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与南朝平分天下:汉人降蒙待遇僭拟王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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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作者:罗新,新经典文化策划,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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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蒙两大势力隔着长城互相对抗的时期,既有大批蒙古人以属夷或俘虏等身份进入长城以南,也有大量明人出边叛降或被入边的蒙人掳掠进入蒙古。进入明朝的蒙古人固然有些再回北方,也有相当一部分就此慢慢沉淀进入汉人社会。同样地,进入蒙古的汉人很多也变成了蒙古人。关于边民自愿投降蒙古并为蒙古所用,明代王琼所记的一段对话很有参考价值。王琼(1459-1532)于嘉靖七年至十年担任陕西三边总督,所著《北虏事迹》记明蒙诸事甚详。根据他的记录,嘉靖八年(1529)七月某一天的早晨,五个蒙古骑兵来到兴武营(今宁夏盐池境内)所管的长城暗门墩下,与守墩的明军说话,自我介绍是蒙古首领小十王等派来哨探军情的。于是发生了以下对话:

“你墙里车牛昼夜不断做甚么?”(墙里,指长城内)

“总制调齐千万人马,攒运粮草勾用,要搜套打你帐房。”(搜套,指进攻河套)

“套内多多达子有里,打不的,打不得。”(达子,指蒙古人)

……

“我原是韦州人,与你换弓一张回去为信。”(韦州,在今宁夏同心境内)

“你是韦州人,何不投降?”

“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我不投降。”

这个韦州人想与墩上明军换一张弓,拿回去证明自己确实到了墩下,大概明军也答应了。没想到他“举弓送墙上”,墩上的明军接了弓,却“不换与弓”,甚至可能要对这几个蒙古哨探动手,他们只好“放马北奔”。

王琼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可以给“韦州难过”做注解。他说:“琼世家太原,幼闻父祖言胡元入主中国事,不胜惊讶。及壮,见秦晋之民困于防边,父子离散,深痛惜之。”如此“难过”的边民,当然会有北投蒙古、另觅生活的。比较之下,“草地自在好过”也许并不是搪塞之语。进入蒙古的汉人除了参与军事行动,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明代最有名的降蒙汉人大概是赵全,他作为“隆庆和议”蒙方的代价之一,与另外八名降蒙汉人一起,在1570年12月30日被俺答送还给明朝,草草审讯一番,十八天后被杀。今天还能看到的审讯报告与判决记录,题为《赵全谳牍》,对这九名人犯都有描述,大体上可以反映一部分降蒙汉人的人生历程。

赵全是山西左卫四峰山村的村民,于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十九日(1555年2月10日)率兄弟妻子儿女及同乡村民二十多人,由宁虏堡师家口(今山西左云境内)逃出长城,投奔到俺答之子铁背台吉部下。蒙古酋长给他们中一些人取了蒙古语名字,比如李自馨改名“把汉笔写契”,但是赵全和他的弟弟赵龙仍用旧名。赵全这年已经过了四十岁,为什么还要如此孤注一掷呢?是因为他多年来秘密信奉白莲教,现在被人扬言要举报禀官,只好与大概同样信教的家人教友一起仓皇外逃。

把赵全引入白莲教的,是山西静乐县的吕明镇。吕明镇的一个徒弟到四峰山村,对赵全和同村的丘富说,他老师手上有个宝贝,能够看出人的命运贵贱来。这大概是吕明镇发展教众的手段之一。赵全和丘富都去拜师,吕明镇对二人说,他们都有“领管万兵福分”。于是赵全和丘富帮着在沿边民众中推广白莲教,“扇惑人心,以致沿边愚民响应”。官府察觉之后,抓捕并杀害了吕明镇,吕明镇的幼子吕西川只有六七岁,得人救助,逃避他乡。吕明镇被杀,可能发生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或稍早,因为丘富就在这一年听说吕明镇事发,立即逃出长城,投归俺答部下。丘富在入蒙之后,似乎还在发挥他所学得的白莲教功夫,所以审讯记录有“以妖言诱惑本夷,用为头目”之语。赵全等人未被查出,仍在村里居住,也许还继续传习白莲教,直到六年后同村某人声言要去告官。

赵全投入蒙古,与丘富故人相会,从此共同为俺答服务。俺答让他们驻扎在“古丰州川”,即今呼和浩特一带,“各起盖房屋,立名板升,种田住牧”。板升就是蒙古语baising,意思是建筑物、房屋。这些汉人不住蒙古包,而是和在南边时一样筑墙盖房子,蒙古人遂以板升称他们所住的地方。他们为俺答做事,主要是刺探情报和走私货物,“分遣奸细入边探听虚实,交通近边城堡奸逆,具贩货物贿送俺答”。赵全还颇有政治和军事头脑,他用明朝那一套帝王体制来劝诱俺答,说俺答“有天分,尊礼为帝”,要“与南朝平分天下”。为了帮助蒙古军队入边抢掠时能够攻取城堡,赵全教导蒙古人制作专门用来攻城的钩杆等器具。俺答很喜欢赵全和李自馨,把他俩“加为酋长”,大概是给了一个那颜的名号。

接下来的十五年时间里,赵全、李自馨等人协助俺答多次入边侵扰掳掠,杀害兵民甚多,破坏极大,最为明朝边将所痛恨。李自馨曾随蒙军入边,回到自己原来住的村堡外,大声叫道:“我已在板升干下大事业,你们跟我去受用!”堡内人听了,立即大开堡门,三百多村民装载衣物,跟随李自馨“到于板升住种”。赵全后来被封为把都儿哈(Baatar Qan?),“管领叛逆并召集被掳汉人一万余名”。他和李自馨等给俺答奉上皇帝称号,为俺答建立皇宫,只是举行皇宫上大梁的仪式时,忽然起了大风,大梁跌落,砸死七八个汉人和蒙古人,俺答吓得不敢进去住了。赵全自己在板升所盖大宅的二门上,写了“威震华夷”的字眼。嘉靖四十四年(1565)八月,吕明镇那个逃亡潜藏的幼子吕西川已二十出头,终于找到机会逃出长城来投奔赵全。赵全既念故人情谊,又喜吕西川“年力精壮”,让他“管领达兵”,也就是蒙古兵。这可以证明赵全手下并不都是汉人,也有蒙古人。

在赵全之前和之后投奔蒙古的沿边汉人,各有各的原因,各有各的命运。以《赵全谳牍》所记的几个为例:

湖广黄冈人周元,因犯罪“问发大同威远卫充军,拨付本边守墩”,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叛投虏地”。他在老家犯的什么罪呢?“因在本县书写,积年害民”,这是非常含混的说法。我估计并不是指他替人书写状子、从中渔利之类,而可能是书写“反动言论”,犯了政治罪。周元入蒙后,“改夷名大笔写气,向在俺答营教诱侵扰中国”。隆庆四年(1570)冬,俺答为与明朝达成和议,按照明人给的名单抓捕在蒙汉人,其中就有周元。周元闻讯,立即服毒自杀。

张彦文本来是山西行都司大同后卫后所的低级军官(试百户),嘉靖四十年(1561)冬跟随大同总兵刘汉与蒙古兵对阵时,见蒙军势盛,“丢弃弓矢出边,投入俺答部下”。这一年张彦文已经五十五岁了,算得上是一个老资历的军官,为什么还要叛逃呢?他年轻时被蒙古人掳去,可能在蒙古时间不短,得以学会蒙古语,后来逃了回来,因“通晓夷语”到大同正兵营当“通事”,积累功劳而升为百户。他在边外蒙人中的经历对他影响极大,很显然对蒙古人是有感情的。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起,他曾多次在明蒙两军对峙时,向他熟识的蒙军酋长传递情报,造成明军重大损失。这种情况,明人称为“卖阵媚虏”。他在边内可能并无家累,才会临阵投敌。他入蒙后,也起了个蒙古语名字“羊忽厂”。隆庆和议时明朝要俺答交人的名单上,也有张彦文,他与赵全同日伏刑。

同在那份名单上的,还有刘天麒。刘天麒又名刘四郎,陕西延安府府谷县人,投在老营堡游击李应禄手下做家丁。李应禄克扣军饷,剥削军粮,对手下动不动就“捆打”,激起怨愤。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十三日(1562年6月14日),刘天麒与同营多人协谋造反,砍伤李应禄,各骑官马,带领家属一百三十多人,从老营堡的丫角山出边,投奔俺答。俺答给刘天麒改名刘参将,“送发板升住种”。

与王崇古一起主持隆庆和议的方逢时对赵全在板升的势力有这样的描述:“赵全有众三万,马五万,牛三万,谷二万余斛。”又说:“李自馨有众六千,周元有众三千,马牛羊称是。”此外汉人小头目还很多,“余各千人,蜂屯虎视”。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春夏耕牧,秋冬围猎。”赵全在板升的大宅子“僭拟王侯,丹青金碧,照耀龙庭”。方逢时所言或不免夸张,不过大体上可以参考。

草原上的汉人如此之多,绝大多数就长留草地了,一方面成为草原垦殖耕种的主力,另一方面也慢慢融入蒙古社会,成为了蒙古人,也就是今天蒙古族的一部分。所谓民族,无论是现代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民族,还是前近代的族群,其本质都是政治体,其边界从来都是流动和开放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些研究者至今还以为各民族是某种生物学上可以彼此区别开来的人群,真是离题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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