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丨妈妈外出打工,我既恨她,又想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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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回来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愿同她讲话,她给我买的衣服,我称不喜欢;给我带的饼干糖果,也被我扔进了门前的池塘里。

《大国小民》第779

本文系网易“人间”工作室(the livings)“大国小民”栏目出品。联系方式:thelivings@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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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8年,母亲去广东中山打工,她走后的那个周五的晚上,我生了一场“大病”。我躺在床上,父亲抚摸着我的额头:“没感冒,哪里难受吗?”

我摇摇头,那时我只有10岁,还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父亲,直到多年后,我在游乐场玩海盗船时才找到与那时相同的难过的感觉:所有细胞在极速下坠的瞬间,失去了倚靠,让我无所适从——这个“瞬间”自母亲离开后,一直伴随了我4年。

父亲扶着我坐起来,端来一碗炖排骨,碗里飘着一层浮沫。我闻到肉腥味后一阵反胃,连忙推开。父亲先好言相哄,后来失去耐心,说我“娇生惯养”。以前我放学回家后,总是翻箱倒柜,找一切能吃的生红薯、剩菜、刺苔果腹,但这次,对着肉我却没有一丁点儿食欲。

我迷迷糊糊地睡过去,又突然惊醒,习惯性地摸了摸身边,没有人。屋里黑漆漆一片,风呼呼地吹,树枝沙沙作响,乌鸦在屋后的坟地里哇哇乱叫。想起我睡的房间曾经先后有两位老人过世(我家当初是买的别人的旧房子),我越想越害怕。

姐姐去了同学家,我使劲喊“爸爸”,可父亲不知道去了哪里。我踉跄下地,把手伸到空中,怎么也摸不到灯绳。好不容易摸到房门处,却怎么也拉不开,只能使劲拍门。我疯狂地哭叫拍打,但父亲一直没有出现。

后来,我在床下摸到一把斧子,胡乱地砍向房门,不知道砍了多少次,可是房门就是砍不开,我砍累了,便爬上床,蜷缩着哭泣。

不知道过了多久,听见房门开锁的声音,我一跃而起。父亲打着手电进来,拉了下灯绳,房间亮堂起来——屋内凌乱一片,房门上无数道斧痕,有几处还破了口子,可以看到堂屋里的桌椅。

父亲劈头盖脸地骂了起来:“你是个苕(傻子)吗?这好好的房门都被你砸烂了!”

我气不过:“你为什么要把我锁在房里?”

父亲恶狠狠地说:“我去村干部家里打电话,问你妈到了没有,怕你一个人乱跑,就把门给锁了。你真是不懂事!”

2

父亲没有和母亲一起外出打工,而是留下来照看我和姐姐。他是棉花匠,需要到主顾的家中弹棉被,经常不在家。读初二的姐姐就在周末的时候给我做饭洗衣,顶替母亲的角色。

我读小学四年级,学校在镇上,上学要步行近10公里。每天早上4、5点钟天还没亮,小锋就在屋外喊我上学。父亲一般会在临上学前给我1块钱,偶尔2块。

严冬的清晨,风像刀子,吹在皲裂的脸上生疼。我有些感冒,每隔几分钟就要擤一次鼻涕,咳嗽不断。脚上的帆布鞋经常被路上的水打湿,为了能暖和点,只能加快脚步让身体发热。路过村里的小卖部时,敲开门,花7毛钱买一袋方便面,倒上作料,捏碎,晃均,捏一小捧放进嘴里,咀嚼良久,直到口中失去味道,才会重新捏一捧。

这段路是最享受的,为了延长幸福,我和小锋会比赛谁吃得慢。方便面吃完,就会正好经过一片柑桔林,树上还残留着一些次果和由于太高而懒得被摘下的顶果。我和小锋窜会爬上树肩,尽量去够那些口感甘甜的顶果。衣服总要被树上的露水打湿,手和脸也时常会被枝条划伤,露出一道道血痕。

天渐渐变亮,有父母送孩子上学的摩托车在路上穿行而过,我和小锋只得眼巴巴地望着,心想何时才能坐一次摩托车上学呀。等我到了教室,头发和睫毛已经落了一层白色的霜花,引来同学的玩笑。

我坐在靠窗位置,玻璃被打破了一块,谁也不愿意承担更换玻璃的两块钱,老师也置之不理。我只好用一本美术书挡着,但风还是会从缝隙里吹进来。等霜花变成水气侵湿了头发,衣服和鞋子也是潮的,风一吹,牙齿便不住地上下打颤。我不停地跺脚搓手,但脚还是会由疼痛变成麻木。下课后,为了取暖,我绕着教室走廊疯狂奔跑,好让衣服头发快点变干。

以往母亲每年都会给我织一件毛衣,她手巧,针法、线路、花纹、颜色搭配年年不一样。以前我常常故意脱掉外套,露出新毛衣,很多同学都会围过来,夸我的毛衣真好看,就连以前的班主任也喜欢,她叫母亲帮她儿子也织了一件。现在,母亲来不及织毛衣就去打工了,我只能穿去年的那件,它有些不合身,左边腋下也拉开了一道口子。

学校售票打菜,每餐4毛钱,买完方便面,我一般只剩下3毛钱——在学校小卖部,1毛钱可以买到果丹皮、蛋卷和辣条,我经常受不了诱惑,星期一就把钱就全部花光。没钱打菜,我就从家里装来一瓶辣酱,每次挖一勺子和饭——冬天可以吃辣酱,但到了夏天,天气炎热,就去小卖部买辣条下饭。没钱了就只吃白饭,饿了也能吃上一大碗。

以前母亲在的时候,会在周日晚上精心烹饪一两道菜,让我带到学校吃,偶尔还会在周二时托人给我送菜。

3

1999年冬天,父亲叫我和姐姐给母亲写信,让她回家过年。我洋洋洒洒写了5、6页信纸,告诉母亲我想她,我在家里很听话,问她何时回家。姐姐则一个字也不愿意写。父亲气不过,拿树条抽打姐姐,姐姐既不跑也不哭。

晚上,我躺在床上,见姐姐不停地流泪,我安慰道:“姐姐,你不要哭了,爸爸也是生气了才打你的。不就是写信吗,再说你不想妈妈吗?”

姐姐愤愤地说:“我才不想她呢!我恨这个家,我恨爸爸妈妈。”

后来,姐姐放学后就很少回家了,多是在同学家里。

我觉得母亲收到了我的信,肯定会回来的。快过年的时候,每天一大早我就搬把椅子坐在稻场里,盯着目之所及的拐角,满怀期待地等待母亲出现。一看到摩托车或是行人,我就会飞快地迎上去,可那都不是母亲。天暗了下来,母亲依然没有出现,我不肯进屋,姐姐阴阳怪气地说:“你就是苕,妈妈过年根本就不会回来。她才不会管你呢!”我一边哭,一边不停地念叨:“妈妈会回来的,会回来……”

那天晚上,我梦见母亲坐在火塘边哼着山歌织毛衣,突然,她好看的脸开始变得模糊起来,我试着伸手去触摸,她起身跑开,我在身后追赶,声嘶力竭地喊她,可她好似什么都没有听见,跑得无影无踪……惊醒后,发现自己出了一身的汗。

过年,母亲到底还是没有回家,父亲只好带着我和姐姐到伯父家里团年。

半年后,姐姐初中毕业,她搂着我说:“弟弟,我也要走了。”我央求姐姐在家里陪自己,姐姐却道:“这个家,我一天也不想多呆,一点温暖都没有。”

姐姐到深圳打工后,父亲就把我寄养在伯父家里。以前到伯父家做客,他和伯母总是笑脸相迎,可我在他家待得时间久了,发现他们脸上还有另一种表情——眉头上扬,眼睛斜视。

每天清晨,一听见响动,我就迅速起床穿衣。伯母在厨房里忙碌,我拿起扫帚打扫堂屋,她不叫吃饭,我就一直不停。

吃饭时,为了多夹菜,我会先假装刨几口饭,若无其事地盯着盘子中最大的肉片,表现出很随意的样子去夹它。有时运气不好,夹起一块青椒,我也会装出很好吃的样子。

趁伯母去锅里添饭,我会赶紧多夹几片肉,狼吞虎咽,等伯母转身回来,我又表现出很自然的样子。我添饭的原则是“少量多次”,以免到时伯父伯母没有饭吃了。我会尽量拖延时间,做到最后一个吃完。如果饭菜吃完了,那么我就假装吃饱了,放下碗筷。如果伯父伯母放下碗筷后还有菜,我就会继续盛饭,然后把剩菜全倒进碗里。后来,伯母看见了,“哎,给狗子留点。”我只好放下,倒进狗碗中。

伯母经常当着我的面跟伯父念叨:“以前咱家一碗米就够了,现在至少要两碗。”

吃完饭后,我主动收拾、洗碗,伯父伯母则回房间看电视。我收拾完后去推他们的房门,却发现房门紧锁。我只得回到自己房间,盯着天花板发呆。不一会儿,伯母就会过来,叮嘱我早点睡觉,顺手关了灯。我躺在床上,伯父伯母房间里的电视声不时会传入耳中。

不习惯寄人篱下的日子,我重新回到家里,一个人做饭、洗衣、睡觉,偶尔父亲回来,也是倒头就睡。而我找他,无非是要零用钱。

冬天即将来临,父亲第一次问我:“你是想订做一双皮鞋?还是想要一件棉袄?”

那时还不太冷,棉袄对我意义不大,而我的鞋子前面破了洞,已然露出脚指头,于是告诉父亲要皮鞋——订做的皮鞋耐穿,怎么也不可能在前面破洞。

周五那天,父亲拿出一双皮鞋递给我,我兴奋地穿上,走了几步,发现有些不对劲——这双鞋鞋面短,露出了脚背,上面还有花纹和一朵黑色的花——这显然是一双夏季女式皮鞋。

我脱下皮鞋叫父亲去给我调换,父亲这才道出原委:邻居的亲戚在城里卖鞋,尾货卖不出去,就上门找父亲推销。原价上百块的皮鞋,现在只要30块,但不能退货。

直到旧鞋实在穿不了,我才穿上这双皮鞋,换上长筒裤子,尽量盖住脚背。在学校里我尽量缩着脚,后来才发现这是欲盖弥彰,同学们轮流来看我的鞋子,之后笑得前翻后仰,我窘得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又一个冬天来临,我愈发为选择皮鞋感到后悔,没有棉袄,我只得穿上母亲以前织的两件毛衣,再套上秋装。尽管如此,手脚还是长了不少冻疮,起了水泡,奇痒无比。

4

读初中后,正值长身体,我时常会感觉到刻骨铭心的饥饿。每逢周二、周四中午,为了食堂在炖土豆中加上的几片肥肉,在上课的时候我就准备好了碗筷、左脚向前迈开,只等铃声一响冲刺。

我总是前几名冲进食堂,后来班主任发现我的“优点”后,就让我参加运动会的400米跑,结果我倒数第一。我不知道该怎么跟班主任解释,不敢说因为运动会的终点没有饭吃。

学校食堂打的饭量很小,往往吃上几口,肠胃刚有一点反应,饭就没有了。有钱的同学可以到小卖部买零食,而我只能盼着晚餐早点到来。有时碰到同学吃泡面,我直咽口水,心想方便面泡着吃多浪费,不如捏碎了干吃。

我变得越来越自卑,害怕上课回答问题,害怕同学嘲笑。除了几个要好的同学,我不再与其他人说话。但是我又忍受不了孤独,每逢周末,我都会到同学家里玩耍。有次到了晚上才回家,父亲骂我不顾家,我顶撞了几句,他一气之下扇了我一嘴巴。我的脸上火辣辣地痛,感到鼻孔有液体流出,“滴答滴答”掉在了地上。

我任凭流血不止,父亲好面子,坐在椅子上唉声叹气,后来邻居来家里借农具,才来给我止血。

小学最后一年,由于个子矮小,经常受到其他同学的欺负,我加入了“帮会”。“老大”曾在河南练武4年,他招我们几个入伍,希望把帮会发展壮大。我们5个同学跪在马路上,用铅笔刀划开大拇指,将血滴进碗里,每人喝上一口。

刚到初中,“老大”就想挑战初二、初三的同学,当学校的“扛把子”。他收了上百个“小弟”,我虽然个矮没力气,但“辈份高”,以至于很多比我高壮的同学都要尊称我“超哥”。“老大”给我安排了两个“小弟”当保镖,以防我挨打损害他的名声。吃饭的时候,两个“保镖”先到前面插队,而后我大摇大摆地当着值日生的面走到前面,十分“高调”。

一到周日下午,我就会带着几个“小弟”在镇里“擂肥”(要钱)。“老大”给我下了指标,必须上交50元。“擂肥”时我一般不出面,而是蹲在不远处抽烟,“小弟”们上去要钱,对方不给就打。往往我们能抢到100多元,“老大”会给我20块。

有了钱,我就跑去小卖部买3包方便面,1包干吃,2包泡着吃。这是我的人生中第一次具体地知道了“饱”的滋味。

“老大”整日想着怎样战胜初二、初三的“帮会”。到了晚上,他调派人手去找茬儿、殴打与其他“帮会”的人,好在周末让两个“帮会”发起“决战”。

周末镇外油菜地里,聚集起200多人,都带着刀具和钢管,甚至还有人拿了1米多长的砍刀。我看到这么长的砍刀,腿肚子直打颤。

当“老大”在跟对方比“谁更血性”的时候,我的一个“小弟”冲了出去——早些年,他的母亲跟人跑了,父亲常年在外打工,现在跟着爷爷奶奶住——他当着众人的面,拿着匕首狠狠扎进自己的胳膊,展示着涌出来的鲜血,冲着对方老大吼道:“来呀,你不是牛X吗?我看你的人有没有敢自己扎胳膊的?”

很快,对方认输。没多久,我们“帮会”就在学校奠定了“独尊”的地位。但因为我懦弱的表现,“老大”把我“大哥”的辈份给了扎胳膊的“小弟”。

5

在“帮会”的失意,让我郁郁寡欢。我买来染发剂,将头发染成黄色。但赶上校长严打奇装怪服,我被剃成光头。我又染上了赌博,每天晚上通宵在宿舍蒙着被子,点上两根焟烛“诈金花”,到了白天就困得不行。老师问我哪里不舒服,我就说头痛。

那段时间,我只想混初中毕业,好出去打工。每逢考试,我就胡做一通,成绩一般是十几分,甚至几分,有次英语月考,我在写下名字后,就趴在课桌上睡觉,后来索性交了白卷。老师觉得这是在侮辱她,上课就叫我到操场跑步直至下课。

2002年初二时,那个靠扎胳膊上位的“小弟”,在老师骂他没妈妈的时候,提着板凳把老师从5楼追到1楼,又从1楼追到5楼,直到最后校长赶来抢过凳子。校长本想给他记大过处分一次,然后让他继续读书,但是他执意不读了。

因为这件事,全校开展整风,每个班3个“处分”指标,由同学无记名投票,处分得票最多的同学。我的种种劣迹被很多同学检举出来。班主任找我谈话:“我才发现你才是班上最大的‘黑马’呀。以前我一直以为你除了学习不好以外,至少还算是个听话的学生……你说说你个子这么矮,赌博不说,竟然还‘擂肥’?”

谈完话,我和一群同学站上主席台,校长宣读完每个同学的行径后,全部记大过处分。

不久后的一个周末下午,我和几个同学在油菜地边“诈金花”,天色渐晚,赢了钱的同学陆续回了学校,几个输了钱的同学谁也不愿离开——学校里已经在上晚自习了,我们回去肯定又要挨骂写检查。

我起了一把“235”(“诈金花”里最小的牌),骂道:“读书真没意思,要不咱们出去打工吧?既能挣钱,还能好好玩!”

这个提议让大家一拍即合,他们问我去哪里打工。

“当然是广东,那里厂多得很。”

“可是我们没钱坐火车呀?那怎么去?”

“可以走着去呀,这样还能锻炼人。”

一个同学先回了趟家,偷了母亲的金项链,随后我们5人摸黑步行3个多小时到邻市。没钱住旅馆,只好找到一家黑网吧,准备玩1个小时电脑后,在沙发上睡觉——可一连上游戏,谁也不愿意关电脑,整整玩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街上,那个同学把他妈妈的金项链当给金铺,拿到了200元,但同学告诉我,这条项链是花了2500元买的。

我提议坐火车去广东,但他们哈气连天,说先回网吧睡一觉,等明天再出发。可回到网吧后,几个人又继续玩游戏。我实在扛不住,在沙发上睡了几个小时,醒后发现他们还在玩游戏,叼着烟,神情紧张。

第三天我再次提起去广东时,发现已经叫不走他们了。我想一个人去广东,但路途遥远,一个人实在孤独,也留了下来。

晚上,几个来整顿黑网吧的警察冲进来,我们被带到派出所,到了清晨,警车把我们送回了学校。

6

回到教室,我刚坐回课桌前,同桌就立马捂住嘴巴:“好臭。”

我这才闻到,自己全身都散发着一股烟味汗味的混合气息。

班主任进教室后,走上前来:“哎哟,你还知道回来呀?”

我们5个人被带到办公室,校长和教导主任过来问明原委后,叫我们蹲着写事情经过和检讨,一式四份,“一份上交学校存档,一份全校公示,一份到时在主席台宣读,一份由班主任在班上宣读”。

话音刚落,那位偷了妈妈项链的同学,突然离开了办公室,从此没有再回过学校。

另一位同学的父亲来到办公室后,当着老师的面,踢了他儿子几脚后,接着指着我说:“你知不知道,下着那么大的雨,我和你爸两个人还在镇上市里找你们?你们真是太气人了!”

父亲来到学校后,班主任揶揄道:“前几天,您不是信誓旦旦地说您儿子品行端正,肯定是其他同学教唆的吗?您还不晓得您儿子是主犯吧?”说完,把我写的经过和检讨递给父亲。

我站在一旁,低下头,害怕极了,想着父亲肯定会揍我。不远处正在聊天说笑的几个老师停止了讲话,似乎在等待父亲接下来的举动。我使劲揪着衣角,心想要是他打我的话,我肯定跑去广东,再也不回来。

可等了几分钟,我只是听见父亲说:“唐超还小,不要再给处分了,再说,他们在外面也没有干什么坏事……”

班主任说处分与否需要学校决定,随后叫我送父亲离开学校。父亲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保持几米的距离,以便父亲面露凶光地回过头、准备揍我的时候,我好逃跑。

父亲的肩膀几次倾斜,快到校门口的时候,才缓缓转过身来盯着我。他嘴唇微抿,喉结上下嚅动了几下,却终究没有说出话来。他从左边口袋里掏出一张绿色的两元纸币递给我,一言不发就转身离去。纸币皱皱巴的,放在手中还有些许温度。

后来,父亲打电话叫母亲回家。母亲回来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愿同她讲话,她给我买的衣服,我称不喜欢;给我带的饼干糖果,也被我扔进了门前的池塘里。

此事之后,我虽然还是浑浑噩噩,但好在安份守纪,一年后的中考,没有意外我成为全校倒数。而之前与我混在一起的几个同学后来大多锒铛入狱。

2004年春节刚过,我随几个老乡去了珠海打工。当长途大巴路过中山的工厂时,一想到母亲可能在这里上过班,我的心绪便难以平静下来——说到底,我既恨她,又想她。

编辑:任羽欣

题图:《石头》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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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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