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苦心经营的明朝南大门,被谁拱手让给了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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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坚,涉猎广泛,热衷研习交通发展史,对航运史有一定研究。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公元1520年秋天,来自马六甲使者穆罕默德来到北京,向朝廷送来马六甲王子的求救信。此时,蒙在鼓里的明朝政府才知道,早在九年前,大明属国马六甲就被佛郎机人所占领。

鉴于正德皇帝已经失去了处理朝政的能力(1520年8月正德皇帝落水,引发当时称为绝症的肺炎),经过诸位大臣的商议,大明政府对葡萄牙做出了一系列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回应,例如禁止佛郎机朝贡,扣押佛郎机大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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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王国当年在郑和船队的帮助下建立了稳定政权,但当浩浩荡荡的大明船队绝迹于南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一支军事力量来保护这些南洋诸国了。

尽管大明的水师优良,但在南洋,大明水师并没有发展出可靠的军事据点,并不能对远离大陆的南洋诸国提供有效援助。而且,当时的国力尚不允许大明政府去打一场没有把握的仗,因此,冠冕堂皇的外交命令成为了明朝的唯一的明智选择,这样既可以显示自己宗主国的地位,也可以不用做出任何实质回应。

但以现代人的思维去看,大明王朝没有派兵救援马六甲王国,意味着中国从此丧失了在南海的各属国心中的威望,中国朝贡体系中的南大门从此被中国人自己关闭了,中国控制南海的时代彻底终结。

也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葡萄牙人于1557年趁机强占了澳门,西班牙人于1626年攻陷台湾北部,荷兰人于1642年侵犯部分台湾。

在失去马六甲后,中国南海便再也没有安宁过。

郑和苦心怀柔远人

15世纪前的马六甲,这个在世界地图上不过“一颗米粒”大小的地方,在腊查·沙布王子到来前,只不过是个仅有二三十个土著居民的小渔村,地位微不足道。

腊查·沙布(《明史》称其为拜里迷苏刺)原是巨港的一位王子,为了避免战争的威胁,他辗转来到了马六甲,并最终决定以此为据点,建立一座港口城市。

事实证明这位王子的选择相当明智,马六甲地处“南洋”(南海附近的东南亚诸国)和“西洋”的交界点,港阔水深,易于防守;同时也是季风的交汇点,在帆船时代,季风洋流是船舶行驶的动力之一,凭借季风的优势,又经过王子对港口的多年苦心经营,马六甲逐渐发展成为一座繁忙的港口城市,来自中国、印度、爪哇、阿拉伯等地的商船纷纷云集在此。

永乐元年(1403年),明廷派遣宦官尹庆出使马六甲,这是天朝和海洋世界的第一次交流,此时的马六甲尚在暹罗的控制之下。两年后,腊查·沙布在穆斯林商人的支持下,宣布马六甲王国脱离遏罗独立,王子自称伊斯坎达尔·沙。而明政府则在第一时间承认伊斯坎达尔·沙的合法地位,这是明政府完善朝贡体系中最关键的一步。

永乐四年六月(1406年),郑和船队第一次抵达马六甲。

彼时的马六甲,正处于内战时期,王子的军队误杀郑和船队数百人,伊斯坎达尔·沙惶恐,派使者请罪,并提出赔偿六万两黄金(约该国数年的国库收入)的请求。而郑和在得知了这是一场误会后,向朝廷禀明此事,提出了和平处理该事的建议。朝廷在经历一番讨论后,最终放弃赔偿要求,化干戈为玉帛。并在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三下西洋之时再次对马六甲进行册封与恩赏。

马六甲被大明的宽容所感动,两国和睦相处。而为了增进两国友谊,永乐九年,伊斯坎达尔·沙带着妻子及随臣500余人,随同郑和船队来朝觐。当时的永乐皇帝对此高度重视,两个月内五次宴请或赏赐该使团,这是明朝政府接待其他国王使团规格最高的一次。

明帝国和马六甲的关系显得特别亲热的不是没有原因。

首先,于马六甲是宣扬大明帝国“威德”的重要场所。通过扶持处于东西航道的新兴王国,可以让各国明白帝国的恩典。同时,郑和船队也需要一个中转站,马六甲最符合这个条件。因此,把马六甲纳入朝贡体系,对于明朝政府一举两得。

从经济方面讲,郑和的七下西洋,带来了大量的香料药材和奇珍异宝,即满足了贵族的需求,又能卖给商人,直接获得大量的财政收入,弥补了明成祖朱棣登基后国库的空虚。而以马六甲王国为代表的藩属国朝贡,更为明政府带来了当时明朝所需的大量珍稀物资,每次朝贡,其实都是一种贸易交换,一方面,明朝政府对朝贡者以高于物价数倍的赏赐来为“购买”贡品,另一方面,明朝政府把这些贡品折成官员的薪水或者允许把这些货物拿市场上售卖,又能够从中赚上一笔不菲的钱。

可以说,朝贡体系下的郑和下西洋,既满足了明朝政府的政治目的,也满足了经济目的。

郑和下西洋时期的中国,当时是南洋各势力的决定性力量,马六甲与明帝国建立密切的关系,不仅有助于它摆脱暹罗的控制,又能在中国的朝贡贸易中占有独特角色,从而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两国友好的关系,奠定了郑和船队下西洋的物质基础。相传,郑和曾给国王带来一封信,信中说:“每一根金针代表我的一个臣民,要是你能数得清有多少根,你就会知道我的权有多大……要是你能数得清船上的谷米,就能准确地猜出我有多少臣民,也就会知道我有多大的权。”这段传说的背后,应该是郑和给马六甲王国送来大量的珠宝,作为回报,马六甲王国则为明朝和郑和船队进贡谷米以保证船队的运行补给。

郑和船队的每一次出使,都需要一年半以上的时间,期间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资。马六甲独特的地理位置,无疑成了船队存放物资和补给的理想地点。在随后的六下西洋中,郑和船队有五次都经过了马六甲。马六甲也成为了中国朝贡体系中的南大门,控制了马六甲,就意味着保证了南部海疆的安宁。

明朝政府还专门设立旧港宣慰司,与郑和船队一同维护海上各藩国,并处理外交事务,该机构是当时帝国驻南洋(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巨港)的最高行政机构。旧港宣慰司和马六甲王国,一北一南,共同拱卫着马六甲海峡,并为郑和船队提供安全高效的物资中转。

马六甲地处战略要道,周围强敌环伺,暹罗在北边虎视眈眈,南部的爪哇诸国一直处在骚动之中。如果马六甲面临战争,不仅意味着郑和船队中转站的不稳定,也代表着大明帝国政治威慑的减弱,这是明朝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得知暹罗一直有进攻马六甲的野心后,郑和亲自前往暹罗,劝说其与马六甲交好。

不过,这或许是大明最后一次有力地保护马六甲了。

攀上商业之巅

伊斯坎达尔·沙统治马六甲九年,在位期间,三度访问大明,与大明结成战略同盟,并一直热衷于引进大明的造船、港口建设技术。伊斯坎达尔·沙先前信奉印度教,后来在穆斯林商人的支持下建国,因而晚年改信伊斯兰教并支持其发展,这为日后伊斯兰成为马六甲的国教奠定了基础。

正统15年(1445年)马六甲第四代君王穆扎法尔·沙继承王位。此时,距离郑和船队绝迹于大洋已经有十余年了。明朝正在执行严密的海禁政策,马六甲从中国人那里获得的利益也只剩下政治保护与朝贡回报到的利益。

彼时的马六甲,已经具备了为来往船舶提供完整服务的能力,也拥有了一定的军事实力。这位信奉重商主义的君王,为了进一步推动海洋商业的发展和保护本国利益,拉近与阿拉伯国家的距离,他决定正式奉伊斯兰为国教,并自称为“苏丹”。

商业发展的前提是有一个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为了保证这些问题,穆扎法尔·沙先后主动征伐暹罗和苏门答腊等地,成为了南洋诸国的霸主。经过多年的经营,马六甲掌握了印度洋到太平洋之间的航线,并且不断扩展,成为了当时亚洲数一数二的海洋帝国。15世纪末,马六甲已经成为东南亚第一大港口和繁荣的贸易中心,成为了茶叶、丝绸、香料、烟草最重要的中转地之一。此外,穆扎法尔·沙政府还铸造了全国统一的阿拉伯锡币,建立了有序的金融体系,保证了马六甲商业的稳定发展。

别了,马六甲

在马六甲发展初期,朝贡体系有效地推动了这个国家的发展。马六甲凭借朝贡带来的巨大经济需求和自身地理优势,迅速成为一个南洋经济强国。

与明朝保持朝贡关系的国家数量极多,这些国家共拥同样的宗主国,因此相互之间的关系较为和平。

郑和船队六下西洋期间,其船队每次出航,都要携带上万以上的人员和大量的物资停靠马六甲。马六甲的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也因为郑和船队的到来得到逐步完善,当郑和船队绝迹于海洋后,马六甲已经具备了为各国船队提供完整港口服务的能力。

马六甲繁荣的另外一个原因受惠于当地盛行的两种季风洋流,11月-次年3月受西北季风影响,5月-10月受东南季风影响,并且洋速变化不大,这就为印度洋诸国和太平洋西岸各国船舶航行提供了便利。

一时之间,拥有“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优势的马六甲成为了全球商货的集散地,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阿拉伯人、欧洲人蜂拥至此。马六甲也出台各种政策保护海商的发展,马六甲成为了航海大时代前夕最典型的海洋城市。

遗憾的是,马六甲并没成功从传统的王国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在繁荣了不到100年后,它被一个远在天边的国家——葡萄牙所灭。

当郑和船队绝迹于海上后,马六甲因为处在海洋贸易的中心地带,成了海上强国眼中的一块儿肥肉。马六甲没有了明朝船队的庇护,就失去了军事上的靠山。

明朝朝贡体系的衰败,也是马六甲灭国的原因之一。

明朝政府垄断下的朝贡,只允许有限的商品贸易,并不形成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市场。深谙奇货可居的中国商人,理所当然想到了走私。明朝所谓的“倭寇”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沿海的大规模走私问题,所谓的“倭寇”集团,其中不少参与者就是中国和日本商人扮演的“假倭寇”。被明政府成为倭寇匪首的王直(或汪直),就是个徽州商人领袖。中国沿海的地方官员和渔民也密切参与了走私活,规模化的走私逐渐瓦解了明朝政府一直以来的朝贡体系。而当中国实施海禁,打击走私,与民争利的时候,十六世纪的欧洲航海强国,已经把目光投向了东南亚。

十五世纪末,葡萄牙开辟了到达印度的新航线,十六世纪初,欧洲到达东南亚的航线开辟。荷兰人为了避开葡萄牙人对东南亚航线的垄断(达·伽马开辟的航线是沿着非洲东海岸航行到达印度果阿),在非洲马达加斯加岛东部直接横渡印度洋,驶向印度尼西亚的巽他海峡,有效避开了葡萄牙人和季风,直接到达东南亚。1519年到1522年,为西班牙国王效力的麦哲伦远航船队绕过南美洲南端,穿越太平洋,到达东南亚,经印度洋回到了欧洲,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

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世界各国逐渐融入了全球贸易圈。而中国,却在大航海时代到来的时候,陷入了朝贡和走私相互争夺的内耗。

明朝政府为了垄断外贸(即维护朝贡体系),在东南沿海清缴所谓的“倭寇”,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终还是败给了市场的力量,不得不在隆庆元年,实行开海,解除海禁。而民间的走私,虽然最终获得了正名,却从洪武年间一直斗争到隆庆元年(1567年),花费了二百多年的时间。这二百年,世界已经不再是朝贡体系下极为稳定的世界,欧洲早已在大航海时代,把触角伸到了世界各地,进行传教、贸易和殖民。

遥想当年,中国的皇帝朱棣与开创了航海时代的郑和相继去世,属于中国的大航海时代就终止了。梁启超先生甚至说得更极端一些,郑和下西洋是一场自娱自乐的游戏。一旦领袖人物失位,这场“游戏”就应该被结束。

正统时期(1436-1449),迫于国力衰退,明朝不再对海外国家朝贡使团进行护送,海外诸国来华风险加大,后来的弘治时期(1488-1505)又开始对海外国家朝贡使团的带来的“附进物”(即用来贸易的货物)征收实物税,海外国家朝贡贸易减少。朝贡体系渐渐式微。

没有了强大的政治靠山,一旦被葡萄牙这样的海上强国侵略,马六甲自然难以抵挡。也存在诸多局限,其地理优势是海上腹地广阔,劣势是路上腹地狭小,这就意味着马六甲只能是中转站,而不能是一个职能健全的港口。这样的一个小国,劳动力和原料都不丰富,本土的贸易交易量有限、资本原始积累远远不足。因此,在当时,马六甲政府真正能自主做到的,就是转口贸易,为各路船舶提供一个人员和物资修整之地。这就把马六甲变成了航海时代的一处“兵家必争之地”。一个弱小的国家,却控制着关键性的战略要地,又失去了强大的政治庇护,其结局可想而知。

大航海时代,欧洲各国奋力开拓新的航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相继称霸海上。哥伦布、麦哲伦、达·伽玛等航海家,作为开拓先驱,青史留名。马六甲作为南洋重要中转站,成为了最先被这些积极的开拓者盯上的国家之一。

正德六年(1511年)七月,葡萄牙总督率领着不到20膄船,约1000余人的舰队进攻马六甲苏丹国。马六甲仅仅防守了一个多月就攻破,葡萄牙人迅速占领了马六甲并展开了屠城。

此时,明帝国的舰队早已不见,传统的伊斯兰帝国无法单独抵抗快速发展的西方殖民势力。

随着南大门的破灭,大明朝贡体系逐渐瓦解,中国势力正式告别马六甲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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