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娼制VS救世军:日本大正时代的废娼运动

澎湃私家历史03-09 09:44 跟贴 166 条

大正时期的性意识

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左右,日本全国流行着一首叫唆咚咚小调的歌(添田知道作词、编曲)。

今儿是发薪日,领了一兜儿钱

找艺妓还是找娼妇?

回家问老婆,挨了一顿老骂 唆咚咚唆咚咚

“找艺妓还是找娼妇?”,典型地表现出大正时代城市生活中性享乐的情形。也就是说,付钱找女人在当时完全不被视为罪恶。大正时代,在游廓[注:集中了官方认可的游女屋(妓院)的一个特别区划,类似于今天的红灯区。]跟“娼妇”玩乐是非常普通的风俗习惯。本来,依据明治五年(一八七三年)颁布的娼妓解放令、明治三十三年(一九年)颁布的娼妓取缔规定,应该消灭了身体买卖、确保娼妓自由。但是,这些法律规定都完全是一纸空文,到了大正时代,游廓这种自古就有的身体买卖制度依然存在着。

大正时代的游廓打着贷座敷[注:本为与人会面而租用的房间,江户后期开始成为男女密会的租屋。明治五年(1872年)娼妓解放令发布之后,成为政府公娼游廓制度下的游女屋(即妓院)的正式名称。]业的名号,出来卖身的娼妓“自由”地租借座敷。表面上贷座敷业者、娼妓是各不相关的独立业者,得到国家的许可进行营业。然而,这种公娼制度的内情是,那些以一千、一千五百日元钱“卖身”了的女性,像奴隶般隶属于贷座敷业者。而且,后文将会提到,那些进了游廓的女人,身处警察和贷座敷业楼主们的严格监视下,实际上被夺去了外出的自由和歇业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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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代的神户福原游廓

游廓的实态

大正时代,“还债”、“为贫困的家庭作牺牲”等原因造成很多年轻女性“卖身”到游廓。另外,为了当女佣、女工来到大城市的农村姑娘,遭到守在车站的人力车夫等黑心人以花言巧语欺骗,被拐卖到游廓的例子也很多。

她们身处这样的状况:

客人少也被骂,不会接客也受欺,生了病也得不到稍微像样的治疗,不管怎么难受都被迫接客。父母临死也看不到一眼,欠的债一定只会越滚越多,年期(当娼妇的契约期——作者注)到期能还完债的人都不到一成。患上神经衰弱、歇斯底里、酒精中毒、梅毒、淋病甚至肺结核的话,通常会因为无法康复而陷入自暴自弃。认真考虑自己身体末路的人,最终会凑合找个人一起殉情自杀。[伊藤秀吉『売淫公認制度廃止意見』 廓清会婦人矯風会廃娼連盟 大正 十四(一九二五)年]

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年)五月发行的《警察协会杂志》第180号上,刊登着高知县警视、法学士今井俊彦的《关于艺妓娼妓的取缔》一文。这位大学出身的高级警察认为,娼妓得上花柳病,是她们自己“怠于预防、厌于接受健康诊断,或者作弊造成诊断困难”的结果。

日本姑娘的出生地

欧美游客来到大正的日本,首先要参观的是“日本姑娘”的本家吉原。吉原当时有三千多个娼妓生活着。表面上被誉为依然保留着江户情趣的花街柳巷的吉原风情,其背面隐藏着多少悲惨。

比如,吉原二、三流的妓楼有轮用房、共用房等性游戏场所。轮用房是每间三张半榻榻米宽的、纸拉窗破破烂烂的小房间。这些小房间一溜排开,两间共用一盏电灯,阴森森的。共用房是仅用一张屏风把榻榻米四张半大小的房间分成两部分,这样在一间房里就可以同时接待两个客人。嫖客们付上每小时三日元的钱,就在这样的房间嫖妓。

明治时期的吉原游廓

各妓楼的厕所,高级的地方备有升汞水(注:即氯化汞)。等消毒设备,二、三流的地方没有消毒设备,只有一股带着酒气的恶臭扑鼻而来,污秽至极。

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年末,从全国5152个娼妓的出生地看,东京府最多,占总数的15%达784人。山形县第二为574人,占总数的11%。100人以上出生府县的顺序是,秋田为第一有427人,茨城、福岛、北海道为300多人,千叶、群马、琦玉、枥木、宫城为200多人,新泻、青森、神奈川为100多人。也就是说,多为邻近东京府的各县和东北几个县。东北地区人数多,与该地区农村的贫困不无关系。

最耻辱的公娼制度

当时英国和美国并不认可公娼制度,国家对所有色情交易不作任何干涉,采取了依靠社会良心的进步来促成色情交易灭绝的政策。而坚持由国家公开批准色情交易并进行管理的公娼制度的,只有日本这么一个“先进国”。

日本的公娼制度,以最耻辱的集娼制度“廓制”为特征。在国家管理的公娼制度下,娼妓不仅不能居住在府县会指定地域以外的地方,而且除非有监督官厅的命令或被警察署传唤,绝对没有外出自由。

即使娼妓出于本人意愿想去向警察提出自由歇业申请,贷座敷业者——楼主也绝对不允许。即使幸运地逃出游廓独自向警察要求自由歇业,也会被警察以跟楼主调解的名义遣送给楼主,或者以让她们好好考虑为理由,把她们关到拘留所直到她们放弃歇业念头,这都成了惯例。`

因此,东京市内游廓的娼妓中,不时有决意歇业的人趁夜逃到基督教推进废娼运动的救世军本部(神田)求助。在救世军过了一夜的娼妓,第二天由救世军的妇女援助人员陪同前往警察署提出歇业愿望。即便如此,警察还要以管束擅自外出为理由,向她们征收一日元的罚款。面对警察与贷座敷业者勾结的联合攻击,救世军进行了勇敢斗争。

洲崎游廓事件

让我们以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年)东京洲崎游廓发生的针对救世军的暴力事件为例,考察一下救世军娼妓解放运动的实际情况。以基督教教徒为主要力量推进废娼运动的市民运动团体是廓清会,根据该会主办的杂志《廓清》大正三年九月号的内容,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大正三年,为了使那些要求自由歇业的娼妓不必到离洲崎很远的银座本部也能得到救世军的帮助,东京救世军计划在游廓外就近设置办事处。游廓方愤怒地认为这是对游廓的破坏行为,在九月一日的临时总会上通过了“不惜采取暴力反抗救世军”的危险协议。

两天后,救世军的伊藤富士雄大尉接到联络,在警视厅洲崎医院住院的两个娼妓打算自由歇业需要救世军的帮助,他只身前往充满危险气氛的洲崎。楼主们组织的三业公会在医院外纠集了两百多人,包围了要求解放两名娼妓的伊藤大尉,并示威施压,而警视厅医院却“任由他们施暴毫不制止”。三业公会故意拖延时间,直至日落时分才把两名娼妓交给伊藤大尉。

伊藤大尉带着两名娼妓准备去洲崎警察署提交歇业申请的时候,混在黑暗里的三业公会对他们施以了极尽所能的暴行。“三人被分开来对付,他们挥着木屐,拼命地又踩又踢,打得三人气力尽失倒在地上。多少次被拖过来拽过去,大尉的裤子都破了,表也被打破了,指针停留在七点二十七分。随身带的包也被抢走了……大尉最后被打得不省人事。”

借助勇敢的救世军士官伊藤大尉的力量,两名娼妓第二天成功申请了歇业。但是由于遭到三业公会的围殴,伊藤大尉所负的重伤需要一个月才能治愈,两名娼妓的碰撞伤也花了两个星期才治好。

救世军与三业公会的对立

洲崎事件引起了救世军最高指挥者山室军平的重视,他改变了以往的方针,决定起诉众暴徒。救世军成立以来,在十几年全国废娼运动的过程中多次遭到来自游廓的暴力行为,但从未诉诸法律。

在游廓多次发生针对救世军的暴力事件决非偶然。游廓是集中了“人身买卖”这种对人类的亵渎的场所,不可能以正常方式维持其秩序。游廓所贯彻的做法是,贷座敷业者勾结暴力集团、地痞恶棍,对娼妓施以暴力管理。

如今,众所周知,暴力集团抓住金钱、色情、酒精等人类欲望的弱点来网罗资金的行为已经在社会扎下根来。大正时代也和今天一样,暴力集团插手了国家准许的色情买卖、色情营业,大肆敛财。大正社会的体制容许用钱买女人的行为,这意味着容许暴力集团在社会底层存在。

在暴力成为社会构造要素的大正社会,不可能靠警察全面取缔暴力集团。相反,因为卖春由国家管理,警察把游廓的暴力当作社会必要的一种恶势力,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容许它的存在。

就救世军对三业公会的起诉,《廓清》明确提出了质疑“现洲崎署长千田警视真的有那样的觉悟,即使引发廓内不满也毫无顾虑地逮捕那些丑类吗?”《廓清》对警察的批判绝不过分。

杂志《廓清》的荣耀

《廓清》是催生了大正时代废娼运动的杂志。女性到了青春已逝之际,就已经成了一件废品,这是大正日本的现实,这一现实清楚地表明了日本文化的颓废。《廓清》是唯一坚持彻底揭发日本文化黑暗的杂志,是代表了大正时代市民运动荣耀的杂志。

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在《廓清》第九卷第十一号上,廓清会会长岛田三郎如此报道了东南亚日本妓女以及沉溺于寻花问柳的日本侨民的实际情况。

新加坡的卖淫妇大部分来自长崎县和熊本县。我在船上认识的一个人据说就在海外卖淫行业做了二十六年,甚至远至非洲一带都曾去过。她最初是乘外国船偷渡出来的,一行四人,其中三人藏在船底,只有她被装进煤炭仓。但是,过玄海滩的时候因为船颠簸得太厉害,也没人知道船底藏着三个人,船底的栓被拔掉,海水放了进来。他说“我年纪比较大被隔开,却因此幸运得救。但藏在船底的三人被发现时都已经成了白骨。

在马来半岛有两百名受过高等教育的日侨,他们“逛遍游廓,每天在那些地方花六十甚至两百元”。

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些日侨“到了晚上就光着身子喝酒,只穿一条裤衩走来走去。上街的时候也打赤脚穿双胶底草鞋,裹件浴衣”,当地人、欧洲人都以侮蔑的眼光看着这些日本侨民的颓废样。

《廓清》正确记录了海外日本人丢人的买春卖春的实态。世界大战后日本跻身世界先进国家之列,在日本人中间蔓延着“日本在亚洲具有知识道德上的优越性”这种神话。《廓清》揭露了日本人所谓的优越性是多么的虚伪,成为日本文化自我批判的起点。

今天,受到怀古趣味性大正文化论、男性至上主义的看法的影响,《廓清》被掩藏在女性解放历史的影子里,有时甚至成了被人遗忘的杂志。但在对大正文化进行再评价的时候,《廓清》是绝不可忽略的市民运动的宝贵遗产。

(本文摘自[日]竹村民郎《大正文化:帝国日本的乌托邦时代》,欧阳晓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1月。)

作者:竹村民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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