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丨我和那些彩票一样,也是父亲的一个赌注

人间03-01 18:07 跟贴 3446 条
他曾信誓旦旦地向我许下过美好的承诺,若是中了五百万,就要送我去“小红花艺术团”学舞蹈,还要在南京买大房子,一家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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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父亲最近一次翻修家乡的老房子,已经是快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时他外出打工,后来又做点小生意,挣了些钱,回家就把老屋的土墙全推了,换成坚硬的水泥墙,将房子里里外外修葺一新,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

如今,家乡那个小地方早已楼房林立,而我家这间只有两个半房间的老平房却再也没有变化过,爷爷奶奶还住在那半间偏屋里。经过多年的风雨摧折,偏屋和堂屋分离开来,裂开的缝隙有两个拳头宽,里面塞满了挡风的纸壳子。两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挤在逼仄的屋子里,烧饭的炉灶就摆在床头。主卧的房间倒是完好无损,却已积满了灰尘,父亲固执地坚守着当地一个古怪的习俗:老人不能住儿女的卧室,否则他们会在外面倒霉。

我知道,他比谁都需要运气。

1

十几岁时因为没有南京的学籍,我不得不回安徽读高中。父亲知道我情绪低落、绝望,竟意外地给我写来一封信:从小到大,我们父女之间这种坦诚相见的机会不多。在信里,父亲讲了自己曾经的求学经历,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他很想给我最好的教育——不过这位进城的农民工终究没有做到。

他在信里说,他读初中的时候,上学坐的凳子得从家里自己带。他那时学习很好,可惜命不好。辍学离开学校时,他抹着眼泪,手里还拎着那张老旧光滑的长条凳。

家乡的赌博风气从很早就盛行,村中的牌桌赌局从来不会少了爷爷的身影。爷爷一辈子是个会种田的剃头匠,农闲时节时常挑着担子出去四处揽活,挣了点闲钱就爱坐到牌桌上去。爷爷对父亲他们五兄妹的期望是,早些长大成人,然后可以卖体力挣钱。对爷爷那辈人来说,知识是无用的,甚至多了还可能不好,不如做体力劳动踏实些。那年开学,老师催交学费,父亲回家向爷爷要钱,爷爷刚刚赌完一场,输得个精光,一个学期一块二毛的学费,爷爷硬是拿不出来。

父亲不得已辍学,离家去了南京,他先是在码头上当搬运工,几十斤的水泥袋扛在肩上就走。他不满足简单的体力劳动,跟运水泥的师傅学开拖拉机,从一名搬运工干到运输工。后来,他又往前再进了一步,做起水泥贩卖生意。那个遍地都是机会的年代,父亲很快就尝到暴富的滋味,他用上了大哥大,还买了摩托车。

那是父亲事业发展最顺利的时候,翻修了家中的老屋后,村里路过的人都看得出来,“刘家出了个能干的人”。为了扩大业务,父亲拿出魄力,想买一辆大货车拉水泥,钱很容易就借到,乡邻们把修房子的钱,供孩子上学的钱,都掏出来了。父亲借了三万元,买了一辆大货车。

可父亲蒸蒸日上的事业,因为赌博戛然而止。

爷爷一生在牌桌上的失败,并没有妨碍父亲继续成为一名赌徒,实际上,父亲的牌技、赌技,都是爷爷早年就“传授”给他的。改变父亲命运的那场赌局是在南京进行的,父亲跟几个外地来的小老板一起,赌了一整天,兴致高涨,到夜里,父亲现金已经输完。眼看着赌局要散,父亲却不甘心,说让人家等着,他马上就去银行取钱。赢的人想见好就收,不愿再等。父亲本就赌红了眼睛,当时就急了,见拦不下人,便意气用事地说,他新买的货车值三万块钱,要是再赌输了,车就归他们。

他们又加重了赌博筹码,结果父亲并没有再赢回来,除了输掉了车,还额外又欠了两万元。

2

我在很小时就跟着父母去了南京,那时我们住的房子是一个棚屋,阴暗逼仄。我的小姑姥(父亲的姐妹)嫁给南京本地人,我们那间棚屋,即是搭在小姑姥家的院子外,铁皮的顶,硬纸板拼凑的墙,外面行人脚步声、说话声,屋里听得一清二楚。棚屋外是一条宽阔的公路,一辆辆汽车轰鸣着呼啸而过,到了夜里,尚且年幼的我总是一个人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等父母下班回来,总是担心那些飞奔的汽车会撞到我的父母,以至于后来长大了,我还一直害怕汽车。

而我童年的阴影还远不止于此。

父亲想过东山再起,可当他再次回到乡里,赌博输掉一辆卡车的故事已经传遍,没有人愿意相信他再借给他钱。那些在牌桌上称兄道弟的朋友,他也回头去找过,没人愿意拉他一把。从此,父亲一蹶不振,只好暂时搁置飞黄腾达的美梦,老老实实地当个打工者,从此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他再也没有回到曾经的风光时代。

近乎魔怔似的赌性是从何时缠上父亲,我已经无从知晓,我能感受到的,是那种魔怔散发出来的破坏力,它们横冲直撞,将我家庭撕扯得支离破碎。很多年以后,我才能理解,这些东西背后,夹杂的那种偏执的爱。

父亲开始疯狂地迷恋上福利彩票,我曾看到过他在一个腌臜破旧的本子上,写满那些他自以为是的概率计算方法。屡战屡败的现实从来不会动摇他的决心,反而是偶尔一两次他买的数字与大奖相差无几,他就莫名兴奋,信心大增。他总是在家里念叨,“五百万,五百万,五百万……”

父亲一夜暴富的美梦,于我却是梦魇。想起年幼时,他曾信誓旦旦地向我许下过美好的承诺,说,若是中了五百万,就要送我去“小红花艺术团”学舞蹈,还要在南京买大房子,一家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如今想来,欣慰、羞赧、痛心、悲哀、可笑,心中的滋味凌乱杂成。

他那偏执的人生观是如何养成的,我已无从得知,只知道,在他的世界里,要实现那种阶层的跃升,过上那种他在出租屋里给描述过的明媚生活,只此一条博弈之路。这个自视甚高、雄心勃勃的进城农民工,偏执地将人生的筹码都压在了彩票和赌博上。我上初中时,一周的生活费是一百元,而他一天买彩票的钱就是六十元。

那时父亲在南京开货车,母亲当环卫工人,却总是存不住钱。他们之间无休止的争吵、打斗,构成了我童年时光的晦暗背景。我至今仍记得那些模糊的影像,在不到十平米的棚屋里,他们大打出手,狂乱地挥舞着拳头,辱骂与叫嚷声,充斥在铁皮与纸板造就的空间,我哭着喊着制止,却根本拉不住。父母争吵原因,就是父亲买彩票,或者又输了钱。

大约在我上幼儿园时,父母有次在家里吵架,我想过去抱住他们,父亲一把将我横抱起来,往地上一摔,我摔在地上的凉席上,哇地哭了出来。他们的争吵没有停止,我哭得越厉害,反而还会遭到更多打骂。母亲也总打我出气,要打我时,就从那扫大街的扫帚上面扯下一根竹条,拽起我头发,唰唰唰地朝我挥过来,打得我血棱凸起。

3

父亲的赌性给我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痛苦,更是心灵上的折磨,以及那些被人看在眼里的羞耻与心碎。

小时的我是典型的流动儿童,最初只能在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读书,上小学时,一学期的学费大约是四百多元,面对班主任交学费的催问,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厚着脸皮拖延。后来母亲终于忍无可忍,跟父亲大吵一架后回了老家,把我留在南京由父亲照顾。

我当时就读的学校开设有食堂,午餐需预定,一顿五元钱,荤素搭配,很是诱人,但我从来没品尝过,都是吃家里送来的饭菜。母亲走了,我知道,今天会是父亲来给我送饭,就一直等着。

父亲终于来了,我满怀期待地打开热乎乎的保温盒,却发现里面只是一份漂浮在清寡面汤的方便面。我的眼泪登时就滚下来了,转头就跑回教室,趴在课桌上闷声大哭。不是我娇气,吃不了泡面,而是出于一种心结:父亲给我买的方便面是一块钱一袋,而他买的彩票都要两块钱一张,原来我还不如一张彩票。

班上同学们见我可怜,便自发给我捐钱,记得当时一共收到三十多块钱。我开始每天捡瓶子、废纸壳,卖到废品站,换来几毛到一块不等的钞票。我用这些钱买五毛一碗的早餐馄饨,买菜市场里五毛一块的豆腐,切下一半就着挂面吃,剩下一半用清水养着,留到第二天。

母亲不在的日子里,父亲总是“忘记”给我钱,当他在牌桌上赌性大发,或者在彩票站财迷心窍时,我就靠着拾荒和朋友的接济勉力生活。

那些日子虽然辛苦,我却希望母亲永远不要再回来,赌徒父亲的暴戾,就让我一个人受好了。他信奉“棍棒出好人”的粗暴规训,在对我的残酷惩戒与他孤注一掷偏执地买彩票之间,我仿佛看到了同样的东西,也许我也是他一个重要的赌注。

我的作业都是在学校做好,然后回家打扫卫生、洗衣服,干完家务后就蹲着看电视。父亲有时回家心情不好,见我看电视,就认为是我贪玩不学习,便要打我。打我之前,他会拉上出租屋里的红色窗帘,锁上窗子,将门“啪”一声带上,先是刷耳光、揪耳朵,再是敲头、踢腿,最后解开皮带抽。

我总是不哭,跟他怄气,昂起头瞪他,他就越生气,便打得越狠,直到他差不多消了气,才肯停了手。我带着遍体伤痛,走到我的弹簧床边,往被子里一钻,才敢小声地抽泣起来。我在石灰墙上用指甲抠出他的名字,后来,墙上写不下了,我就画正字,每打一次,便添一笔。

我变得敏感而自卑,不善于跟人打交道,想过自杀,放弃过青春懵懂时的爱情。我进入公立学校读书,却从不敢跟同学们出去玩耍,不请同学来家里玩,不能跟上他们追逐的时尚,没有吃过肯德基,没去过夫子庙游玩。

我也原谅过父亲。

4

那次大赌欠下的五万元债务当时对我们来说是笔不小的钱,迟迟没有还清。父亲的还债策略是:先还赌债,再还亲戚们的债。父亲有位堂哥遇到急事,亲自跑来南京,辗转找到父亲,求他还钱救急,父亲却开着电视,躺在床上一言不发。结果,我那位叔叔一分钱没要到,回去后,放出话来,说他与我父亲从此恩断义绝,我家的事,他永远不会管。

可我后来为了读书,不得不站在那位叔叔面前,泪流满面地求情。

本来,我虽没有户籍,但一直在南京读书,我侥幸地盼望着,学校会因为成绩优秀而挽留我。然而,到了高二开学前的暑假,留在南京高考已无望,我必须返回原籍就读。

县城有县城的规矩,好的学校并不接受考试入学,唯一的通道是走关系,连钱都不行。当年被父亲欠钱不还、羞辱过的同族叔叔,当时已是“扶贫办”主任,在县里有权势,说得上话,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我知道,他放过狠话的,但我必须要去求他——父亲已经去找过他一回,但他连父亲的面都没见一下。

年近九旬的爷爷带我上门,我们给机关的保安塞烟,打听办公室位置,才终于见到了这位叔叔。他拉着一张长脸推门进来,我就感到不妙。爷爷开始说话,做介绍,讨好地笑起来时,脸上的褶子拉得更开了。爷爷的话还没有说完,叔叔就遽然打断他,说,自从当年我父亲见死不救,他就跟我父亲没有兄弟情义可以讲了。

爷爷仍然赔笑,说父亲没脸来见人,今天上门就是来还钱的,希望他可以不计前嫌。爷爷一边说话,一遍示意我递钱上去。我捏着信封,将拿钱递上去,叔叔收下了,然后许久不说话。我意识到,现在我可以说话了。

当时的头几句话大约是这么说的,“叔叔,对不起……我爸爸欠你钱,对不起,现在才来还你钱。我知道你看到我一定不高兴,但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不来求你帮忙,就没有学上了……”后面的话我已记不太清,只记得那种紧张中夹杂着羞耻、委屈、怨恨的情绪,压得我心口发痛。涌出的泪水模糊了双眼,后来我也看不清那位叔叔的模样了。

我终于顺利地入学了,在当地一所排名第二的高中。一开始,班主任对我“特别照顾”,将我安排在班上的混子旁边坐,第一次月考,我进入年级前五十名,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当着所有的老师质问我,是怎么抄的。第二次月考,我的成绩仍然稳定,班里还是有人说酸话;第三次月考时,本来不用监考的班主任,还特地来我的考场巡视。

还好,我意外地收到了父亲来的信。

5

五年前的夏天,我考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学。

正当我为学费发愁时,一个得钱的机会从天而降:南京江心洲某片城中村即将拆迁,父亲一位朋友住在那里,听闻风声后,赶紧在平房上用铁皮加盖了两层楼,想在拆迁时多算面积。还有一个可以领取更多补偿款的操作——那位叔叔先跟妻子离婚,然后我的父亲跟母亲离婚,四人再重新组合,领取结婚证,组成新的家庭。如果父亲和母亲愿意帮忙,可以得到三万元的报酬。

就这样,母亲顺从地跟父亲办理了离婚手续,然后再跟等拆迁的男人成为了法律上的夫妻。最初,我们的生活没有并没有改变,母亲仍然在昏黯的出租屋里洗衣做饭,操持家务。

拿到钱的第二天,父亲回到家里,在厨房低声下气地求母亲:“老婆,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女儿。”母亲放下勺子,她知道,每当父亲如此低声下气时,一定又是来事了。

果然,父亲说他又欠债了,一共三万,四张信用卡,每天利息五六百。

他俩开始争吵,父亲在狡辩:“老子工作不要了,你们娘俩也不要想有好日子过,这个家就散了!再讲,你现在先给我垫上,我到时候借钱都还给你!”

“你到哪儿借钱?哪个还敢借你钱?你借钱二十年都不还,谁还敢借你钱?”

父亲进一步示弱,发誓说自己以后一定老老实实工作,不再去赌,不再买彩票,最终母亲屈服了,他们贱卖婚姻得来的三万元,终于还是到了父亲手里。母亲叮嘱我,一定要跟着父亲去还钱,当天下午,我和父亲坐地铁辗转到了迈皋桥,在一个偏僻破落的台球厅里,我见到了那位肥胖的“养卡人”。父亲说,其余卡留下让对方处理,带回一张绿色的信用卡给母亲看,然后当着面,用剪刀将那信用卡剪碎。

那个夏天出奇地热,就在父亲剪掉信用卡的第二天,我忽然发起高烧,说话也没有力气。父母立即送我去附近的小诊所打吊针。我躺在平板床上讲不出话,心里想着父亲把钱都拿去还账了,我没了学费,上不成大学,眼泪就簌簌地掉下来。

“别哭了!哭什么!又不是家里死了人了!”父亲对我大吼,他应该看得出,我是在埋怨他输掉了我的学费。母亲拿手帮我擦眼泪,她自己的眼泪却又落到我脸上,她抽泣着向我保证,一定会帮我借到学费。

其实家里不只我需要这笔钱。本来,母亲的打算是将那笔钱,一部分供我读大学,一部分用来翻修老家的房子,为让这个家庭变得更好,母亲才同意出卖自己的婚姻,如今因为父亲的赌,一切都化为泡影。

临近开学前两天,母亲吃力地骑着她的破自行车回来,她在一个做卖菜生意的朋友那里借到了钱,五千块,一小沓的现金,裹在报纸里,然后再用针线缝在我的裤子兜里。

6

父亲一直都有份工作的,从帮别人开小货车,到跑长途的重卡,到后来,据说,他也一个月也能挣到九千。但他的赌性就像一个深渊,吞噬着他的血汗钱和这个家庭的脆弱根基。那些年,他跟母亲吵架,激动起来,曾悲愤地吼过:“我赌博了二十多年,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我再也没有听到过比这更荒唐的辩解了。

大学时,父亲曾经给我打过一个奇怪的电话,他当时是在跟几个朋友喝酒,大约是已经喝醉了。他在电话那头囫囵地对我说了不少话,大概意思是,他现在老了,这个家现在要靠我了。我只听说过那些年轻的男孩喝醉酒给女孩打电话,大约男人在这种时候打电话,想要吐露的都是藏得比较深的感情吧。

我以为,他会就此有所转变。

大学快毕业时,我忽然接到二姑姥的电话,她说,最近他们接到许多银行的催促,一天二三十个电话,都是找我父亲还钱的。我挂了电话,心里一沉,走到没人的楼梯间,瘫坐在冰凉的楼梯上。

我原本想,考上研再过问他的事情,但实在坐不住了,只好收拾了复习资料,背着书包上了天台,拨通父亲的电话。电话通了,我还没有开口,那头就传来打牌的声音。我质问父亲为什么还在借卡、还在赌博,明明发过誓的。他的回答让我失望至极,他说,不能怪他借了卡,而要怪二姑姥把事情告诉了我,还骂二姑姥多管闲事,然后“嘟”的一声,就挂了。

那年冬天很冷,室外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冻得似乎我的心也在抖。

去年的国庆假期,我独自待在宿舍,忽然电话响起,我一看,是银行来的。这些以“021”开头的号码,已在我的手机屏幕上频繁出现,它们都与父亲的债务有关。

我那天第一次有勇气按下接听键。我以为反复练习过就会镇定自若,不想放下电话后许久,依然心神不宁,甚至身体发抖,夜里室友已经起了鼾声,我还在床上辗转着,难以入眠。一长串的数字和银行大厅里刺眼的红色LED字幕,莫名地,一直在脑海中萦绕。亲人们说,父亲的债,我要扛起来。

几个月前,父亲在我研究生入学后,将他最新的债务和盘托出,他让母亲赶紧收拾东西跑路,当天晚上,母亲跟我通视频电话,话还没说出口,眼泪就掉下来。我以为是父亲出了什么意外,心里忽地一紧,不想,却仍是因为他的债。

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坏,父亲至少欠了五十万,各个银行的信用卡、以及那些不断翻息的野路子高利贷。下面这些事情,我知道得更晚:还了那次三万的信用卡后,父亲并没有停下来。在我上大学期间,母亲就在给父亲还债,父亲自己工资每月三千多,从来不会有剩余,每天买彩票,二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一买就是加倍,同时押许多号码。家里的出租屋附近有个彩票站,他在那里一待就是一晚上。其他的赌博,他也没有戒过,烟酒不停。

那个承诺“中了五百万”就送我去精英学校的父亲,那个声称“赌了二十年都是为了这个家”的农民工,已经越走越远了。

母亲一直没再跟父亲复婚,已有新的家。

文中人物为化名

编辑:朱玉

题图:《明月的暑期日记》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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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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