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荐书:《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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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唐纳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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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勾勒了1720-1830年间,西学在日本的发展与实践。这段时期的前后两个年份中,前者标志着官方开始关注西学,后者则是驱逐西博尔德出境的年份。如果说日本的近代化始于明治维新的话,那么,从1868年回溯到1720年的近150年,则可以说是酝酿这场近代化的漫长的准备期。彼时的知识分子奋起反抗锁国,拼命探索来自国外的新知识。像本多利明这样有着充沛精力并极富热情的人们,促使日本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变化。

本多利明是本书的核心人物,其手稿中的任何一页都充分表明他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近代日本。在他的书中,人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精神:不安、好奇和接受。本多好奇于新的发现,乐于开阔眼界,甚至带着某种喜悦揭示日本只不过是大千世界中的一座小岛而已。对那些认为中华文明才是源远流长的日本人,他公然宣称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埃及才更为久远、更加崇高。他发现,世界充满了奇妙的事物,他坚持认为日本应该取诸所长。他尝试用西方人的视角观察日本,明了时局必将扭转,如今的国家已被严重耗费德行和物力。即便如此,他仍确信日本一定能够成为世界大国之一。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第一章“生活在日本的荷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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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极少数日本人开始付诸艰辛的努力,认真研究欧洲文明。此时他们关注的焦点位于长崎港内的弹丸之地上,这就是出岛。岛上略显破烂的交易所里住着十几个荷兰人。他们是当时仅有的被允许出入日本列岛的一群欧洲人。

日本国民并不是向来如此隔绝于西方。从1543年葡萄牙人发现日本到1639年被驱逐出境的大约一个世纪里,日本人获得了观察西方人生活方式的机会,其中还有几个人曾经游历过欧洲甚至美洲。然而,当时的日本政府虽然非常了解对外贸易的种种益处,却因为惧怕基督教(1549年由圣·方济各·沙勿略传入)不断带来的威胁,于是连续发布禁令,最终除荷兰人以外,所有的欧洲人都被赶出了日本。

让日本政府如此困惑的,其实与基督教——此时为天主教的教义无关,倒不如说是因为惧怕皈依天主教的日本国民丧失对国家的忠诚,也惧怕这种情况会加快欧洲强国入侵日本。西班牙人开始布教后便很快征服菲律宾的先例让日本人警觉,而威胁日本主权的企图相继暴露后,幕府首先驱逐了西班牙人,接着又赶走了葡萄牙人。与日本进行贸易的其他国家当中,英国发现无法获益便主动退出了日本。或许是对贸易的嗅觉更为灵敏,只有荷兰人留在了日本。

虽然德川幕府下决心在全国范围内灭绝基督教,但他们发现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荷兰人的宗派对他们并无害处。1637—1638年,当数万名日本基督教信徒聚集在岛原半岛做最后的殊死顽抗时,荷兰人居然特意向幕府军队出借枪炮予以支援。荷兰人对自己在日本消灭基督教的过程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并不在意,因为他们既不是天主教的朋友,也不是葡萄牙人的朋友。相反,葡萄牙人是他们在东方的夙敌。如果基督教在日本成功的话,商业上受惠最多的是葡萄牙人。荷兰人的帮助让日本人笃信他们完全就是为通商而来。虽然当时的日本武将普遍认为世上没有比商业更令人鄙视的行为,但从结果来看,日本武家政权选择了老实的荷兰商人作为打交道的对手,而不是自恃清高、难于应付的葡萄牙军人。

1641年,幕府命令荷兰人把他们的交易所,用当时的说法就是商馆,从九州西端的平户搬到了出岛。起初荷兰人非常满意从平户搬到交通更为方便的长崎港。当接手原本是葡萄牙人在出岛建造的交易所时,他们认为此举或许象征东方霸权从此由葡萄牙变成了荷兰。的确,当时荷兰人的辉煌达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这个成功,正如荷兰武器的威力一样,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荷兰商人自身的努力而获得的。

荷兰最伟大的诗人冯德尔(Joost van den Vondel,1587—1679)为纪念被流放的原法国王妃玛丽·德·梅迪西斯(Marie de Médicis)访问阿姆斯特丹的东印度公司,并于1639年写过一首颂诗,赞美荷兰贸易商人的丰功伟业。

不满足仅仅在荷兰的土地上开垦田野,

他们撑开船帆环绕地球,

造访太阳普照的大地尽头,来到那遥远而奇妙的国度——

太阳神啊,希望您看到我们的伟业。

我们荷兰,才是收获印度各国生长的万物的仓库。

北海之国的每一艘货船都满载着东海的收获。

冬之王在异国的领地上手捧胡椒温暖着嘴唇,

夏日的阳光不时地注视着烹煮、烧烤的美食。

阿拉伯人献上至尊的香炉,

与波斯人的交易依旧繁荣之至,

那些丝绸和木棉织品送到了我们手里。

广袤的爪哇岛与我们分享宝藏,

中国分给我们瓷器。

阿姆斯特丹健儿继续着旅行的脚步,

来到恒河水流入大海的地方。

利益指引我们走向所有大海,所有海岸,

为了对利益的眷恋,我们继续探寻世界的港口。

荷兰人的触手伸及如此之广,他们冒险的动机正是出于“对利益的眷恋”。在日本的荷兰商人们也正是受这种获利欲望的驱使,才能忍受幕府强加给他们的一个又一个屈辱。从呆在平户起,他们就言辞谦恭,千方百计要保住自己的脑袋和生意。当他们在刚竣工的仓库的基石上刻入西历年份而被幕府官吏发现后,为了平息官吏的怒火,他们竟然主动拆毁了仓库。荷兰人原本期待或许出岛的生活会比平户要舒适一些,不过他们立刻清醒地认识到未来的日子会怎样。说白了他们就是囚徒。他们只被允许来往于这座弹丸之岛上仅有的两条通道,受到从不间断的监视、看守和跟踪。每年春天,商馆馆长必须带上几名馆员前往江户,向将军进献礼物,表达作为臣下的忠诚。曾经在商馆奉职的德国医生恩格伯特·坎普法(Engelbert Kaempfer,1651—1716)在《日本志》中记录了1691年和1692年前往江户参觐的情形。坎普法写道:

就地等候了一个多小时,皇帝来到谒见厅之后,摄津守和两位奉行走过来,只把公使一人带到皇帝面前,而我们只能继续等待。一俟公使走近皇帝,他们便大声叫到,“荷兰卡比丹”,这是让公使到皇帝面前行鞠躬之礼的指令。这时公使必须下跪,靠手和膝盖爬到按顺序整齐摆放的贡品和皇帝玉座之间指定的位置,然后保持拜跪的姿势将头磕到地板上给皇帝鞠躬。接着,公使必须像螃蟹一样退回原地,不能说一句话。

将军(坎普法称为“皇帝”)并不满足于这种形式,再度传唤荷兰使节,指使臣下讯问各种各样的事情。为了尽情享受欢愉,

他命令我们脱下礼服披风,然后直立不动,以便看清我们的全身。接着命令我们走步、立定、相互打招呼、跳舞、蹦跳、模仿醉汉、说几句蹩脚的日语、念荷兰语、画画、唱歌、穿披风、脱披风。我们尽最大可能遵从皇帝的命令,我还曾一边跳舞一边用高地德语演唱了当地的情歌。如此这般,我们必须勉为其难地表演无数的杂耍,以此博得皇帝和朝臣的欢愉。

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荷兰人自然不会仅在日本主动迎合这种屈辱。在中国,1685年访问北京的荷兰通商使节也在皇帝面前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三拜九叩。荷兰人认为,只要能为东印度公司获利,就可以做任何事情。为了将自己的顺从行为正当化,他们举出了一些事实根据,就像日本再强大的诸侯在将军面前也必须俯首称臣那样,荷兰人三拜九叩是为了向中国皇帝表达来自遥远国度王侯的恭顺之意。然而这里必须提及的是,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们并非都像荷兰人那样,采取这种自我作践(他们这样认为)的行为。例如被派遣到北京宫廷的沙俄使节,就以“我们只在上帝面前下跪”为由,拒绝向皇帝行叩头大礼。中国宫廷为此大动肝火,使节还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2

随着岁月的推移,对基督教的恐惧逐渐平息之后,日本人对待荷兰人有所宽大。但是,即便时隔多年,到了遥远的1804年,在驾船来到长崎的沙俄使节克鲁森施滕(Adam Johann von Krusenstern,1770—1846)船长的眼里,荷兰人所受到的待遇依然属于极端屈辱的野蛮行为,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因热爱自由而赢得政治性独立,依靠各种伟业赢得名声的欧洲文明国度的国民,为了获取商业利益,竟然如此卑贱地顺从一群可憎的奴隶,实在是令人遗憾之至。”克鲁森施滕已经找不出能够形容的语言。当翻译命令道,“商馆馆长,向官吏打招呼”时,荷兰馆长便垂着两个胳膊,几乎九十度鞠躬行礼,直到官吏允许他起身。日本人也试图让俄罗斯人遵守同样的规矩,但是失败过一次以后,就没有再坚持下去。

不过其结果是俄罗斯人空手而归,而这一点想必遭到荷兰人再三数落。

诗人冯德尔所歌颂的荷兰那无与伦比的辉煌到了坎普法的时代已经丧失殆尽。将西班牙人赶出国土,振扬了国威的荷兰国民们,一味追求贯彻商业精神,结果是“路易十四如骑虎之势征服荷兰时,这个商人之国却在定期向他提供武器弹药”。到了18世纪,荷兰的国力更是每况愈下。曾几何时沿着梅德韦河、泰晤士河逆流而上称霸全球的荷兰舰队,到1666年时却连本国的海运都不能确保。高官之间的争斗接连不断,“大街上充斥着对国家繁荣漠不关心的人们,他们满脑子都沉浸在掠夺之中”。

荷兰国运的颓废与东印度公司的衰败与日俱进。国内的腐败原封不动地复制到了公司。而公司的腐败还包括因殖民地独特环境而造成的变种及延伸。有一位优秀的荷兰学者曾经描述过该公司高层腐败和贪婪的情形,其程度甚至“让东方民族特有的腐败和贪婪都黯然失色”。由于日本的管理相对严格,荷兰商人的跳梁行为受到了抑制,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进行了不少走私贸易。18世纪后,出岛上通过合法贸易获得的利益逐年减少。尽管如此,商馆依旧能够维持下去,主要原因就在于荷兰人偷偷进行的走私活动。

到了18世纪,但凡有一定专业技术或者有点学问的人,几乎都不愿意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所谓的“外科医生”大概也就相当于理发店学徒的水平,是否能获得当上商馆馆长的资格,往往要看与该公司其他馆长级的人是否有亲戚关。在东印度公司的海外总部巴达维亚,为了提高部下的教育水平,有位总督曾经创办过拉丁语学校,但是其结果也是短命而终。该公司的大部分职员说起来只能算是荷兰国民中的人渣。想指望这些人渣为学习拉丁语而做出努力,原本就是一份奢想。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赚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会倾注全身心的精力,甚至残酷无情。即便比照18世纪经济性榨取的尺度,东印度群岛上的荷兰人的行径,依然不得不叫人既惊愕又毛骨悚然。比如1740年在巴达维亚曾发生残害一万名中国人的事件。这是东印度公司犯下的最为野蛮的罪行之一。很多荷兰国内的人听到这个消息时深受打击,其中一个人勇敢地写下了一篇长诗,详细揭发了海外荷兰人的暴行。

由于日本人的严苛管理,在日本没有发生类似的不幸事件。荷兰人依靠武力在巴达维亚竭尽傲慢横暴之能事,在出岛却是一副十足的卑躬屈膝的嘴脸。他们在日本的这种猥琐态度,在欧洲从18世纪起就已臭名昭著。为证明荷兰人对基督教漠不关心,有人曾经编过圣母子像被他们踩踏的故事。虽然这个故事并不真实,但是很多人深信不疑。因为斯威夫特把这个故事写进了《加利佛旅行记》,所以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有名。出岛上的商人们在宗教上没有任何节操,因此也受到了荷兰同胞作家的指责。比如在一出名叫《最轻量级君主·阿贡》(1769)的戏中,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公主面对荷兰人傲慢的气势,作如下反驳:

一个民族沦为奴隶或许是命运所为,

但是原本自由的人在日本却主动扮演卑贱的奴隶,

在出岛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抛弃了上帝,

这样的事情在东方从未发生,直到荷兰人到来。

出岛上的荷兰人是典型的东印度公司职员。出岛商馆历时250年,所有来过日本的人当中,如果要举出有修养有知性的人物,大概数不出10个(而且大半数不是荷兰人)。一半以上的荷兰人对日本没有丝毫兴趣。如果让他们参加当地的集会,或是任何跟买卖无关的活动,他们会感到很大的心理负担。

历代馆长留下的商馆日记是连篇无聊的账目,偶尔有一两句还能让人联想到荷兰人其实是来自世上最有魅力的国度之一。1775和1776年的两年间,曾任荷兰商馆外科医生的瑞士科学家卡尔·彼得·通贝里(Carl Peter Thunberg, 1743—1828)甚至写道,如果欧洲人被要求在出岛度过余生的话,那就等于被活活埋葬。那里没有任何来自知识方面的刺激,无从打破每天令人忧伤的单调气氛。

与巴达维亚相同,在这里,每天晚上我们无数次往返于岛上仅有的两条路,去往馆长那里。这种每晚都在重复的访问大概从六点持续到十点,有时竟会到深夜十一或十二点。日子实在无聊,与这里的生活相般配的只有那些不知道如何打发时间的家伙,他们除了把玩烟斗以外,无所事事。

的确,如果商馆的荷兰人想更多地了解他们所在的国度,日本人就会千方百计地制止他们。不过,像坎普法和通贝里那样真心希望更有效利用时间而不是“把玩烟斗”的人,仍然可以克服日本官吏的种种阻挠而实现自己的计划。

而其他为当时热衷于探险的欧洲人提供启迪的荷兰人为数极少,甚至几乎没有。正如克鲁森施滕叹息的那样,“从与日本帝国相关的知识这一点来看,欧洲从日本国民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恩惠。……荷兰人如此消极,有悖于哲学时代的精神,与共和政治也不相配,唯一能解释的理由就是那些滑稽、吝啬且无论在哪方面都极其无益的政策。

荷兰船只的到来

3

东印度公司的大多数驻外代表不是恶棍就是一帮无能之辈。然而即便这些事实确凿无疑,对日本人来说,选择荷兰人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人作为与西方接触的媒介不得不说是个正确的选择。日本人能够免遭东印度群岛原住民所遭遇的强暴,确实有赖于他们巧妙地对付了荷兰人。但如果出岛的商馆属于英国人或俄罗斯人,与对待荷兰人相比,日本人或许要做出更大的让步,哪怕使国家蒙受损失。而且反过来说,如果西班牙或葡萄牙那样的弱国成为传播西方知识的桥梁,日本人能了解到的近代科学知识就会变得非常贫乏。尽管荷兰正逐渐丧失曾经的荣耀,毕竟在莱登还有一家当时欧洲最重要的医学研究中心。在这里,来自各地的学生齐聚一堂,师从著名的赫尔曼·布尔哈夫(Herman Boerhaave, 1668—1738)和其他学者。荷兰在科学上的一部分成就也直接由商馆的医生带到了日本,当日本人读懂荷兰文时,他们还通过书籍学到了更多知识。即便是那些荷兰人已经落后的领域,他们还是有很多可以传授给日本人的知识。譬如,即便不是伦勃朗(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1669)、弗美尔(Jan Vermeer,1632—1775)那样的18世纪荷兰著名画家,日本人也丝毫不会介意。再蹩脚的荷兰画家所使用的透视和阴影画法的技巧本身,对日本人来说就已经是意义深远的发现。哪怕是上百年之前的天文学和航海术荷兰书籍,像本多利明这样的人,也会报以极大的关注,就像是拿到一本昨天才发行的书籍。即便是出岛上那些无知、满脑子只有金钱的商人,他们也知道很多日本人谁都没有听说过的事情。

日本人决定向荷兰人学习,然而他们要与荷兰人沟通,却存在着一个重大问题。——最初与荷兰人打交道时,双方使用的是当时在东方通用的国际语言葡萄牙语。然而随着葡语势力的消退,精通葡语的荷兰人越来越少,日本人发现与荷兰人打交道必须使用荷兰语。于是17世纪下半叶开始,日本人在长崎开始学习荷兰语,到1670年左右,已经出现了既能说也能阅读荷兰语的通词。不过此时葡语还没有完全被扔掉。到18世纪为止仍然有一些葡语通词,同样,精通汉语(各种方言的)、朝鲜语、琉球语、暹罗语以及其他被允许与日本通商的语种的通词也大有人在。

长崎通词是一群可以世袭的幕府官吏。虽说他们的能力因人而异,但是总体上水平算不上高。历史上保存了一份关于1693年的通词的成绩表——“几乎一句荷兰语都不懂。”“不知道这家伙到底是笨蛋还是懒鬼,学了好几年居然只懂几句。”“他跟他的父亲一样应该是葡语通词,但其实一句都不懂。”

这些评语表明荷兰老师对这些立志当通词的日本人的评价并不高。为了让这些不靠谱的家伙理解自己想表达的意思,有段时期荷兰人曾经把文件翻译成中文,连同荷兰文原件一起交给日本人。但是这些中文译文对日本人来说也没起多大作用。原因是荷兰人的中文实在蹩脚,必须在完全理解荷兰文的基础上才能理解那些中文译文。

当然,有一些方面必须为通词们辩解,那就是他们确实碰到了成堆的棘手难题。除了简陋的单词和句型一览表之外,他们既没有词典、语法书,也没有精通外语的教师。有个通词曾对要学荷兰语的人说过,“葡萄酒”的荷兰语非常好念,而且过一段时间就能说“我喝酒”,但是要想学会说“我爱品酒”就非常难了,更何况那些更为微妙的表达方式。问题不仅在于荷兰语的语法结构与日语完全不同,而且还要求日本人用简单的开音节来发出子音和母音错综复杂地连接在一起的荷兰语音节。而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不容易区分l和r的发音的情况跟现在没什么两样。

尽管“基督教世纪”之后日本学者(与通词们迥然不同)对西方倾注的热情并没有完全丧失,但想要获取西方知识却愈加困难。的确,荷兰商馆馆长每年参觐江户时,会向幕府递交各国国情报告书(风说书),但这些文件的传阅仅限于幕府内的高官。偶尔,荷兰人会向江户的将军进献地图或带有插图的书籍。但是这些书籍往往与棉布、高酒精度的洋酒等普通进贡物品一起,被幕府小心地收藏起来。1717年到江户参觐的时任商馆馆长曾大为惊讶,幕府竟然向他出示1663年荷兰人进献的动物学书籍,并要求他翻译该书的书名。1741年,这本崭新如初的书籍再次被拿了出来,日本人再一次问起这本书的内容。

对基督教的恐惧和憎恶依旧左右着日本人对西方书籍的态度,即便到了基督教对国家稳定不再有任何威胁的时代,这种心态仍然没有发生变化。不管内容是否与宗教问题相关,日本人对所有在北京的耶稣会修道士或者皈依者用古汉文撰写的书籍都加以禁止。实施这种政策也正是出于对基督教的畏惧。1630年,法令禁止进口出自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以及其他耶稣会学者之手的32种宗教与科学书籍。已经进口的书籍或没收,或烧毁,或由幕府绝密保管。这些禁书当中,除了地理书、天文书以外,还包括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和西塞罗的《论友谊》。

1685年,一位工作尽心尽责的长崎官吏在中国船上发现了一本与基督教有关的书,从此日本开始极其严格地审查汉文典籍。这位官吏的勤奋受到赞赏,被任命为专门审查中国书籍的审查官。为了证明自己的官衔并非闲职,这位审查官更加不遗余力地专注于审查之上。只要发现涉及基督教的内容,无论出现在何种语境当中,这些书籍都会在他的衙署中被烧毁,或是用墨将书中出现基督教内容的地方涂黑,然后退还给中国。中国船上一旦发现违禁书籍,船长和船员就会被禁止与其他船只接触,船上货物禁止上岸,主要负责人往往会被拒绝再次进入日本水域。令中国船长恼火的是,审查官随手翻开一部小说,一旦发现“天主”的字眼就会认为这是基督教教徒常用的称呼上帝的词汇而加以刁难,即便“天主”在该书中并不是上帝的意思。因此,为避免那些可能被日本官府挑剔的汉文典籍上船,即便中国船长再如何小心翼翼,仍旧无法完全预防。日本人就是这样彻底实施对基督教的审查。

对描写欧洲宗教及科学的汉文书籍实施禁令,造成的结果就是将日本学者与西欧学术上的最新成果完全隔绝。这些禁书当中,有一些作为个人的藏书隐匿于民间,偶尔也会流传几本抄本,不过这些书受到青睐并不是因为其内容本身的价值,而是人们把它们当成文物来收藏的缘故。那个时代,大概除了少数通词之外,没有一个日本人能读懂西欧语言,所以官府认为没有必要禁止用西欧语言撰写的书籍。时而会有一些有关西欧科学的汉译书籍因为其明显的实用价值而默认进口,但仅仅是极为罕见的例子。

到了1720年,这个禁令得到全面放宽。这一年,将军发出告示,此前的禁书当中,只要不是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书籍,就可以在日本国内流通。这位将军就是德川吉宗。吉宗对科学,特别是数学和天文学有着极大的兴趣,之所以发出这个告示,据说是因为他想让日本的历法变得更加精确。中华文明圈之内的所有国家里,历书在国家行政上起着绝对重要的作用,日本也不例外。“给臣民以时间”是统治者的义务。也就是说,统治者必须公布精准的历法,与能够观测到的行星与恒星的运行一致,以保证祭祀活动在正确的时间进行。在此基础上,历法还记载着适宜播种的日期,进行各种仪式的良辰吉日,为老百姓每年的生活服务。作为一名优秀的儒家执政者,吉宗认为自己有义务向百姓传授准确无误的历法,加上对科学有一定的爱好,使得他厌倦了杜撰而成并且漏洞百出的现行历法。

有个叫中根元圭的京都银匠,因为精通历法而被吉宗推举到江户做顾问。吉宗将军对中根十分赏识,命令他将最新进口的中国历书施加独特标点以便能用日语阅读。中根接受了命令,将加上标点译者注的历书进献给了将军。同时,中根汇报时称,该历书的内容只是浩瀚的西欧研究书籍的拔萃而已,如果没有阅读原著的所有内容,无法明确解释该历书的具体意义。中根苦心找到了原著的汉译全本,并根据其内容编写了历法。不过中根对自己的工作仍不满意,便向将军陈诉,要想真正理解编写历法的正确方法,还必须查阅其他西文书籍。中根在陈诉的最后进行了启示性总结,完全禁止有“天主”字样或者有利玛窦名字的书籍,会大大阻碍日本学者开展各自的研究。将军要想实现科学制订日本历法的宏图,就应该放宽对进口汉译西书的严厉禁令。

吉宗在1720年发布的告示,标志着日本吸取西欧科学知识跨出了关键的第一步。然而当时有关这些知识的汉文书籍为数极少。1740年,吉宗终于决定鼓励研究荷兰语言,命令野吕元丈(1693—1761)和青木昆阳(1698—1769)学习荷兰语。两人各有分工,前者从事以科学为目的的学习,后者负责编写词典。不过直到第二年,跟随荷兰商馆馆长一行来到江户的通词们为两人讲授了几堂课之后,两人才总算真正开始了荷兰语研究。因为两人只能在每年荷兰人逗留江户的数日之内听上几堂课,我们当然不会惊讶他们的研究进展相当缓慢。野吕费尽各种心血,终于在1750年左右完成了《阿兰陀本草和解》,这本书以与荷兰商馆职员的对谈内容和欧洲植物书籍的译文等为基础编写而成。青木的词典在1758年才问世。这部词典的编写对于青木这样优秀的学者来说无所称道,但是论其历史性价值的话还是十分重要的。

同野吕和青木的功绩相比,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兰学作为一门学问受到认可,并且得到了显著的社会地位。从此,日本最优秀的两个学者在将军的激励下专门从事兰学研究,再也无人斥责“蛮学”毫无用处。“荷兰研究即兰学”就这样从长崎通词这个小群体扩大到了将军所居住的城堡之内,随后未经多年,日本国内随处都能看到从事西方研究的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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