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出祁山的无奈:蜀汉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subtitle 文史宴04-15 10:16 跟贴 1084 条

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每逢中国历史进入分裂时期,巴蜀之地总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割据政权。而在这些割据巴蜀的政权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季汉政权,却是一个极为与众不同的存在。

季汉不仅屡屡宣称自己是后汉天命的延续者,而且直至其灭亡的前一刻,依旧通过积极的军事行动,努力捍卫着其对后汉天命的宣称权。

在季汉灭亡后的漫长岁月里,这种对天命的执着,被后世理解为对汉室的孤忠,通过历代文人墨客之手,被演绎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由东晋的习凿齿到南宋朱熹,再到元末明初的罗贯中,皆将偏居一隅的季汉视为三国之正统,将季汉的历史形象,放大到与其实际存在极不相称的地步。

可以说,除季汉政权外,再没有任何偏处一隅又与前朝没有直接法统联系的割据政权,能够获得如此殊荣。

在此并不打算探讨这种现象背后复杂的政治哲学,仅想对季汉频繁的北伐稍作探讨。因为这种频繁的军事行动,即便不是后世将季汉视为三国正统的唯一原因,至少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尽管出于复杂的政治目标,季汉的军事行动更多的被后人视为对汉室的孤忠,似已盖棺定论。然而读史最为趣味之处,恰恰是挖掘开符号化的历史形象,探寻其深层的历史实相。在季汉这种被后人视为孤忠,看似极不合理的战略抉择的背后,无疑有着极为复杂的利益考虑。这一切的根源,还要从刘备入蜀之前的巴蜀政局开始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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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入蜀前的巴蜀政局

尽管历史不会重复,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总会看到一些极为相似的事件。

西周末年,王子友见王室多乱,忧虑祸患将至,便采纳太史伯的建议,请求外封以避祸,从而成为郑国的初代国君。其子郑武公,保护平王东迁,由此拉开了春秋时代的序幕。

数百年后,同样出身宗室的刘焉,也是见王室多故,恐天下将乱,而向朝廷提出一个极大影响汉末政局的建议:“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叛离。宜改置州牧,选清名重臣以居其任。”

昔日汉廷于各州分置刺史,其本意在于监察地方,故仅有监察检举之权。虽日后刺史之权渐重,早已不限于起初的监察检举之权,而隐然为一州的军政首长,但至少就名义上,其权利依旧有限。

但是刘焉所建议改置的州牧,无论名实皆为一州的军政首长,其权限极大,易成尾大不掉之势。故自前汉成帝初置以来,便废置无常。刘焉在后汉多难之际,提议复置州牧,以清名重臣出任,不得不说其已有效法郑桓公故智之心。

故其一开始所请求的,便是出任最为偏远交趾牧。但是出身益州,精于图谶的侍中董扶却以“益州有天子气”为由,劝说刘焉出镇益州。故中平五年(188年),刘焉以监军使者,领益州牧。与其同为列卿的黄琬、刘虞二人,也在此时分别被任命为豫州牧与幽州牧。史言:“州牧之重,自此而始。”

刘焉图谋益州牧

刘焉出镇益州后,“抚纳离叛,务行宽惠,阴图异计”。其借张鲁之手,袭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阁道,再上表朝廷以“米贼断道,不得复通”为由,断绝益州与朝廷的联系。又借故诛杀益州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使益州惧疑。

出身益州蜀郡的太守任岐、校尉贾龙害怕步王、李等人后尘,被迫起兵攻焉,却兵败身死。由此,刘焉确立起其在益州的权威。

起初,刘焉出镇益州,益州士人董扶、赵韪二人出力不小。前者以图谶之言,劝刘焉出镇益州,后者则在刘焉出镇益州之际,与前者一道辞官,追随刘焉抚益。但刘焉出镇益州后,不仅大力镇压巴蜀地方豪强,逼的健为太守任岐、校尉贾龙起兵反叛。还将由南阳、三辅等地涌入益州的流民编为东州兵,以其打压巴蜀士人的反抗。致使巴蜀士民与东州兵团之间的主客矛盾,变得极为尖锐。

刘焉死后,益州士人赵韪、王商等人,以其子刘璋仁厚温和,率群吏共同推举刘璋为益州刺史。而朝廷也因无暇顾及益州,而从其所请,以刘璋为领军使者、领益州牧。

但是刘璋就任益州牧之后,尽管也重用益州士人,但却不能切割其与东州兵团之间的联系,依旧放任其横暴不法、侵扰百姓。导致拥戴其的益州士人,大为离怨。

在这种局面下,曾经一度效忠于刘氏父子,却在州中颇得人心的赵韪,“乃阴结州中大姓”,于建安五年(200年)起兵攻璋。但因东州兵畏惧被州人清算,拼力保璋,而兵败身死。但刘璋的统治,并未因赵韪之死而更为稳固,反而日渐失去巴蜀士人与客籍士人的忠诚。

尽管陈寿将这种局面归结为“皆由璋明断少而外言入故也”。但是,真相恐怕并非如此简单。

昔日董扶、赵韪等益州士人之所以迎刘焉入川,恐怕有着极为复杂的考虑。由于巴蜀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其历来有着很强的离心倾向。随着后汉末年王室衰微,巴蜀士人未必没有闭关自守的考虑。然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巴蜀士人也不可能公然断绝与汉室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迎来一位汉室宗亲,以其为旗号,奉行一种孤立主义政策,未尝不是一种合理的选择。而刘焉虽贵为宗室,但是在巴蜀却没有根基,且没有什么私人部曲。这样一位人物,无疑是极为极为理想的人选。

然而巴蜀士人没有意料到的是,虽然刘焉稳定了巴蜀局势,并且断绝巴蜀与朝廷的直接联系,但是他却利用东州流民集团组建东州兵,以东州兵之力打压巴蜀士人,以此来扩大自身的权势。

其子刘璋上位之后,不仅未能回报巴蜀士人的推举之恩,反而继续放纵东州兵横暴不法、侵掠百姓,弄的连一度忠于刘氏父子的赵韪也起兵反叛。

显然,相较于成为巴蜀士人的领袖,刘氏父子对于树立自己的个人权威有着更大的兴趣。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刘氏父子对于树立自身的个人权威有着极大兴趣,但是作为以九卿宗室身份出镇益州之人,他们在巴蜀并没有自己的基本盘,也未能成功的建立起自己的基本盘,故而只能选择利用东州流民与巴蜀士人之间矛盾,来勉力维系自身的权威。

这种做法的最终结果,便是导致无巴蜀士人与东州流民,都失去了对刘氏父子的忠诚。在这种困境之下,刘璋听信张松、法正之言,决定以讨张鲁为名,引刘备入川,试图以此来镇服巴蜀士人与东州流民。

刘备窃蜀

经过一千多年累层的历史建构,刘备忠厚长者的形象可谓深入人心。然而在当时人眼中的刘备,却与忠厚长者的形象多少有些偏差。

陶宗仪在论及刘备时曾历数当时人对刘备的看法:“备又非人望之所归。周瑜以枭雄目之,刘巴以谁人视之,司马懿以诈力鄙之,孙权以猾虏呼之。”

尽管这些人大多都是刘备或刘备集团的对手,因此其评价大概仅能权供参考。但是刘备取益州之时的所作所为,却与以上诸人眼中的奸诈猾虏形象颇为吻合。

起初,孙权欲邀刘备共同取蜀,却为刘备以:“备与璋讬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惧,非所敢闻,原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放发归于山林。”为由拒之。

孙权对刘备所言信以为真,不仅一度放弃取蜀的打算,甚至在刘备应刘璋邀请,入蜀讨汉中张鲁之际,还履行同盟义务,派吕范率兵入蜀诱击张鲁。

然而在曹操大举南下伐孙之际,刘备不仅未出兵相助,反而在此期间攻灭刘璋。气的孙权大骂:“猾虏乃敢挟诈!”

若说刘备对孙权的所作所为,尚且还勉强视为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话,其对待刘璋的做法,则实非是忠厚长者所为。

尽管刘璋引刘备入关的主要目的,是借助刘备的力量强化其对巴蜀的统治,但是汉中张鲁也确实对巴蜀形成很大威胁。故刘备入川之后,刘璋不仅增刘备之兵、厚加资给,还令白水关驻军服从刘备节制,希望刘备能够肩负起起抵抗张鲁的重任。

然而,尽管在刘璋的支援下,刘备不仅在川中拥兵三万余人,且“车甲器械,资货甚盛”,但其却“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此后,更借口刘璋未能完全满足其增补兵力粮草,以助回援荆州为借口,诱杀率领白水关驻军的杨怀、高沛二将,起兵攻璋。

攻陷成都之后,刘备不仅纵兵劫掠巴蜀,更违背“礼其君而安其人”的诺言,将刘璋父子送往荆州软禁。刘备的这些行为,甚至在将季汉视为正统的南宋士人中,也有颇不以为然者。洪迈便在其所著的《容斋随笔》发出“孰谓玄德之长者而忍为此邪!”的感慨。

《历代帝王图》中的刘备

不过平心而论,尽管刘备的行为可称之为不仁不义,但是刘璋沦为阶下囚,也可谓是咎由自取。

起初巴蜀士人推举刘璋掌益州,本来希望他能约束东州兵的横暴,辑和主客矛盾。然而他不仅未能约束东州兵,导致本忠诚于他赵韪反叛。还猜忌追随于他的客籍士人,连与刘焉世家同好的庞羲也与其反目。在失去这些支持者的忠诚之后,更听信张松、法正之言,引刘备入川,幻想借刘备之力来强化自己日益脆弱的统治。

前有韩馥请袁绍入冀,而被鹊巢鸠占的前车之鉴,后有黄权、刘巴、王累等人的苦苦相劝,不知他哪来的底气相信刘备不会仿袁绍之故智。

而且,即便刘备真是一位忠厚长者,顾念虚幻的汉室宗亲情谊。在主客矛盾本以极为尖锐的巴蜀政局中,又引入强大的第三股势力,无疑会使得巴蜀政局更为复杂化。连巴蜀士人与东州兵团之间的主客矛盾都无法处理的刘璋,又哪来的自信能处理因刘备入川而变的更为复杂、尖锐的主客矛盾?

不过无论是刘备的奸诈还是刘璋的暗愚,都并非笔者所关心的问题。这里需要讨论的关键在于,刘备取蜀之举,在为其政治集团极大的扩展了生存空间的同时,也为该政治集团带来一直到其灭亡也难以克服的合法性危机。

当时的汉末群雄,其合法性的根源无外乎源于两个部分,或源于汉室的任命;或源于地方士民的推举。

刘焉出镇益州,便是借由汉其的正式任命,其统治益州的合法性便能够得到确认。而刘璋继承父位之时,尽管衰微的汉室已经不再能赋予其充分的权威,但是借由益州士人的推举与汉室的追认,他依旧能够确保其统治巴蜀的合法性。

但是刘备取川的过程中,既没有来自汉室的任命,也没有来自巴蜀士人的推举,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更何况,刘备在征服巴蜀的过程中,充满着背信弃义与玩弄诈术。故而巴蜀士民自一开始,便对刘备集团的统治,有着极强的敌意。

在刘备攻伐刘璋之时,尽管有不少客籍士人投降刘备,但是巴蜀士人却展现出一派誓死抵抗的姿态。前有雒城屡攻不下,后有成都吏民咸欲死战。甚至刘备取川后,广汉李邈还面刺刘备道:“振威以将军宗室肺腑,委以讨贼,元功未效,先寇而灭。邈以将军之取鄙州,甚为不宜也。”

当然,这些连刘璋本人也不敢相信其忠诚的巴蜀士人,不仅为其战斗到最后一刻,而且在刘璋失败之后还胆敢为其打抱不平。其中除对刘备不仁不义的愤慨之外,恐怕也不乏对巴蜀政局的忧虑的忧虑。

刘焉父子在位时,尽管不能辑和主客矛盾,甚至屡屡以东州兵打压巴蜀士人。但在用人上,刘焉父子却不得不对巴蜀士人有所倚重。

在刘璋统治的初期,后来起兵叛璋的赵韪,还一度主持过巴蜀军政大局。但若刘备集团入川,则不论刘备个人态度如何,仅仅要安置刘备集团中的客籍士人,巴蜀士人的权力都会受到极大的削弱。

而刘备取川后,马上着手开始构筑新的巴蜀权力结构中,也并没有多少巴蜀士人的位置,据《蜀书·先主传》记载:

“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

尽管陈寿试图通过这份名单,来强调刘备新人事格局的包容性。但是很显然,能够进入这份名单的不是刘备集团的故人,就是刘备入川时投降的客籍士人。而本来在巴蜀政局中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巴蜀士人,能够进入这份名单的仅黄权、彭羕二人。

但刘备不久便在诸葛亮的影响下,以失言为由诛杀彭羕。而巴蜀士人的另一代表黄权,则因夷陵之败而被迫降魏。此后直到刘禅降魏为止,季汉政权的权力中心,再也看不到巴蜀士人的身影。

无疑,刘备的这一人事安排,一方面可以说是其在施行其作为征服者的权力,但另一方面,也与巴蜀士人所表现出的敌意不无关系。

但即便刘备是因巴蜀士人的敌意,而将其排斥于权力中心之外,若是想使其在巴蜀的统治能够稳固下来,则还是需要建构起其统治巴蜀的合法性依据,以此来获取巴蜀士人的支持。

很快,他便寻找到这样一个机会。

刘备称汉中王与合法性的建构

建安十八年(213年)被曹操被封为魏公,且“位在诸侯王之上”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五月,曹操又以讨张鲁之功,被汉献帝封为魏王。根据当时所流行的天命观,这一系列事件被时人视为“汉魏禅代”的先兆。

天命观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所谓“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根据甘怀真的观点,这句话中天子所居的“中国”,在具有一定地理含义的同时,更有着极为丰富的政治含义。

首先“国”本身是一个政治单位,而接受天命的天子所处的“国”,便被视为“中国”,天子便居于其中,治理四方。

但是天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根据五德说与分野说,而在诸“国”之中周期性流转。天命所到之“国”,这个“国”的统治者便会接受天命,作为天子统治天下。欲为天子者,当先建“国”,此后才能“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

故而曹操打破汉制,让汉献帝以其多年经营的十郡为封地,封其为魏公,建立魏国,“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寮,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并受九锡。可以说已经为日后的“天命转移”、“汉魏禅代”铺平了道路。这对刘备集团而言,即是危机,也是机遇。

之所以是危机,是因为刘备集团作为汉末群雄之一,其政治合法性主要源于刘备的汉室宗亲的身份,及汉室所敕封的官爵。一旦曹氏集团完成“汉魏禅代”,则其的政治合法性也便一并消解。然而在危机中,也潜藏着机遇。

汉献帝封曹操为魏王后不久,刘备便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上表汉献帝,奉还左将军、宜城亭侯印绶,称汉中王。

在刘备群下一百二十人联名上表汉献帝,推举刘备为汉中王,拜大司马的表文中,作者叙述曹操欺凌汉室的僭越之举,并通过强调刘备与董承密谋诛曹操一事,来塑造刘备讨曹灭贼的形象。接下来,又根据“封建同姓”之义,在否定曹操异姓封王的同时,来为刘备封王寻求法理上的依据,更进而以刘备破曹操于汉中一事,论证其功勋卓著,其功也足以封王。

然而,尽管刘备集团试图根据“封建同姓”之义,来否定曹操封王的合法性。但不论如何,曹操终究为汉献帝亲自册封,比之自称汉中王的刘备,无疑要更具有合法性。故范晔在《后汉书·献帝本纪》中,讥讽刘备自称汉中王。

尽管刘备集团在上奏的表文中,援引后汉初年河西五郡共推窦融为元帅的成例,来试图在得不到汉献帝封授的情况下,刘备称王的合法性问题。但是他们自己也清楚,这种解释过于牵强,故在表文最后强调:“夫权宜之制,苟利社稷,专之可也。然后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矫罪,虽死无恨。”

不论刘备称汉中王究竟有多少合法性,刘备集团很明显的希望借助这一事件,解决迫在眉睫的合法性危机。

只要曹操称王为僭越之举,而汉室依旧享有天命,刘备集团便能够打出大义的旗号,讨伐曹氏集团的僭越之举。而为了讨伐曹氏集团的僭越之举,则有必要封作为“肺腑枝叶”的刘备为王。再通过援引同级诸侯共推窦融为元帅的成例,来为刘备集团赋予临时的合法性。

但在这份联名表文中,具列名字者仅十一人:“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左将军领长史[领]镇军将军臣许靖、营司马臣庞羲、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臣射援、军师将军臣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臣张飞、征西将军臣黄忠、镇远将军臣赖恭、扬武将军臣法正、兴业将军臣李严。”

这十一人中,具备同级诸侯推举资格的,仅马超一人而已。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十一人中,没有一位是巴蜀士人。

刘备的大吉祥物马超

刘备集团虽声称“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但是在这份表文所具列姓名的十一人中,却没有一人是出身于这五地的士人,实在是讽刺至极。故而即便是与河东五郡诸侯共推窦融为元帅的成例相比,刘备称王的合法性,也不得不说很成问题。

然而不论刘备称王本身究竟具有多少合法性,既然刘备集团已通过刘备称王,将自身的合法性与讨曹兴汉的事业绑在一起。则他们便唯有讨灭曹魏,兴复汉室,方能够塑造自身合法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论刘备集团在表面上,如何表现出推进该事业的决心。但客观上,要推行该事业却困难重重。

虽然刘备集团自赤壁之战的短短几年内,先巧取荆襄四郡、又攻取巴蜀,一改过去居无定所、四处流串的尴尬局面。但是由于其得蜀不正,故而未获得巴蜀士人的支持。其主要支持者,除长期追随刘备者外,不过是新进加入刘备集团的客籍士人与部分荆襄士人。而刘备对荆襄四郡的控制,也因为孙刘联盟的日益崩坏,而危机四伏。

而曹魏经过对中原三十余年的经营,早已获得大部分北方、中原士人的支持,可谓树大根深。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形容孙氏集团的“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完全也能够用来形容曹魏集团。孙氏集团尚且“不可图”,比孙氏集团强大数倍的曹魏集团又岂可轻图?

虽然汉中一战,刘备能够击退曹操的大军,占据汉中。但这除了刘备集团军事行动的成功及曹魏集团的诸多失误外,更为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于秦岭的阻隔,使得曹魏集团难以对汉中一带进行充分的战略辐射。故而使得汉中在曹魏集团手中,无异于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而若刘备集团以汉中为据点进取关中,则曹魏在汉中所面临的困境,必定会转移到刘备集团身上。日后诸葛亮与姜维屡次北伐皆无功而返,其根本原因,恰恰在于秦岭天险的阻隔,使得季汉难以维系在关中的战略存在,而曹魏又易于向关中投放军事力量。

由此,刘备集团若欲北伐中原、兴复汉室,其唯一的合理选择,便是出荆州以向“以向宛、洛”。尽管选择这条路线,必定会与曹魏主力迎头相撞,但若详细计划、慎密运作,并与孙氏集团紧密配合,则未必没有一战之力。

故而刘备称汉中王的当年,便派刘封、孟达取上庸、使关羽攻襄樊。此外刘备同时还赐关羽“假节钺”,赋予其“恭行天罚”的特权。权且不论刘备赐关羽“假节钺”是不是僭越之举,仅就这一举措而言,或许可以说刘备将关羽进取襄樊视为北伐曹魏的前期准备。

但是,关羽不仅没有能够夺取襄樊,反而兵败身死,连刘备集团所居有的荆襄四郡也为孙权所夺取。这使得刘备集团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战略,已不再具备实行的可能性。

由此,刘备集团不得不再次考虑如何构建自身合法性这一难题。恰在此时,“汉魏禅代”使得这一问题变得为复杂。

“汉魏禅代”与刘备僭位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10月,在经过周密的运作后,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正式取代汉室称为新的天子,这便是有名的“汉魏禅代”。

尽管在日后的历史叙事中,随着“帝蜀论”的确立,曹丕代汉往往被刻画为谋篡之举。但是,不仅就当时而言,“汉魏禅代”遵循了又分野说及五德论所构筑的古代政治哲学,而且直至赵宋代周为止,后世的改朝换代也都遵循了曹丕所开创的这套禅让程序。

然而对刘备而言,曹丕代汉是否符合当时所流行的政治哲学,并非问题的关键。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汉家天子亲口宣布天命已转移到曹氏,并亲手将刘家天下禅让给曹家,那么其伐曹兴汉的实业,也便失去了凭借。由此,其借助这一事业所苦苦构筑的合法性,也必将烟消云散。

故而无论是出于对汉室的“忠诚”,还是出于维系自身合法性的考虑,刘备集团都断不能承认曹丕代的合法性。

故而在曹丕代汉仅几个月之后,刘备便根据献帝被害的传言,发丧制服,并追谥献帝为孝愍皇帝。尽管此时的汉献帝,不仅未死,还在其封邑之内行汉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但对刘备而言,他必须坚信献帝已经曹丕所害,唯此才能够将曹丕代汉与王莽代汉联系起来,为自己复兴汉室的事业,从新找到正当性依据。

而在为汉献帝发丧之后不久,刘备便在群臣的劝进之下,登基称帝。对于该举措又该如何评价呢?尽管刘备集团给出的理由是:“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但是也有人指出:“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

甚至连后世史家也认为,刘备唯有锐意讨贼,才能宣明曹氏为篡;宣明曹氏为篡,才能宣明天命并未转移,天下仍为汉室天下,那样刘备作为汉室的继承者,称帝才能够具有合法性。而刘备在曹丕称帝后,既不北伐,也不声讨,反而先自立为帝,这无疑削弱了季汉政权的合法性。

这些看法并非没有道理,相较于刘备称帝的对错而言,笔者更为关心的是刘备称帝这一举措的真实动机。尽管该动机并未载于史册,但是却不难根据现有材料,稍作推断。

曹氏代汉不仅有着坚实的政治理论作为支撑。而且经过曹操三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削平群雄之后,曹氏不仅在中央也在地方,都建立了极为坚实的权力基础。放眼天下,尚未服从曹氏支配者,不过辽东公孙氏、江东孙氏及占据巴蜀的刘备集团而已。而在这三股势力中,公孙氏与孙氏又都向曹魏表示臣服。

而刘备集团不仅刚刚丢失荆州四郡,只能由汉中北伐,更因孙权反目,使得巴东也受到威胁。在这种局势下,根本不存在兴师伐曹的足够条件。

由此,刘备集团既然不能够兴师伐曹,来向世人宣示天命依旧在汉,便只能够通过身为汉室宗亲的刘备称帝,来维系天命在汉的景象,来维系士人对刘备集团的忠诚。然而,且不论刘备集团中的客籍士人如何,此举显然未能获得巴蜀士人的支持。

尽管在对刘备进行劝进之时,巴蜀的群儒英俊大多列名于名单之中,但是他们私下却都通过图谶,议论着一套完全不同的说法。

彭羕——巴蜀士人与刘备的龃龉

由于当时尚未完全走出神文时代,谶纬之学便构成了政治学说中的重要部分。无论是两汉诸帝,还是王莽、公孙述、曹丕,都将谶纬之学,视为自身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构成部分。

刘备自然也不例外,在其为自己的称帝活动造势之时,上言符瑞与图谶者便多达八百余人。然上书之人虽多,当时巴蜀精于谶纬者,不过周舒、杜微、杜穷、何宗等数人而已。而这些人,对刘备的统治都抱有极强的否定态度,甚至还通过对谶纬的解读,来质疑季汉政权的合法性。

杜微在刘备取川之后,“常称聋,闭门不出。”而周舒则不仅“数被征,终不诣。”而且在有人询问其“《春秋谶》曰‘代汉者当涂高’,此何谓也?”时回答说“当涂高者,魏也。”而“乡党学者私传其语。”到刘禅在位之后,杜琼还在与谯周的讨论中,赞同周舒的观点。蜀郡张裕更因私语人曰:“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最终被刘备借故诛杀。

在这些关于谶纬的讨论背后,实际上透露出是巴蜀士人对于季汉政权合法性的质疑。或许在他们看来,既不是由他们推举,也没有来自最高权威任命,仅仅凭借诈术与武力夺取益州的刘备,根本就不是值得他们效忠的对象。

而一旦这些精通谶纬的巴蜀名士,都通过对谶纬的解说,来强调“汉魏禅代”的合法性,宣称天命已去刘归曹。则哪怕仅仅是私下议论,也足以彻底消解季汉政权的合法性。在这种背景之下,不用等到刘备去世,季汉政权对巴蜀的统治便已显得危机重重。

诸葛亮的执着

章武二年(222年),汉嘉郡太守黄元听闻刘备病重,起兵反叛,并于次年三月迫近成都。建兴元年(223年)夏,“南中数郡、并皆叛乱。”

这些叛乱的背后,除孙权的煽动与支持外,季汉政权的合法性缺失,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原因。

如益州雍闿不仅宣称“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而且还数移檄永昌,宣扬刘备之死以证明刘氏不再享有天命。

尽管这种对季汉政权合法性的公开质疑,主要发生在益州南部。但无疑与周舒、杜微等巴蜀名士私下对季汉政权合法性的质疑,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在刘备病逝,南中皆叛的这一年,曹魏公卿受曹丕之命,开始密集的给季汉主政大臣写信,“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尽管由于交通不便,曹魏集团未能完全掌握季汉政权的实情,但其无疑洞察到季汉政权的统治危机,并试图加以利用。

由于此前辽东公孙氏与江东孙氏,都已向曹魏称藩,名义上服从曹魏的统治。如果季汉政权承认曹魏的天命,则曹魏便能够完全确保其接受天命的合法性。

但季汉政权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比辽东公孙氏与江东孙氏都更为复杂。无论是辽东公孙氏还是江东孙氏,不仅,已经获得当地士人的效忠。通过自下而上的认同,其统治已经有较强的合法性。更通过汉室及曹魏政权等最高权威的任命,使得其统治的合法性获得进一步的强化。

而刘氏集团对巴蜀的统治,不仅从未能够获取最高权威的承认,而且由于刘备得蜀不正,巴蜀士人对于刘氏集团的统治一直极为抗拒。虽然由于客籍士人的强势,他们不能够公然反叛,但是并未认同这个政权统治的合法性。

既然未能获得最高权威的授权,更未能获取巴蜀士人的政治认同,则季汉政权只能够通过强调刘氏依旧享有天命,来建构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无论是伐曹兴汉、还是登基称帝,始终都是围绕着刘氏依旧享有天命这一点,在做文章。

换言之,如果季汉政权承认天命在魏,则无异于消解掉自身统治的唯一合法性根源。接下来,便是其整个统治的崩溃。

故而,季汉政权是绝不可能承认曹魏的天命,并“举国称藩。”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季汉政权如何拒绝承认曹魏享有天命的合法性,都无法回避其自身的合法性严重缺失这一问题。而如果不能补完自身的合法性,则季汉政权也就难以摆脱严重的统治危机。

为摆脱这一困境,诸葛亮无疑作出过很大的努力。

首先他义正言辞的驳斥了曹魏对天命的宣称,并努力作巴蜀士人的工作,向其开放政权,谋求他们对季汉的忠诚。同时,又遣使修复孙刘同盟,以求在打破季汉包围网的同时,通过外部势力的承认,来为季汉政权谋求一定程度的合法性。

但仅仅通过这些举措,都不足以使季汉政权摆脱合法性危机。驳斥对曹魏对天命的宣称的文件,诚然义正言辞,但是批判的武器永远也无法替代武器的批判。对巴蜀士人的工作也收效甚微,尽管使得不少巴蜀士人出仕季汉政权,但是始终未能获得巴蜀名士的忠诚。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季汉政权作为一个由客籍士人主导的寄生政权,也很难真正与巴蜀士人分享权力。

而通过对等同盟而获取的孙权的承认,表面上看能够为季汉政权带来某种程度的合法性。但实际上,却会对季汉政权的合法性构成巨大的隐患。

因为既然季汉政权的合法性,始终是以汉家天命并未转移为基础,那么其又应该如何对待孙吴对天命的宣称呢?实际上,季汉政权对该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使得孙刘联盟中始终存在着一枚定时炸弹。

由此,对于诸葛亮来说,便只剩下一种选择。即通过重新推行北伐事业,来为季汉政权摇摇欲坠的统治,赋予合法性。

虽然荆州四郡的丢失,已使得北伐中原、复兴汉室成为难以完成的事业。但除北伐外,又如何向世人宣示刘氏依旧享有天命?除北伐外,又如何向世人宣示季汉政权为后汉的延续?除北伐外,又如何使季汉政权获得世人的认同与忠诚?

更为深层的原因恐怕在于,如季汉这样既没有自下而上的支持,也未能获得最高权威的授权,而全凭诈术与暴力而建立的寄生政权。唯有投身于诸如北伐中原、复兴汉室这样充满光环的事业中,才能够掩盖其得国不正的历史与寄生政权的本质。

故而,无论是出于对孙吴的同盟义务,还是出于建构并维系自身合法性考虑。诸葛亮都必须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突破种种阻碍,推行事实上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北伐事业。这也正是在割据巴蜀的所有政权中,唯有季汉政权不顾秦岭天险的阻隔,频频北伐中原的根本原因。

充满悲剧性的诸葛亮

但是,权且不论该战略的有效性,即便季汉政权能通过该战争,获取充分的合法性,推行这一战略的成本也过于高昂,必定会为巴蜀士民带来极为沉重的负担。尽管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主政时期的蜀地政治风气颇有溢美之词。但是,不论当时季汉的政治何等清名,诸葛亮在进行北伐的过程中,必定耗费了巴蜀大量的人力物力,则母庸质疑。

尽管笔者尚未看到关于季汉初年,巴蜀人口及兵力的相关史料。但根据《蜀记》记载,季汉末年的巴蜀“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可知当时的季汉政权的征兵率大致当在11%左右。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所实际达到的动员率也才12.5%,而且这一数字肯定还包含了大量的非战斗员。(大司马按:据学者研究,兵户、吏户可能独立于民户之外另算,按每户五人计算,加上豪强隐附的人口,蜀汉总人口当在二百万以上,故而蜀汉的负担虽重,还没到这个地步)

“带甲将士十万两千”这句话中的“带甲将士”,既可以理解为专指战斗员,也可理解为编入军册之中的人员数量。若是前者,则季汉政权治下的巴蜀,实际的征兵率恐怕要大大高于11%这一数字。而即便是后者,该数据很可能也没有计算从事后勤的人员。

特别是考虑季汉由汉中北伐,其补给线不仅漫长,而且道路崎岖的情况。为了维持补给线,而投入的非战斗员数量,即便不会高于战斗员数量(一般而言,军队中的非战斗员数量,都要远远高于战斗员。),至少也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据。因此,季汉政权为了北伐,而动员的人口比例,很可能还高于二战时期的日本。

当然,此种以季汉末年的情况,来推算季汉初年的北伐动员率,肯定会存在极大的偏差。《蜀记》中的人口统计,肯定只是反映了季汉政权所能够实际控制的人口。而由于当时巴蜀的编户齐民,主要推行于成都平原一带,南中与周边山区,大多为蛮夷之地。这些由南蛮控制的区域,其人口肯定不会计入季汉政权的人口统计之中。而季汉政权在北伐过程中,也完全有可能向南蛮及羌人征募雇佣兵。

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南中四郡的南蛮,其实并未如《三国演义》所描述的那样,完全认同季汉政权的统治的。实际上,一直到季汉灭亡,南中的蛮族也是叛服无常。故而,季汉政权在进行北伐的过程,肯定成建制的征募南蛮投入战斗。而关于羌人的记载,也是为数不多。故而即便是考虑到这些,季汉政权在屡次北伐的过程中,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给巴蜀士民带来极大负担的情况,也是不难推想的。

何况从诸葛亮北伐到姜维北伐,除了数次迁移陇西三郡的居民外,几乎没有多少太大的战果。这无疑于宣告,以汉中为据点,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事业,实际上并没有太多成功的可能性。

那么仅为展示季汉政权的存在感,仅为展示汉室依旧享有天命,而屡屡进行这样耗费巨大,却又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收益的军事行动,究竟是否值得呢?

或许在诸葛亮看来,坚持北伐曹魏、复兴汉室的事业,不仅是为了报答刘备当年的知遇之恩,更是为了力挽汉室天命,践行一种融贯了其政治理念的信念。

正是这种坚持,使得诸葛亮称为汉家天命最后的守护者,使得他所守护的季汉,被无数后世士人视为正统。甚至有人认为,正是由诸葛亮的坚持所塑造的“帝蜀论”,使“汉”超出刘氏一家一姓,成为整个中原文化和正统统治的代名词。而诸葛亮勉力北伐的身影,最终也被投映为对政治道统和文化命脉的坚贞守护形象。

然而这一切,与巴蜀士民何干?与天下苍生何干?

就当时而言,无论是曹魏统治下的北方士人;还是孙吴统治下的江东俊杰,都不再相信汉家依旧享有天命。甚至连不得不屈服于季汉统治的巴蜀英俊,私底下也从未认可过季汉政权的合法性。唯一还坚信汉家依旧享有的天命的,恐怕只有诸葛亮所代表的那一小部分客籍士人。

对于这些客籍士人而言,诸葛亮的坚持无疑也是他们的坚持,诸葛亮的信念无疑也是他们的信念。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够勉力守护早已形骸化的汉家天命;唯有如此,才能够继续维持季汉政权的合法性;也唯有如此,才能够为他们这个寄生集团,赋予正统的光环。为此,无论耗费多少物资,流多少血,都要将这一事业坚持到底。

但关键在于,为了季汉政权的事业;为了这个巴蜀士人毫无兴趣的汉家天命,巴蜀士民究竟还要为之耗费多少物资?究竟还要为之付出多少牺牲?

诸葛相公诚然执政公平,其治之下的巴蜀也诚然政治清明。但是仅仅因此,巴蜀士民就必须为季汉政权的事业付出?为维护这个以诈术和暴力窃居巴蜀的寄生集团统治的合法性,去守护巴蜀士民毫无兴趣的汉家天命?

诸葛亮不死,巴蜀士民奈何!天下苍生奈何!

季汉的灭亡

建兴十二年(234年)8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其北伐的军事副手魏延,在随后的政治斗争中,被夷三族。其北伐的另一主要助手杨仪,也在不久后失势,并自杀身亡。由此,除了姜维等少数权位尚且不高者外,季汉政权中的主战派几乎一扫而空。

早年读史之时,常感慨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感慨魏、杨二人不能吴越同舟,继承丞相意志。实相以魏延之勇、杨仪之才,纵不能北伐中原、复兴汉室,也还能维持季汉的进取之势。

然而今日看来,或许常年的征战,早已使巴蜀不堪重负。尽管诸葛亮在世之时,能够使蜀人劳而不怨。但是诸葛亮去世之后,又有谁有这样的才能与人格魅力,让蜀人为根本不认同的事业劳而不怨呢?而即便蜀人如驯服的羔羊一般,为这个寄生集团的事业劳而不怨,巴蜀的物资与民力,是否还能够长期支持这个除强化季汉政权合法性之外,完全劳而无功的战略呢?

归根到底,随着诸葛亮的去世,其所坚持的事业也随之烟消云散。或许,早在他去世前,这一事业便已名存实亡。

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第二次大举出兵,北伐中原之际,曾因李严运粮不继,而被迫退兵。尽管该事件最终以李严失势而告终,但《三国志》中所记载的李严在该事件中的表现,实在不像一位久经宦海,手握重兵的托孤大臣所为。恐怕,李严的举措,也代表了某种程度的民意。

建兴12年(234年),诸葛亮第三次大举北伐,又为司马懿所阻,数万大军困于渭水南岸,进退两难。

自此,恐怕除了诸葛亮、魏延等少数主战派之外,季汉政权中的大部分士人,已经对北伐中原、复兴汉室这一战略成功的可能性,失去信心。北伐事业之所以还能够推行,恐怕更多是由于诸葛亮个人的威望。而随着诸葛亮的去世,自然也就难以为继。

而一旦季汉政权决定放弃北伐中原的战略,则魏延、杨仪等诸葛亮进行北伐时的主要助手,便再也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唯一的问题仅仅在于通过何种方式,让他们退出季汉的权力中心。

随着魏延、杨仪二人的退场,季汉政权的整体战略,也开始进行根本性调整。

先是是蒋琬以“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艰,竞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为由,由汉中还屯涪城,放弃对曹魏大规模北伐战略,仅以姜维为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以偏师保持对曹魏的军事压力。

尽管姜维坚持认为“自陇以西可断而有”,试图延续诸葛亮的政策。但费炜却一直裁制姜维的军事行动,并告诫他:

“我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何况吾等乎!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以挨能者。无以为希冀侥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果不如其志,悔之无及。”

蒋琬、费炜二人对季汉政权整体战略的调整,除以上公开说明理由外,恐怕也其他的难言之隐。

根据种种迹象显示,蒋琬主政时期的季汉政治,已经陷入深刻的统治危机之中。据《蜀书·吕乂传》记载:

“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馀口。”

蜀郡乃京畿之地,季汉政治的统治中心,尚在诸葛亮死后不久,便出现严重的藏匿人口、逃避赋税、兵役,士伍亡命等现象,则整个巴蜀境内此类情况之严重,也便可想而知。

在此局势下,如何稳定因诸葛亮去世而引发的政治动荡,才是季汉政权所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而既然通过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战略,来塑造季汉政权合法,谋取巴蜀士民对季汉政权的政治认同的做法已经无法推行。季汉政权的当权者,便不得不采取其他办法,来寻求巴蜀士民对季汉政治的认同。

根据《三国志》记载,从诸葛亮病故到季汉没玩,季汉在29年中先后施行国十二次大赦,几乎两三年便大赦一次。如此频繁的大赦,即便是纵观中国历史,也是极为罕见的。由此不难发现季汉政权为谋求巴蜀士民的忠诚,是何等的黔驴技穷。

但这些问题或许并未困扰姜维,或许在姜维看来,唯有继续诸葛亮的事业,方能使季汉摆脱合法性危机,报答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此外,或许还能使他这个降人,获得衣锦还乡的机会。

故而自延熙元年(238年)至景耀5年(262年),姜维先后十一次出兵北伐。特别是其主政的延熙16年(254年)至延熙20年(257年),更是年年出兵,每次均为大举。一时之间,季汉的进取姿态,甚至超过了诸葛亮在世之时。

然而此时在季汉政权内部,支持姜维北伐的,仅仅只有陈祗、夏侯霸、张嶷等寥寥数人而已。甚至连诸葛亮时代遗留下来的宿将张翼、廖化,也对姜维北伐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则巴蜀士民对于北伐的看法,也就可想而知。

更重要的是,在陈祗、张嶷先后离世之后,力主北伐的,尽然是姜维、夏侯霸这二位自曹魏投降过来的降人。这对于试图维系季汉天命的北伐事业,无疑是极大的讽刺。

在这种背景之下,谯周的《仇国论》逐渐在蜀汉获得主流舆论的地位,彻底消解了季汉政权仅剩的合法性。由此,尽管曹魏因为内部的权力无暇顾及季汉,尽管姜维依旧通过北伐,保持着某种积极的进取姿态。然而季汉政权早已失去其灵魂,沦为一具政治僵尸。

谯周劝降,实为逼宫

故而,邓艾所率的万余偏师,兵锋未及成都,刘禅的降表便已送到雒城。这与刘备入川之时,巴蜀士人据城死守,成都吏民咸欲死战的情形,形成何等鲜明的对比。或者,这个通过诈术与暴力建立的季汉政权,从来就未成功的构建过自身的合法性,从来也未曾获得巴蜀士民的政治认同。

蜀汉的寿命堪称奇迹

统治者在实力之外,合法性也十分重要。

通常情况下,合法性或由上位权威赋予;或由被统治者的推举产生。前者的典型便是封建制度中的君权神授,后者则是封建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当然,在具体运作的过程中,这两种来源通常混杂在一起,共同构成统治者的合法性根源。(大司马按:这里主要说的是授权合法性,此外还有价值/情感合法性、绩效合法性等范畴)

如卡佩王室除借由教会加冕,来分享上帝的权威外,其统治合法性的另一根源,便是来自法兰克贵族们的推举。而开创镰仓幕府的清和源氏,首先是被坂东武士推举为武家栋梁,并与之缔结主从关系,然后再借由院厅赋予的总地头职位,将这种关系制度化,最终开创武家政权。

无论是来自上位权威的赋予,还是获的被统治者的推举,唯有获得被统治者的政治认同,才能够成功构建起强有力的合法性。故而,更多情况下,自下而上的推举,往往先于上位权威的赋予。

尽管后汉末年的中国,早已结束封建时代,进入帝国,但是在社会上,依旧残留有浓烈的封建习惯。如前文所述,在汉末群雄获得统治权的过程中,这两种获取合法性的途径,经常交替出现。特别是刘璋出任益州牧,便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证。

但刘备获取巴蜀的统治权,既不源于自下而上的推举,也并非最高权威所赋予,而是源于征服者的权力。但征服本身,绝不可能获得被征服者发自内心的认同。故而,征服本身尽管能够基于征服的权力,为征服者提供统治权。但是却不足以为征服者的统治提供充分的合法性,使其获得被征服的认同。

信仰阿里乌派的西哥特人尽管能够征服高卢,但是却始终难以获得高卢人的政治认同,故而被法兰克人轻易的逐往伊比利亚。而克洛维接受高卢教会的洗礼,与其说是受其妻子的感召。不如说他是试图分享高卢教会所代表的上位权威,以此来获取高卢人对法兰克征服者的政治认同。

故而,任何征服者如果试图将其通过武力所获得支配权,转化为具有充分合法性的统治权,便必须通过武力以外的因素,来构筑其统治的合法性。否则,由征服者便会成为一个寄生集团,始终难以获得被统治者的政治认同。

季汉政权的兴亡极其异乎寻常的进取姿态,就某种意义而言,恰恰便是这样一个寄生集团,为将征服者的统治权转化为统治者的合法性,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最终失败的典型例证。

笔者并非道德论者,也坚信对于历史上的人事进行道德评判,并非治史者的职责。故本文并非试图将刘备及季汉集团放上历史的道德审判庭,并对之做出裁决。而是试图向诸君展示:刘备政治集团以极不名誉的手段窃据巴蜀之后,其在政治上陷入一种何等的困境。而其摆脱困境的努力,又是何等的徒劳无功。

而更令人诧异的是巴蜀士民。尽管他们曾经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全力抗拒刘备集团的征服。但一旦被征服后,尽管对刘备的这个寄生集团充满憎恶,但除了边缘地带的山民、蛮族外,便没有任何勇气公然反抗这个寄生集团的统治,而仅仅采取一种消极的不合作态度。这使得早已沦为政治僵尸的季汉政权,又延续数十年的寿命。如果不是曹魏伐蜀,则季汉政权的统治不知道还要延续多久。

作者:陈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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