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青岛往事:"用身前这片大海教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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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前半生》(理想国 | 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2月出版)是沈从文前半生(1902-1948)传记,是《沈从文的后半生》的兄弟篇,讲述在中国历史变动的1902-1948年间,沈从文生命发展的不同阶段。书中叙述他的辗转流荡,”传奇”与平常,”人格放光”与精神痛苦。他与时代密切相连却持续强韧地保持紧张的”对话”——这是一个人自己的故事,也是牵涉各种社会关系,承载文学、思想与感情的重量,交织进现代中国的故事。从沈从文的成长、哀乐与创作脉络中,也可窥见中国的文化环境与氛围,当时的文人生存状态。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第六章《青岛:“用身前这片大海教育我,淘深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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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一九三一年八月,沈从文应聘任青岛大学中文系讲师,九月七日开学,开设中国小说史和高级作文课程。九妹岳萌相随到青岛读书。

一年前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校长杨振声聘请闻一多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当时闻一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不久。文学院设中文系、外文系、教育学系,梁实秋为外文系主任,兼学校图书馆馆长。文学院教授中还有专攻戏剧的赵太侔,一年后任教务长。沈从文来的这个学年,文学院同时新聘的讲师有赵少侯、游国恩、杨筠如、梁启勋、费鉴照。

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时明显不同,沈从文的状态要放松、从容得多。同事间宽和、亲切,常在一起聚饮,沈从文来之前,戏称的“酒中八仙”——杨、闻、梁、赵之外,还有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再加上一位女作家方令孺——就已经豪言“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沈从文既不喝酒,也不划拳,但这样的人事氛围至少不让他感到压抑;况且,有几位“新文学”的朋友——一九三二年春,闻一多又请来二十一岁的诗人陈梦家担任助教——在大学里同处,也不必再为自己是个写小说的而低人一头。

另一方面,由于对自然环境的特殊敏感,青岛的海天水云,在沈从文的感受中,就不仅仅是宜人的风景,更是滋养生命的阔大空间。自从离开湘西,辗转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他已经很久没有得到自然的“教育”了。似乎是,青岛让他又恢复了与自然的联系:多年后他在《水云》里回忆说,“用身前这片大海教育我,淘深我的生命。时间长,次数多,天与树与海的形色气味,便静静的溶解到了我绝对单独的灵魂里。我虽寂寞却并不悲伤。因为从默会遐想中,体会到生命中所孕育的智慧和力量。心脏跳跃节奏中,俨然有形式完美韵律清新的诗歌,和调子柔软而充满青春狂想的音乐。”(12;93)

十一月十三日,沈从文写信给徐志摩,说方令孺离开青岛大学到北平,希望能援手为她介绍工作;又说,“你怎么告陈梦家去选我那些诗?我不想作诗人,也不能作诗人,如今一来,倒有点难为情。一看到《诗选》我十分害羞。”——两个月前,新月书店出版了陈梦家编的《新月诗选》,选收了沈从文七首诗:《颂》、《对话》、《我喜欢你》、《悔》、《无题》、《梦》、《薄暮》。还说,“胡先生好像有到南京去做官的意思,那就真糟糕。他是应当来领导一个同国民党那种政策相反的主张,不能受人家的骗局的。”特别说,“我这里留到有一份礼物:‘教婆’诗的原稿、丁玲对那诗的见解、你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点□□记录。等到你五十岁时,好好的印成一本书,作为你五十大寿的礼仪。”——徐志摩出生于一八九七年一月,离五十岁大寿还早着呢。最后说到自己的写作,“近来我心里很灵活,手下很笨”,预备按照几个熟人所鼓励的方向,“写苗公苗婆恋爱、流泪、唱歌、杀人的故事。”(18;148-150)

十九日致王际真,说“近日来在研究一种无用东西,就是中国在儒、道二教以前,支配我们中国的观念与信仰的巫,如何存在,如何发展,从有史以至于今,关于他的源流、变化,同到在一切情形下的仪式,作一种系统的研究。”(18;151)这项研究,应该与创作苗公苗婆的故事密切相关。

二十一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朋友正在杨振声家喝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急电,告徐志摩在济南遇难。沈从文连忙搭夜行火车,第二天一早赶到济南齐鲁大学见朱经农校长,接着匆匆赶到津浦车站,与北平来的梁思成、张奚若、张慰慈会合,找到料理丧事的陈先生,又遇南京来的郭有守,大家一同往城里偏街停柩的一个小庙,瞻看遗容。徐志摩十九日乘邮政航班从南京飞往北平,到济南附近遇大雾,飞机触撞开山焚毁。躺在小庙一角棺木中的徐志摩,已经换上一套寿衣,瓜皮小帽,绸袍马褂,“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12;263)格外突兀,让人很难接受。下午张嘉铸和徐志摩的长子从上海赶到,晚上棺柩抬上火车南行。当夜十点沈从文坐上回青岛的火车。

二十三日早晨,沈从文一到青岛即写信给王际真,“志摩先生是我们友谊的桥梁,纵然是痛剜人心的噩耗,我不能不及时告诉他。”(12;262)二十四日,写信给胡适,谈纪念和追悼的事。

十二月十二日,又致信胡适:“若事情还赶得及,我想告你一件事情,就是志摩留存的案件,把一部分抽出莫全交给徽音较好。因为好像有几种案件,不大适宜于送徽音看。八月间我离开北平以前,在你楼上我同他谈到他的故事很久,他当时说到最适宜于保管他案件的人,是不甚说话的叔华。他一定有他的苦心。因为当时还同我说到,等他老后,等我们都老一点后,预备用我老后的精力,写他年青的故事,可以参考他百宝箱的一切。所以我到青岛后,他来信还说已经把百宝箱带来了,等将来到北京看。其中我似乎听到说过有小曼日记,更不宜于给徽音看,使一个活人,从某一些死者文件上,发现一些不应当发现的东西,对于活人只多惆怅,所以我盼望我说这话时间还不过迟。若一切已全给了他,那羊已走去,补牢也不必了。”(18;157)

徐志摩不满三十五岁而意外死亡,对沈从文来说,是一件需要用生命去慢慢消化的事,“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因而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12;264)一九三四年,沈从文写《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叙述赶赴济南料理后事的经过;一九八一年,写《友情》,从访美期间拜访阔别五十余年的王际真说起,历历在目地重述当年往吊遇难遗骸的不堪情形。其实,在当时悼亡的沉痛里,沈从文默默写了两首诗,《死了一个坦白的人》和《他》,但生前一直没有发表。

一九三一这个年份,几乎是在用“死亡”来“教育”这个即将走向而立之年的人。新年的第一天得知消息,父亲在家乡病逝,张采真在武昌被斩首示众;接下来,早年行伍间的朋友满振先在桃源被自动步枪打死;胡也频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杀害;似乎这些还不够,又加上徐志摩,“一个‘想飞’的人,给在云雾里烧毁了。”(12;199)经历了一连串沉重的变故,这个人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沉溺于恶劣的心绪而不可自拔,不再那么自我感伤,不再那么自己可怜自己;脱掉了青年时期紧张而脆弱的浮表外皮,本性坚强沉实的质地愈发清晰,人显得开阔健朗起来。

2

从“百十小说作者其中之一员”,到“比较优秀的一员”

一九三一年,沈从文出版了《石子船》(小说集,上海中华书局)、《沈从文子集》(小说集,上海新月书店)、《龙朱》(小说集,上海晓星书店)和《一个女剧员的生活》(小说,上海大东书局)。

单行本小说《一个女剧员的生活》是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新文学丛书”中的一种,丛书由徐志摩担任主编,他二月到北大任教后,具体审稿的工作就由沈从文负责,类似于他们此前合作为中华书局编辑“新文艺丛书”;“新文学丛书”先后出版了陈白尘、彭家煌等人的创作十三种,还有翻译作品五种。徐志摩在他的英诗课堂上认识了卞之琳,他把这个英文系二年级学生写的二十几首诗带到上海,沈从文见后很欣赏,两人主动为作者编成一本《群鸦集》,沈从文还写了一篇《<群鸦集>附记》发表于五月创刊的《创作月刊》,诗集本打算由新月书店出版,因徐志摩遇难而未能问世。

沈从文这一年发表各类作品四十余篇,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废邮存底》开场,这一系列书信体的文章,始以一封公开的情书,以后却将转成以谈论创作为中心的文字交流,一直延续到一九四八年;

二、文学批评继以新诗论《论朱湘的诗》、《论刘半农<扬鞭集>》等,除此之外,更有长篇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以近两万字的篇幅,叙论五四以来小说创作的发展和变化,涉及作家作品数量广泛,评述真率扼要,以自觉的文学史意识,梳理出一份个人见解鲜明的新文学小说创作简史;

三、小说写作并发表的数量不多,只有《虎雏》、《三三》、《黔小景》等几篇,但都非浮泛之作,可视为成熟时期代表性的短篇;尤其《三三》,以后受到很多人喜爱。《三三》是八月五日到九月十七日断续写成的,沈从文后来在自存样书的这一篇文后,记下这样的话:“在青岛山东大学时为学生示范叙平凡事而写,与《八骏图》相对照,见两种格式。”接下来的一句,更能见出这个短篇在沈从文创作中的重要意义:“刘西渭以为《边城》系放大此事而成,意见对。”(14;452)

沈从文对于自己的创作,经过多年的磨练之后目前所处的状态,心里有清楚的认识。在一九五〇年写的《总结·传记部分》中,他有这样一个定位:“由民十六到廿六年,恰恰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短篇小说的收成期。……在十六年左右,我只能说是百十小说作者其中之一员,到廿年以后,我应当说是比较优秀的一员了。”(27;85-86)这样的判断,并非是到写这份传记时候才产生的,应该是当时就有的自觉和自信。

事实上,当时的文坛确实也无法忽视他的存在;只是关注的眼光各有不同。关注的一种形式,即是对他的批评——

一九三一年三月,《文学生活》创刊号上发表侍桁的《一个空虚的作者——评沈从文先生及其作品》,开篇即说:“一个享受着较大的声誉,在某一部分领有着多数的读者,其实是轻轻地以轻飘的文体遮蔽了好多人的鉴赏的眼,而最有力地诱引着读者们于低级的趣味的作者,是沈从文先生。”结论是:“以他的以前的空虚的题材与轻飘的文体为证,对于这位作者我们已是失望了。”

五月,《浊流》第三期刊出吕慈的《论沈从文》,说作者取材“可爱的乡村”,“都是和平的称颂,赞美得使人有几分疑心这不是中国,混战下的中国的领土。”他质问,“沈从文先生为什么不能走到如他的朋友胡也频君等的一步呢?”由此而“使我有一个不敬的猜疑,沈从文先生阶级性的估定,是梁实秋教授口里的那一类有出息的人。”

十月二十六日,《文艺新闻》“新儒林茶话”栏登了一篇未署名的《生活经验允许他?好一多产的作家》,对徐志摩向史沫特莱介绍沈从文是中国“最多产的作家”讽刺挖苦,连沈从文的“生活经验”也变得可疑。

一九三二年一月出版的《北斗》第二卷第一期,钱杏邨发表长文《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对左联以外的重要作家,普遍予以严厉的批评,其中自然也包括沈从文帮助丁玲为《北斗》拉稿所联系的那些作家。被点名的有:徐志摩、陈梦家、冰心、胡适、巴金、老舍、茅盾、周作人等;“其他一些作家,如沈从文,鲁彦等,那是更不必说的,是‘依然故我’,一贯的发展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知识分子所具独浓的理想主义的倾向,虚无主义的倾向。”

——这样的批评,在以后很长的岁月里,沈从文还会不断遭遇;以后,他也会在不同的情形下,以一己坚持的方式来回应。只是现在,他预料不到有些问题和质疑将反复出现,纠缠不去,他要在将来经历得更多,才能深刻地意识到,要摆脱它们是多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

1946年,张家三婿:顾传玠、沈从文和周有光合影

3

《从文自传》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地处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变”的第二天就遭到日军猛烈轰炸而全毁,沈从文在商务待印的三本小说集书稿一并成灰。

寒假期间,沈从文到北平,住在胡适家里,与胡适长谈,听他说起共同的友人种种。返回青岛后他给胡适寄了一本新出的小说集《虎雏》,说“去年就只写这样一本东西……今年当可重新振作一下。”(18;161)

不仅仅是因为振作,更因为创作到这一阶段达到了异常活跃、畅顺的状态,一篇又一篇小说纷至沓来:中篇《泥涂》、《凤子》、《懦夫》,短篇《贤贤》、《静》、《厨子》、《俛之先生传》、《战争到某市以后》、《晚晴》、《春》、《都市一妇人》、《若墨医生》、《黑暗充满了空间的某夜》、《节日》,以及取材佛经故事而重新处理的《月下小景》集中的若干篇。

此外,发表《论徐志摩的诗》;编选《现代诗杰作选》,由上海青年书店出版;与林庚、高植、程一戎合编《小说月刊》,十月创刊,杭州苍山书店发行,出至第四期停刊;出版的作品有:《虎雏》(小说集,上海新中国书局)、《记胡也频》(传记,大光书局)、《泥涂》(小说,北平星云堂书店)、《都市一妇人》(小说集,上海新中国书局)。

北平出版的《北京政闻报》周刊六、七月连续刊登了沈从文一九二七到一九二八年所写五篇小说的法语译文,并由北京政闻报出版社当年结集出版,书名为《沈从文小说选》(Choix de nouvelles de Chen Tsong-wen),译者是Tchang Tien-ya。这是沈从文作品的第一个外文译本。

对沈从文的批评,出现了长篇的分析文章,不同于以前简捷判断的短论,贺玉波以沈从文一九二六到一九三一年间出版的八种书为对象,作三万字的长文《沈从文的作品评判》,分上、下两篇,收入光华书局一九三二年印行的《现代中国作家论》第二卷。作者费时费力地从具体作品展开讨论,得出的结论却与不耐烦的短评相差无几:“总之,沈从文是个没有思想的作家,在他的作品里只含有一点浅薄的低级的趣味。如果我们要赞美他的话,那末,就赠给‘一个趣味文学作家’的头衔吧。反而言之,他就免不掉要受‘一个空虚的作家’的指摘!”?

这一年最重要的作品,是暑假期间,沈从文用三个星期写出的《从文自传》。写自传的直接原因,是上海的邵洵美打算新开一个出版社,预先策划了一套自传丛书。沈从文一气呵成,但自传丛书两年后才印行了第一辑四种:《庐隐自传》、《从文自传》、《资平自传》、《巴金自传》。

《从文自传》开篇说,“拿起我这枝笔来,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二十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这些“日子”、“人物”、“声音”、“气味”,综合而成“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13;243),而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湘西及其周围边地,也就是说,这本自传的地理中心是湘西。

自传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的背景在小城凤凰,从有记忆起写起,到高小毕业,主要是一个小学生的生活,重点却不是读书,而是逃学读社会这本大书,可称作“顽童自传”;就读社会这本大书这一条主线索而言,后一部分与前面的叙述一脉相承,自传主人公从小小山城进入更大也更加严酷的社会,十五岁开始当小兵,随部队辗转湘西、黔北、川东,在各种各样的见闻和遭遇中成长,逐渐产生出自我的意识,产生出虽然模糊却坚定的追求,离开湘西闯荡进北京——传记至此戛然而止。

应朋友的邀约而写成的这一本自传,从沈从文此前此后的文学历程来看,从他完整的生命行程来看,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为什么在此时、此地产生,并非只出于偶然。

一九八〇年,沈从文为自传写了一篇《附记》,说:“当时年龄刚过三十,学习情绪格外旺盛。加之海边气候对我又特别相宜;每天都有机会到附近山上或距离不及一里的大海边去,看看远近云影波光的变化,接受一种对我生命具有重要启发性的教育。因此工作效率之高,也为一生所仅有。”(13;366)

这里所强调的青岛的自然环境并非可有可无,它不只是外在的“环境”,还是浸润到生命内部进行“教育”和“启发”的存在,如同湘西的大小河流曾经担任过的角色,如今由海来替换,来继续,来扩充。沈从文住在福山路拐角的一幢小楼里,这里同时住有学校的多位同事,从窗口即可望见大海和天云。此地不是他的故乡,却奇妙地把他和故乡的联系,从感官到全个身心,唤醒到清晰、明朗的程度,也从容地反映到文学里来。举例来说,在《从文自传》之前几个月完成的《凤子》,单从结构方式上就透露出这样联系的信息:这个中篇前一半写的是青岛,一个年青人寄居到这个海滨城市,结识了一个隐者朋友;后半部分写的是镇筸,这个年青人的家乡,那个隐者朋友二十年前曾经去镇筸乡间的矿场,留下难以忘怀的经历。而《从文自传》第一篇“我所生长的地方”,大部分文字直接从《凤子》的第五章挪用,这一章正处于《凤子》的场景从青岛转向镇筸的中间位置。可以说,《凤子》接通了跟故乡自由无碍的联系,这种联系充分意识化之后,才可能进一步产生自传。

写自传是回忆过去,是为了重温和整理以往的经验和历程而投诸写作行为。一般而言,这样的写作行为是面向过去的。沈从文三十岁的时候就写自传,是不是太早了?胡适是自传写作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他的《四十自述》,一九三〇年三月在《新月》杂志第三卷第一期发表了第一章,此后断断续续,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第四卷第四期,才刊登到第六章。胡适早就在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确立了无可替代的位置,自传的意义无需强调;沈从文当然无法跟胡适比,他写自传,意义自然也不同,因而也就会产生这样的好奇:他个人内在的动因是什么?

当这部自传结束的时候,读者会强烈感受到,传主的形象已经确立起来,他经历的一切构成了一个独立、独特的自我;可是,这个自我还没有施展,他将有什么样的作为还要留待后来。

也许可以说,正是借助自传的写作,沈从文从过去的经验中重新“发现”了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通过对纷繁经验的重新组织和叙述,这个自我的形成和特质就变得显豁和硬朗起来。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来源和历史,这个来源和历史造就了他现在的状态。一个人要认识自己,必得认识自己的“自”,那就需要沿着自己生命的来路去追索,沿途追索的过程,也就是重新探求生命来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有自觉意识的;过程的完成,是得其“自”。过往的经验和历程之所以有意义,之所以要叙述和值得叙述,就是因为要靠这个过程才能把自我确立起来。而所以要确立这样一个自我,是为已经可以触摸到的将来而准备的。

基本上可以说,沈从文在而立之年,通过《从文自传》的写作,找到和确立了自己。在此之前,写作多年,作品数量也不少,其中确有《柏子》、《萧萧》、《丈夫》等优秀的短篇小说,但就整体而言,还不能说他已经找到和确立了自己,他进行的多种多样的文学实验,也表明他还处在不断探索的阶段。《从文自传》的完成,使他达到了另一个境界。找到和确立了自己之后,最能代表个人特色的作品就呼之欲出了。

许多年之后,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说,《从文自传》是“一本奇妙的书”,“这是一本文学自传。它告诉我们一个人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一个作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接受哪些‘教育’。” 又说,“沈先生这本书实可称为一本‘美的教育’。我就是从这本薄薄的小书里学到很多东西,比读了几十本文艺理论书还有用。”?

从文学、从作家成长的角度来看,汪曾祺说得非常贴切;而且沈从文写这本书时自觉的意识里面,一个人是怎么成为作家的,确实可能是中心。可是今天,回看沈从文完整的一生,如果仅仅把这本书的意义局限在文学里面,就可能把这本自传看“小”了。

对于更加漫长的人生来说,自我确立的意义就不仅仅是文学上的;这个确立的自我,要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挫折、苦难和挑战,要去经历多重的困惑、痛苦的毁灭和艰难的重生,在生命的终结处,获得圆满。

另外,指出这一点并非多余:这部自传带有强烈的此时、此地写作的特征,选择写什么、不写什么,哪些地方详细、哪些地方粗略,都与这个阶段写作者的生命状态关联密切;特别是,叙述的语调、风格,或隐含或表露的信息,都是这个而立之年的自传作者有意识传达出来的。同一段经历,在后来的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中回想起来,感受会很不一样,或者说,感受的侧重点很不一样。在晚年的自传《附记》里,沈从文就说,读这部自传,“部分读者可能但觉得‘别具一格,离奇有趣’。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又说自己在湘西的经历,是“二十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13;367,368)如果一般的读者产生“别具一格,离奇有趣”的感受,其实不能太怪读者,这部自传倘若不是产生于一九三二年,他写起来会不一样,读者的感受当然也就随之不同。

作者:张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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