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王小波:用诗歌把镜子涂蓝的愁容骑士

经济观察报书评04-12 09:55 跟贴 996 条

北京作家王小波,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1997年4月10日后近三个月以来,有近百家报刊报导了他的去世和遗著出版的消息。现在全国各地的书店,都可以看到花城出版社推出的王小波小说遗著“时代三部曲”。凝重的书名:《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配以不同色调的封面,封面上印制了古希腊绘画中的人类经历的世代,意境悠远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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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说代表着王小波对文学的关怀和理解,代表了他渴求达到的艺术水准。与我们历来已有的作品相比,王小波的作品是不同的一种。他无视禁忌的顽童心,他的幽默反讽才能和想象奇趣,远远超出这个时代的某种文学理解力。由于作品本身的这些特质,王小波生前经历了出书的重重困难。然而,作品的手稿在大学、出版社流传期间,一直有拍案叫绝之声。王小波的作品对于中国文学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也是本书的作者们思考的问题之一。由于他的作品一直没有在国内完全出版,我们的讨论也一直延宕到今天。现在他的全集正在筹备,小波却不在了。

小波在他的小说《红拂夜奔》中重写唐传奇人物红拂的死,那个死旷日持久,好像永远死不完。但最后坏老婆子想收尸时,红拂却不见了。这个结局好像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小男孩为了不吃蜗牛而上了树,他从此就不下来了。他在树上读书,在树上恋爱,还在树上经历了战争。你会想,他总不能死在树上吧?可他就是没有下来,连人们摆好了被单等他摔下来,他也没下来,他抓住一只偶然飞过的热气球,飞走了。

这是小波喜欢的一个故事,而我想的是,他自己就像故事的主人公一样,“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这棵长绿之树,这片大地,是他热爱的文学和生命。他渐行渐远,终于我们看不见他了,他升入了那些永恒的文学之星闪烁的天空。

红拂夜奔

生前,小波说起过斯汤达的墓志铭“活过,爱过,写作过”;他说,还得加上一句:书都卖掉了。他的书到我所在的广州中山大学的书店时,隔壁的小学正在放课间操的音乐。听着远处的声音,看着小波这些在糙纸上流传的文字终于成书,醒目地陈列在大台上,我不禁想,那些将要长大的孩子,可会成为这些书的读者吗?

我无法预料未来的情形。我不能肯定,在下一个世纪的倒数第三年,会有文学系的新生,走在图书馆书架高耸的长廊;他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这一片黑压压的书架前梭巡,他说:我要找一本书,他的作者是王小波。这个想象也许太原始,读者,可能是坐在电脑前,他在这个目录下找书,他从光盘里调出了王小波这个名字,后来,他说:有趣!是真的可乐!那个世纪还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让我如此开心啊!

我不能确知这一切,我,我们——我们这部书的作者。我们只能说出自己对一个人,对一部书的理解。我还知道,我们所有的话,未见得就能说明王小波正是如此这般,因为所有的回忆、言谈,不免都有些破碎、不连贯的断面,人和人的交往也都有既定的边界。何况,他在他的作品里,已经把自己表现得再充分、再明晰不过。无需我们去增加,或者去删减。我们做不了塑造他的事情,他用自己的劳作完成了他的一生。他的作品说明了、建立了、再创造了他自身。我们说的,只是,作为他的同时代人,我们的一部分生命的经验,阅读的经验。

这些经验是否有助于说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社会环境、文化气氛?是否有助于走近、认识一个叫王小波的人?我不能给出太肯定的答复。但我们大家做了这样一件事,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知道,他是重要的,是不能被遗忘的,我们做出这部书,是向一位潜心创造的人表达我们的敬意。这个表达,也许太迟了。尽管迟了,我们也要这么做,我们把有关他的生活和创作的资料收在这里,是为下个世纪的文学史和文学研究留下的一个备忘录;我们把来自四面八方的告别和悼文收在这里,是在亡灵之前祭献哀思的花篮。所有的文字,长短不一,风采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者自负文责,编者并蓄兼容。我相信这样做,合乎尊重生命和尊重他人的原则。

和本书的大多数作者相比,我和王小波认识得相当晚,相识的机缘也没有出奇之处。他的小说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审稿,我所在的教研室主任陈琼芝教授正好在那里兼职做编审。她推荐我看她审读的手稿,手稿是电脑打出来的,当时电脑稿不多见。我看了后,知道作者正好住在我们学校附近,这样我就和他约着见了面。那是1993年的夏末。一年以后,我离开北京到广州工作,我们依然保持着联系。

从相识以后,也和本书的其他一些作者朋友一样,我们都像王小波写到过的一种人,见人就问“吃糖不吃”,我们问的是:出书不出?我们认为他写的小说正是我们想看的那种,太应该出版了。我们共同经历了王小波出书不顺的困境。我还记得一个狂沙漫卷之夜,银河把小波的稿送到我家,由我第二天再交给一个出版社的人看。银河说因为小波喝醉了酒,所以她送来了。我又把银河送回刺骨的寒夜里,看她骑车顶风而去。我记得当时我们说到小波作品用语粗鄙,而银河说:其实小波内心是个非常优雅的人。这句话我一直记到今天。

在王小波去世之后,我再见到他。我走进他的家庭,和他的母亲、他作品中多次提到的哥哥,有过漫无拘束的长谈。这些与王小波的生活和作品有关的内容,我都从录音中整理出来,收在本书中了。读者从这里也许可以发现他早年生活的踪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说“我父亲一生坎坷”、“我们家的家训是不准孩子学文科”。

在我认识王小波的时候,我写自己往事的一本书《血统》即将出版。我把校样拿给小波看,一方面是以文会友的意思,另一方面,我也请他给写个序。他很快就写出来了,但我交给出版社的时候还是晚了,没有用上。在小波生前,他父母的具体经历我所知甚少。我们很少聊到这个话题。他的大学同学也是他最好的一位朋友刘晓阳先生,在美国看到我从网上传过去的访谈录,也说:这才知道更多他的家事,因为我们互相都不打听对方家里。我这样说的意思是,现在我们知道了王小波的父亲曾蒙受极大冤屈,又曾被毛泽东他老人家接见,这些轶事都带有传奇般的特色,但在我编辑这本书的陈述中,这些都只作为一些背景知识存在,并非要增加王小波这个人的传奇性。

我之所以要说明这一点,是因为,第一,我们曾在一个讲究血统的年代长大,长大以后,我们重新获得了个人价值、自我、知识等观念,重新确定了自己的身分和追求。这也是朋友之间不打听家世的原因。我们不必凭一个人的家世来评价他本人。这个原则是好的。现在我重看小波为《血统》写的序,我欣赏他那种开放的视野。他不是从个人的、家庭的不幸经验来接纳我的作品,而是带着反省和更平静的心态。他说:事实上一筐烂桃挑不出几个好的来,我也不比别人好。当年我们十四五岁,这就是说,从出世到十四岁,我们没学到什么好。在另一篇题为《优越感种种》的杂文中,他说:优越感并不能造成实际上的优越,这种想法实足虚妄。

但是,另一方面,我还认为,了解了他的家庭的遭遇,对他自己个性和精神世界的形成,仍有一定的说明性。这是那些事实有必要存入这本书中的一个理由。那些苦难和荒谬,既是他个人的一种处境,但在中国,又带有更普遍的性质。

在1993年的一个秋夜,我去找王小波,他正从外面回来。他说,父亲的书出版了,他去给父亲生前的友人送书来着。这本书,也是王小波去世以后,我从王小波的母亲宋华女士那里看到。书名为《逻辑探索--王方名学术论文选》,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方名教授生前,在1981年为这本论文集写了前言。

在前言中,王方名教授说,这本书是作者从事逻辑学教学和科学研究二十五年的大事纪要,他说到五十年代的逻辑问题论争,下面这些段落的字里行间,包含了沉痛的心情:“经过二十多年的沧桑巨变,许多上述论断的坚持者早已随沧桑巨变而离开了人间,但这些论断的现实意义并没有完全过去。我感到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仍在继续。”他回顾自己二十五年的学术历程,说:“这对于一个人是一个不短的时间,但对于一门科学的重大发展,则可以说刚刚起步,特别是经历十年浩劫,中断十年科研工作时间,大批宝贵科研资料丢失,目前所作的工作与本人愿望相去甚远。”

这本著作,到著者写序的十二年之后才获出版,离王方名教授去世的1985年,又过了八年时间。

有关这一切,王小波在他的杂文中时有提及。说到那个灾难年代,他认为最大的痛苦不是别的,而是再也得不到思维的乐趣:

比方说,茨威格写过一部以此为题材的小说《象棋》,可称是现代经典,但我不认为他把这种痛苦描写得十全十美了。

这种痛苦的顶点不是拘押在旅馆里没有书看、没有合格的谈话伙伴。在我们之前,生活过无数的大智者,比方说,罗素、牛顿、莎士比亚,他们的思想和著述可以使我们免于这种痛苦,但我们和他们的思想、著述,已经被隔绝了。

父亲的坎坷经历也以变形想象的方式进入王小波后来的小说创造——我知道,毫无必要把生活中的事和小说中的人物扯到一起,小说形象是想象的产物,无需知道任何生活原型,也可以理解和欣赏小说的人物,况且真正的艺术生命还在于,这些人物是无需传记线索而存活和光彩照人的。但是小波小说中写到他对人物的理解,我想,可以这样说:他用这样的理解确切地表达了他对往事和父辈的态度。在《黄金时代》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说过,在似水流年里,有一些事叫我日夜不安。就是这些事。贺先生死了,死时直挺挺。刘老先生死了,死前想吃一只鸭。我在美国时,我爸爸也死了,死在书桌上,当时他在写一封信,要和我讨论相对论。虽然死法各异,但每个人身上都有足以让他们再活下去的能量。我真希望他们得到延长生命的机会,继续活下去。我自己再也不想掏出肠子挂在别人的脖子上。

九三年夏秋之交,我读完了王小波的小说稿《寻找无双》,写了读后感《寻找智慧》,这个题目来自他的《序》中的一句话;本书是一本关于智慧,更确切地说,关于智慧的遭遇的书。我拿给小波看,他看后说到,父亲挨整后,在街上碰到过去认识的人,那人转身就走,好像从来就不认识一样。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说起父亲挨过整。但即使他不说,这一点也不新鲜,他父亲是个知识分子,其处境可想而知。而当小波说出这一点时,我有一种新鲜感,新鲜感是来自这和他小说的联系,他被刺痛父辈的那一个转身的背影所触发,结构了一部多么异想天开的新传奇。老故事里的大团圆结局被他颠覆了,他以仿传奇的形式尽情嘲讽乌托邦时代的社会心理,从其中发掘出那么丰富的喜剧性。昨天,《当代文坛报》的主编给我带来刚出版的1997年第3期刊物;作为对小波的纪念,该刊首次在国内登载了这篇书评。

在相距遥遥的几年间,我在我们南方的报纸上,在到达南方书店的北方刊物上,不断读到王小波的杂文。

王小波则给我寄来他的小说稿,最早的是《二0一五》,最晚的是《白银时代》,最让我入迷的是《万寿寺》。他总在信中说:我还在写小说;或者是:我正在写一个小说,前前后后写了十七、八遍。

我记得在系里收到《万寿寺》的情形,那是用蓝色色带针打在那种一匹布一样折来折去的宽纸上。我就站在走廊上读《青铜时代·序:我的师承》,周围一切嘈杂我都听不见了;只有这些蓝色的句子,带着音乐般回旋萦荡的声音。这是一个人写小说写到了某种极致时的内心独白,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说到自己如此地迷恋现代汉语的韵律;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说出自己师承了这样一条不为人知的文化线索。这是一个发现,这个事实从来存在,它一直作为不传之秘存在,王小波第一次比把它破解,他不仅说出其秘密,而且,他用自己在音韵上具有同样效果的散文叙述,印证了这个文字的奥秘所系。由这个发现,我们第一次感觉到,有一个事实,它被忽略了很久很久。在我们既往的文学生活中,一直都有那条波澜壮阔的暗河;那河是存在的,它从西方的,从那源头深远的古典文学里流过来;那些拥有才能却被剥夺了创作机会的中国诗人翻译家们,在喧嚷的、僵化的当代文学河床之下,引来了那远方的活水。有一个人,从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起,为这水声惊动,为这水声陶醉,听见了那天籁。

读王小波的小说,我常常想,这种小说是为我这样的读者写的。我一直希望当代中国的文学中有这样的小说,它能在智力上启发我的智慧,在语言上给我快乐和美感,它延展记忆和想象,比起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小说毫不逊色。因为中国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以来,我们的文学趣味受到马尔克斯、昆德拉、金庸、伯尔、卡尔维诺等一批批作家的作品熏陶,我们不再是容易满足的读者。我当然知道,像我这样的读者,不仅不在少数,而且,至少有成千上万之多。

王小波的作品就有这种素质,这种素质是异乎其类的,不是我们从来就有的。在我作为读者的一生中,终于等到了这样一种作品,它由一个中国人写出,这是幸运相逢。他写文革,是出奇机智地介入,介入到别人从未介入的层面,个人想象和性。他从容游戏于古代传奇的材料中,用他所谓“历史狂想主义”的顽童心态,建构、消解故事,于传奇寓言中拼贴现代人生。他尤其是长驱直入于莫须有的世界,纯然从幻想中产生了千年之前的湘西凤凰寨、长安城。他写的那些古之今人,今之古人,大智大勇、痴迷憨呆,倾国倾城。他虚构了另类人性争战,以智慧、性爱、有趣为一方,与无智、无性无爱、无趣的另一方,在今古时空,在故事的各个层面,在思维和想象的领域反复讨伐争战,这一切,真令我拍手称快。

而我知道,这一切,他写得非常刻苦。这是我亲眼所见。

写作的人都知道,写作本身,首先是一件可以带来快感的事。但会有简单的快感和复杂的快感,一个喜欢下棋的棋手的快感与象棋大师的快感就会有这种区别。文学是在后者的意义上才成其为一种事业,才需要这样一种敬业精神。小波在《未来世界》的获奖感言中写到:“文学是一种永恒的事业。”“我觉得,这奖不是奖给已经形成的文字,而是奖给对小说这门艺术的理解。”“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的共同的体会。

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当我重读到这些,我相信,小波正是在这一信念上,和当代世界那些文学大师有深切的沟通。一位1989年塞万提斯奖得主表达过同样的意思,这位巴拉圭的作家认为,作家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一部虚构的作品就像一只装着信被投入大海的瓶子。”写作被称为一个绝对集中的过程,它从设想接收作品是从作者自己开始的。“是为自己写作”,作家说:“同时确信我们并不是孤立的人。在这个并不卑微的行动中,一个人寻找他最深切的东西,寻找他另外的自我。”

在小波去世后,我从银河那里看到他早期的手稿,写在一个大练习本上,还有银河笔迹抄下来的为被发表的一些稿件。小波在《我为什么要写作》这篇文章中说到,他写过一个人变驴的故事;写过一个女主人公,长了蝙蝠的翅膀,生活在水下。他说,这些20岁以前的作品我都烧掉了。他当然有权力这么说。因为那时候,他还拥有无可限量的写作生命。可是他突然离去,再不可能写出新的作品,连他写了十七八遍的《黑铁时代》也无从结稿,他留下的一切都成为仅有的遗物。他实际上没有烧掉的手稿,失而复得的《绿毛水怪》,成为了解他早期文学因缘的证据,独一无二的证据。

我看着这些手稿,想象着70年代的一个年轻人,在各种风起云涌的政治潮流之外,独自试探着在自己钟爱的文学之路上迈开步子。

在冥想中长大以后,我开始喜欢诗。我读过很多诗,其中有一些是真正的好诗。好诗描述过的事情各不相同,韵律也变化无常,但是都有一点相同的东西。它有一种水晶般的光辉,好像来自星星……真希望能永远读下去,打破这个寂寞的大海。我希望自己能写这样的诗。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

他写作,怀着那样一种唯恐碰坏了什么珍稀之物的心情。他说,旱季的天空蓝湛湛的,他觉得有种冲动:

开始时像初恋一样神秘,我想避开别人试试我自己。午夜时分,我从床上溜下来,听着别人的鼻息,悄悄地走到窗前去,在皎洁的月光下坐着想。似乎有一些感受、一些模糊不清的字句,不知写下来是什么样子的。在月光下,我用自来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写出的字句幼稚得可怕。我涂了又写,写了又涂,直到把镜子涂成暗蓝色,把手指和手掌全涂成暗蓝色才罢手。回到床上,我哭了。这好像是一个更可怕的噩梦。

那些留在大练习簿上的故事很有几分奥维德《变形记》的影子,一个穷愁潦倒的农民受尽羞辱,就变成一条狗。一个多吃多占的干部在梦中变成了一条驴,他开始尝尽作驴的辛苦和世态炎凉。小波还重写了一个《刘三姐》的故事,三姐其丑无比,阿牛虽然爱她的歌声,却承受不了她的容貌……这些手稿上的文字稚拙,但决不是当时流行的风格。

以后的故事:爱情,留学生活,后来是读书写作。

那些情书,我看过一个开头。那也是天籁,不朽的爱情和初恋的心里流出的文字,实足是人间绝唱。我不忍看,银河泪流满面。

我重读了小波已发表的近作,尝试勾勒出他写作的历程。

回国之后,小波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唐人传奇故事》(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年9月),其中收有5个作品:《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红线盗盒》、红拂夜奔》、《夜行记》和《舅舅情人》。其中第一篇后来在刊物上发表过,小说集没有引起注意。那个时间是不注意小说的。

这本集子呈现了作者作为一个成熟叙事人的面目。和当时文坛上受注意的小说不同,这是一些纯小说,无关乎意识形态的宏旨。读它的时候可以揣摩到作者专心致力的异端:第一,讲一个故事。第二,把它讲到足以与类似金庸武侠小说那样引人入胜的程度。第三,还要有大侠小说所无,而潜藏在诸如《情人》、《少女与死亡》等现代外国名篇中的那些素质。

那些素质,王小波后来在《我对小说的看法》一文中谈到:“现代小说的名篇总是包含了极多的信息,而且极端精美,让读小说的人狂喜,让打算写小说的人害怕。”

《唐人传记故事 》还说不上极端精美,但它用现代顽童的心情调侃唐人,为讲故事人建立起一个自由戏谑的本真面目。就此而言,它是一个欢天喜地的逃离,逃离中国现代小说一直艰难背负的观念使命。这又是一个奇异新颖的起点,是王小波为未来世纪的中国小说显现的另一个起点。

再则,它里面已有了后来作为王小波小说的精华的故事雏形。当然,此时的《红拂夜奔》比后来收在《时代三步曲》中的同题小说还显然稚嫩得多,线索也简单得多。

可以感觉到美妙奇趣的想象,语言游戏对作者的吸引。他注定为语言可能繁衍的想象之花执迷不已,他一定也在这样的迷宫之美、巴比伦的花园之美,在文字织锦面前,升腾起确信:“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

巴比伦的花园,早已失传。王小波用文字追寻失传的、无从见证的景观:热带雨林里的食人树,暖水河里比车轮还大的莲花。当他用绿草中的骸骨一样雪白的意象,来形容少女的情欲和惊恐时,当他以冰凉蠕动的绿色作为故事情节的内核时,他把极端通俗的形式和优雅精致的意象做了一个嫁接。

《黄金时代》获奖,1992年台湾出版了单行本(台北,联经)。

由于《黄金时代》,那个怪诞年代里被压抑的激情和性爱的力量,第一次以毫不羞怯的姿态,喷薄而出。这是王小波第一个自己满意的小说,他把它称之为“我的宠儿”。

和《黄金时代》,同以文革和性爱为相关主题的还有《革命时期的爱情》和《我的阴阳两界》,王小波写到了1993年。前一年,他做出辞职决定,辞去在母校人大的教职,他以此回答了他在《似水流年》里给主人公提出的一问:“我也必须全身心投入,在衰老之下死亡之前不停地写。这样我就有机会在上天所赐的衰老之刑面前,挺起腰杆,证明我是好样的。”

1993年,处于自由状态的王小波是高产的一年,他写了他的第一个长篇《寻找无双》。复杂的叙事层面和变换的情节分支取代了早期作品的单纯风格。还有,这个作品开启了后来作为《青铜时代》三部长篇的新寓言风格。不过,如果你说那里面硬有一个你可以清楚捕捉的寓意,那又未必了。这是小说的弹性,它可以意会,却无从言尽。

写了这个作品,小波的心情愉悦、舒展,他在序里说:写完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变形记》(奥维德)的最后几行:

吾诗已成。

无论大神的震怒,

还是天崩地裂,

都不能把它化为无形!

这一年,他终于把《红佛夜奔》也扩写成了长篇。从这个长篇中可以看到,他发展出一种对话体叙述,这样一个故事里可以构建出多个空间,这就是所谓跨越,是对叙事限制的一种跨越。

还有,他把小说变成了一种思想的方式。在小说中,他的想象、运思、推论比他后来在杂文中进行的思考要复杂得多,也深邃得多。这也是他要做到得,既让小说有趣,并且,充满思维得智慧。这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中国小说差不多丢的干干净净的东西。“我正等待着有一天,自己能够打开一本书不再期待它有趣,只期待自己能受到教育。于此同时,我也想起了《浮士德》里主人公感到生命离去时所说的话:你真美呀,请停一停!我哀婉正在失去的东西。”

写完了《红拂夜奔》,小波准备向另一个维度的跨越,他要挑战自己的限度,写自己没尝试过的东西。“我要拥有一切”——这是他在小说中写一个碰壁的小说家结尾的一句话,而这正是他的抱负。

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希望拥有无限的写作资源。这个资源,他确信,是在创造性的想象中。在《未来世界》(台北,联经,1995)的自序中,他说:“我喜欢奥威尔和卡尔维诺,这可能因为,我在写作时,也讨厌真实逻辑的控制,更讨厌现实生活中索然无味的一面。”“有时想象比摹写生活更可取。”

深秋和隆冬过去,1994年春初,他写完了《未来世界里的日记》,写一群聪明人,在大多数人不识数的社会了生活。整个逻辑荒诞不经,总之,人人必须装傻才活得好,必须和自己聪明的本性作对。他想象了这个处境下智慧和爱情的遭遇。

但也许他不满意这个作品中奥威尔的影子。他写完了就把这个作品放下了,而写了另一个《未来世界》。这个中篇参加1994年联合报文学奖评选,再次获奖。

《未来世界》的作者设想了一个本世纪的小说家在他的外甥记忆和虚构中的形象。未来是下个世纪,外甥成了历史学家,由于犯了直露和影射错误,遭到重新安置,接受各种荒唐无稽的羞辱摧残。

由这个作品开始,他在1995年完成了《2015》,在1996年写了《白银时代》,这三个作品构成了他的反乌托邦未来叙事系列。作品都是以未来时间为舞台,以我们这个时代的乌托邦逻辑为经纬,推展演变。电脑时代的网络空间、艺术家、知识分子的趣味和他们受到钳制,变得滑稽可笑的情形出现在小说中。

1994年夏天,他受到电影导演张元之约,为他写了一个关于男同性恋的剧本。这个剧本经两个人多次拔河般的讨论、争执,结晶为电影《东宫·西宫》,王小波、张元在阿根廷电影节上同获最佳编剧奖。在小波的电脑里则保留了小说形式的原稿《似水柔情》,还有为这个故事在北京试验小剧场演出用的话剧脚本。

而能写出这个题材,还基于王小波和妻子李银河合作进行的社会学研究,这本著作:《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在1991年和1992年分别在香港和国内出版。

1994年秋天,王小波的小说集《黄金时代》终于由华夏出版社推出。除了朋友们以外,在出版界,同样有一股不屈不挠的力量,要支持这个人的沉默的创造精神。这股力量一直存在,推动了王小波作品的问世。与此同时,《花城》杂志持续地,每年一次地刊用了王小波在其他刊物被悬置的作品。他独特和机智的说理方式引起不少报刊注意,杂文随笔约稿越来越多。1995年,他编定了自己的第一本杂文集《思维的乐趣》,这本书在1997年春节前出版了。第二本杂文集他生前也以编定,题名为《我的精神家园》。

无论如何,对他来说,最热爱的工作还是写小说。他在1996年夏天把以前写过的《红线盗盒》重写,叙事繁复,处处是挑衅禁忌的笔致,却不失优美的韵味。这就是《万寿寺》,是他的篇幅最长,也是迄今为止被小说编辑们认为不可超越的一部小说。他选择了丧失记忆到记忆复原这么个小说家做叙事者,让手稿、追忆、想象交融,令故事场景不断增殖。他以出神入化的意象表达了他的理想:一个人仅仅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秋天,他写完《白银时代》,把他的时代三部曲编定,冬天——他与“花城”签了约。同时,他的新长篇正在缓慢地延展,这是《黑铁时代》,故事在“黑铁公寓”发生,大学毕业后,一个青年被关进这个用网络监控的公寓……大雪、女邻居、施虐与受虐场景、抑郁和调侃的风格,作品还不成形。

他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他不仅想做完,而且,最重要的,他想做到最好。在信中,他说:我敬重的作家是独特的一群,可以用perfect来形容。但不是说他们总是perfect,只是说他们perfect过。一辈子perfect一两次,也就很可以。

他说:我写《寻找无双》时,还是中规中式的。写《红拂夜奔》时,对叙述本身就有点着迷,不再全神贯注于写故事。《万寿寺》则全然不关注故事,叙事本身成了件抒情的事那篇小说从头到尾回旋不休,营造一种浪漫的旋律——当然不是夹入煽情文字营造,而是靠叙事的节奏来营造的……总的来说,比较现代的小说家都主张叙事本身大有可为,叙事可以浪漫地运用,就如法国人说的,小说可以诗化。

他说:小说应该诗化,从经典小说家笔下的那种沉重的文体羽化为一只翩翩的蝴蝶。

我等着看他的新小说,但我知道,他不会很快地写出来的,他立志要与世界上最好的小说家比肩而立,他选择了他们那种反复重写的方式。他坚信:把小说的文件调入电脑,反复调动每一个段落,假如原来的小说足够好的话,逐渐就能找到这种线索;花上比写原稿多三五倍的时间,就能得到一篇新小说,比旧的好得无法比。

常人看到他不事修饰,目光散漫,看不到在内心里他的生活井然有序,他的秩序建立在精神创造的目标上。一年之交,他回顾这一年的工作,他从工作中感到幸福。这是他回顾在1995年时他写的文字:

罗素先生曾说:真正的幸福来自建设性的工作。人能从毁灭里得到一些快乐,但这种快乐不能和建设带来的快乐相比。只有建设的快乐才能无穷无尽,毁灭则有它的极限。夸大狂和自恋都不能带来幸福,与此相反,它正是不幸的源泉。我们希望能远离偏执,从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中获取幸福。创造性工作的快乐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而我们恰恰有幸得到了可望获得这种快乐的机会——那就是作一个知识分子。

1996年,在另一封信中,他说了同样的意思:

依鄙人之见,sentimental的可厌之处,是在旧有事物和情绪中的自我陶醉。反对它的,不是理念,而是一种全面通向未知的探索精神。现有一切美好事物给我的启示是:它还可以更多的有。而最美好的事物则是把一件美好的东西造出来时的体验。也许这就叫做人文精神。但它不过是一种工作的热情而已。维特根斯坦死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此人一辈子不和人说理。所以,他说的美好,是指离群索居时取得的成就。

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都在工作,1997年4月10日,他在网络上给地球另一面的朋友发信说:我正在出一本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这是王小波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这封信,是他生前发出的最后一个电子邮件。

王小波把工作的使命留给了我们——我们所有这些忆念他,热爱他的同龄人;他把面向未来、取得成就的目标留给我们——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除了承担这使命,努力,我再想不出别的、更好的、会使他觉得安慰的纪念方式了。

作者:艾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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