有意“师夷长技以制夷”,引进西方大炮抗击八旗,但刘宗周则强调“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坚决反对。

崇祯十五年即公元1642年,内耗使明王朝奄奄一息。

情急之下,皇帝崇祯想起一个人,这个人是当世著名大儒,声望很高,曾被魏忠贤划入东林阵营,或许请他再度出山,王朝有望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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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谁?他就是位列东林一百单八将36天罡星之尾、绰号“无异星赤发鬼”的儒家嶯山学派创始人刘宗周。

刘宗周,别号念台,浙江绍兴人,一岁丧父,是寡母和姥爷把他教养成人。万历二十九年即公元1601年,23岁的刘宗周高中进士。但是因为母亲当年去世,他守孝三年,没去当官。

三年期满后,刘宗周北上京师赴选,任行人司行人。这个职务我在前面讲过,东林书院第二代山长高攀龙干过,是皇帝的传旨官。当时朝政腐败,刘宗周受不了乌烟瘴气,很快就辞官归乡。

这个刘宗周确实和东林有缘分。归乡途中,路过无锡,拜访高攀龙,在无锡短暂停留,与高相互切磋学问,颇有些惺惺相惜。

万历末年,刘宗周又被朝廷召回,官复原职。此时朝中党争愈演愈烈,刘宗周因为上疏观点倾向顾宪成,而被划入东林阵营,遭到他党攻击。于是他又主动辞职归乡,远离了权力角斗场。

此次归乡,一呆又是三年。这三年,他虽然官场失意,但却课场得意,其思想日臻成熟,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嶯山学派,自己也由一个官员变成了大儒。

嶯山,是位于浙江的一座历史名山。

嶯山学派的思想体系,比较复合,既有理学之基,又有心学之端,他们尊崇程朱,但提出了许多背离宋明理学的观点,信奉王阳明,然而又提出了一些不同于王阳明心学思想,王阳明心学讲“良知”,刘宗周讲“慎独”,力倡“诚敬”,强调“理”和“欲”不可分,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考察人欲的合理性,在儒家的诸多分支中,也可谓自成一派。

泰昌元年,泰昌皇帝猝逝,天启皇帝朱由校即位,重用东林党人。刘宗周也终于沾了同党的光,被起用为礼部仪制司添注主事,负责礼仪制度制定等工作。不久,东林与阉党斗争渐趋白热化,东林很多言官上书,要求皇帝驱逐逐客氏并弃用魏忠贤,就是从刘宗周开始的。刘宗周第一个站出来,上疏参劾客魏,结果惹得皇帝大怒,传旨廷杖六十,幸得首辅叶向高相救获免。天启三年即公元1623年,在东林内阁的力荐下,刘宗周升为尚宝少卿,这个职务是五品官、负责保管皇帝的玉玺令牌,如果再进一步则入阁有望,刘宗周仕途看好,但大儒看出政治环境恶劣,再次辞职归乡。

在官本位的王朝,刘宗周为何对当官没兴趣?

这和他的思想有关,作为明朝最后一批大儒代表人物,他的核心思想就是“慎独”二字。即谨慎独立,洁身自好,保持独立人格。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个知识分子在专制王朝,想完全置身政治之外是不可能的。

天启五年即1625年七月,东林决战败北。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六君子”先后被魏忠贤掠杀于诏狱。刘宗周与这六人之中的魏大中等人交情甚厚,得知他们的死讯,以悲愤的心情写了一篇《吊六君子赋》。上述诸贤正直之概,下数逆阉毒忠之辜。尤其哭魏大中令人动容:“煌煌大明,而且申学禁。学禁伊何?东林射的。二十年来,飞矢孔亟。一朝发难,忠谏骈首。诏狱株连,积尸如阜。惟公之品,冰寒玉洁……”。

不久,东林后七君子也受到迫害。刘宗周好友高攀龙自沉于止水、黄尊素也被杀害。刘宗周本人随后也被列入了黑名单。日子很不好过。

好在苦日子并不太长,崇祯倒魏,平反东林,大赦天下。作为东林幸存者,刘宗周又被起用,升为顺天府尹。但是他对官场很不适应,干了一年就又回家了。

而崇祯皇帝对他却念念不忘。崇祯九年,又下诏召回,升为工部左侍郎。

此时东北满洲已建国号为清,日益强大;明王朝内部人民起义如火如荼,江山摇摇欲坠,崇祯迫切求方。刘宗周多年赋闲,他希望能从皇帝本人做起,先修德治心,亲近儒臣,这才是为治的根本。他向崇祯上疏,历数从前弊政,推崇“慎独"于崇祯帝:

“抑臣闻之,有天德者然后可以语王道,其要在于惧独。故圣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愿皇上视朝之暇,时近儒臣,听政之余,益被经史,日讲求二帝三王之学,求其独体而慎之,则中和位育,庶几不远于此而得之。”

刘宗周向崇祯推销自己的“慎独”之学,说皇帝只要亲近儒臣,好好学习,大明王朝就会天天向上。这套道德说教,对热锅上的蚂蚁皇帝毫无憾动,崇祯帝当然不会感兴趣。这位末代君主急求的是如何打退清兵,平息内乱,如何筹集军饷,解决财政危机。他认为刘宗周的话是无用的陈词滥调。疏中刘宗周对他的所作所为加以批评,刚愎自用的皇帝不想再听,传谕免去刘宗周官职,放其回乡。

也许作学者比做官员容易一些,刘宗周入朝后总是不适应,所以几度入朝,又几度免职回家教书。

公元1642年即崇祯十五年,国家形势全面恶化,皇帝为救急便又想起大儒,刘宗周又被重新起用,升为左都御史。正二品大员。正当皇帝希望君臣齐心协力保大船不沉时,大儒的老毛病又犯了。

史料记载,一次,崇祯召开临门听政的御前会议,御史杨若侨推荐善于制造火器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希望西方大炮可为大明救急退敌。不料,刘宗周马上跳出来,坚决反对:

“臣闻国之大事,以仁义为本, 以节制为师, 不专恃一火器。近来通不讲人才, 不讲兵法, 任敌所到即陷, 岂无火器? 反为敌用。若堂堂中国, 止用若望铸炮小器, 恃以御敌,岂不贻笑边方。”

大儒的这段话意思是说,我泱泱中华以仁义为本,要尚德抑武。用人家西方的小武器来抗敌,不怕世界人民耻笑吗?

本来,崇祯皇帝有意“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刘宗周则强调“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国家大计还是修法纪,肃人心。硬是坚持否决这项提议。

事实上,西洋火器的运用,在明末已成为军事斗争中的重要手段,明军曾经以此取得对清兵的技术优势,但因为明军兵败叛变等原因,清军也逐渐掌握了相关装备,最后在军备上才转变劣势。

表面看来,当时中国用不用西洋大炮,是个技术问题,但实际上,却是文明视野问题。刘宗周的主张,暴露出面对世界大势,当时儒学已经缺乏应变能力。崇祯帝虽然因为性格原因,有种种不是,但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打算用汤若望制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的先进技术,解决内忧外患问题,却并无不当。如果崇祯此举能顺利进行,也许中国可以早些拉开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大幕,并由兵器制造业引发一场工业革命,甚至中国近四百年的历史都要重写。但是,刘宗周坚决反对重用汤若望,更坚决反对制造火器。他把汤若望看成异端之人,请崇祯“放还本国,以永绝异端之根。”他坚持“仁义”说,反对革新兵器,表明以他为代表的晚明儒家传统,已失去了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这也许是自明以来、近代中国落伍、中华文化发生危机的主因之一。

刘宗周作为纯儒,固守心性之说。虽则看到人心涣散是明朝败亡的根本原因,但在危如累卵的局势下,高谈缓不济急的人心道德,排斥可以救急的新技术,就像一个将死之人,不用强心剂,而空谈人生哲学,并不明智。

崇祯皇帝虽然多疑善变,精神和心理也是有病之人,但他也终于看出:大儒无用。

皇帝急于求治,大儒却说先治心,皇帝问退敌之术,大儒却说仁义为本。

崇祯十六年即公元1643年,也就是在明王朝进入倒计时的前一年,崇祯皇帝给出大儒四字评价“愎拗偏迂”后,又一次将他革了职。所谓“愎拗偏迂”,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矫情偏执。

崇祯皇帝在最后一次赶走大儒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朕岂不知刘宗周之为忠臣哉?必欲我为尧舜,当此之时,我何以为尧舜?”我难道不知刘宗周是忠臣,但大敌当前,不讲退敌之策,却让我做尧舜,时间会容我吗?

崇祯年间,刘宗周被视为学问渊博、品行端方的君子。很多士人对他推崇备至,似乎只要刘君子掌握政权,明帝国就有中兴的的希望。其实刘宗周虽然正气凛然,但却远非栋梁之才,他保守顽固而不能达变,敢于犯颜直谏而不通实理,律已虽严而于世无补,终不能力挽狂澜、救民于水火。

刘宗周最后一次被罢官时,已经六十五岁,仅在崇祯一朝,那已是第三次被革职。他在与友人书中说:“抱头南下,便无面目见江东父老。”空负盛名,几度被弃,自己也感觉到羞愧。

从刘宗周的经历,我们可见另一种腐的悲哀。

现代的人们一提及封建王朝的腐败,就指向贪腐官员,这是不全面的,其实政治腐败除了贪腐之外,还有迂腐。贪腐生贪官,迂腐生腐儒。毋庸讳言,腐儒群里相当一部分是清流官员。当然,清流与腐儒二者不能划等号,很多清流也并不迂腐。但是,偏道学的清流容易误入此途。而这种迂腐对国家溃败的作用力亦不可小觑。如果说贪腐是蛀烂一个国家的肌体,那么迂腐则是让国家的肌体僵硬,失去活力。贪腐加迂腐,贪官加腐儒,终会令一个王朝腐败到无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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