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西方传教士的长征亲历记

subtitle 东方历史评论03-03 14:51 跟贴 143 条

撰文:薄复礼

翻译:严强、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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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 8 月 7 日,由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奉中华苏维埃中革军委命令从湘赣根据地向外围挺进。1934 年 10 月 1 日,先遣西征的红六军团在连续突破敌军围追堵截的残酷环境下,穿越湖南、广西后到达贵州黄平。此时的红军因连续作战、行军,不但减员严重,还缺粮少弹,急待补充。就在部队拟于次日秘密突袭旧州城时,出于作战需要扣压了途中相遇的薄复礼(Rudolf Alfred Bosshardt Piaget)夫妇等一行 8 人。当时红军的政策是把外国教会划归为反动势力,因此攻克旧州后,红六军团决定继续扣留薄复礼等两个可疑的外国教士并随军审查。

此后,红军始终处在湘鄂川黔滇山区艰苦的转战之中,为解决被扣的外国教士的问题,红军与有关方面的联络均需费时费力地互相寻找。再加上国民党政府、湘西土匪、教会等方面的破坏、敌视等原因,致使薄复礼本人不得不随红军行动长达18个月之久,行程近19000里。

尽管非薄复礼本人所愿,但他作为长征中一个来自西方阵营的外国人,目睹和亲历了红军长征,尤其是有关红六军团西征,红二、 六军团会师,开辟湘鄂川黔滇边革命根据地,以及为掩护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而转战万里的艰难历程。他的经历收录进了《一个西方传教士的长征亲历记》(中国画报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这段相关史料曾极度缺乏,因此弥足珍贵。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第二章“逃跑及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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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在我们的生活变得较为平静。自从被扣留以来,我和海曼在祈祷时共用一本《新约》和《每日祈祷词》抄本。大家相互鼓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前一段行军途中,我们还一起祈祷和诵读《圣经》,并合唱赞美诗。礼拜日,我们通常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唱《赞美诗》。卫兵们很喜欢听,经常要求我们再唱。在这里,红军给了我们不少活动的自由。他们除了允许我们用洗过二十多人后的洗脸水洗脸外,还允许我们在少有的几个晴天中乐悠悠地在院中晒太阳。他们并不太严格限制我们待在房中,只是不准走出院子罢了。

面对毫无希望的释放,我们意识到圣诞节即将来临。在房中住久了,我们发现后门的两个在左、一个在右的三颗钉子钉得很松。“逃走”的念头再次涌上心头,节日临近,单凭想与家人团聚这一点,就足以刺激我们去做逃跑的尝试。我们发现房子后面设有一个卫兵站岗,不过他经常玩忽职守忙别的事;而且每到黄昏之际,他都要被卫兵连长叫去晚点名或集体唱歌。

1934年12月17日黄昏,当那个执勤的卫兵刚被叫到另一间房子火堆旁点名时,我们轻轻打开了后门,利用阴影迅速地跑过营地,然后走下几级台阶,来到早先上厕所时观察好的一个花园。这里有一堵墙把路分开,我们很容易地爬了过去。这时,我们清楚地听到身后传来的歌声,必须在被发觉前跑得越远越好,只有那样才能逃脱。

薄复礼夫妇合影

天很冷,月色暗淡,我们辨别不出前进的方向。半夜,我们沮丧地发现又转回到老地方。天这时漆黑一片,下起蒙蒙细雨。为了不至于掉进山涧摔死,我们只好冻得哆哆嗦嗦地在路边等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我们冒险敲开路边一家的门,那里房主虽然给了些吃的,但却不断地赶我们走,一再讲“红军随时可能来”。他们给我们指了一条安全的路线,路上我们遇到的第二家房东非常好客,除留我们歇脚外,还免费送给我们一些食品,甚至还尊称我们“牧师”。他们是非常善良的,不过,我们仍担心红军随时会来,恐怖笼罩着大家。

一个青年人把我们送到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庙中隐蔽。当朦胧的曙色降临那座庄严的建筑时,青年人说了声再见便匆匆消失了。我们发觉庙的门窗为防打仗都堵得严严实实。我们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入口,里面的老道士听到声音走了出来。对他,我们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故事。虽然他让我们进了庙,但却担心地告诉我们,红军因怀疑他匿藏地主,几乎天天来搜查。道士拿来了冷米饭和味道不错的炒菜,然后就坐在我们身边,设法劝我们离开。他简明扼要地说,我们即使为逃命也应向前走,他告诉了我们行进的路线。说实在的,我们所处的状况的确十分危险。

2

天亮以后,我们停下,找了一个地方隐蔽起来。对于躺下睡觉来说,地面太潮湿了。我们只好坐在那里祈祷。黄昏时,我们继续前进,结果,又发觉像前次那样绕了圈子。我们始终未能走出塔卧方圆的五里之外。我们再次走进路旁的一所农户家中,他们很善良,让我们吃了一顿米饭和鸡蛋,不过他同样盼望我们吃完就走。房东告诉我们下一步的路线,并解释不能让我们久留的原因是邻居家中有人在红军中当连长。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后来证明我们的确给他带来了危险。此后的几天,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山洞,并在里面睡觉,不过因为担心山洞会塌陷,我们又坚持爬了出来,不然我们说不定会在洞里永远“失踪”。

由这里向前,当翻过了一座山后,我们在路上碰见了一位挑担子的妇女,我们迎上去,有礼貌地向她讨水喝,谁知她却胆怯地掉头跑回家。当我们跟到门口时,一个男人从里面走出来,打量着我们,突然问:“还认得我吗?我们曾见过。”原来他就是与红军谈判释放廖胖子的那个中间人。他把我们让到家中,并拿来晚饭。在这里他是属于我们这一类的,都因红军而倒霉。他也同样打算逃离这里,我们无法在他家中藏身。当大家相对发愁时,方才遇见的那位妇女安慰我们说:“这山谷下面还没有红军。”我们继续向前。当我们在山下路边一户农民那里打算买双鞋时,谁料那家人暗中早已知道红军正悬赏五百元捉拿我们。我们走后,他马上派人去报告了红军。在我们爬到另一座山的半山腰时,那家房主抄近路赶来告诉我们说,前面山上有红军,危险,劝我们先返回他家,待天黑以后再走。我们弄不清该怎么办,最后听从了他假惺惺的劝告往回走。不久,我们发现他的好客非常伪善,由于说谎的缘故他的表情十分紧张,而且每走过一间房子,他都提议歇歇。这时红军由山下追上来。当看到后面那些手执长矛的人追来时,他一把抓住我并为那笔悬赏激动得哆哆嗦嗦。

我们的《新约》《每日祈祷词》和袋中的三块银元都被搜去。后来我遇到原来的卫兵时,第一件事就是请求他帮助寻回那两本书。卫兵偷着告诉我们说:“不会杀你们。”当然,这样做对他自己是相当危险的。当我们被押回塔卧,途经一所庙宇停下来休息时,一大群人很快聚集到那里,好奇地看着我们。在那里我们吃了晚饭。回到原来地方后,我们遇到了卫兵连长,他生气地揍了我们几个耳光。我们被带去见“法官”,他同样也很生气。后来,我们被关到普通犯人(奸细、帮凶等人)的房中,但在里面与他们隔开。一个半小时后,我们被叫到萧克将军及其他领导那里接受审问。

红六军团长 萧克

“为什么逃跑?”“法官”问。

“假如你在我这样的状况下,你不这样做吗?”我回答说。

“你是基督信徒,基督不是说过打你的左脸就把右脸也给他吗?那么,我们要求你跟着走,难道你不应跟到底吗?可你违背了自己的教义。而我同你不一样,我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法官”这样回答我。

直到后来我们离开,他们挨个一遍遍地重复训斥我们。而在这时,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默默地祈祷上帝。

他们的态度,未能像他们所说的那些道理那样同情我们的遭遇,如此的训斥,只能使弱者抗拒。如同他们节俭的经济政策那样,他们简单地将人划分为三个阶级,并选择支持一个,虽然从根本上讲三者都同属那“贫农”阶级。第一是农民及工人阶级,第二是小业主—这需一定的时间进行改造,第三是诸如牧师、教师等—不从事体力劳动者。

按他们的分析,我们即属于第三类,结论是否定的。保罗的预言降临到我们头上,“直到今天,我们仍被看作是世间的污秽,万物的渣滓。”提问结束后,我们被绑着关进一间木地板的普通犯牢房,房内的两个角落堆着些稻草,作为我们的床,几块砖头作为枕头。我和海曼睡觉的位置被隔开,一头是海曼,一头是我。命令我们不准说话,想翻身和活动时须报告卫兵批准,他们还给我们制定了规则,其中要求按这种方式说话:

“同志,我想报告。”

“报告什么?”

“请让我翻身。”

“不行。”有时卫兵会这样生硬地回答,不过适当时他会同意。我们的手是被绑在身后的,完全得依靠他们来松绑。如果同意翻身的话,那么就得松绑。海曼的左手就因捆绑得太久,很长时间未能恢复。

卫兵平均10人一班,有一个班长,几个班组成一个连,由连长指挥。每个连配有卫生员、指导员和教员等。虽然共产党的口号是“打倒特权阶级”,但他们内部却相反,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不过,下级的意见也往往被上级采纳。曾有一个比孩子大不了多少的班长,在他调到这里的当晚,注意到卫兵对我们看守很严,而我们又被很紧地绑着,他自作主张地给我们松了绑,后来竟也没事,的确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们的痛苦。

译者对薄复礼英文路线图的考证和解读

3

几天后,我们又被带去见“法官”,除逃跑一事未深究外,其他仍像审讯间谍一样。“法官”告诉我们,不久我们将在广场上接受人民审判,那时,我们应老实交待问题,因为如果交待的能使广大战士和老百姓满意,我们的罪名将定得轻些,否则,我们不妙的前途将由他们来决定。准备交待的问题在单子上列得很长很详尽,细目从何年何月何地出生,受何等教育,一直到来华后的活动等。问题同样包括那次难堪的逃跑,如遇到何人,从何人那里得到过食物等。我们从常识判断,大概谁与我们接近谁就将倒霉。“法官”扭过头来告诉我:“这里你将受到的是代表人民意志的公正审判。”

不久,我们便被带去接受审判,大约有几千名士兵和老百姓早已聚集在广场上。一座后部装饰着旗子和纸花的讲台上面,设置了一个示众的审判台,台上有供“法官”专用的一张桌子和三把雕花木椅。

审理的第一个案件是一个“同志”受贿后企图保护地主,提问他几个问题后转交大家裁决。随着下面大家一声“杀”字,这个可怜的已经很瘦弱的家伙,脸色蜡黄,还试图辩解,但马上被带下去处决了。

我们是下一批,海曼在前,我在后。一会儿我们被带上审判台,面对人们。坐在身后的“法官”开始提问,我们则需要面对台下的人们回答,情景颇具戏剧性。最初是嘲弄我们几次用英文重复自己的名字,如此怪里怪气唱歌般的外文名字的确有趣。“鲁……道……夫。”人们爆发出阵阵大笑,他们还要求海曼说几句英语,再次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现在上帝的教诲极大地安慰了我,特别是“当把你交给公会,面对权势者的威严,不要忧虑,心口如一,因为圣灵将导引你说出该说的话”,上帝使我坚定了信心,驱走了恐惧。

“到中国来干什么?”“法官”问。

“来传播上帝的真理,并告诉我们如何忏悔……”

“法官”立刻叫我闭嘴,紧接着提下一个问题。这是三项指控,即

(1)我带的照像机及拍摄的一些估计是战略要地的照片;

(2)我的中国装束及流利的汉语,隐瞒自己外国教士身份想干什么;

(3)我们传播使人麻醉的宗教。

结论是:他们有充分证据证明我们是为各自国家服务的间谍。

此后,“法官”要求大家裁决。人们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又爆发出那两个字眼“杀”“打”。“法官”马上站起来命令把我们带下去。一会儿,我们再次被带上来,他们开始高声宣读早拟好的判决,赎金改为15万元,判处海曼有期徒刑一年,判处我18个月。我服刑长的原因是曾唆使逃跑,这当然不公平。例如,我在海曼被抓时,往前多跑了几步,这被他们可笑地指控为“拒捕”。继我们之后,又有两个犯人接受审判,他们的命运同前,均被判处死刑,而我们则在散会后被带回牢房。

开始服刑后,“法官”把我们叫去几次。有一次,“法官”告诉说:“你们逃跑时执勤的那个卫兵,因失职将受惩罚,自然你们也得为那次徒劳的举动而受惩。”他列举了三种方案让我们选择:一天挑一百桶水;一天挨打一百下;一天二十小时不准睡觉。我们无法选择,我们没有力气挑那么多水,而其他两种方法还不如“砍脑壳”。不过,我告诉他,如果允许的话,我倒真愿干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无论如何恐吓对我们不起作用。他本打算用惩罚那个卫兵的话来动摇我们的信仰,可我们却告诉他上帝将与我们永在。我们甚至吵起来,而那个卫兵见此却似乎暗中高兴。

当卫兵看不着我们或转过身去时,我便与海曼偷着小声说几句,我让海曼装聋,并和他做打字母的游戏联系。他真是一个聪明而又非凡的“学生”,他掌握得很快。不过,这种方式的极限仍需卫兵看不到时方可进行。一有空,他就比比划划地问我:“你正在干什么‘鬼事’?”

1936年4月12日,脱离红军后的薄复礼

4

圣诞节的黎明,在我们被严厉监禁的状况下来临了。有生以来没有比这更凄凉的一天了。天很冷,没有火,唯一的消遣是在地板上抱膝独坐。凄凉之中他们做的唯一事情,是照例送来那令人感伤的普通饭菜。那天,我们呆望阴沉的天空,愁肠百结。

上帝的那句话使我们眼前呈现光明:“阿门,上帝和我们同在。”我想了很久又想出一个用碎草拼字母表达思想的办法。当然,这仍需瞒着卫兵。这小把戏使我们从苦闷中解脱出来。地板上一点点地出现了的句子使海曼兴奋起来,“上帝既然为我们,他就不会丢掉我们”。我俩明白现在的状况还未达到上帝所忍耐的极限,我们为接受考验而自感欣慰。

两三天后,“法官”再次把我们叫去,审判做了更改。他的眼中闪烁着友善的目光,他对我们说,我们在服刑期间可按一天一块大洋赎买的办法免刑,即海曼一年计三百六十五元;我十八个月计五百四十八元。“可我们没有钱。”我犹犹豫豫地回答。“法官”却坚持让我们选择了罚款。我们心中很清楚,如果继续那种刑罚,的确将会加速我们的死亡。

“自然,”他解释说,“我们不能再给你们逃跑前享有的那么多自由。”他同时还要求我们根据判决书副本再次向外写信,并说如果能得到两挺高射机枪的话,将会减少赎金。我们又在如何获释的旅途中跋涉,不过,在目前的这些谈判中,我们最愿选择的则是马上睡觉。

先前的那种严厉监禁方式慢慢放宽了,但无论如何禁止祈祷,这对我们来说,同样是属于一种精神的饥饿。我暗示海曼用外文喃喃自语来秘密进行。当睁开眼时,没料到卫兵已站在面前, “搞什么鬼? ”他盘问道。随后命令我们“头转过去睡觉”( 中国最流行侧身睡法) 。这样我们两人的头方向相反,海曼的头对看我的脚。如此“待遇”持续了几个月,这使我们感到非常别扭。

新年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了,元旦之晨,是我的生日,这也是我第一次不能与亲人欢度的佳节。我的心不单是因为无法回家过年,同时还因那渺茫无望的获释,而迫切需要上帝的帮助。在那次不寻常的祈祷中,我同样得到慰藉。上帝答复了我的恳求,它就在《赞美诗》第37 首中:“噢,来到上帝的怀抱,为他而不屈不挠,上帝将实现你的心愿。坚信上帝,他就会把奇迹创造。不要烦恼,恶人总把自己害了。噢,来到上帝的怀抱。” 上帝这首诗,同样也感动了我的伙伴,使他同样感到快乐。这个关于告诉人坚强忍耐的启示, 指的大概正是在红军中的这个圣诞新年。于是,我在墙上刻上“A·D 1935”a。卫兵能认出数字并明白年号,但却不清楚缩写的含意,那正是上帝纪元之意。红军所惯用的是基督问世前的那种原始的太阳历, 他们不像我们那样重视新年。不过新年前夕仍准备了一次会餐。我们分得一大盘炒得很香的猪肉,这给人无穷的享受。从窗口,我们看到院中同志们八人围成一桌( 中国特有的) 吃饭,因没有桌子, 地面就成了餐桌。此时这种井井有条的样子与过去杂乱的吃饭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5

不久,红军对我们的监禁又进一步放宽了,我们被换到一间有三个犯人的房子,后来房中又添到四人,他是一个大约七十五岁左右姓廖的中国犯人。他家离这儿很近,他被怀疑与那个廖胖子有关联,不过他矢口否认。他的儿子经常给老人送些爱吃的东西,但这只能在红军允许时才行。

一次,红军中一个负责人允许我们这所房子的房东给老廖送了点儿东西,老廖高兴得点头哈腰,感激涕零,看上去甚至能扇自己几耳光。对于目前的处境老廖很为难,如果不奴颜婢膝而采取反抗的态度是不现实的。那个负责人对这种态度反感,因为共产党的政策是尊重老人,并特别反对奴颜婢膝。老廖的举动完全是阿谀讨好,想借此换取红军对他的好感。他的手指甲留得很长,即使在中国老年人中也属罕见。一个卫兵责怪道:“为什么留这么长的指甲!这很封建和不卫生……”老廖于是马上剪短指甲。作为犯人,他一直活到传统的春节。在中国年最后的日子(具体时间记不清),他家曾送来放在特制盘中的一些炒肉和腊肉。他和我们同样在精神上是超脱的,他吸鸦片,作为特殊让步,红军允许

他家中给他送鸦片。在被关押的形形色色的犯人中,我们又有幸看到了一种新情况—抽大烟。后来,我们学会了制作这种使那些苦力耽耽入迷的玩意的技能。有些卫兵暗中也会吸,可苦于弄不到,他们曾秘密向老廖索取。尽管如此,老廖最后还是被处决了。

你也许对了解那些卫兵感兴趣,按我们的话说,他们是些没有教养的人,其中有一个来这儿不久的卫兵,他曾摆出一个老兵的样子。中午或半夜他执勤时,习惯不礼貌地用粗嗓子没高没低地重复唱歌,同时,用枪托不断地敲打地板作为伴奏。他这种粗野的性格体现在其言行中,如骂人“恶霸”“老孙子”等。站岗时,不管我们动了没有,常常吼叫“不准动”。他常走近送饭的小窗口恶狠狠地瞪犯人,同时用特有的大嗓门儿让犯人这样或那样。有时,他走进屋打那些犯人。一天晚上,他因为老廖有病或苦闷发出的小声呻吟而痛打了对方,第二天老人被抬了出去。一天,我对他让我一晚上不准动的命令提出抗议,当其他卫兵不在场时,他嘴里虽不再说什么,但却用刀背打我作为他唯一的回答。我警告说,我将向连长报告他的一切,因为红军是禁止采用这种方式的。他怕极了,却仍装出要进一步报复的样子来恫吓我。第二天,我考虑再三决定保持沉默,没有去想他会怎样对待我。晚上,当我睡觉时,他先后三次摸我的脸吓唬我,我仍保持沉默。几天后,他对我的态度变得好起来,有时甚至尊称我为“老薄”。不过习惯阻碍了他从善如流,他照旧放嗓子唱歌,用枪托敲打地板。我们真不知如何祈祷来阻止这种对神经进行考验的噪声。有时,他会拿出一张曾在萧克任教员的学校发的结业证给我看,证明他曾在校学习一个月期满。

我们的房子正对着院子,这使我们有机会看到大量的他们对待犯人的情景。有一个人试图逃跑,后被抓来带到院中,由卫兵换班打逃犯,他似乎没有指望叫卫兵手下留情。黄昏,那根打人的竹棍收了起来,早上,它又拿出来使用。常常看到,被毒打后的人因饥饿和生病而死去,他们被抬出去,像埋一只野狗一样被处理掉。一次,两个妇女为那个“老廖”来到这里,关在邻近的房中。一天晚上,她们看到死去的老廖手脚捆着像被送往市场的猪一样抬去埋葬时,那女人剪断头发去哀求连长让她们把尸体带回家安葬。连长显示出他有多么硬的心肠,他问那女人:“老家伙给你们带来些什么?”就这样,他拒绝了她们的苦苦哀求。那时,这种情况司空见惯,几乎每天都看到。男人和女人被带出去行刑,有的还被用腰带抽着走,有的赤着脚、手被绑得很紧。处决之后,死者的衣服物品往往被执法者恰如其分地瓜分,目睹此情此景,我们深深感受到冥冥之中神灵之手对我们的佑护。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红军的业余生活,通常是在黄昏时刻,一般由卫兵们相互邀请聊天。他们能无准备地即兴表演,大家围坐在一起,这时连长往往自愿出来组织唱歌或进行摔跤比赛。每次表演后,大家都爆发出阵阵笑声。有时他们也玩诸如“丢手帕”或“赶猪”之类的简单游戏,两个人站在圈里,一个人蒙着眼去追赶另一个,被追的那个要边躲边发出叫声。或者是“瞎子与拐子”游戏,沿着圈一边五个“瞎子”或“拐子”;谁扮演得不好,大家就笑着纠正。做好这些游戏和比赛,不那么容易。在玩的过程中也有一定的技巧,如“刀术”,他们中的一些人相当内行和熟练。在双人对打中,能飞快地用刀砍对方的头和手,剑术亦同样精彩。看到这些清新向上、健康的娱乐是相当有趣的。中国最盛行的消遣是赌博,但在这里是严格禁止的。有时红军也打篮球,不过球场那边我看不见。

时间长了,这种单调的生活使人感觉迟钝,百无聊赖。一天,我看到身边一个中国犯人正拆一双毛袜子,我过去帮忙并问他:“这干什么?”他告诉我准备编草鞋带子。我不由回想起小时候生病中,母亲教给我的编织,我想如果有织针和一些线,我就能织点儿什么,而且编织东西既能满足我的需要又消磨时光。那个犯人没有多少线可给我。从哪里搞到大批毛线?又怎样找到织针呢?我简单地找了根细棍,做成一根合适的针。因为缺鞋,我首先为海曼织了一双软鞋。卫兵们看到后非常惊讶。号兵设法用帽子兜了满满一帽羊毛,偷偷带进来送给我。他的成功,使我从此不再为毛线供应发愁。后来这段时间过得很快,我织帽子、手套、腰带,甚至毛衣都织,直到最后我仍有一批订货单,而这些过去全靠缝制。当然,你也许会为这其中一些物品织得的样子很奇特而感到好笑。

我们总是遵守礼拜天休息制,它使我们很容易记住日期。我们解释这一天停止工作的理由是要对“上帝”祈祷。红军一边听一边取笑我们迷信。不过一到礼拜天,他们自己也停止操练,只能擦枪和待命。可能红军也认为需要休息,不过还要适当准备应付政府军的偷袭。他们经常记不清礼拜几,来问时,我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使他们感到惊讶,有时,甚至军团领导也问我。从那时之后,我们改变了过去因白吃人家饭而惴惴不安的局面。当他们请求帮助或询问什么的时候,我们都深深感谢上帝让我们为自己挣得了一份口粮。尽管,我们说得很简单,但有时他们理解起来相当吃力。虽然我们置身囹圄,并在前一段时期受到嘲弄,但我们遵从上帝旨意并受益匪浅。

我们的床紧靠房子的隔墙。一天,海曼听到“法官”对某人谈话时突然大声地说:“他们是外国人的走狗。”海曼告诉我说:“我认为有人正前来营救我们。”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当怀着这种信念等到晚上时,我们又一次被调换了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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