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虚掩的洪门:清末秘密社会真是辛亥元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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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镜像中的历史》,作者:孙江,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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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所在

在有关辛亥革命的历史叙述里,会党/秘密结社与革命之关系每每为论者提及,乃至形成了一个共识:会党与辛亥革命关系密不可分,会党有功于革命。果真如此吗?

1919年1月14日,壮志难酬的孙中山在给蔡元培、张相臣的回信中,对于二人着手编纂的中华民国成立之前的革命历史表达了如下意见:“至尊函主《国史前编》上溯清世秘密诸会党,文于此意犹有异同。以清世秘密诸会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其于共和革命关系实践,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庶界划井然不紊,此亦希注意及之也。”孙认为,《国史前编》不应收录有关秘密会党的内容,原因是会党“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首领专权,上下等级分明,这与崇尚共和、民主与民权的革命主旨背道而驰。其实一年前,孙中山就在《建国方略》中回顾其革命经历时写道:“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然彼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

然而,回顾孙中山与会党之关系,孙中山的上述言辞并不能反映实际情形。在1895年“广州起义”后亡命海外期间,孙中山不仅参加了海外华人会党组织致公堂(通称洪门),还与国内秘密会党建立了密切关系,多次策动反清武装起义。1905年,基于会党内“反清复明”传说,孙将包括海外致公堂在内的秘密会党称为“爱国保种、兴汉复仇”的民族主义团体。同年,孙中山在对比利时中国留学生谈话时也强调:“会党的宗旨原为反清复明,然近时则不复存在。吾等应明其宗旨,恢复其本质。进而汝等学生诸君参加之,以便改良其会规与组织。”可以说,学界关于会党与辛亥革命关系的认知和孙中山的言行有密切关系。

上述孙中山关于会党言论所内含的矛盾提醒论者,在讨论会党与辛亥革命关系时,需要面对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事实与叙述的关系。事实层面的问题关涉秘密会党是否参加革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革命等问题,而要把捉会党与革命关系之事实则需仰赖时人关于会党革命的叙述。以下,本文首先具体分析作为表述的会党革命的问题,继而探讨会党对于革命到底意味着什么,最后稍稍涉及会党研究方法论之问题。

二、作为表述的会党革命

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为契机,在短短两个月内,有14个省先后宣布从清朝独立。对于这段历史,几乎所有先行研究都强调会党在其中的作用。但是,爬梳相关叙述,真正涉及会党的只有湖南、陕西、贵州和四川四省,在这四个省中,会党的作用各不相同。

先看湖南省。湖南省毗邻湖北省,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后,新军内人心思变。10月22日,焦达峰、陈作新等率少数步炮队士兵攻进长沙城,巡抚余诚格逃匿。湖南省宣布独立后,焦达峰出任都督,陈作新副之,原谘议局局长谭延为民政部长(不久为临时参议院议长)。十天后,原第五十标第二营管带(第五师师长)梅馨发动兵变,计杀焦、陈,迎谭延为都督。焦达峰死后,对于其为时仅十天的政权毁谤有加,谣言者,称焦是已死洪江会姜守旦(1906年萍浏醴起义首领)的变名,所持“四正”印乃梁山泊“天罡”之谓;误解者,言焦就任都督后,不少哥老会中人前来要求安置,新编军队中吸纳了不少长沙附近的哥老会武装;夸张者,谓衡阳以南一带哥老会有人声称:“佥曰焦大哥作都督,今日吾洪家天下矣。”“焦大哥作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门的天下了。”其实,焦虽曾为某哥老会“龙头大哥”,但哥老会与湖南独立既没有关系,独立后的湖南省亦非哥老政权,所谓“洪家天下”的说法,乃是政治敌手的污言秽语。

次看陕西省。陕西省和湖南省同日响应武昌起义。在陕西省独立过程中,新军中哥老会首领起到了重要作用。陕西新军混成协三千士兵是1910年编成的,计有步兵两标(一协)、山炮三队、骑兵一营、工程与辎重各一连。新军各级中下级军官(排长以上)多为军校毕业生,同盟会会员有朱叙五、钱鼎、张钫等,加上秘密会员张凤翙(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至少有十位革命党人。军官以下,俨如哥老会山堂,老行伍出身的多为会党中人,张云山、万炳南势力最大。陕西宣布独立后,原有新军、巡防营编制被打散,士兵自动拥聚在各哥老会首领麾下,形成不同山堂首领各拥重兵局面。张钫回忆说:“洪门几个舵把子识见浅陋,虽然参加了革命并不明了革命的真正意义,往往打着革命旗号,抢劫玉帛,掳掠子女,争夺名位。”在军政府内充任秘书长之职的同盟会员郭希仁亦感叹独立后的陕西变成了“会党世界”。著名同盟会员、最早联络哥老会的井勿幕甚至称“革命失败了”。1912年春夏之交,当张凤翙铁血镇压哥老会首领后,所谓“会党世界”便不复存在。

再看贵州省。1902年前后,自称奉孙中山兴中会派遣的黄士诚携会党文书《海底》到贵州,组织同济公,宣扬“反清复明”。“同济公”曾试图响应“云南河口起义”(1905年)。后来,同济公加入张白麟组织的立宪团体自治学社。在贵州立宪政治团体里,时人谓“宪政多贵绅、自治多寒士”。自治学社成立后,向社会下层发展成员,据胡寿山回忆称,自治学社各分社里“包括了极大数目的哥老会成员”,其中至少有19个分社里有哥老会成员参加,除劳动者和游民外,还有举人、秀才、留学生和谘议员等。自治学社吸收哥老会成员加入,说明哥老会并非一般所说的反体制的社会组织。同样情形在军队里也存在。贵州新军有两标,一标在保路同志军起义后被调往四川,另一标中只有第二营驻守贵阳,所谓新军起义指的是第二营。阎崇阶等回忆说:新军头目(班长)和士兵,百分之九十以上属于“袍哥阶级”。陆军小学学生阎崇阶、刘革园和席正铭等在校内秘密结拜为兄弟,传递、讨论“排满”思想,结成“历史研究会”。其时,陆军小学和新军之间存有嫌隙,曾发生群斗,为了缓和关系,建立共识,席正铭、阎崇阶、刘革园等于1908年春建立皇汉公,利用“拜把子、结金兰”方式互相串连,使得皇汉公(1909年春改名为汇英公)在军校、新军乃至社会上有了一定力量。11月4日,当贵阳陆军小学和新军第一标第二营率先发难时,谘议局里的两个主要政治派别“自治学社”和“宪政预备会”乘机联手逼迫巡抚沈瑜庆交权,贵州宣布独立。

最后看四川省。武昌起义和四川保路运动关系密切。武昌起义后,御史赵熙上奏要求杀四川总督赵尔丰:“鄂事踵川事而起,天下应之,是川乱者鄂乱之本。”1911年5月,清廷颁布铁路国有政策,激发了南方诸省的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从收回利权阶段发展为波及全川的群众性保路风潮”。6月中旬,四川谘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策划成立保路同志会,继而由四川铁路公司宣布该会的成立,各州县同志会纷纷出现。同志会是得到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批准的合法组织,哥老会成员在其中十分活跃,据记载:“川省向有哥老会匪,党羽甚众,历经大吏惩治,近年多已敛迹。乃因此各州县协会一开,一般会匪死灰复燃,争赴协会书名。”“每次开会,旁听居十之八九,而哥老会与余蛮子余党亦均窜入,大乱在此。”余蛮子即四川大足反基督事件首领余栋臣。这是清朝方面对同志会的观察。而从四川地方志看,同志会俨如哥老会:“同志会,哥老也。哥老也,而何以曰同志会?因起而应保路同志会也。”9月5日,出自同盟会会员之手的《川人自保商榷书》将中央与地方、官与民紧张关系推向极致。9月7日,川督赵尔丰借口立宪派“始则抗粮、抗捐,继则刊散四川自保传单,俨然共和政府之势”,逮捕蒲殿俊、罗纶等,镇压赴总督府请愿民众,酿成“成都血案”。这激起同志会/哥老会的抗争,以同志军为名目的民间武装纷纷出现,四川社会陷入更大乱境。11月27日,赵被迫释放蒲、罗等,发布《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及至“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四川总督权力迅速崩溃。需要强调的是,同志军起义推动了四川省的独立,但同志军自身未必有革命的政治意图。从9月8日到11月21日,在哥老会同志军与清军对战之地,几乎没有一处宣布独立。有人称同志军“以为保路之举,所仇者赵尔丰,所救者蒲、罗诸人,而反对排满,逐杀官吏,以此龃龉”。即凝聚同志军的共识在保路和仇恨赵尔丰,而非驱杀官吏,这不无道理。

从以上四省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动可以得出如下判断:在湖南省独立期间,会党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陕西省,虽然哥老会首领的赞同有助于新军起义,但哥老会的影响与其说在独立前,不如说在独立后。在第三个贵州省的个案中,立宪团体自治学社借助哥老会的人际关系网扩大力量,这种哥老会关系网在军队里也普遍存在,作为组织的哥老会与贵州省的独立没有直接关系。在第四个著名的保路运动个案中,四川省保路同志军无疑借助了哥老会的聚合方式,在四川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可以说哥老会起到了间接作用。

三、作为象征的会党革命

虽然从组织上看不到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但是,会党对于革命的意义是实际存在的:会党内“反清复明”传说和异姓结拜方式作为文化象征符号而为革命者使用。本文开头所提到的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的会党话语,可谓对这种资源的运用。在革命方针上,与孙中山对立的陶成章在其著名的《教会源流考》里写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明亡后)志士仁人,不忍中原涂炭,又结秘密团体,以求光复祖国,而洪门之会设也。”暂且不论这句话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它表明意欲动员会党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者在尝试把“反清复明”话语转化为“排满”革命的动力。

1902年,欧榘甲《新广东》一文提出了以广东省自立为第一步,进而谋求整个中国自立的构想。欧榘甲认为,会党是一种相对于“公会”的“私会”。广东自立的前提是对各个秘密会党的统合。欧意欲把种族/民族同一性的原理扩大为“中国全土都是汉人的土地,汉人来源于同种”,通过省与省的联合组成“联邦”或“独立国”,最后实现中国全体的自立。《新广东》问世后,1903年湖南省留学生杨守仁模仿《新广东》作《新湖南》,提出湖南从清朝独立出去的主张。不同的是,杨认为可以基于“侠”的原理再造会党,以会党作为湖南自立的基础。

此外,“素志中央革命”的陶成章,企图在“汉—满对立”的构架下,以光复汉族为旗帜,把浙江与他省的革命者联合起来。杜赞奇(PrasenjitDuara)在其关于会党和革命关系的论文中曾将陶成章《龙华会章程》和《教会源流考》做比较,指出二者分别包含着儒家传统要素和西方进化论要素。就前者而言,1908年前后,陶成章设立“革命协会”,组建了革命化的秘密结社——一统龙华山,名为汉族同登普渡堂。《龙华会章程》第一条是驱逐清朝皇帝,夺回大明疆土;第二条是将土地化为公有,不允许富豪独占而使四亿同胞再次产生贫富阶级分化,要建立人人不愁生存的安定社会。陶把革命与一般民众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了。

其实,会党与革命的关系主要不在“反清复明”话语上,而是体现在会党的结拜原理为革命者运用上。秘密会党的组织架构、入会仪式和交往方法深深地影响了革命团体的形成。这是本文开头孙中山会党话语中所忽略的内容。

1894年11月,孙在檀香山创设兴中会,这个组织有着洪门/会党的色彩,具体表现在:入党必须当众宣誓,必须有“先进”(老会员)介绍,模仿洪门联络手势和秘密暗号,使用洪门“天运”年号,等等。这种模仿会党结成革命团体的方法大概带有“落后”色彩,因而很少为辛亥革命后形成的革命文献载录。尽管如此,从当事人关于革命的点滴回忆中,还是可以捕捉到具体细节的。1899年,孙中山等革命者召集三合会、哥老会首领在香港成立兴汉会,会上举行了歃血结盟仪式。宫崎滔天在记述当时情景时激动地写道:“实为空前快事,唯恨余未能言其详也。”1904年秋,留日革命者在横滨一家广东人所开商店内举行的仪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详细的实例,参加这个仪式的有冯自由、秋瑾、刘道一、龚宝铨、王时泽等11人。当事人王时泽回忆道:

首先由冯自由向我们交代宣誓的问答语,叫我们在宣誓时依样回答。交代完毕,即由梁慕光主持宣誓仪式。他手执钢刀一把,架在宣誓人颈上,由个人依次宣誓。刘道一是第一个宣誓的。轮到我宣誓时,梁问:你来做什么?我照冯自由嘱咐的话回答:我来当兵吃粮。问:你忠心不忠心?答:忠心。问:如果不忠心,怎么办?答:上山逢虎咬,出外遇强人。全体宣誓毕,梁与冯自由横牵一幅六七尺长的白布,上书斗大的“翻清复明”四字,命各人俯身鱼贯从布下穿过,以示忠于主义。又在室内烧一堆火,命各人从火上跳过去,表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然后分别刺血,杀了一只大雄鸡,共饮雄鸡血酒。冯、梁两人当场宣布这个团体叫做“三合会”(取合天、合地、合人之意),向我们交代了一些规矩,如见面手势如何摆,如何问话答语,进门要用右脚向前跨,握手时要捏紧对方的无名指,等等,并交了一本书给刘道一,叫我们互相传抄。我粗略地翻了一下,里面写了一些会规,还画了许多旗帜的样式。最后,每人交纳入会费十元日金,就算了事。

这个革命团体的入会仪式是典型的天地会入会仪式,唯一不同的是,天地会是男性兄弟结拜,而参加该仪式的却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革命家秋瑾,她还被封为白扇。

革命团体成立后,革命党人在联络会党时也经常使用会党结拜方式。秋瑾所属的光复会和浙江地区秘密会党共同建立了革命组织“龙华会”,即前文陶成章所说“一统龙华山”,这个以浙江为中心的秘密革命组织的入会仪式在继袭会党仪式的同时,还吸收了浙江地方历史资源——岳飞。在仪式里,岳飞超越了天地会传说中的“反清复明”人士,也超越了各种神明,位居革命谱系的最高位。众人在岳飞牌位前饮用臂上血,在岳飞神明的见证下宣读祭文,歌颂岳飞抗金事迹。最后,取出一只雄鸡,众人一齐发誓:诚心入会,保守秘密,祭旗起义,“兄弟同心,如同手足”,等等。随着宰鸡取血、饮血酒,仪式达到高潮:一个以“反满”为旨归的政治共同体诞生了。

田海(BarendterHaar)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歃血结盟不同于欧洲,是一种“空洞的仪式”(emptyritualforms),旨在强化结拜时语言和文字的力量,而欧洲的歃血结盟则以创造兄弟血缘关系为目的。在结盟中,“血”虽然没有产生实际作用,但结拜仪式本身产生了“结骨”=成为异姓兄弟的结果。

在一个社团还不发达的时代,类似于上述用秘密会党方式进行结盟的团体还很多,例如,1907年在东京成立的“共进会”,首任会长张伯祥和第二任会长邓文皆为哥老会首领,该会在成立时使用的是兄弟结盟仪式,并且按照典型的洪门规矩,设立了“中华山”“光复堂”“兴汉水”和“报国香”。

由上可见,会党“反清复明”话语、结社方式及其关系网在革命中被广泛运用,所谓会党革命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

四、作为差异装置的会党

在结束上述考察后,反观本文开头引用的孙中山的两段话,可以说,孙中山要求蔡元培另编会党史,“不以杂厕民国史”,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孙有意忽略了会党对于革命的真实意义,正是从孙中山开始,革命党人给会党赋予了革命的意义,并将其带入近代政治之中。

意味深长的是,至今人们谈论辛亥革命时,仍乐谈会党/秘密结社参与革命,而将会党定位为反体制、反社会的秘密结社。笔者曾指出:所谓秘密结社,其实是对作为历史的秘密结社“表述化”(representation)的产物,构成今日常识化的秘密结社是叙述的秘密结社的历史,不一定反映其“真实的”历史。会党/结社是汉语词汇,相当于欧美历史上的association。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将结社/association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性结社,另一类是市民结社,他发现正是各种结社构成了美国民主的基础。对于这种影响至深的观点,霍夫曼(Hoffmann)指出,多年来人们对欧美的结社存在很多误解,即以英美结社为理想模式,在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市民结社的关系链上考虑“结社”,从而将市民结社的理念和实践视为特定阶级(中产阶级)及其利害关系的所有物。而事实上,在英美以外,从启蒙时代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在法国、德国以及中欧和东欧广大地区存在许多自发结社,它们与托克维尔所揭示的两种类型的结社之间并无多大区别。

霍夫曼的研究和笔者的思考有不谋而合之处,我在拙著《近代中国的革命与秘密结社》中批判了将中国民间结社“秘密化”“政治化”的倾向,提出根据结社自身的特点和存在状态,将秘密结社概念“中立化”,并将其界定为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人际关系网络上的一个“纽结”,通过具体的案例来观察结社是如何政治化的问题——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如果与欧美市民结社作单纯比较的话,可以说,以兄弟结义为纽带、以互助为宗旨的帮会结社(如青帮、红帮)具有“共济会”特征;以慈善和修行为特征的宗教结社(如在理教),如果除去其宗教成分的话,其实非常像欧美以俱乐部、协会为形式、以德智向上为目的的结社。遗憾的是,学者们在讨论中国有没有市民结社时,一般皆将目光置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中产阶级商业团体,以及体现中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团体上,而不关注其他民间结社。非但如此,还将众多的民间结社置于“秘密结社”这一差异装置中来阐述。虽然,不可否认各个时代都存在具有反叛行为的结社,但是,这些结社的反叛性并非与生俱来的,亦不存在没有断裂的一以贯之的反叛结社,结社的反叛行为大都是由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所致,一些情况下则是后人赋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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