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孱弱的城市:一战前贫民窟是欧洲人的噩梦?

网易历史04-16 09:40 跟贴 3 条

本文节选自《明日之城:1880年以来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作者:[英]彼得·霍尔,译者:童明,出版社:同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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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而不是英国的其他地方城市)是大多数该类剧目出演的舞台,但是正如皇家调查委员会于1885年所认识到的那样,伦敦的住房问题是如此严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伦敦规模的一个简单推算。伦敦在1890年代之初就拥有560万人口,没有其他任何英国城市可以与之相比,住房密度、土地租金、交通拥堵、空间竞争等问题在伦敦都必然显得更加尖锐。

相比巴黎地区的410万和大柏林的160万人口,伦敦在欧洲,甚至全世界都无可匹敌地成为最大的城市。 但是,那些相对规模略小而密度较高的其他城市也有它们各自相应的噩梦。1891年,在巴黎的历史城区中生活着245万人,密度比LCC地区高出2倍。伯提隆(Jacques Bertillon) 估算出在当时,14%的巴黎人是贫穷的,也就是33万人生活在过度拥挤的住房中,那里的穷人甚至比伦敦的穷人住得更差。亨利?塞利尔计算出,1911年的这一数字仍然是21.6万人,而在郊区另外还有8.5万人,每个房间居住着两个或更多的人。 同样在巴黎,1894年、1906年和1912年的立法已经允许为工人阶级建造廉价住房,并且由国家财政支持,最终允许地方政府设立机构来建造和管理这些住房。然而到1914年时,在巴黎地区只建造了1万套这样的住房,总数无法与LCC的成绩相比。 其根本原因在于,无论是城市还是国家都缺乏资金进行贫民窟清除。其他一些大型公共项目获得优先发展——1880年代和1890年代建造了许多学校和巴黎大学,以及在1900—1910年建造了地铁。

柏林的人口几乎以美国的速度在增长,20年内差不多翻了一倍,从1890年的190万到1910年的370万。柏林与巴黎一样,是一个特别紧凑因而特别密集的城市。它的发展体现为密实压缩的五层楼“出租营房”(rentalbarracks),围绕着只有15英尺进深的庭院,以满足最低的运输消防设备的要求。这种形式的开发显然首先是由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为士兵的家属建造的,并且由于警察局长詹姆斯?赫伯里希(James Hobrecht)1858年的城市规划而得以推广。很显然,它是想通过设计来实现社会融合,富人与穷人居住在同一个街区中,这样就产生了悲惨性的拥挤。在1890年代条例有所改变之后,这种形式甚至传播到了新的郊区开发中。 在城市规划的指导下,并且在一种特定偏好的贷款系统的支持下,投机事业完成了剩下的事情。

根据英国城市规划先驱T.C.赫斯弗(T.C.Horsfall)于1903年的测算,其结果就是如果1891年在伦敦一座建筑中的平均居住人口是7.6人,在柏林就是52.6人。 直到1916年时,至少79%的全体居民只有一两个可采暖房间。 而柏林人比在汉堡或慕尼黑相应的居民要为公寓支付更高的租金——具有讽刺性的是,穷人的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 另外,虽然德国比英国更早地实现电车系统电气化,柏林的私营电车公司并没有采取与LCC相同的方式,成为一种向城外迁移的手段,地铁的开发也受到立法斗争的困扰。 英国城市规划师帕特里克?阿伯克隆比(Patrick Abercrombie)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参观柏林时,就被与伦敦的反差所触动:

柏林是欧洲最为密集的城市,当她发展时,她并没有采用小街或者郊区小商店向外扩张的模式而是向开阔的乡村缓慢地推进她宽阔的城市街道和庞大的分租房街坊,使之一次性变为全面膨胀的城市。

在欧洲的各大首都中,针对城市扩张和过度拥挤存在着一种有趣的反应:无论在伦敦还是柏林,人们越来越担心城市人已经在生物学上不合宜了。在1900年前后,为南非战争所进行的征兵运动暴露出这一现象。在曼彻斯特,1.1万名年轻人中8000人落选,只有1000人适合于正常的兵役。随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温尼委员会(Verney Commission)认为英国城市部分市民的体质逐渐下降,因而只能通过从农村招募士兵来维持。 同样在柏林,1913年只有42%的柏林人适合于服兵役,相比之下,农村地区则达到66%。

由此很快就有人认为,城市居民(最终是全体人类)将不再能够进行繁衍,这种观点第一次由格奥尔格?汉森(Georg Hansen) 在他1890年出版的著作《三种社会阶层》(Die drei Bev?lkerungsstufen)中进行运用,并且由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于1918年应用于他经典的《西方世界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中:“现在,巨型城市将农村吸干,它贪得无厌、永无休止地需求并吞噬人类的鲜血,直到在一个几乎荒无人烟的国土上倦乏并死亡为止。” 但是在这两个国家中蔓延着更广泛的恐惧。自由党下院议员查尔斯?马斯特曼(Charles Masterman) 在他的著作《帝国之心》(The Heart of the Empire,1901)中认为,伦敦人是不安定的:

过去的英国是一个由分散于小镇、村庄和农舍中的保守而安静的人们所构成的英国……后来的问题就是……城镇居民的一种特有体型:粗矮、窄胸、容易忧郁的,但是健谈、兴奋、缺乏沉稳和耐心的——他们在酗酒、赌博中,在家庭内外的任何奇怪的冲突中寻求刺激。

同样,1920年代在德国,城市恐惧症(die Angst vor der Stadt)是对于社会解体的一种恐惧,体现为自杀、酗酒以及性病、“极度理性”和缺乏政治稳定性等现象。

德国城市对于德国人来说也许并不好,但是对于前来参观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它们提供了城市应当如何的样板,无论是老套的规则性或者新式的不规则性,它们仍然被视为有序、干净、时尚和如画的。 总之,在法兰克福是这样的。本雅明?马什(Benjamin Marsh)在美国大量描述了法兰克福对于未开发土地所实行的区划和征税的情况,以及以它著名的市长(Bürgermeister)来命名的阿迪克斯法(Lex Adickes),该法将小块土地合并到一起来进行再开发。在英国,一位曼彻斯特的住房改革家T.C.赫斯弗扮演着相同的角色。 “德国的赫斯弗”于1840年代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制造商家庭,因其叔父而拥有一种德国关系。他从1895年开始就认为曼彻斯特应当如同德国城市所做的那样,有权去购买外围土地并进行规划。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因此受到震动:他告诉赫斯弗,德国城市是过度拥挤和不卫生的,赫斯弗于是认识到这种指责至少在柏林是对的。除此之外,他们形成了一种共识:“德国做的是城市规划,英国做的是乡村住宅。” 1905年,伯明翰住房委员会主席约翰?奈特福德(John Nettlefold)参观了德国,回来后即劝说城市议会效仿德式规划中的城市发展模式来应对伯明翰的住房问题,不同之处则在于采用英式田园郊区的模式来替代德式公寓的模式。这一混合概念后来被证明是应用于1909年住房与城镇规划法等法规中有关新型依法规划程序的核心内容。 当英国皇家建筑委员会于1910年10月在伦敦举办城镇规划会议时,其内容被来自德国的各类展览所主导。 另外在1914年以前的若干年中,城镇规划领域的核心团队组织了几次欧洲出访,所关注的焦点几乎全在德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洲确实出现了一种更加广泛的共识,其形式就是国家住房补贴的一种“欧洲模式”。这个项目被视作一种应急的、有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用来解决复员军人激昂的不满情绪。在随后1921—1922年的经济危机中,该项目(在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很快就崩溃了,或者至少进行了重大的调整,但是原则已经建立起来,国家在住房问题上现在已经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然而美国从一开始就与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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