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丨失独者十年:下辈子不要做我的孩子,我不配

subtitle 大国小民05-12 19:43 跟贴 3201 条
自从儿子走了,家里的沉默就变得让人很不舒服,“地震前他爸晚上睡觉还打呼,现在睡觉也不打呼了。有天晚上,我翻个身看到他眼睛也是睁着的,才晓得原来他也睡不着。”

《大国小民》第796

本文系网易“人间”工作室(the livings)“大国小民”栏目出品。联系方式:thelivings@vip.163.com

编者按

地震带给亲历者的伤害,并非只是肉体和物质上的。

心理医生说,在严重的灾难之后,幸存者比较容易出现强烈的内疚或负罪感:他们会恨自己为什么没有能力救出家人、为什么自己比别人幸运、为什么死去的不是我?

10年过去了,很多在汶川地震中的幸存者,依旧还在这样的负罪感中生活,“对不起”、“我不配”这样的词,被他们常常挂在嘴上。

这是三个关于地震失独父母的故事,他们正是震后心理负罪者群体的缩影。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精彩图片

我不能再承受一次了

那是日常生活中很难见到的眼睛,大团浑浊的黄块与黑色的眼球连在一起,布满了血丝。眼眶红肿,睫毛永远被泪水粘滞在一起,眼袋乌青肿胀,嘴唇皲裂。发出来的声音已经暗哑、沉闷、粗重、不连续,像是重病者临终前的呻吟。

这是2008年5月14日晚上张素琼的样子,当时距离找到女儿的尸体已经过了11个小时。女儿躺在她怀里,身上落满了灰尘。张素琼拿着湿巾,每擦净一块皮肤,就在那里吻一下。她轻轻地抚摸着女儿的头发,摆正上面粉红色的HelloKitty发卡。

她强忍呜咽,浑身在颤抖,一声一声的“对不起”,说得支离破碎。

地震发生时,张素琼正在打麻将。突然桌椅开始剧烈摇晃起来,头上的白织灯也随之摆动,照得麻将桌一明一暗。

“地震!”张素琼听见别人的叫喊后,立马从座位上跳起来开始往外跑。麻将馆的门小,堵着人出不去,但天花板却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裂。张素琼改从窗口跳出去,后来才发现自己的手臂被玻璃碎片划出一道10厘米长的口子。

她跳出来的时候,菜市场的顶棚已经塌了,10米高的钢筋支架和铁皮顶棚砸下来,将里面卖东西的小贩几乎全部盖住,周围满是烟尘和尖叫。张素琼不敢停留也不敢细想,她手脚并用地爬上蓝色的铁皮顶棚。地还在摇,铁皮光滑的表面让张素琼无法移动,她不断地从上面滑落,又不断地跳上铁皮。“那些砖块落在背后的声音,我听得清楚得很。”

终于,地面停止了摇动,张素琼连忙爬下铁皮,身下不断传出有人用手敲击铁皮的巨响,她匍匐爬过半个足球场那么宽的距离。脚刚一着地,就朝着学校方向狂奔。

路上有几个和她一样的人。尽管脚下的砖石随时可能溃散,手撑的预制板随时可能断裂,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他们很清楚,要是再晚一点会发生什么——在来的路上,学校背后的那座山已经开始垮塌。

要快一点,再快一点。

张素琼跑到学校的时候,楼还在塌。张素琼无法判断出女儿教室的位置,在废墟前面绝望地转了两圈。后来被一个家长拉住,“我娃娃在底下,你帮我搬石头,搬石头啊!”

张素琼跟着那个家长刨了10多分钟,才把那个娃娃救出来。“是个一年级的女娃娃,我当时就在想,一年级这么小的娃娃都可以跑出来,那我女子三年级了肯定也能跑出来。”她靠着这样的想法,在废墟上刨了一天。

第二天上午,她被解放军强行带到临时安置点休息,那时候她的手指已经血肉模糊,四根指头的指甲都不见了,露出猩红的肉。在这个医疗点里,不断有家长抱着浑身是血的孩子冲进来,“小学基本全完了,有好几个班一个娃娃都没跑出来”,张素琼听到这话,当时就扯掉针头,往学校里冲。她刚走出门口,就被士兵拦下,让她继续输液。

张素琼的老公杨富云晚上才回来,还是没找到女儿。休息了4个小时,杨富云就又去了学校。这时距离地震已经过去了30多个小时。

输完液,张素琼直奔学校,杨富云正在和解放军一起在废墟上刨砖石。无论张素琼说什么,解放军都不让她进去。她只得站在废墟边,看着不断有人抬着担架从废墟上下来,把孩子的尸体摆在一旁,等待认领。

张素琼不敢去看那排尸体,直到有人在她耳边说:“你娃娃被抱出来了,你去看看。”当时所有孩子的脸都被布蒙着,她是从女儿头上戴着的发卡认出她来的。

“一个粉红色的发卡,上面有个镶了水钻的Hello Kitty,那是她最喜欢的,当时我不想给她买,她还哭了的。”

找到女儿后,夫妇俩决定把女儿带回老家。

老家的房子也塌了,好在家中老人都没事。四口人挤在一间帐篷里面,有时候商量以后怎么盖房子怎么赚钱,有时候又沉默不语。所有人都在躲着家人掉眼泪,有时候看见其他人哭了,还会说,“哭啥子嘛哭,又没有用”。

“你还不是一样的哭,你以为我不晓得?”

在村里发赔偿金的那天,家里没人去拿,“我女子是条命,拿钱有啥用?命用钱换得来吗?”杨富云说着还生了气,把正在吃饭的碗往地上一砸。

后来村主任亲自把钱送来,叫他们想开一点,“有总比没有好”。杨富云还在气头上,叫村主任滚。那一摞钱被放在杨富云的床上,晚上睡觉时,被他一脚踹到了地上。

第二天早上,张素琼把那一摞钱捡起来,“走,我们去给女儿上坟”。

在女儿的坟头,他们把那十几万块钱一张一张地烧给女儿,整整烧了一个上午。村里人都骂他们两口子“神经病”,但杨富云说,这是他女子的钱,谁都别想用。

村里人都劝他俩再生一个,但张素琼不愿意,“太痛了,生娃娃太痛了,当初我生我女子的时候,痛得我都要死了”。

“她就是忘不了上一个,我晓得,我也忘不了。”杨富云虽然从没和妻子谈过生孩子的事,但杨富云想要一个孩子,村里人都看得出来,张素琼也看得出来。只要村子里有人生了孩子,在抱回家的当天,杨富云都要去人家里转转,只是看看,也不抱。

有些在地震中失去孩子、如今又生了孩子的女人,会抱着小孩来找张素琼,把孩子往她怀里一推:“看乖不乖,你再生一个也是这么乖。你看你男人想要个娃娃想得遭不住了,你还不给人家生一个。”

张素琼看着怀里的孩子,抱也不是,不抱也不是,孩子的手在张素琼的脸上划过时,张素琼突然一下就哭了。村里人吓着了,不知道怎么劝,只说,“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512”周年那天,杨富云夫妇俩没去给女儿坟上,而是去了女儿的学校。张素琼买了一套芭比娃娃,一个发卡,一件粉红色的裙子和一支冰淇淋。她说女儿生前最想要一整套的芭比娃娃,但她嫌贵,没买,这次烧了寄给她,她在那边可以好好地玩。

回来的路上,张素琼对杨富云说:“你多挣点钱,钱够了我们就搬到成都去,成都全是平原,地震来了也不会有山再把学校埋住。”

一年多后,夫妇俩在成都郊区租了一套70平米的房子,张素琼开始备孕。杨富云经常不在家,他利用震后优惠贷款政策买了一辆小卡车,用来运输茶叶。他是单干,干得多就赚得多,一趟5个小时,他一天要跑3趟,经常累得回家倒头就睡。

儿子出生那年,杨富云在成都首付了一套60平米的房子。当时杨富云在产房外,护士抱了个孩子出来笑着问他:“你想要儿子还是女子?”

杨富云说:“女子。”

护士听了逗他:“那我把怀里这个甩了哦。”

杨富云听了忙说:“儿子也要,儿子也要。”

杨富云说,他其实更想要个女儿,“女儿就相当于是我上一个女儿投胎来的嘛,说明她没忘记爸爸妈妈,说明我们一家人又团聚了。”

知道张素琼生了小孩,家人特地带来一副村里人送的长命锁——每个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家庭重新生育后,都会有这样一个长命锁。村子里一共打造了31个,代表着这个村子在地震中失去的31个孩子。村领导专门把这些长命锁带到北川山里,找羌族的巫师祈了福——戴着这个长命锁,孩子能一辈子平平安安,不再受大苦大难。

有了孩子后,杨富云每周会空出一天来陪孩子,张素琼也很少打麻将了,“娃娃进到你的肚子是可怜你,他出生过后就该加倍对他好”。

他们把女儿的照片放在客厅的显眼处,一进门就看得见。每天晚上,杨富云都抱着儿子蹲在照片前,“这是姐姐,你要记住你姐姐”。

每年清明,他们带着儿子回老家给女儿上坟时,仍然不烧纸钱。杨富云说:“我给她烧了一年的生活费,就当她是走外面去读书了,这样她在我们心里永远都是活着的。”

今年,他们的儿子6岁了,上小学一年级,张素琼每天都会接送孩子上学。当她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目光总是跟着孩子转。出去吃饭,10分钟看不见人就满餐厅地找,别人都说她太敏感了,她低声说:“我不能再承受一次了。”

儿子走后,我不配哭

就在张素琼夫妇把女儿抱回老家的那天晚上,李国明满身酒气地坐在绵阳九洲体育馆外的路灯下面。他头上青筋暴起,眼睛赤红,拿酒瓶子的手抖得厉害——他是眼睁睁地看着16岁的儿子死在自己面前的。

地震发生后,李国明只花了7分钟就跑到学校,找到了儿子。当时儿子半边身子都被压在废墟下面,腰部被两块预制板死死卡住。几个跑来帮忙的男人大致看了眼情况,说靠人力是不可能移开的,就只用了两根大腿粗的木桩把那个缝隙顶开了一点,好让儿子舒服一些。

当时,儿子的状态很好,说,“除了腰有点麻,身上一点都不疼”。他本想趴在废墟前,一直守着儿子,但儿子叫他赶快去救其他人。临走前李国明放心不下,又找来几块石头、几根木棒把缝隙口支撑柱,儿子还笑他“大惊小怪”。

在李国明刚把一个受伤的女生背出校门的时候,余震来了。李国明又一次听到了建筑物倒塌的轰响,他拔腿就往儿子的方向跑。但那时缝隙已然塌了,只能看清楚儿子的半张脸。他趴在废墟上大喊儿子的名字,喊得声音都破了才听见回应,儿子说,现在“腰痛得很”。

李国明叫儿子等着,开始在废墟上疯狂地刨砖石,一边刨一边跟儿子说话,起初他还能听到几声微弱的回应,到后面就听不见任何声音了。李国明疯了一样地使劲,很快他的手指就变得血肉模糊,但再也无法把压在儿子身上的两块预制板移动哪怕一毫米。

最后,他只能把头顶在上面放声大哭。

直到现在,李国明都不能原谅自己,“我不希望恢复平静,也不值得从痛苦中获得喘息的机会”。李国明的妻子觉得这不能怪他,“老天爷要收走我娃娃的命,人有啥办法?”她自问自答,“没得办法”。

李国明和妻子已经没有能力再生育一个孩子了,夫妻俩也不愿去领养。地震后,政府给李国明一家分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夫妇俩把新房装修得很漂亮,给儿子也留了一间,装修得和以前一模一样。但他俩却很少待在房子里,“太空了,那么大房子就我跟他妈两个人住,回去之后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晓得说些啥”。

地震那年,儿子正在读高三,成绩中等偏上,班主任说他属于那种能冲刺一本线的学生。李国明对他儿子也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成为李家的第一个大学生,甚至已经在饭店里预定了庆祝儿子考上大学的酒席。他很早就攒出了供儿子上大学的钱,而现在,这笔钱只好用做夫妻俩的养老金。

儿子上中学后,很少照相,家里留下的照片不多。后来,李国明只能去学校把儿子的课本、试卷、书包找出来,收拾干净放在儿子卧室的书桌上。

李国明把一套儿子的2007年语文高考真题卷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上面的作文题目是“一步与一生”,儿子在结尾里写道:“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未知的,但只要从现在起走好脚下的每一步,就一定能走出一片天地!”李国明把这篇文章看得都能背下来了。

“这篇文章要是拿去高考的话,肯定得满分吗?可惜了,可惜了。”他一边说一边摇头。

当他听说2008年的作文题目是“坚强”后,想一想,笑了一下,“那该喊我去写,我儿子作文写得这么好,我是他爸,肯定也不差。再说,坚强就是用来形容我的嘛。”他在纸上写下“坚强”两个字,然后猛吸了一口烟,用笔头在纸上戳了又戳,几次想下笔又都停了下来,最后把笔一扔,“哎呀,写不出来,我没得我儿子能干。”

妻子在一旁挤兑他:“你哪写得出来作文?字都认不到几个。”

“那你来写!你未必又写得出来?”李国明顶回去。

妻子瘪瘪嘴,“我才不得像你一样发疯。”

“你才发疯。”

地震前,李国明和妻子在离中学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超市。他身材高大,一只手能拎两件啤酒连走一里地都不用休息。周末的时候,儿子会在店里帮忙,但李国明说:“我不想要他来帮我,他该去学习。”不过儿子每次都不听他的话,依然留在店里。

李国明说完这件事,停顿了好久,叹了一口气。“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子,是我没有本事,没把他救活。”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当时我明明看到他在那儿的,咋说没得就没得了……”

李国明说,其实他也不想再谈起儿子的事,但每次,话都是自己跑到了嘴边,“我现在就是克制住,不要自己再去想这件事,因为每次想起来,我就会变得……”在很久很久的沉默后,“就像这样。”李国明说。

李国明的妻子说,地震前儿子住校,家里只有她和丈夫两个人,也经常会沉默,那个时候从来没觉得有什么,但自从儿子走了,这种沉默就变得让人很不舒服:“闷得很,就觉得太安静了,安静得我都睡不着觉。地震前他爸晚上睡觉还打呼,现在睡觉也不打呼了。结果有天晚上,我翻个身看到他眼睛也是睁着的,才晓得原来他也睡不着。”

夫妻俩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承受着这场灾难。经常有朋友劝他们想开点,但夫妻俩每次听了都有点生气。李国明说:“我儿子现在被埋在土里面,我这个当老子的还在这活得好好的,你说我哪有资格这么想?”李国明很少掉眼泪,“我不配哭。”

地震后,李国明没再开超市,而是盘了一间小店面。店铺布置得很草率,连货架都没有,就是两张木板拼在一起,上面随意地摆放些零用品,有人来买东西他也不常招呼。

这么开店挣不到什么钱,但李国明不在乎,“我又没得娃娃要供,我跟他妈两个人又用不到好多钱”。

一年当中,夫妻俩只有在儿子生日那天才会回到老北川县城,给儿子烧纸,他们说这是去给儿子“过生日”,不是去“上坟”。每次去他们都会在那儿坐很久,猜想这个年龄的儿子会做些什么。今年去烧纸的时候,李国明说:“好快哦,都过了10年了,你都27(虚岁)了。”

妻子在旁边说:“今年肯定结婚了,去年你新交了一个女朋友,今年要是不结婚我就使劲催。”

“你个女人家懂啥子,男人要先把事业做好。”

“我懒得跟你争,人家好多27岁的人娃娃都生了。”

“我儿子哪要得着跟其他人去比?我儿子条件那么好,还怕讨不到媳妇儿?”

“也是。”

下辈子不要当我女子了,我不配当你老汉

在李国明烧完纸回新北川县城的路上,会经过一个叫擂鼓的镇子。

地震前,这里是一片低矮的平房,地震后由政府资助,大多都建起了具有羌族特色的小楼房,以前的平房只能在镇子的边上零星地看见几座——这些房子的主人要么在地震当中遇难了,要么是在地震后搬走。

车从老北川县城开进擂鼓镇辖区,不久就会出现一座平房,外层用蓝色铁皮围了一圈围栏,围栏里有一群鸡鸭,一只狗和一颗几年都没结过果的桔子树,围栏前面开垦出一片面积不大的耕地,种着玉米,莴笋和白菜——这些全部归一个叫朱胜才的67岁老人所有。

寂静是这里的常态。除了在朱胜才驱赶鸡鸭时能听见几声“哎哎”的叫唤,很少再听见其他人声。每天早上7点,朱胜起床吃饭,之后喂鸡喂鸭,下地干活,中午回家吃完饭,睡1个小时午觉,继续下地干活,直到傍晚才回来,吃完晚饭,喂完鸡鸭,就上床睡觉。

他的一天总是显得非常忙碌,像是有干不完的活。去他地里看,他正在拆昨天花了几个小时才编好的竹围栏,再过几天,拆完的竹围栏又被重新编好,插在土里。

这么多年过去了,朱胜才对妻女的情感仍然裸露着。

如果没有地震的话,女儿会在十年前的6月结婚,对象在政府上班,朱胜才对这个女婿很满意。5月12号那天下午,朱胜才的妻子吃完饭,睡醒午觉起来就往北川县城里走——下午她要陪女儿一起买衣服,而这条路要走3个小时,走到县城刚好碰上女儿下班。

地震发生时朱胜才正在坡上干活,他被甩下田埂,栽进一个小池塘里。等爬起来的时候镇上已经乱成一团,到处都是尖叫的人群。他一跑下坡,就看见有个人被卡在一辆侧翻的汽车里。朱胜才把那人从车里扯出来后,跑到镇上又救了好几个人。

那天晚上,朱胜才给女儿打了个电话,没打通,于是又回了一趟家,也没见妻子回来。他在通往北川县城的那条路上,等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天刚亮,朱胜才就沿着路往县城走,“一路上都是人,个个都在哭,有些人身上到处是血,路上兵也多得很”。

进县城后,朱胜才先是去了女儿的单位,一片废墟,他又找去女儿的家,还是一片废墟。朱胜才把县城里所有临时救助医疗点、临时安置点都找了一圈,也没找着妻子和女儿。

他在街上拉着一个人问:“你晓得石油公司的人都走哪儿去了不?”那人叫他去任家坪找,“石油公司的人全在那儿”。朱胜才跑到任家坪,密密麻麻全是人,找了半天才找着一个雨棚,上面贴了一张用水彩笔写着“石油公司”的纸。

朱胜才问坐在里面那人:“你晓得朱霞走哪去了不?”那人一听,就有点着急:“糟了大爷,朱霞昨天在城里面开会,一直到今天,进城开会的人一个都没看到。”

朱胜才一听也急了:“你狗日的说些啥子屁话?”

朱胜才又赶忙跑进县城,在女儿开会的地方找了一圈,没有人。

而这天晚上,一个从擂鼓过来的人找到朱胜才:“你老婆没得了,你快点回去看哈。”朱胜才连夜赶回擂鼓,老婆的尸体正摆在自家门前的马路上。有人告诉他,他老婆是在擂鼓镇旁边的河沟里被发现的,应该是地震时被甩进河沟,又被山上落下来石头砸到了。

朱胜才把盖在老婆脸上的布掀开,坐在她旁边看着她。过了好久,才注意到老婆身边放了一个蓝色的口袋,朱胜才拿过来打开,里面是老婆给女儿带的两块腊肉,昨天临走前特地煮好装进袋子里的,“这样霞女子可以直接拿起吃”。

朱胜才拜托朋友帮忙看着老婆,拎着口袋就去了绵阳——镇上的人说这已经是第三天了,县城里面救出来的伤员已经全部送到绵阳去了,或许那里有他的女儿。

朱胜才把贴在绵阳九洲体育馆的伤员名单全部找了个遍,才找到一个地震时也在城里开会的人。那人腿上缠着绷带,正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输液。他说,当时他是被埋在废墟下面的,朱霞就在坐在他后面两排,地震来的时候会议室一下子就垮了,他当时就晕了过去,等他醒来后啥都看不见,他在废墟里喊人,答应的人里面并没有朱霞。

朱胜才又去遇难人员名单里去找,也没找着女儿的名字。女儿的同事安慰他,“那你女儿肯定没事,会议室里面的人不管是死是活都被抬出来了的”。朱胜才这才有点安心,他又搭车回了擂鼓,安排妻子的后事。

两天后,朱胜再次跑到九洲体育馆翻看更新后的伤员名单,还是没找着女儿的名字。他有些慌了,找到一个工作人员询问,工作人员说,再去北川县城外面的信息公示点找找,所有从北川县城出来的人,不管是死是活,都会登记在那儿。

“如果在那儿还没找着的话,你女儿很可能就是失踪了——就是被埋在废墟里面没找到的那些人。”最后,工作人员说。

回到北川县城,朱胜才站在信息公示处,用一下午的时间拿手指一个一个地划过印在上面的名字,尽管他的指尖已经被油墨染得漆黑发亮,但还是没有找到“朱霞”。

再后来的一个月,朱胜才跑遍了绵阳的所有医院。在这段时间里,他得知了女婿也遇难的消息,亲家的两位老人还特地跑来擂鼓看他,但朱胜才叫他们以后别来了,问他为什么,他摇摇头只说了两个字:“何苦”。

后来,政府给朱胜才拨了一笔两人遇难的抚恤金,这些钱已经足够盖房用了,但朱胜才却把钱全部存在了银行里。问他,“你把钱存着干啥呢?”他说,“我不知道”。

地震之后重新修了路,现在从擂鼓步行到北川老县城只要两个小时。因为没有坟,朱胜才每次都是步行到建在北川县城正中心的“万人坑”给女儿烧纸。“娃娃太造孽了,人死了连坟都没有一个,像啥话”。

每次烧纸,他都会先给女儿道歉:“霞女子,对不起,我没得出息,连你人都没找到。下辈子你不要再当我女子了,我不配当你老汉。”

编辑:任羽欣

题图:《大太阳》剧照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大国小民”栏目,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千字500元-1000元的稿酬。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作者:姚铅墟

打开网易新闻,阅读体验更佳
大家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