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本碑帖在历经了岁月沧桑之后，能流传至今，实属不易。除了自身拥有的重要的书法艺术价值外，还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何为善本碑帖?
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部分来说：拓本部分，应该是椎拓较早、存字较多、拓制精良;题跋部分，则是名家真迹、言之有物、书法精美;流传部分，不外乎名家递藏、精工细裱、品相完好。
其实若满足了这些条件中的某几个，已可称之为善本，若是全部的条件都符合，那便是善本中的善本了。如吴昌硕、王国维等题跋的《石鼓文》卷及赵之谦考释并双钩的《刘熊碑》册，皆是符合上述全部条件的善本。
《石鼓文》明末清初拓本(陈叔通旧藏本)
水墨纸本 手卷 45×703cm
注：
1.周大烈、黄君寔题签条;
2.吴昌硕题引首;
3.王国维、马叙伦、谭泽闿、曾熙题跋;
4.张文魁、陈叔通旧藏;
5、1996年佳士得《上海张氏涵庐旧藏宋元翰牍明清书画精品》图54，此专场包括曾巩《局事贴》等极为罕有的巨作。
出版：《石鼓墨影：明清以来<石鼓文>善拓及名家临作捃存》P67-76，天一阁博物馆编，2018年上海书画出版社。
展览：“石鼓墨影——明清以来《石鼓文》善拓及名家临作展”，2018年1月30日-3月2日，宁波天一阁博物馆。
自去年中央电视台的“国家宝藏”栏目开播以来，故宫所藏的《石鼓文》可谓家喻户晓，说是中华民族石刻文字之祖亦不为过分。《石鼓文》唐代初期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畤原，共十件，因其刻在鼓形石上，故而称之为《石鼓文》。其内容为记述秦王游猎之事，每鼓均刻四言诗一首，故又称“猎碣”。因曾被弃于陈仓田野，也称“陈仓十碣”。
有关《石鼓文》的刻制年代，诸家聚讼纷纭，近来多以唐兰的《石鼓年代考》所载“刻立在秦献公时期”为准。《石鼓文》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书法古茂雄秀、圆融浑劲。为历代书家学习篆书的重要范本。
《石鼓文》在唐代时被发现时原石已有损泐，随之也有了拓本，惜唐代拓本今已不传。之后则以天一阁所藏北宋拓本为最古，惜此本咸丰十年(1860)毁于兵燹。至明清时，《石鼓文》拓本渐多。
石鼓原石
国内现存最早的《石鼓文》拓本，为明代中后期拓本，主要特征是第二鼓(汧殹鼓)第五行“黄帛”二字未损，称为“黄帛本”。这时期拓本的时间跨度大致在明中期至明后期，期间也有一些损泐变化。最早的跟最晚的加在一起，目前国内已知者仅五件，上博两件，故宫两件，上图一件。
之后便是“氐鲜本”，这时期拓本的时间跨度大概在明末之清乾隆初年。最主要的特征是第二鼓(汧殹鼓)上“氐鲜”等五字未损(见对比图一)。
对比图一：上为陈叔通旧藏明末清初拓本，
下为乾隆晚期拓本
据笔者近来考证(详见2018年第3期《书法》杂志中“明清间《石鼓文》拓本校勘记”一文)“氐鲜本”亦有早晚之别，区别在第四鼓(銮车鼓)第四、五行倒数第二字之间是否泐连。第六行“阴”字“阝”部竖笔末端是否已连石花。未泐连者可称为“氐鲜早本”(见对比图二)
对比图二：上为陈叔通旧藏明末清初拓本，
下为徐渭仁旧藏清初拓本
陈叔通旧藏《石鼓文》即“氐鲜早本”，也可称为“明末清初拓本”。此时期拓本存世极少，据笔者目前已知者尚不到十件，且多存公藏单位。吴昌硕定为“雍乾拓本”，实在是有些委屈了这件善拓。
局部
是卷除拓本本身拓制较早，椎拓精良，存世稀少之外，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吴昌硕的引首及王国维的跋尾。吴昌硕为近代金石书画宗师，其书法尤得力于《石鼓文》，一生临《石鼓文》无数。他自己藏了一册“黄帛本”(明拓，今藏上海图书馆)，惜其中没有吴氏本人题跋。
而吴氏题跋的全本《石鼓文》(十鼓齐全者)，至今则仅见是卷，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吴昌硕题引首
吴氏所题“凤翥鸾翔”，浑厚华滋、神气十足。四字摘自韩愈《石鼓歌》中，原句为“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估计是吴氏考虑到平声收尾更佳，才将原句中并列二词做了颠倒处理。款文中誉此卷“古香可掬”，“为稀世之珍”，更可见此卷之难得。
王国维乃近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一生致力于学术，考释金石多发前人所未见，尤为后世所重。
是卷跋尾作于1922年，先考版本，认为与罗振玉所藏明季朱之赤旧藏本同，当为明拓本。复考字体，以《石鼓文》与《虢季子白盘》、《秦公簋》同出雍地，文字体势略同，认为《石鼓文》亦虢公所作。再考其中文字。通篇七百余字，可视为观堂先生考《石鼓文》的小论文一篇，其学术价值极高。
王国维题跋
此外，马叙伦的小楷释文，标注诸家考释的十鼓次序及卷尾一跋，亦可称《石鼓文》考证中的学术之作。
蓝布函套有周大烈题签，卷外有黄君寔题签。卷后有谭泽闿、曾煕跋，另有王福庵观款。陈叔通之后，此卷为张文魁所藏，至1996年自张氏后人处散出。2018年1月曾展于宁波天一阁举办的“石鼓墨影——明清以来《石鼓文》善拓及名家临作展”，并全本收录于《石鼓墨影》一书之中，此书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左：蓝布函套上的周大烈题签
右：卷外的黄君寔题签
《石鼓文》存世拓本虽不算太少，但多是清末所拓，早期拓本可谓是凤毛麟角，平时难得一见，民间更是一纸善拓难求。早期拓本之可贵，在某种程度上更胜于原石本身。因为拓本上有的字，现在的石头上已经没有了。而民国时顶级艺术家与顶级学者的合作，怕也很难再找到几件了……
赵之谦考据《刘熊碑》并双钩本
水墨纸本 册页三本
注：此《刘熊碑》一册拓本，一册赵之谦双钩本，一册平安馆刻翁方纲双勾本，均为沈树镛灵寿华馆之物。
出版：
一、《刘熊碑》拓本出版于《原石拓刘熊碑》，1929年5月发行，1936年10月再版，中华书局;《汉酸枣令刘熊碑》，1921年4月发行，1928年4月再版，中华书局。
二、《刘熊碑》赵之谦双钩本出版于《天一阁宋拓刘熊碑双钩本》，1921年4月发行，中华书局。
三、《金石齐寿——金石家书画铭刻特集(上卷)》P210-213，2016年上海三联书店。
展览：“金石齐寿——金石家书画铭刻特展”，2016年1月17日-2月20日，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
《刘熊碑》全称《汉酸枣令刘熊碑》，又称《刘孟阳碑》。原碑二十三行，行三十三字。刘熊，字孟阳，广陵(今江苏扬州)海西人，东汉光武帝刘秀玄孙。此碑虽立碑年月不明，但为东汉刻碑无疑。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酸枣城(故城在今河南延津县北十五里)有县令《刘孟阳碑》”，此应为《刘熊碑》最早记载。此后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皆有著录，南宋洪适《隶释》详记碑文(已有缺字)，可见此时碑应未断。后碑石断裂，存上下两块。传云二残石于明代嘉靖年间尚存世，后佚失。
1915年，金石学家顾燮光在延津访得《刘熊碑》碑阴残石一块，存字八行，碑侧有宋人题记。此残石现存延津县博物馆。《刘熊碑》书法古逸遒劲，惜字迹漫漶。为传世著名汉碑之一。清翁方纲谓：“是碑隶法实在《华山碑》之上。”杨守敬则称其：“古而逸，秀而劲，疏密相间，奇正相生，神明变化，拟于古文。”
唐代诗人王建曾有《题酸枣令刘熊碑》诗一首，曰：“苍苔埋字土埋龟，风雨消磨绝妙词。不向图经中旧见，无人识是蔡邕碑。”认为此碑是蔡邕所书，遂使此碑名声大噪。时至今日，此碑名声虽大，然存世拓本却极尠。传世最善本应为刘铁云旧藏整纸本，今藏国家博物馆。次为天一阁所藏本，由剪裱复原整纸，今存故宫博物院。再次之便是沈均初旧藏本了。
沈均初所藏《刘熊碑》共三册，一册为拓本，一册为赵之谦双钩本，一册为平安馆刻翁方纲双钩本。沈氏是清代后期最显赫的碑帖收藏家之一，所藏皆善本，其眼界之高，藏本之善，于清代后期罕有匹敌者。沈氏所藏拓本多有赵之谦题记，沈氏用印亦多出赵氏之手。
一、拓本册
册外有费念慈题签。内页有赵之谦题签，谓沈均初同治二年十二月所得，并装池成。扉页为赵之谦隶书题名。拓本中赵之谦据宋代洪适《隶释》全文、天一阁藏宋拓本，复校翁方纲摹刻本，江秋史、巴慰祖双钩本书于拓本每行之下。
册后另有两页长跋，考释此本与他本之异同，并记沈均初得此拓于都下，“旧系剪贴，行字零乱，空纸上存陈氏竹田一印，售者言原本题跋已割去，惟记前人得时有两本，补合为一，今此本重一行六字”。
册后有杨守敬、李瑞清、吴昌硕、钱葆青、沈曾桐、沈邦宪跋，另有李葆恂、徐世昌、铁良、王瓘、汤寿潜、叶德辉观款。册尾补入民国时发现的《刘熊碑阴》残石拓本一帧，并有此残石发现者顾燮光题记。
二、赵之谦双钩册
册外有费念慈题签。内页有赵氏题签，篆书题扉页。赵氏据天一阁藏宋拓本双钩，钩毕，复据翁方刚刻本补钩二十九字。册后以极小之字作碑图一纸，并跋两页考诸本异同。自谓“为均初尽七日功校正谬误，并取墨本追摹体势，双钩一本附残拓后。考次文字，别为碑图。”复记“双钩古刻非能任意为之，一碑有一碑面目，宜先求形似，然后神骨，与临池大异。”并讥钱泳钩本“信笔曲折，忽绝忽续，杂行及草，几不可辨。”
之后吴昌硕评曰：“此本《刘熊》为赵叔双钩，无一字不合。叔书画往往粗枝大叶，而金石之字考究极精，名不在巴君(慰祖)下。”
后有沈邦宪、张祖翼、杨守敬诸家跋，跋中各有对赵氏双钩本之品评。双钩古刻，看似容易，其实需双钩者对于书法有着极高的认识，才能理解线条起收转折处的精细变化，以及文字之神采。而赵之谦双钩的《刘熊碑》，亦可视为赵氏对于《刘熊碑》的理解及认识。
三、平安馆刻翁方纲双钩本册
册外有费念慈题签。内页有赵之谦题签、钱泳题记。沈均初题记中谓：“右题语齐梅麓太守手迹也。齐氏钩本亦藏予家，癸亥冬杪既见石刻真本，知此本(指翁本)钩摹之善，而齐本多自运处，仅存形模，不足据矣。”至五年后，沈氏才发现“齐梅麓”应为“钱梅溪(钱泳)”。相必“齐”、“钱”二字于沪语中发音相近所致，而使赵之谦笔下皆误“钱”为“齐”。
册後赵之谦则谓翁方纲“双钩本不可信”，遂详述翁氏钩本与其所见拓本间之异同。并说“翁氏误承钩本而不知古韵，随笔录入。”又说：“翁氏之学肤浅，令人易知故得推崇如此，然其搜罗访求则不为无功。……非好訾议前人，亦不得已也。”之后有杨守敬、张祖翼跋。另有吴昌硕、沈邦宪、李葆恂、徐世昌、铁良观款。
三册之中，赵之谦考释、题跋甚夥。赵之谦为清后期著名的书画篆刻家，堪称一代宗师，对后世影响极大。同时又是金石学家，在金石学领域的专著有《补寰宇访碑录》及《六朝别字记》。
此三册中的题跋，于书体而言，篆书、隶书、楷书，行书，各体皆备，大字小字一应俱全，且皆为赵氏书法中之精品，令人叹为观止。吴昌硕亦叹“叔题跋绝精”，真稀世珍品。
光绪十四年(1888)五月，吴大澂借到川沙沈树镛宋拓《刘熊碑》，以赵叔双钩本加以校定，曾请牧甫用端石重为摹勒(见《吴愙斋先生年谱》)。在给陆心源的信中也曾提到(《潜园友朋书问》第三册中影印)。
近见吴大澂致轶侪(沈能虎)书札，记有甚详：“轶侪仁兄大人阁下：久未泐函奉问起居，敬维荩画宣勤，中外蒙福，引詹豸节，允恰颂忱。弟去夏在粤时曾借川沙沈氏旧藏宋拓《刘熊碑》，后有赵叔双钩本，精妙绝伦，因属歙人黄君穆甫(名士陵)，即依叔钩本勒之端石，今已刻竣，远胜翁覃溪、阮文达摹刻汉碑。後有叔缩本全碑图，亦并橅刻于后，共石二十九方(碑文廿五方，图跋四方)，尚在粤省，拟恳转属粤垣商局委员代为搬运至沪暂存尊处。如阁下欲顾工精拓(以淡墨薄纸为宜)，尽可多拓几份，俟广庵观察处有回苏之使，再托带苏可也。住址单一纸附览。即可凭此取石。弟今夏事闲，公牍稀少，颇可作篆学画，所得名人书画亦多精品，可作粉本也。手泐敬请勋安并贺节禧。弟大澂顿首。眉叔观察处并此道候，不另作书。八月十一日。”
由此可知，吴大澂曾借过沈均初藏的拓本册及赵之谦双钩册，且赞赵之谦双钩本精妙绝伦。遂命黄士陵摹刻的《刘熊碑》，即是以赵氏双钩本为依据，并摹刻了赵之谦的碑式图及跋文。
赵之谦考据《刘熊碑》并双钩本 民国出版资料
是册沈均初歿后为端方所得，民国时归陈淮生，上海中华书局曾珂罗版影印出版。约上世纪三十年代归王伯群藏弆。2016年1月曾展于“金石齐寿——金石家书画铭刻特展”(展出地在上海龙美术馆)，并著录于《金石齐寿》一书之中，此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
《金石齐寿——金石家书画铭刻特集(上卷)》
出版页影
碑帖的收藏，绝大多数藏家都知道其稀缺性的重要，是本则可以作为非常好的诠释。除了稀缺性外，少有人会关注其一件作品所占用的创作者的时间。
赵之谦考释这件《刘熊碑》，同治三年正月初七跋双钩册时已尽七日之功，初八跋翁氏钩本后，初九、初十跋拓本册后。前后用时十日。这十日功夫，赵之谦只做了考释并双钩《刘熊碑》这一件事情，除了跟沈树镛的交谊匪浅外，更多的是他对于金石的兴趣。
就一般的创作速度来说，赵之谦写一件对联，可能需要十分钟;刻一方印章，可能需要一个小时;画一张花卉，也最多半日功夫;而考释件《刘熊碑》却花了十天时间!且迄今为止，尚未见赵氏对一件碑帖有如此的不遗余力。猜想沈均初收到这件《刘熊碑》，应该是感动不已、赞叹有加，甚至还会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