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言发展简史:南方为何多方言?

澎湃私家历史03-11 09:34 跟贴 1885 条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文化,从地理方面观察,语言的语音、词汇都反映环境的特点,具有生态性、区域性、传播性三大地理特性。

语言内容是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生成的,有原生态的词汇,也有文化交流传播的词汇。在语言中,区域文化含量很大,语音与词汇反映区域文化特点,某人一张口,我们就知道他的地域背景,他的故乡(母文化区)在哪里,是老派人还是新潮人,文化水平如何,等等。有一个北京人,节日时上了天安门,兴奋地说:“我上城楼子了!”这是老北京人的说法,不是老北京,不会把天安门叫“城楼子”。

世界上不同的语言有几千种,各种语言都有一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在世界各种语言中,中国汉语的生态区域最大,因为区域大,汉语区内又分成不同的方言区。方言的丰富性,谁也比不上汉语。

中国汉语方言的分布大概有7大方言区:官话(北方)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这是讲汉语方言地理的时候最常说的几个区。如果稍微细化一点儿,不止这7个区,每一个大区还可以分亚区,数量远远多于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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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幅汉语方言分布地图中,官话(北方)方言占了绝大部分面积,从黑龙江一直到云南都是它的天下,使用人口差不多占汉族人口的四分之三。这样的分布形势,是历史造成的,人口的迁徙、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是其重要的背景。

其他6大汉语方言多数集中在中国的东南部。这种分布有自然地理基础,东南多山,人的流动性本来就小,再加上一些人文历史原因,造成那里比较细密的方言分布状况。

关于方言的存在,不是个晚近的事情。中国历史这么悠久,而且很早就形成了大地域的国土,所以方言差异的问题很早就出现了。

在战国时代《孟子》这部书中,记载了孟子与戴不胜的一段对话。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滕文公下》)

(孟子对戴不胜说:“你是想有一位好的国君吧?我来告诉你吧。有一位楚国的大夫在这里,想让自己的孩子说齐语,那么是请齐国的老师呢,还是请楚国的老师?”戴不胜说:“请齐国的老师。”孟子说:“一个齐国老师教他,一群楚国人在他周围喧哗,虽然每天用鞭子逼他讲齐语,也是办不到的。假如带他到齐国城里住几年,虽然每天用鞭子逼他讲楚语,也同样是办不到的。”)

孟子是用这个学习语言的故事讲述一个道理:想要有个好国君,而周围都是奸臣坏蛋,那国君自己想做好,也是不可能的。

故事里面所说的“齐语”“楚语”是不同的语言,二者之间存在的当然不会是外语那样的差别,而只是方言的不同。这是战国时期在中国存在方言的一个证明。

关于外语的问题,古人另有记录。汉代张骞通西域,发现西域人讲许多不同的语言,与最远方来的人讲话,需要“重九译”,意思是中间要坐八九个翻译,一个人翻一种语言,翻译接力。这样的翻译场面真够热闹的。

想象起来,“重九译”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在这头说要喝水,一个个翻译接力过去,可能就变成洗手了。

中国古人认为,语言乱,是文化不发达的特征。边陲属于化外之地,也就是野蛮之地,别说是没有诗书礼仪,讲的话也与鸟兽的声音没有太大差别,东汉大学者郑玄说夷狄人通鸟兽之语。当然,这些看法都是很不对的。

在中国历史上,汉语的扩展属于一种文化传播现象。而移民是文化传播最痛快的形式,是地域间文化传播效率最高的形式,它不需要一个慢慢学习的过程。特别是,有的移民是集团式的移民,其文化传播的效率和文化的完整性就更高。

中国汉语方言地理的分布就受到大移民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华夏方言(本来在黄河流域)向南传播的,有三次大移民,即公元4世纪的“永嘉之乱”、8世纪的“安史之乱”、12世纪的“靖康之难”。当时的社会背景不是“乱”就是“难”,原因都是社会大动荡。移民使语言的分布向远方扩展,在南方很远的地方也出现了北方方言。当然,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关于今天的方言格局的形成,还有其他更多的历史原因。

历史上移民的具体过程是复杂的,移民的形式也是多样的。有的移民的落脚地,集中在一块不大的地理区域内,这会造成外来方言的“孤岛”。比如杭州一带,本来是吴语的世界,靖康之难时,开封的皇帝率领王公大臣一窝蜂涌进杭州城,改变了杭州城里的口音。我们现在去杭州,会感到城里的人讲话与周围远郊区人的口音有些不同。城里语言有更多的北方因素,这是当年移民文化的遗产。

广东、福建、江西接界地带的客家人,原来也不是当地人,是“客人”,也是北方人以集团的形式移民到了这里。他们长期驻扎,自成群体,不和当地人混合,渐渐形成那个地方独立的文化群体,他们的讲话与周围人不一样,一直保留有中原古音。有学者甚至认为他们的某些房屋形式,与当初北方战乱时代出现的坞壁有些关系,所以像封闭的城堡。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历史渊源就更早了,一下子到了曹操、刘备的时代。

客家土楼

中国很多文化现象确实有久远的历史,历史大移民,是方言分布局面变动的主干性的原因。

据研究,稳定的行政区划对于方言的发展起到制约作用。中国人习惯于生活在稳定的行政区划里,到今天这个习惯还有。建立稳定的行政区划,是维持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这种与权力相对应的社会区域性,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外因。人们对于行政区划的归属感与对文化的归属感是差不多一致的,我们常常用政区的名字作为文化区的名字。说山东人与说有山东文化的人是一样的意思。长期稳定的行政区划给人们带来稳定的文化心态。一个稳定的行政区划会推动一个稳定的方言区域的形成。学者们发现,许多方言分区与中级行政区(县上面一级的政区)大体吻合。

在方言地理中,还有一种稍微复杂的现象,即权威土语(当地人最高看的一种口音),它说明,语言的文化差异不只在语言本身。在一个语言复杂的环境中,一般是以文化先进的城市为依托,流行一种权威土语,人们都认为讲这个口音最体面。

在大都市里,随着都市行政区划归属的变化,时髦的权威土语也会变化。学者考察过上海地区的权威土语的变化。明朝的时候,上海只是一个小城镇,其行政中心在嘉兴,嘉兴话在上海是最时髦的、最体面的口音。到清代,上海归苏州管,于是苏州话变成最体面的。到了现代,上海自成中心,自然地,地道的上海话就成了最时髦、最权威的土语。权威土语随着行政中心的转移而被重新选择,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移民的情形不同,其变化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有社会威权撑腰的方言会格外受到“待见”(崇尚)。口音竞争靠背后的实力,这完全是人文关系。

这种现象现在有没有?方言分布好像已成定局,那么哪一种声音最体面、最时髦?小品里面东北话时髦,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流行。现在有一种口音又时髦又体面,说不清它是台湾口音、香港口音,还是普通话。明星在媒体露面,大多讲这种口音。不管这些明星是哪儿的人,都能拿捏出那种味道来。社会上许多年轻人,也很善于模仿这种声音。在中国,这种口音与现代化同步而来。

在方言、口音问题上,人不是全然被动的,也会选择。所谓文化认同,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归属,一个是选择。归属,是水土带给你的,逃不掉。但你是大活人,你可以选择。怎样选择?当然是按照价值观来选择。在主动选择的时候,有时候要告别你的归属,要掩饰你的归属。在方言口音方面,从不同地方来的人在心中肯定有个自我评估,评估家乡口音的地位。有些地方来的人要尽量掩饰自己的口音,有些地方来的人要尽量展现自己的口音,这里面有语言文化价值观。在崇尚革命的年代,老革命,越老的革命者,就越讲四川话、江西话、湖南话,那种方言令人敬重,很多大首长都是那样讲话,首长越大,方言越重。讲普通话反而没有意思。举个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口音),在天安门上用方言一念,很有气势,非常首长。如果用普通话念,就是广播员。

方言的地位与时代价值观挂钩,方言成为一种符号,一种价值的符号,给人不同的文化感受。香港电影里,土气的角色一出场,一定是讲北方话,这是香港电影的符号特点。内地人都记得,改革大潮一来,价值变化,广东话来了,然后台湾话来了。

现在,有一种超越区域文化的东西,叫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内涵非常宽泛,侵入大部分的空间,占领了大部分景观。流行文化与语音也有对应。在流行文化里面出现了一种口音,很时髦,比如前面说过的明星口音。这类口音是媒体口音,已经没有地方区域的定位。现代化造成很多区域性、地方性的丧失(placelessness),包括口音。

一般说来,方言的培育需要有相对封闭的空间环境,但有些方言的形成是融合而成。可以说有两条路径。据学者研究,在中国的中古时代,契丹人进入北京地区,一方面,契丹人学习汉语,但另一方面,又导致汉语口语里融入契丹发音。后来的清朝,满族人进入北京,也有这个特点。北京话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

从地理上看,有方言接触带、接触区,在那里,不同方言的竞争,产生权威土语现象。

因为中国的方言差异太大,因此中国有方言字典,比如《潮汕字典》,有不同方言的发音对照。例如我、杯、走三个字在普通话与广东话里的发音分别被标注为:

中国需要语音规范,即国家标准的官方口音。据说民国初期,很多议员来自广东,提出用广东话来做官方的标准口音。孙中山不同意,最后决定用北方的官话作为政府的官方语言。

最后提示一点,方言文化是纯粹的非物质文化,它甚至不可能有物质符号。像饮食、服饰、房屋都可以有物质符号,放一碗豆汁儿,代表北京饮食文化;扎一个白羊肚头巾,是陕北服饰文化;做一个帐篷的模型,是草原文化;画一个脸谱,代表中国戏曲文化。但是,能给方言一个物质形状吗?能做出一个小东西代表上海话,再另做出一个小东西代表广东话吗?做不出来。有很多精神文化,无法给它们物质外形。这类文化必须依托在活人身上,死人都不行。

(本文原题《乡音》,摘自唐晓峰《给孩子的历史地理》,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月)

作者:唐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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