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抗战准备:国民政府雇德国顾问,建参谋体系

网易历史03-12 10:10 跟贴 5460 条

作者|叶铭,网易历史专栏作者,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参谋作为军事组织中的一种职务,现已在各国军队中普遍设立。就中国军事历史而言,具有参谋性质的人员,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即已出现。例如协助商汤打败夏桀的伊尹,协助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姜子牙,吴王的谋臣伍子胥和孙武,齐桓公的宰辅管仲等等,都属于参谋性质的人员,中国古代称之为军师或者谋士。这些智囊人员主要任务就是为主帅出谋划策,协助主帅指挥部队。进入战国时期,战争规模扩大,战争的主要战场可能有两个以上,此时国君不再轻易直接参加指挥战斗,于是任命主将与军师代替国君出征便成为首选。这里的军师就是出谋划策的参谋人员,他们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许多成为名垂青史的人物。曹操开创了以军师为首的参谋机构,其中包括三级参谋人员:第一级为“军祭酒”,即高级参谋,参预军机决策,一般均封列侯;第二级为“军谋祭酒”,即军事参谋,负责起草文书,也参预军中机密;第三级为“军谋祭酒掾属”,简称“军谋掾”,即军事参谋的属员,协助军谋祭酒的工作。 “参谋”这一职官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唐朝,为唐各路节度使及各路统帅所属幕僚之一,掌参议谋划,宋朝延续这一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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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思想设立的参谋机构,其引入植根于中国,并非一路坦途,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在战时得到解决,有的直到国民党去台仍没有完全消弭。

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发展源于黄埔建军,黄埔军校是在苏俄的大力协助下建成的。“经加伦倡议,1924年12月24日成立了军事委员会”, 以军事委员会指挥军队,国民党军党军建军模式照搬苏俄的经验,参谋机构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作用,当蒋介石通过各种手段逐步控制了军权,他开始寻求其他的军事强国的支持。

“四一二”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机构在动荡之中变革,德国军事影响了战前国民政府军事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其一,德国军事顾问厘定国民政府军事体制以及参谋机构的作用;其二,德国军事顾问直接参与中国参谋机构对日作战的战略计划。

“一九二八年初,包尔(或译鲍尔)上校率顾问团抵达上海”。 1929年蒋介石“请求中德两国的更广泛的合作”。 在包尔的建议下,“军事本身的一套机构清楚地反映了德国模式,即借助于指挥权与行政权的严格分立使其自主权更为稳固…这一套军事机构独一无二的灵魂是‘总统---总司令’。这样军事基本上从议会的干预中解脱了出来----如同德国的情形一样。在1928年所写的关于明确军事划分的一系列备忘录中,鲍尔尽了很大努力来鼓励对德国军事体系的模仿”。 既然蒋介石可以控制军事指挥权,并且该指挥权不受其他任何机构的制约。因此,蒋无疑是欢迎这种军事体制的。包尔由于权力争夺问题去职后,其后任总顾问佛采尔则建议“参谋本部为全军之主脑,犹如人身之脑筋。惟中国因未明白规定其平时任务,故情形独异…目前亟应划清参谋本部、军政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委员会四最高级机关之工作范围及应负责任…所有关于国防、陆军编制、军政训练、兵器、动员、铁道运输等项事,都应归于参谋本部承办”, 同时他还建议将陆军大学由北平迁移至南京,聘请德国教官,“必可养成后起之参谋人才,非仅参谋机关本身,即全国陆军平战两时获益匪浅”。 在包尔与佛采尔两位顾问的建议之下,国民政府参谋机构得到一定重视,参谋本部在军事委员会中的地位渐渐得到提高。

总体上,国民政府时期参谋机构的建立是中国近现代军事发展的产物,而且,德国对国民政府参谋机构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东北全境沦陷。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继之爆发。1月,国民政府改组,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恢复军事委员会,3月,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确定国民政府改组事宜,并通过军事委员会组织案,声明“军事委员会之设立,其目的在捍御外侮,整理军事,俟抗日军事终了,即撤销之”。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规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关”,其职掌之一为“关于国防绥靖之统率事宜”,“关于军令事项,由委员长负责执行”。 此前,军事委员会曾经设立参谋团帮助委员长执行军令事宜,“参谋团直隶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管理、计划全国军事及军事委员会交办一切事项”,参谋团下设第一到第四科。 之后军事委员会并没有结束使命,而是逐渐成为国民政府军事最高统帅机关。有学者认为“1929年3月,蒋建立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它是1932年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前身,六个军事机构中有五个直接归它统辖。按规定军政部要同时对总司令部和行政院两方面负责,但在实际运作中它只对前者负责。钱端升描绘了这一变化:‘由此,军权更紧密地,几乎是完整地归于总统兼总司令一人了。’”, “军事本身的一套机构清楚地反映了德国模式,即借助于指挥权与行政权的严格分立使其自主权更为稳固。六个主要军事部门的划分是直接从德意志帝国的军事系统翻版而来:参谋本部(相当于德国的‘总参谋部’);总统的军事参议院(相当于德国的‘德皇军人内阁’);训练总监部(相当于德国的‘军事训练总监部’);军政部相当于德国的国防部,仅有行政功能,而且是理论上唯一隶属于政府的军事机构。这一套军事机构独一无二的灵魂是‘总统---总司令’。这样军事基本上从议会的干预中解脱了出来----如同德国的情形一样。在1928年所写的关于明确军事划分的一系列备忘录中,鲍尔尽了很大努力来鼓励对德国军事体系的模仿。然而,由于受到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牵制,德国的这套体制在中国显然大打了折扣,即使在形式上学得惟妙惟肖,其实质精髓却差之千里。……参谋本部,也远非鲍尔所设想的那样,是受过多年训练军官的‘至高无上的荣誉’,它一设立就形成了由李济深任参谋总长,他和其他一些派系的下属军官充斥其间的格局”。 这段论述清楚地表明了这一阶段国民政府参谋机构只是蒋介石顾问机构的性质,处于有名无实的尴尬境地。

1936年,中日战争的脚步越来越近。同年,国民政府颁布了新的《参谋本部组织法》,其规定参谋本部“直隶于国民政府掌理国防及用兵事宜,参谋总长综理部务统辖全国参谋人员,陆海空军大学,测量总局及驻外武官”,其下辖各厅职掌为“总务厅(三个处):第一处(人事考绩),掌理本部职员及陆海空军参谋人员人事考绩事务。第二处(文书章制)。第三处(会计庶务)。第一厅(五个处):第一处(作战动员)掌理国防作战动员计划及要塞绥靖等事务。第二处(军队组织及教育)掌理军队之组织装备教育及审定各兵种典范令并制定大演习计划等事务。第三处(铁道交通及兵站)掌理铁道交通运输兵站通信及兵要地理等事务。第四处(海陆军之联络及海岸防御)掌理海陆军之作战联络及海岸防御等事务。第五处(空军作战及防空)掌理空军一切作战计划及防空事务。第二厅(六个处):第一处(日本国事务)掌理考察日本及其属地国防上一切设备及兵要地理各事务。第二处(俄国事务)掌理考察苏俄国防上一切设备及兵要地理各事务。第三处(美英法等国事务)掌理考察美英法各本国及其沿太平洋属地之国防上一切设备及兵要地理各事务。第四处(谍报)掌理日俄英法美等国之谍报勤务并筹备战时谍报及宣传动物之组织管理此项使用之基金等各事务。第五处(国内情报及防范间谍之勤务)掌理考察国内政治情形及拟具使用并防范间谍计划各事务。第六处(参谋教育及战史编纂)掌理拟具陆军大学校之组织及教育大纲并办理一切参谋教育及整理战史材料各事务”, 此时参谋总长先后是国民党元老朱培德、程潜,为了整理全国国防,特设国防会议,参谋本部“在参谋总长程潜亲自主持下”拟订《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该计划分甲、乙两案,“根据对日采取之消极与积极两种不同作战态势,较为详细地规定了未来抗日作战的具体战略任务、部署及作战方针”, “《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是一部具体周密的抗日作战方案”。 参谋本部在这一方案的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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