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重读《福惠全书》,首选必读的"吏治"典本

澎湃上海书评04-14 09:36 跟贴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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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惠全书》

广陵书社近期推出由周保明整理的校点本《福惠全书》,对中国史爱好者是个好消息。据我所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刘秀生曾经做过标点本,因故未能面市,刘氏称该书为“清代县政管理的百科全书”。其时,此类“吏治”私人文本的史料特殊价值,史学界还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进入二十一世纪,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与史学研究重心下移、转向深入考察地方基层政治、经济、社会实态的新气象密切相关。

政治制度史向为中外史学研究的重头戏,具有悠久历史经历的中国传统政制,无疑是其中最值得况味体验的。它有存活了两千年以上的生命史,说明内在必有许多机制机理是抗得住风雨飘打、江湖变道的,其秘密何在?有些什么特色?这不是很值得研究的吗?

中国传统政制,文献资料浩如沧海,研究述论郁如邓林,其间有厚有薄,有密有疏,缺陷也明显。以政制文献而言,看《四库全书总目》收录,以诏令奏议类、政书类规模最大,数量最多;职官一类,有官箴与官制两属,官箴一属仅有六本,不堪冷寂如此。从深层次说,这恰恰反映出重中央(“国家”),轻地方(“社会”);重官样文章(令典),轻实际操作(权变),是帝制时代中国的一种通病,造成了自古迄今许多政治家、史学家治国治史眼光的偏隘和短浅。直到晚近有所突破,大约到二十世纪末,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对帝制中国应该深入到州县地方的“吏治管理”层面,才能解释世界上少有的“大国政治”如中国者,最具特色的“生命密码”。只有到了这种时候,官箴、吏治书才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该类型书籍的发掘与重版,也就呼之而出,渐成规模。我个人认为,1997年黄山书社《官箴书集成》的出版,应该算是个标志性事件。该《集成》总收录一百零一种,其中不乏少见的稀本和善本,为研究者以前不易见。惜乎《集成》不作标点,也未有版本由来与校勘一类的整理说明,但推动史学研究的功效已经彰显出来,有目而共睹。后续的效应之一,就是推动了如广陵书社这样的再接再厉,对广大史学爱好者不啻是种有利于阅读理解的福音。

细加推敲,“官箴书”与“吏治书”两大类,在文本内涵方面也有所区别。“官箴书”主要讲述朝廷对各级官员履行相关职务的正规要求,重点强调忠诚于中央统一规制(在“忠君”主题下,以恪守各种法律文本为依据)以及官员应有的道德伦理操守(俗称“官德”),类似于权威的“官员读本”。“吏治书”,当然要基于上面的“规范”,但侧重于讲述程序、规则以及个人积累的从政经验(包括权变机巧的运用),突出实用性。这种区别到明清两代就非常鲜明,“吏治书”虽也有六部、督抚级文本,但是少数;多数为府县级长官“经验之谈”,还往下延伸到了佐贰、幕僚、师爷一级,更像是官吏的“职业指导书”,应用对象广泛。因其实用,明清商人便趁时介入,竞相刻印,居然形成了一种“吏治书”市场;而在销售市场的推动下,“吏治书”的种类和数量也迅速增长,呈互动之势。据有人估算,有清一代刻印的各类“吏治书”即有两百余种之多。因此,以个人之见,黄山书社出版的《集成》,较准确的定名似应为《官箴吏治书集成》。

《福惠全书》文瑞楼藏版
《福惠全书》光绪十九年北京沙土园书行文昌会馆本
《福惠全书》怀德堂藏版
《福惠全书》濂溪书屋藏版

至少自唐宋以来,中国官僚制度之完善,令推崇西方“科层制度”的韦伯也不得不为之惊叹。但韦伯不可能理解,这是一个君主独制、大一统的“大国官僚体制”,机构之繁复,人数之庞大,为西方“文官制度”望尘莫及。在幅员辽阔的领土上,要让各级政府变得有效率,不腐败无能,是世界独一无二的难题。中央政府制订出一系列“规范”(如《大明律》《大清律》及其衍生的各类管理文件),虽已补苴罅漏,堪称周密严苛,到府州县乃至都图、堡寨,不致成为具文,仍是个大大的问号。由科举制公平考试选拔出来的各级官员,文化程度都够得上“标准”。看,一个小小县令,不只诗词赋曲出口成章,各处刻碑题字,在今日看来,给个“书法家”的头衔亦不为之过。在传统中国,没有足够的文化学历,即使管一个县,乡绅土豪也瞧不起,并不买账。反过来说,有了足够文化学历,就一定能做好县官?读史阅事多了,就知道文化学历不等于管理水准。

其间有两个坎,必须跨得过去。这种坎,既是官员良莠、做人做鬼的分界,亦为官员治绩高下优劣的分界。

第一个坎是道德操守。所有“官箴书”强调的重中之重,都是宣扬“道德至上”、做人第一,皇上谆谆教导,作者念念叨叨。有文化的官员也早把这等教条背得烂熟(孔孟程朱的书都入了考试内容),奈何心里有“贪”(财富欲)与“暴”(权力欲)两个魔鬼纠缠,口是而心非,心存侥幸,不惧恶报者时有;《官箴书》里的一些话,如“明生公,公生廉,廉生威”,被置之衙门正中当座右铭,亦或成场面摆设。

第二个坎是操作得法,办实事,出实绩。这需要经验,更需脚踏实地走基层,深入考察人情地情,非“本本主义”能济事。说到犯“本本主义”毛病,大概率说,中央层级官员高于府县官员,府县长官高于幕僚胥吏。“本本主义”有不犯规矩、“去越轨之心”的优点,但最易滋生低能庸官,治政缺乏原创性,效率低下;甚者成为懒政贪渎的盾牌、媚上凌下的利器。历代有一些明主很不喜欢这类庸材。擅胜于经验之谈的“吏治书”,正是瞄准了大批刚从科举出身的官吏(包括数量更众的“储备干部”)缺乏治政实际经验,在供求规律驱使下,大行于世,亟补“官箴书”之短,市场销路因此火热,以致还出现了警告盗版和伪劣必究的知识产权“声明”,明载于《福惠全书》刻本中。

感谢胡铁球痴心做《明清歇家研究》(上海古籍版),伴读之际,倒把黄山书社整套《集成》前后泛读个遍。一百零一种书,内容大同小异,读时感到冗复厌烦是难免的。想做研究,里面反映民情、社情的东西,是社会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值得细心挖掘。至于一般读者,包括今日现任与候任的官员,我认为《福惠全书》是首选必读的“吏治”典本,理由有二。

其一,如想挑选一本书精读,而大致能囊括其他一百种书的大意,我就推荐《福惠全书》。张养浩《为政忠告》、吕坤《实政录》当属权威精品,尤其是《实政录》,作者历仕府、县、省乃至中央监察机构,经历特别丰满,境界较高,论事覆盖面广,也不落虚空,时有不凡的政治见解和吏治举措,确实是第一流的作品。但不像黄六鸿,黄氏把州县一级长官,从吏部遴选到离任交代的全过程,相关规则、操作要求无一遗漏地讲述得清清楚楚,特别实用于“习吏”阶段的官员,这是《福惠全书》独具的长处。

其二,黄六鸿能把官箴与吏治融通一起,讲求操作技巧,但不丢官场大原则;既把官箴精神化为吏治实践,又能不拘泥于官方教条,实施变通权变。没有因“实用”而丧失良知,坠入油滑佞巧一途;尚能维持官德为先、实效为上的“循吏”遗风,坚持以民为本的思想,鲜为难得,故应列为这类书中的上乘作品。

《福惠全书》内容述论,详参校点本整理者《前言》,不再重复。举两个为人注目的事例,聊申以上评述决非为广告而有意溢美。

(一)“筮仕部·谒选”

明万历二十二年起,吏部选拔县令实行掣签之法,清代沿袭奉行。无论是科举、捐纳,或是由荐举(黄氏即由举人荐送)候选县官,先经吏部铨选,七项考核程序合格,每年单月选或双月选,在吏部抽签掣籤;抽到哪儿就在吏部领取委任告敕,奉敕上任。故《福惠全书》正文,即以“筮仕·谒选”开篇。

“官箴书”体现的是中央政府对官员质地素养、职业道德的看重,讲了许多大道理。俗话说大道理管小道理,黄六鸿则补充小道理也决定着大道理能否落实不走样。“万里之程,必始于跬步,千仞之峻,必积于培塿”,官德之能否善始善终,在乎种种过程、细节之克谨克慎,“其志不先自定矣,求其后不为境遇邪说所惑,几何乎?!”

例如第一环节“候选”,黄氏叮嘱的事项非常细致。在京住哪儿?“居停宜清静梵宇,或独院闲房,毋近闺声,以撩旅思。”交往注意啥?“浪游狎客,引诱闲情,且为他日累,远绝之。”另有一项少被人注意:“食饮服御概从简约,勿轻借京债。苛折重息,逾期叠滚,朝抵任而债主夕至,地方上司闻之,甚非雅便。”京债一事,我也是从《清史档案丛编》第五辑读到《呈控徐乾学炙诈婪脏逼死父命状》,才对明清间科举士人盛行借“京债”印象深刻。太仓人张恂如为迁调候选县令,向同乡徐乾学兄弟借钱,两年间高利盘剥,逼债勒索,酿成张氏“破家身亡”,恰如黄氏所警戒的那样。

(二)“蒞任部·革陋规”

被秦晖提名的“黄宗羲定律”,实指宋元明清“税外有税,鞭上加鞭,费外增费”,公众财政负担年加一年,代甚一代。“陋规”即为“费外增费”之一。黄六鸿以下见解,堪称冒天下之大不韪,然细味其意,不能不为黄氏求实的胆识点赞。照录原文于下:

凡所云陋规者,乃地方历来之成例,而非自我创始者也。然为吏者,升斗之禄有限,而应酬之费无穷。若一切旧规尽为裁革,固属美事,但冰蘖之需后此者难为继也。迨其捉襟肘见,而复易辙更弦,未免来鲜终之诮,奈何?愚以为陋规有可不必革者,有斟酌其间而因革相半者,有断断乎必宜革者。如火耗一节,每两三分五分,铢积而黍累之。出之者未觉其难,取之者原因乎众。以及牙杂诸税,稍有赢余,犹遗秭滞穗之利也,得之宁为贪乎?此可不必革者也。如冲剧之区,供应浩繁,车驴派之地方,刍藁输之户亩,照部核开销,亦不得已之需也。但不可借端苛敛,染指其间,使百姓得以藉口。此斟酌其间而因革相半者也。至于佥粮里有馈名曰茶果,报库书有贿谓之买免,编审有仪谓之酬劳,甚至迎春扮会有折干,乡饮酒礼有致谢,不知粮里之茶果攘之穷民,库书之买免蚕其富户,编审受赂则开报任其不公,迎春折干、乡饮索谢则刮行户之臭钱,实为可耻,辱朝廷之盛典,大负吾徒,所谓厉民黩货,有玷官箴,此断断乎所宜痛革者也。

明嘉万年间“清官”海瑞,曾在县令及后巡抚任上,颁布过“兴革条例”,涉“陋规”四五十项,不斟酌当革与不当革、可革与不可革,朝夕间尽废罢。“清官”好大言,刻薄极端,博一时声名,视人情民情若粪土,古今不乏其人,恰如黄氏所言,“未免来鲜终之诮”,没好结果,没好下场。黄氏有一段议论,直指“上级”多好事,“督抚露章时形贪黩,部寺绳例每挂处分,是岂尽天资顽钝不爱功名之士哉?其弊由于心撄利欲而无慈惠之为怀,治乏精明而鲜区画之悉当,所以秽迹贻讥,罣误致累,而百姓并受其摧戕也”。

《福惠全书》一直没有标点本,一般读者深以为憾。究其原因,文字并不古奥艰涩,因内容太多涉及地方官场运作,基层都图里甲管理,乃至财赋司法操作诸多细节,不少专用术语早经“死亡”,非专业人士会感到生疏难懂,点校有一定难度,故少有敢问津者。广陵书社找到长期从事此项研究、著有《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的周保明,正可谓事得其人、事尽其功矣!

点校《前言》,除家世经历实证、全书内容概评外,还对版本源流、中外传播等方面的情况,广为搜罗材料,特加考订介绍。书内公牍、判词、告示等,均保持上、平、下格式,使读者得窥古时“原貌”,用心良苦。在我看来,从古籍整理与史料解读两方面说,《前言》都是一篇颇有水平的高质?“论文”,不可视作一般业务交代。如果能增加些必要的注释,有助于扫除普通读者阅读的知识性障碍,更臻完美。似乎有点得陇望蜀了,至此打住。

作者:王家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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