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时代,陈寅恪曾认为抗战前途悲观?

上海书评03-13 09:47 跟贴 302 条

1999年11月下旬,笔者有幸参加了中山大学举办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南开大学郑克晟教授有没有与会,现已记不起来,不过,第二年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倒是收录了他的《陈寅恪与郑天挺》(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44-751页)。文章用的是第三人称,篇幅虽不长,也没有注释,提供的却都是“干货”,隐隐看得出背后应该有一个可靠的“资料库”。等到今年年初,《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郑天挺著、俞国林点校,中华书局2018年1月出版,以下简称“《日记》”)正式出版,我才明白,《陈寅恪与郑天挺》的“资料库”就是已刊和未刊的郑氏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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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利用春节假期,我将《日记》翻阅一过,觉得“郑天挺与陈寅恪”这一话题仍有待完善,或者说尚有待发之覆。现将一己之见拉杂写出,以求正于各位方家。

长乐郑氏与义宁陈氏的“世交”问题

《陈寅恪与郑天挺》是这样介绍陈、郑关系的:

陈先生长郑先生9岁,是他的师长,或亦可说系师友之间。陈之父陈三立先生与郑之父郑叔忱先生清末曾共过事,可谓世交。抗战前,陈三立老先生曾为郑先生书写“史宦(求会按,疑当为“史宧”)”之横幅,郑先生一直高悬书房之中。但陈、郑两人的熟识,还是在西南联大及北大文科研究所期间。(《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第744页)

《日记》起自1938年1月,迄于1946年7月,上引文字至少在《日记》里没有看见,是否源自郑氏未刊“日记”,不敢遽断。郑天挺的自述《滇行记》(郑克晟整理),在回忆1938年5月3日入住蒙自歌胪士洋行之后,专门有一段文字谈到邻居陈寅恪:

寅恪先生系中外著名学者,长我9岁,是我们的师长。其父陈三立先生与先父相识。此前数年三立先生尚为我书写“史宦”之横幅,我郑重挂于屋中。抗战不久,因北平沦陷,先生乃忧愤绝食而死,终年85岁。(郑天挺著《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78页)

郑天挺

陈寅恪

郑氏父子二人的文字,大同而小异,值得推敲者在于郑、陈两家是否“世交”,以及陈三立与郑叔忱有没有“共过事”。

郑天挺(1899-1981),生于北京,祖籍福建长乐;陈寅恪(1890-1969),生于长沙,祖籍江西义宁。郑父名叔忱(1863-1905),谱名允迪,字扆丹,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1890)进士——第二甲第一一七名(江庆柏编著《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27页);陈父名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光绪十五年己丑科(1889)进士——第三甲第四十五名(同前,第1210页)。也就是说,郑叔忱与陈三立并不是科举同年。不过,郑叔忱与俞明震(陈寅恪的大舅父,俞大维的大伯父)倒是同榜进士——俞是该科第三甲第六十二名(同前,第1230页)。

排除了科考同年,再看郑叔忱与陈三立之行止有无交集。郑天挺在《五十自述》里这样回忆父亲:

父亲郑叔忱是清末科举时代的一个知识分子。他是光绪十六年(1890)的进士,后在翰林院任职,光绪二十年(1894)做过顺天乡试的同考官,庚子(1900)以后又到奉天(沈阳)做过一年多的学政。后以丁忧回到北京,在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做过很短时期的教务提调(教务长),于一九〇五年病死,那时他才四十二岁,我只有六岁。父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直接印象,我只在亲戚谈话中和他遗留下来的藏书中,知道他是一个留心新政和爱好文史的封建教育官吏。(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有别于郑叔忱的声名不彰,陈三立的生平从来不乏“粉丝”关注,依据目前已有材料来看,二人极有可能因为在京参加会试而结识。考陈三立曾赴京参加光绪九年癸未科(1883)会试,未中。十二年丙戌(1886)再战,成贡士,未应殿试。十五年己丑(1889)四月,补应殿试,成进士;五月,签分吏部考功司,以主事用;七月,因为觉得“浮沉郎署,难有展布”,于是请假返回长沙,未再任职。(据李开军撰《陈三立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23、124、156、201、216页)

尽管郑叔忱与陈三立相识的时间、地点仍不够清晰,但基本可以确定的是:两人既非同年,也非同事。因此,郑、陈两家很难称得上“世交”,郑天挺的自述更显规范、准确。毕竟,郑天挺、陈寅恪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对于“世交”的理解还是与今不同。试举一例:1945年10月31日,急于飞返北平接收北大校产的郑天挺,在焦急等待航班之际,曾与蒋复璁“谈及旧事”,“知其叔祖廷黻与先君庚寅会榜同年,盖世谊焉”(《日记》,第1122页)。查蒋复璁之叔祖蒋廷黻(与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同名),庚寅科(1890)会试后,复于壬辰科(1892)“补殿试”,中式第三甲第八十五名(《清朝进士题名录》,第1250、1256页)。可见,直至民国,即便是接受过西式教育的学者,其所谓“世交”、“世谊”,还是习惯于指称上代曾经同榜或同僚。

当然,从郑克晟、陈美延这一代来说,祖父辈“相识”,父辈同事且谊在“师友之间”,陈美延整理《陈寅恪集·书信集》,郑克晟为之提供复印件(《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0-262页),此时称两家“可谓世交”也未尝不可。

之所以锱铢必较一般地抠字眼,我的另一个意图是借此说明郑天挺行文如治事——有据可依,认真周全。

陈寅恪西南联大时期几类活动场景的还原

陈寅恪西南联大数年间之行止,从1981年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到2001年的《陈寅恪集·书信集》,再到2010年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以下简称“《也同欢乐也同愁》”)、《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又到2014年的《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尽管还有不少盲点,还是变得越来越清晰、准确。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除了不断披露的陈氏本人文献以外,便是和他患难与共的友朋们的日记、书信或忆述,如吴宓“日记”、傅斯年“遗札”和浦薛凤《太虚空里一游尘——抗战生涯随笔》等。此次《日记》出版,又为还原陈寅恪当年的几类活动场景提供了新鲜材料。

其一,散步、远足、饮食、观戏、跑警报等活动。

陈寅恪的身体从来难称康强,陈夫人唐筼是体育教师出身,在她的劝导下,陈寅恪“养成午睡、散步的良好习惯”(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著《也同欢乐也同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54页)。至少从《日记》来看,陈寅恪很听夫人的话,将散步的习惯从北平带到了蒙自,又带到了昆明。与陈寅恪、郑天挺一同散步的,有罗常培、汤用彤、陈雪屏、闻一多、容肇祖、邱椿、刘文典等。散步的地点,蒙自时期较多的是军山、崧岛,昆明时期几乎都是翠湖。

毕竟是文人,散步也与一般人不同,字里行间不乏情趣。如1938年5月25日:“下课后偕寅恪、莘田、雪屏、大年至军山散步,较崧岛尤幽静,青岭四合,花柳绕堤,不意边陲有此曼妙山川也。”(《日记》,第64页;“莘田”,罗常培;“雪屏”,陈雪屏;“大年”,邱椿)。又如1940年1月22日:“晚与寅恪、锡予、莘田至翠湖步月,并各进米酒一盂。月色清朗,树影在地,悄步其间,深得静趣。然吾辈外,堤上行人或未足以语此也。”(同上,第238页;“锡予”,汤用彤)

散步之外,“教授团”在蒙自甚至安排了一次远足,归途偶遇大雨,可谓苦中作乐之经典。参加这次郊游(1938年7月23日)的,除了郑天挺、陈寅恪,另有陈岱孙、浦薛凤、赵凤喈、余肇池、周先庚和邱椿:

八时偕寅恪、岱孙、逖生、鸣岐、舞咸、先庚、大年步行往黑龙潭。据土人云凡十五里,行两小时乃达。沿途皆水田,无可观,惟登高而望,青碧无垠,不觉叹此邦之富也。潭为人工所筑,所以灌溉也,深五丈许,狭而有阶,与所想像深险峻峭者迥殊。水黄色,上有龙王庙、三楹庙,左数武有乾隆二十七年勘界碑,知其地名“龙潭”,属布衣透。布衣透,其村庄名也。就潭侧进餐毕,天雨,避庙上,久之雨止,乃行。行三五里,有玉皇阁,道观也,大殿三层,甚壮,有螺旋梯,殊精巧,不知何时建,阒无一人,不可得询。门前有布衣透小学匾,亦不知废自何时。出玉皇阁,行三数里,天大雨,衣履尽湿。急入村,就一家大门避之,雨过复行。下午二时始抵校,狼狈不堪矣。(同上,第78-79页)

也许是对这次远足印象深刻,郑天挺后来在《滇行记》里仍有追忆:“寅恪先生到蒙自稍晚,未带家属。经常与我们一起散步,有时至军山,有时在住地附近。当时他身体尚好,我们还一起去过蒙自中学参观图书。临离开蒙自时,即7月23日,大家曾去该地之黑龙潭游玩,往返15里,历时数小时。”(《及时学人谈丛》,第578页)验以《日记》所述当天长距离、长时间之户外活动,“当时他身体尚好”应该不是误记。因此,游伴浦薛凤(逖生)所称陈寅恪其时“体质太弱,大有弱不禁风之感”[据卞僧慧纂《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7页],今人还须辩证看待。小小一个细节,似乎也可提醒后人:日记较追忆更可信,众人所记较一己所述更可靠。

陈寅恪“有慢性胃病”,“常年消化吸收功能欠佳”,“胃口差、进食量少”,“且有偏食的坏习惯”(《也同欢乐也同愁》,第255页)。国难当头,生活条件极差,一个人来到云南,可以想见饮食问题会如何让他头疼。不过,从《日记》来看,点心、包子可吃,米酒、咖啡可饮,酒宴酬酢尚能应付[1939年6月21日至23日,陈寅恪连续三天出席为他举办的饯别宴。详吴学昭著《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14页;《日记》,第161页],至少没有留下一次被特殊关照的文字记录。

陈寅恪对京剧之喜好,众所皆知,《日记》再次提供了可信的佐证,值得特别拈出。1940年5月29日:“饭后偕寅恪、锡予、从吾、莘田、恭三、泰然至昆明戏院,观京戏《一捧雪》,剧本甚佳,十二时归。为寅恪饯行,兼请泰然也。”(第276页;“从吾”,姚从吾;“恭三”,邓广铭;“泰然”,郁泰然)。6月12日:“午饭后寅老坚邀观京戏,偕锡予、恭三、泰然同往昆明戏院。四时四十分戏散,往南屏加非室饮加非,遇树人、大猷诸人。”(第279页;“树人”,饶毓泰;“大猷”,吴大猷)。山河破碎风飘絮,既为生人,自当寻找生之乐趣。一个“坚”字,既可见众人对陈寅老的尊敬,又可证陈寅恪堪称真“戏迷”。

让情趣画风陡变的,是跑警报和谈战局。1940年5月9日《日记》:“食饭进,一盂未尽而警报作,时十二时三十五分。余以往返工学院倦甚,决不出避。至十二时五十五分,紧急警报又作,乃与寅恪、莘田、恭三诸人坐防空壕侧闲话,欲待其至而入壕。候至二时,敌机未至,以为必不来矣,上楼而寝。二时四十分醒。以四时与人约在办公室会晤,遂不再睡。三时下楼询泰然警报已否解除,泰然方怪久不解除,而机声远远而至,继闻枪声一响,急避入壕。寅恪、莘田均自睡梦中惊醒,苍皇下楼避。迄四时半警报解除,传言纷纷。”(第270页。张求会按:“食饭进,一盂未尽而警报作”,断句或可作“食饭,进一盂未尽而警报作”?)数日后(5月18日)再记,已是对整个战局的关注:“晚饭后与寅恪、从吾谈欧局。”(第272页)郑、陈、姚当日所谈为何,可惜没有记录,郑与陈对战局的判断可能不大一致,似有必要多说两句。

抗战初期,陈寅恪曾“主张妥协,反对力战”。迁徙西南联大后,其悲观论点“并不孤立”,部分同仁也“着重理智,取客观态度,持戒慎恐惧之心理,认为当初倘能拖延时日,充实准备,形势较优,倘能保持主权,虽暂时委曲,可徐图伸张”;另一部分联大教授则持主战论,“着重情感”,“表示乐观”,“无论如何,不可委屈求和,必须作战到底,而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据胡文辉著《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163页)。1942年4月17日,郑天挺在与潘家洵(介泉)谈及时事时,坚信“明年夏,同盟军必胜,中国必胜”,潘氏不信,郑氏谓“余确有此信念,其理由则说不出也”,“乃写一条”,请潘氏为证(详《日记》,第542页)。由此而言,郑氏当属典型的主战派、乐观派。然主和主战理据虽殊、言辞各异,共赴国难、矢志不渝则一也。陈氏也不是固执之人,随着抗战持续,太平洋战争一起,“虽仍对重庆政府缺乏信心,但对国运显然已不再那么悲观”(《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第220-224页)。

其二,切磋学问、审阅文稿。

郑天挺以明清史专家著称于世,实则对隋唐史也有贡献,赖其弟子和再传弟子不断挖掘、彰显,近些年才逐渐为人所知[参阅段晓亮《郑天挺隋唐史研究的成就与特色》,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当然,《日记》所载,更多的是处于起步阶段的郑天挺向隋唐史大家陈寅恪的追随和看齐。西南联大时期,郑天挺除了坚持研读陈寅恪的著述,还曾就相关问题与陈寅恪探讨。“陈寅恪的研究对郑天挺影响很大,陈寅恪所注意的问题亦为郑天挺关注。郑天挺的研究多是在陈寅恪研究基础上的深化。”(《郑天挺隋唐史研究的成就与特色》)

陈寅恪“天分最高”、“渊博之至”、“记忆力极强”,浦薛凤“佩服不已”(此据《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87页)。对陈叹服者当然不止浦氏一人,西南联大时期与之共事同居者大多抓住难得机会向他请教。仍以郑天挺为例,他的两篇名作——《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和《发羌之地望与对音》——或得到其称赏,或得到其指点。

1938年7月2日《日记》:

诣从吾。去春余之《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一文印行,曾以寄朱谦之。谦之复书,谓吴宗慈有文驳孟心史先生《太后下嫁考释》即将印行,近日闻已载于《史学专刊》,从吾处有之。余以为必有涉及余文之处,特诣从吾询之。值寅恪在座,告以吴氏见余文,颇悔其旧作,亟向从吾假,归读之。果于文后有按:“此文草成后,得读郑天挺君著《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一文,对多尔衮之所以称皇父,乃由于满洲旧制(其下撮举余说,但余实谓满洲旧俗,非旧制也)云云。由是言之,多尔衮之称皇父已不必有伦理上之嫌猜矣。……吾人今日殊不必于其事之有无多为辩证,但视为一种传说可耳。读郑君文既毕,续赘数语于本文后”之语,不胜惭愧。张怡荪往亦盛称此文,谓能以最习见、最平正之材料钩稽出最确实、最严整之结论。(第73页)

师友赞赏,为之欣喜,自是人之常情。张怡荪盛赞《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在于“能以最习见、最平正之材料钩稽出最确实、最严整之结论”,而这恰恰也是陈寅恪诸多名篇的特色。

郑氏另一名篇,原题曰《发羌释》,后遵从罗常培、陈雪屏的建议,改称《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写作过程中,除罗常培、陈雪屏外,还先后得到陈寅恪、魏建功、姚从吾、邵循正、邱椿等人的帮助。据《日记》,1938年7月5日,郑天挺将文稿送请邵循正、陈寅恪“审阅”。次日,陈寅恪送还文稿,对其观点深予“赞许”。郑天挺对陈寅恪订正之处深为折服,而陈的赞许尤增其“兴趣与努力”(第72-74页)。

郑天挺后来回忆,老友罗常培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帮忙最多”,“文章写成后,又代我请陈寅恪审正”(此据《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89页)。试与《日记》比对,请陈审稿似未必由罗“中转”。

其三,陈寅恪数次入滇、出滇的重要日期。

时至今日,综合各家所记,终于可以将陈寅恪数次入滇、出滇的日期确定下来:

1938年4月23日,夜间抵达蒙自(《也同欢乐也同愁》,第142页;张求会按:《也同欢乐也同愁》对部分史料之出处,交代得不够完整、规范,本文暂且将浦薛凤、吴宓等人之记载归结于该书)。8月13日,随众迁往昆明(《日记》,第84页)。

1939年6月26日,与蒋梦麟夫人陶曾榖、陈福田、胡适之子胡祖望等同乘火车往越南(《日记》,第161-162页)。7月3日到达香港,探望妻女(《也同欢乐也同愁》,第151页)。“10月中旬启程返回西南联大,依旧取海道乘船去安南海防,经铁路于10月20日下午六时半抵昆明,仍住在靛花巷。”(《也同欢乐也同愁》,第154-155页;《日记》,第201页)

1940年3月下旬,从昆明飞重庆,出席中研院第一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3月28日回到昆明(《也同欢乐也同愁》,第157页;《日记》,第257页),6月17日与郑之蕃同乘火车前往海防(《日记》,第281页),7月1日到港,“以后他再也没有重返昆明”(《也同欢乐也同愁》,第157-158页)。

这就是陈寅恪的“西南联大时期”,历时三年,实际在滇时间大约二十二个月。

作者:张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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