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贫穷的年代:二十世纪初期的日本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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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危机年代:日本、大萧条与农村振兴》,作者:克里·史密斯,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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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柴靠村公所征收税金来维持为村民服务的办公开销。 中央政府仅提供极少的日常补助,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的教师工资、社会服务及公共事业工程等方面的费用都需由村里自行解决。 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十几年中,由于政府进行多次工程和项目资金募集,再加上扩大教育规模,当地村、镇一级的政府预算开支一路猛涨。教师工资和其他同 教育相关的开支在关柴总预算中占了40% 到50%的份额,从1918年的不到8000日元增长到1928年的25000日元,而在接下来5年中,平均教育经费则接近21000日元。

尽管20世纪20年代中期政府进行数次税改,但即使在并未发生经济下滑的20年代末,税收仍旧入不敷出。村镇政府试图通过贷款(在1913年到1929年间全国的地方赤字增长了21倍多) 来弥补这一亏空,但这很难算得上是一劳永逸的财政良策。在大萧条爆发之初,当地官员试图尽力削减开支,但他们很快发觉诸如教育和其他由中央委任的项目开支这类属于固定开支所占份额相对庞大,而且很难压缩,难以有效地削减预算。 正当农村经济局势开始恶化之时,雪上加霜的是,中央政府号令当地管理层推行比以往更激进的公共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改革,这越发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

在类似关柴这样的村子里,大萧条使得赋税的征收变得异常艰难,有时甚至是难以执行。农民和其他居民要么不再支付所欠税金(占1932年福岛未偿付税金总额的1/3),要么尽可能拖延缴税时间。 由于村里的财政状况已经岌岌可危,哪怕税收有一点减少就会危及到整个村子基础服务的正常运转。 当地的民间组织也遭遇到类似的境遇,一旦会员停止捐助,许多原先非常活跃的社团和服务机构就会无法运转,这就意味着官方和民间的基础服务机构都受到了大萧条的冲击,而此时恰恰是农村社会最需要他们的时刻。

媒体和政府评论家都很看重服务机构的运转问题,将其看作当地秩序混乱程度的风向标,同时还格外关注学校这一衡量农村民生疾苦的指标。教育经费是农村家庭最不愿意削减的一项开支,即便是在大萧条最不景气的岁月里也很少有人会让自己的孩子辍学。因而当地学校不仅没有关闭,而且一直满员,显然这里寄托着当地社会对未来的期望。但与此同时各级村镇的学校也是表现农村生活状况的窗口,而且随着大萧条的日益加剧,学校这扇窗口开始展现出这种紧张气氛。

当地教师工资主要靠村镇的预算支付,这笔费用在总预算中占很大比重。作为国家未来栋梁的守护者,教师理应受到尊重,而且在正常情况下当地也能够支付得起这笔开支。 然而教师的待遇丰厚(但按农村的收入水平来说并非高得离谱),况且他们和当地人的联系也不那么密切,因此在大萧条这种非正常状态下,教师的工资首当其冲地成为当地财政赤字的受害者。在1932年的福岛,大约有一半的村镇拖欠当地教师的工资,另据报道拖欠的时间长达9个多月之久。

尽管时事评论员承认在过去也曾拖欠过教师工资,但从未出现过大面积地拖欠数额如此巨大的事件。 1934年底,福岛已几乎成为全日本拖欠教师工资最多的县。会津的福岛民报总是爱登载一些支付教师工作的罕见事例,从中可以看出1934年确实有近一半的人拖欠过教师的工资。在整个农村类似的情形已是司空见惯。全国和当地的媒体在报道此类事件时总是充满赞许的口吻,新闻界不是对连续数月未得报酬但仍继续授课的教师表示感激,便是对这些难以驾驭的问题困扰当地社会深表同情。

关柴拖欠工资的现象比其他地方较早出现,早在20年代末期就不得不靠短期贷款来支付教师工资。 到了大萧条爆发之初,村财政赤字更加严峻。 1924年佐藤知事就任的头等大事就是说服那些欠税的村民补缴税款。他随后成立的税务机构,定期收缴税金上交村财库,也许正因为如此,才避免了拖欠税款导致再次拖欠教师工资的境地。

即便这样,在大萧条最初的几年里遭到催讨税款的人数仍在急剧增加,1927年到1930年人数至少翻了一番。 1930年底,村公所警告要没收340位欠税的村民的财产,而这一数字是1927年的两倍半多。 彻底执行此类罚没财产前,村公所公布农户详细的财产目录,通过公开拍卖来偿付所欠税款。 在关柴记录的财产清单中列出了大量有待售的服装、家具、自行车等家用物品。 有些家庭数次历经财产拍卖,他们一直在竭力避免家产被一次性没收的厄运。

如同记者所描绘的发生在1932年鸟取县村公所的那幕场景,有些地方就曾一次性没收欠款村民的财物:

夜班值班室的墙上挂着十多个钟表,这里看起来更像是钟表行,所有的表都非常陈旧,而且满是烟渍,挂在那里看起来十分古怪。 屋子的角落里堆着高高的榻榻米,而对面的角落里则堆放着一摞摞的隔扇和拉窗。 隔扇诉说着岁月的痕迹,曾经雪白的拉门如今已变成了灰黑色,而拉窗则被孩子们的手蹂躏得破败不堪。 在屋中的另一角有一个小箱子、一张小书桌,仿佛昨天孩子还在上面练习写字似的,另外还有几口锅和一个火盆之类的杂物,这里简直就像是个二手杂货店。

与拖欠教师工资和税款的报道相关的内容还时常涉及农村儿童堪忧的生活状况。 尽管孩子们仍坚持到校上学,但老师和其他观察员都深知不同于经济危机前,学生们不再能吃得饱、穿得暖,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无法满足。 例如孩子们带到学校的午餐的质和量都在明显下降。 在岐阜县的一个村子里,老师为回应某些学生吃不饱的说法,对孩子们的午餐进行了临时检查,结果竟有几十名学生不愿打开饭盒,理由是他们不觉得饿。 但当老师打开饭盒,才发现大部分人只带了搀着大米的大麦和一点点竹笋。

在教育部最终估算的1932年中期2万名挨饿的儿童中,很难确定究竟有多少孩子长期营养不良,又有多少孩子只是最近才忍饥挨饿,之所以得不到确切的数据,是因为教育部当时并没有重视这一问题,其理由是按惯例地方会给予帮助,确保儿童有足够的食物。显然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国家承认确实存在的问题。 也有证据表明教师将学生吃不饱饭看作是大萧条更为广义的一种表现。

儿童忍饥挨饿、教师工资得不到偿付、村民交不起税以及当地民间机构的解体,所有这些都是农村收入锐减引发的问题,从多个角度证明了经济下滑不仅削弱社会结构,而且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即使有些地方能像关柴那样避免某些方面问题的发生,但很少会完全不受任何影响。 在一些手头很紧的村子里物物交换早已司空见惯,另据一位长野的居民讲就连死人都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村里人想尽一切办法找借口不去参加葬礼,因为按照习俗需要给痛失亲人者送礼金以示安慰。他说,如果确是有人前去拜祭,人们会写写一张“30分”或是“50分”的欠条,将收到条子的人叫到一旁解释说,“非常抱歉,不过等我卖了蚕茧,或是经济好转一些,我一定会把欠的帐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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