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越狱、打劫穷人,但美国人却爱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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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认为,银行劫匪不仅是英雄,而且是明星,甚至在抢劫时向他们索要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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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认为,银行劫匪不仅是英雄,而且是明星,甚至在抢劫时向他们索要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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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前言

在达拉斯的PDNB画廊里,一组黑白照片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组首次面世的照片详细地记录了大萧条时期,臭名昭著的雌雄大盗,邦妮和克莱德,他们犯下的13起劫杀案,以及他们在1934年春天迎来的审判日。

而吊诡的是,江洋大盗的伏法并未让大众拍案叫好,反而令人唏嘘叹息。不久后,他们更从“劫匪”一跃成为了“打劫银行的平民英雄”,直至今天,仍然活跃在美国的国民意识里。

人们被邦妮和克莱德迷住了。而对于“恶棍是如何扮演成传奇”的疑窦,在这批首次公开的影像里也第一次有了答案:真实的邦妮和克莱德死了,却又继续在美式意淫下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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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FBI的官网上,“邦妮和克莱德”一案被访问了无数次。案情简介是这样开头的:

1934年5月23日,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克莱德·巴罗(Clyde Barrow),臭名昭著的德州杀人犯,以及他那个爱抽雪茄的快枪手女友——邦妮·帕克(Bonnie Parker),今天在德州骑警的伏击中遭到射杀——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戏剧化、最跌宕的伏击行动之一。

图为吉布斯兰154号高速公路附近的伏击地点

当天早些时候,由德州前游骑兵队长Frank Hamer率领的队伍,在一条小路上埋伏,屏息静待那辆从远处开来的福特V8。9点15分,目标从远方驶来,以每小时85英里的时速冲进了这个精心罗织的死亡陷阱。

Hamer认出了那辆车,司机正是通缉犯克莱德。六枝自动步枪一起向车厢扫射,枪声之大,Hamer说他的耳朵在几个小时之后还是聋的。

车身上布满弹孔。

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六名骑兵一共发出了167枚子弹。几乎未经抵抗,这对“危险的美国情人”当场死于乱枪之下。

克莱德的夹克同样布满弹孔。

据法医统计,约莫107发子弹射入了两人的身体。即使邦妮从未被判死罪,她的身体还是被50余发子弹打成了筛子。

总指挥官Hamer事后对媒体说:“我讨厌对一个女人下手,尤其是她坐着的时候。但在那种情况下,不是她死,即是我亡。”

邦妮和克莱德的遗体

一、从平民到劫匪

时间倒回至1930年代初。彼时,“美利坚的精神大厦”轰然倒塌,翻开中西部的地方志,大量的笔墨用在了记录这场空前的大饥荒上。

“找不到工作的1500万美国人成了流民,还不上钱的农民成了银行的佃农。俄克拉荷马大批农民破产逃荒,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蒲公英和野草根。而贫富间却有着非常壮观的差距,衣着体面的富人依旧开着漂亮的轿车。”

和其他达拉斯贫民窟的孩子一样,克莱德也共享着那个时期差不多的贫困。在加入海军的申请被拒之后,他便和哥哥一起,干起了抢劫、偷车的勾当。

17岁那年,克莱德因未返还租车而第一次被警方逮捕。

1930年一月,克莱德在朋友的家庭聚会中遇到了正在制作热巧克力的邦尼。

当时邦尼19岁,父亲去世后,一家人迫于贫穷,搬到了素有“魔鬼的后院”之称的西达拉斯贫民窟,而辍学后的生活就是一份没有出路的端盘子工作。

几乎是在一瞬间,邦尼就爱上了克莱德的孩子气。“他穿着西服和开车的样子让我着迷,尽管我知道那很可能是偷来的。”很快,她就适应了克莱德的“生活方式”。

不久后,尽管家人极力阻止,但邦尼还是加入了巴罗邦的犯罪狂欢。图为1933年,邦妮和克莱德拥吻的照片。

1932年出狱后,克莱德和邦尼招募了几名同伙,开始了打劫生涯,其中包括了他的哥哥巴克,以及嫂子布兰奇。

这一年4月,克莱德与同伙在德州Hillsboro打劫一间小店时闹出了人命。

不过,这并非他第一次杀人。在 Eastham 监狱服刑期间,他不仅要忍受狱警的虐待,还要忍受一个犯人的鸡奸,一气之下,克莱德用铅管敲碎了他的头骨。

Eastham 监狱农场的守卫正在监视高温下劳作的囚犯。

两年后,刑满释放的克莱德因前科累累,经常受到警察的盘查。克莱德对母亲说:“他们不会让我自由的。我要和他们一起下地狱。”

而面对巴罗邦的成员,他则强调:“犯罪的最终目的不是发财,而是要为自己待过的 Eastham 监狱带来变革。

事实证明,克莱德确实履行了“诺言”,1934年1月,他走上了劫狱的道路,释放了四名犯人并说服他们加入了巴罗邦。图为巴罗邦男性成员合照。

二、从通缉犯到美国偶像

从1932年起,巴罗帮就开始频繁地进入公众的视野。

两年间,他们沿着美国中西部的洲际公路,撕出了一条血路。当他们最终在Bienville教区附近被捕时,已有13名被害者遇难,其中包括9名警察和4名无辜平民。这足以让巴罗邦与同时期的“漂亮男孩”弗洛伊德、“全民公敌”约翰·迪林格和“娃娃脸”纳尔逊齐名,在美国“犯罪名人堂”里争得一席。

1934年,克莱德的犯罪记录,包括谋杀、抢劫等数项指控。底下是一则警告:“此人极其危险,逮捕他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

彼时,美国警察并无权跨州执法,巴罗邦游击战式的跨州作案,让各州警方都很头疼。

而美国大众却似乎被他们罗宾汉式的冒险深深迷住。新闻出版社喜欢称他们为“亡命路上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面容姣好的无名之辈,在银行不为人所喜之时,对其进行了抢劫。”

在一篇专栏文章里,作者认为“他们年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而邦尼作为一名女性角色,“她的存在让他们‘成为不可替代的个体’之愿望显得无比真挚。”

1933年,邦尼开玩笑地用枪指着克莱德。后来,这张照片在报章中多次出现,成了二人最著名的照片之一。

1934年的复活节,克莱德一行又在德州一个小镇枪杀了两名公路警察,这时,民意才开始转向,认为他们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

五天之后,60岁的警察坎贝尔成了巴罗邦的最后一件牺牲品。此时,德州及联邦警察发动大批人力,誓言死活不论,务必要将他们全都问罪。

在1933年的一次围捕中,受了重伤的巴克和布兰琪被警方逮捕,克莱德、邦妮则再次逃脱。

1934年的春天,巴罗邦的好运气用尽了。

几周后,为了争取儿子能够从宽处理,梅斯文(巴罗邦成员)的父亲配合警方,将邦妮和克莱德引到了那条僻静的小路上。

每隔一段时间,一伙人会回到其中一人的家乡探望亲人,这一点正成了警方设置埋伏的启发性线索。

其余几名巴罗邦成员分别在各州逃窜,后来悉数落网并接受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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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邦妮和克莱德被射杀以后,警方留在原地,等待验尸官的到来。前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疯狂地涌入车中收集“纪念品”。

有人想割下克莱德的耳朵,有人想割下他的手指,有人带走了邦妮满是血迹的裙子一角,有人收集了一捆她的头发。

当验尸官韦德来到现场时,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搜刮来的“纪念品”,从金属子弹外壳,到车窗抖落的银色玻璃碎片。

邦尼的尸体被人群围堵

人群围着车子搜索纪念品,马路被堵得水泄不通。

二人的死讯传开后的12个小时内,小镇的人口从2000人激增到了12000人,人们纷纷从不同的州、市赶来,想要一睹一代大盗的遗容,当地酒吧的啤酒价格因此而涨了一倍。

邦尼的母亲也前来认尸,之后,她坐在一张椅子上流泪。

几天后举行的葬礼也是热闹空前。

粗略估计,约莫有两万人前来参加邦妮的葬礼。许多人送来了鲜花,包括“漂亮男孩”弗洛伊德和“社会公敌”约翰·迪林杰。其中最大的一束来自达拉斯的报童,因为死讯使得报纸的销量飙升。

很快,邦尼的坟墓成了一个香喷喷的化妆盒,仿佛里面装的是糖果,而不是死亡。

邦妮的葬礼,送行队伍规模巨大。因为人太多,葬礼附近甚至支起了卖爆米花和糖果的小摊。

克莱德的葬礼

克莱德的葬礼同样引来近万人围观,有人甚至想用7500美金从克莱德的父亲那里购买他的遗体。

就连开枪射杀他们的骑警,事后也想要一点“纪念品”。Hamer和他的同事们收藏了福特车上找到的枪支,以及克莱德用来迷惑警方的5个假牌照,另外,还带走了邦妮放在车里的衣服,以及克莱德的萨克斯。

邦妮的家人要求警方归还这些物件时遭到了拒绝。后来,这些东西都被当作纪念品高价拍卖掉。

4名德州骑警和车上搜到的物件合影,包括三支冲锋枪、六支自动手枪、一支左轮手枪、两支弹射猎枪和充足的弹药,以及一些假牌照、地图、杂志和一件大衣。

三、劫匪死了,留下一地自由的错觉

在几个月内,亡命之徒约翰·迪林格和“娃娃脸”尼尔森也迎来了相似的结局。

对于大多数犯罪分子来说,死亡就是故事的结尾。然而,射在邦妮和克莱德身上的107发子弹,却持续地发挥作用,激起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想象力。

“逃亡之车”福特V8后来多次出现在大银幕上,成为“侠盗猎车”的重要元素。

关于邦尼和克莱德的案件研究、生平报道此起彼伏,两人的“传奇事迹”逐渐成了歌曲、书籍和百老汇音乐剧的主题。

这种狂热一路高歌猛进,并在60年代达到高潮。

1967年,电影《雌雄大盗》横空出世,旋即成了新旧好莱坞的分水岭,不仅收获了可观的票房,还斩获了两座奥斯卡小金人。而作为角色原型的邦尼和克莱德,也从恶棍、逃犯,一跃成为了荧幕偶像。

《雌雄大盗》剧照。片中的经典台词“我们是抢银行的”,长久以来为影迷津津乐道。

在电影中,邦妮与克莱德来到一个农户家中,农户面有戚色说:“银行打劫了我的家。”二人回到车中,沉思了一会儿,面带兴奋,做出了抢劫银行的决定。

婴儿潮一代马上被这种“反政府的英雄”俘获,在“依然失败的经济体系”面前,年轻人不约而同地向往起“邦妮与克莱德式”的野性、流浪和垮塌——这种叛乱精神,与60年代的反文化大潮不谋而合。

1932年,邦妮叼着雪茄,手持M1918勃朗宁手枪,站在偷来的福特汽车前,妩媚又颇具杀伤力。这张在巴罗邦藏身处发现的照片,因为邦尼“颇有个性”的人设而在当时广为流传。

“人们正合力设计一种情感的新的出口。”达拉斯的历史学家John Neal Phillips这样解释近乎泛滥的“邦妮和克莱德现象”。

就像他批判的那样,“自由”被误用的后果很快便初见端倪。人们声称“人是自己的主宰”,购买枪支是为了“给人民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能力”,购买毒品是因为“人民有权决定什么东西可以进入身体和血液”。

一时间,到处都是自由错觉的碎片。

四、滤镜之外,最真实的犯罪与逃亡

“在公众惯用的滤镜下,他们的故事似乎比泰坦尼克更触动人心。但我不认为那是解释事情的最好方式。”PDNB画廊的馆长Burt Finger认为。

事实上,滤镜和现实之间的差别,就像光明和黑暗一样,相去甚远。

长期盘踞在报章头条的“雌雄大盗”

1968年11月,琼斯W.D.(巴罗邦成员之一)在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否定了媒体对其团伙在30年代的作案描述,也不承认银行大盗的身份。

“我与克莱德和邦妮一起的时候,他喜欢打劫菜市场,加油站或饲料商店。我们为何要抢劫银行呢?那时西南部的银行里的钱寥寥无几。”

事实上,大多数时候,他们进行的都是极小数额的抢劫,有时是五美元,有时是十美元。从便利店到加油站,一次次打劫着在大干旱中苦苦挣扎的劳动者。同时期的劫匪,约翰·迪林格甚至不屑地认为,巴罗邦“只会偷孩子们的牛奶钱”。

1933年4月,克莱德手持一把机关枪,坐在抢来的福特车前。随着更多“持枪照”的曝光,人们对“银行大盗”的形象深信不疑,而克莱德自始至终都是个眼高手低、顾此失彼的小镇男孩,作案手法被认为是拙劣的。

至于公众塑造的“劫富济贫的银行大盗”——他们的确试图将1500美元从波提奥的中央国民银行中抢出来,然而,有目击者称,他们冒了险,最后只带走了1.75美元。

而美国记者Guinn更断言,大多数大萧条时期的银行抢劫案,都是在受贿职员或当地警察的协助下进行的。事实上,无论是邦妮和克莱德,还是约翰·迪林格,都很少能在其中获益。

另外,他们的生活也不如传闻中那般荣光四射。

一伙人的日子,几乎是一天喝掉一箱啤酒,在麻醉中彻夜地玩纸牌,没钱了就去打劫。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们甚至不敢到任何餐馆去吃饭,每日只能吃罐头里冰冷的猪肉和豆子,在偷来的车子后座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漆黑的夜晚。

巴罗邦在逃亡前,曾在一所破房子里短暂逗留。

遭到过巴罗邦绑架的警官博伊德,曾经和两人度过了真实的一天。当他们越过肯萨斯州界时,博伊德被释放。他问邦妮是否有什么话想带给公众和媒体。

“是的。”邦尼回答:“告诉他们我从来不抽雪茄。”

1933年,逃亡中的邦妮和克莱德窝在树林里清洁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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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就像美国记者 Jeff Guinn 在他的新书中所说的那样,人们对于邦妮和克莱德的狂热,以及他们的故事被不断传颂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满足了经济大萧条下,人们反抗政府、反抗富人的幻想,以及对某种惊心动魄的爱情的向往。

就像《雌雄大盗》的宣传语:“他们年轻,相爱,也是杀人凶手。”

“只要梦魇一般的经济危机仍然上演,来自达拉斯的银行劫匪,邦尼和克莱德就会继续存在。”

邦妮和克莱德

在他们被射杀的小镇吉布斯兰,这种“存在”似乎更为具体。直至今天,这里的人们仍定期举行着“伏击周年纪念”,并有专人经营着一家“伏击博物馆”。

更重要的是,他们是这个小镇的经济来源。镇长帕特·瓦特说:“对我们来说,生存来源就是木材,石油以及邦妮和克莱德。”

参考文章

[1]Barrow and Woman Are Slain by Police in Louisiana Trap,The New York Times

[2]Last kiss? Final hours of loved-up gangsters Bonnie and Clyde before they were gunned down revealed in previously unseen photograph,Garrth Davies,DailyMail

[3]Bonnie and Clyde,FBI Records

[4]Bonnie & Clyde,CrimeMuseum

供图 / PDNB

撰文 / 俞又祺

编辑 / 简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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