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逸的小城市,没有你想要的未来

湾流02-14 00:30 跟贴 36550 条
为什么不要回到小城市生活?因为那里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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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逃离大城市的叙事中,小城市完美契合了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

一来,不用面对每月动辄四五千的房租;二来,不用为每天数个小时的通勤发愁;三来,还能时刻陪伴家人。小城市吸引他们的还有相对低廉的房价,在这里更容易满足置业成家的梦想。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大城市,重返小城。2017年,保持着高人口流入的北京,出现了常住人口负增长,大上海也外流了15万人。

更何况,媒体中充斥着不少鼓励此举的论调:“现在网购发达了,回到小城市也不会降低生活品质”“小城市的经济蒸蒸日上,回去了也能找到工作”“现在反腐力度空前地大,回到小城市也没有什么不公”……

于是,不少人趁着过年返乡大潮,决心年后留在小城,终老一生。但小城市真的那么适合生活吗?留在那里真的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吗?真的不需要拼爹也能活得很好吗?这篇文章将为你拨开迷障见到真相。

无用之人留在小城市

谁留在了小城市?没什么能力的人。答案残忍而现实。

2012年,巴黎经济学院的洛朗·戈比永(Laurent Gobillon)发现,流向大城市的人口,其职业能力高于平均水平,反之亦然。

这一观察在中国更加显著。将体力、受教育程度、职业培训、社会关系等统一折算后,进入2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的农民工,其能力得分比小城市的农民工高20.1%。

接受过正规职业训练的农民工少之又少/视觉中国

大城市的筛选效应竖起了一道无形的结界,将小城市的年轻人拒之门外。最常见的就是学历门槛。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斯高(Scott Rozelle)联合中科院发起了农村教育行动计划。调研结果表明,在小城市及县乡,60%以上的年轻人未能进入高中,更遑论接受高等教育。

如今的招聘公告中,最低学历要求也早已从大专升到了本科。这些受教育程度不足的年轻人,在大城市的就业市场中缺乏竞争力,只能待在小城市。

江苏南通,年轻的求职者一脸迷茫/视觉中国

不过,与其说年轻人被困在家乡小城,不如说他们主动选择留在那里,缺乏离开的动机。

钱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力。比如,始于2003年的农民工大潮,就是因为城市的收入是农村的数倍,吸引无数农民进城,掀起了产业工人的潮流。如今,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收入差距依然显著。但现实是,依然有大量的年轻人不为所动,留居家乡小城。就连那些在外地大城市接受本科教育的人,也有19.8%选择返回生源地。

这就涉及到一个名为“相对剥夺感”的概念,也就是“心理落差”。早在1982年,芝加哥大学的小罗伯特·埃默生·卢卡斯(Robert Emerson Lucas, Jr)发现,并不是当地越穷,才越要迁移出去。一个地区的人口迁移水平,取决于居民的相对剥夺感程度。即,与当地整体水平相比,感觉自己越穷,相对剥夺感越高,越有迁移的可能。

诚然,小城市收入只有大城市的一半甚至更低。不过,当地居民也并不会拿自己的工资和北上广的白领比,而是和“邻居家的孩子”比。2016年,山西省忻州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987元,平均每月2082元;但当地公认的好工作——教师、公务员、银行职员——的工资也不过每月3000元左右。

没有对比,也就没有伤害。在当地年轻人眼中,哪怕随便找一份工作糊口,也并不会比身边的亲戚朋友差到哪里。他们宁愿在家待业四年,一场不落地参加铁饭碗招聘考试,也不愿意去大城市工作。

湖北襄阳,一个年轻人正在参加事业单位入职面试/视觉中国

但在大城市,相对剥夺感无处不在。

前脚还在为自己比北京城镇人均收入55275元高出不少而庆幸,后脚马上被隔壁公司的十万年终奖打蔫儿。而收入只是引发心理落差的原因之一。成功的样板近在咫尺,刺激得众人皆在焦虑如何过得更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城市中掀起了处处战场,每个人都拼尽全力,力争上游。

面对大城市中激烈的竞争,一部分年轻人心生畏惧,选择逃避,安于小城。还有些人缺乏专业技能,无法在金融、编程等大城市的主流行业中立足,被迫将对劳动素质要求较低的小城市,作为就业目的地。在这里,体制内就业是主流,他们于此能免受市场检验,甚至获得灰色甚至黑色收入。

而对家里有关系的年轻人来说,选择小城市几乎不需要理由。2014年,湖北宜昌市工商局发布了普通管理职位的招聘公告,其中赫然注明:“具有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网球国家二级及以上运动员资格”才有报考资格。这种超出岗位需求的招聘条件,无疑是萝卜岗位的标配,帮助有关系者排除掉大多数竞争对手。

笼罩在头上的关系网

中国人熟悉的“关系”,有一个专门的英文单词“guanxi”,用以区别于更常见的人际关系。这个区分很有必要,毕竟,不是全世界都能理解这个以谋取私利为核心的人脉网络。

2010年9月3日,首尔,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柳明桓当日就女儿被特招入部一事向国民道歉,并取消了录取资格/视觉中国

学界曾有定论,50万人是关系网起效的分水岭。人口超过50万,社会的复杂度就超出熟人社会的限度。只靠关系,许多活动都不能组织起来,社会资源得不到有效调配。此时,制度和个人能力对维持社会运转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

但在人不多的小城市里,关系网恰好笼罩到每一个角落。如果不找关系,不仅个人被埋没,任何事情更是寸步难行。在小城市,年轻人只有两种工作: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

想在体制内找一份工作,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2年,湖南邵阳自来水公司,一名退休职工因为关系不够硬,未能为子女安排好工作,愤而向领导们砸汽油弹,造成三死四伤的惨剧。

如果父亲在体制外就业,子女进入体制的比例只有12.17%。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体制内就业的父亲,其后代进入体制工作的比例高达67.49%。如果母亲也在体制内就业,这一比例将飙升至82.57%。

1991年出生的孙超,两年前通过安徽省大学生村官考试,现在在仲兴乡仲兴居委会担任村团委书记和村支部副书记/视觉中国

对小城市的年轻人来说,“拖关系”不仅是能否入职的关键,更是日后能否升职的决定性因素。在博士论文《中县干部》中,就有官员坦言,“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

这种沾亲带故的“政治传统”,在中小城市很有市场。在以小城市为主的中西部地区,体制内人员的后代获得领导职位、高级职称的比例为10.9%,而非体制内人员的后代仅有5.4%。就算不在体制内就业,关系依然对升迁有着巨大影响。中国社科院发布《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称,干部家庭子女进入领导岗位的机率,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

体制外的工作,几乎完全与开店当个体户画上等号。这在当地人眼中是不入流的工作。毕竟,受制于小城市凋敝的经济和闭塞的观念,只有仰仗公家才能维持住生活这样子。

2018年国考开考,招录2.8万余人,近166万人报考/视觉中国

想在小城市的体制外闯出一片天地,没有关系的话也不啻于痴人说梦。因为在这里,经营的第一要务是与公权力打好关系。早在2013年,就陆续有媒体报道,地方上的小民营企业家想尽办法把子女送到当地政府就职。他们就是为了朝中有人才好办事。

关系如此重要,以致于在小城市创业,成了有关系之人的专利。父母担任一官半职的,男性后代的创业概率显著增加了11.45%。而“官二代”创业概率的升贬,也成了反腐力度的晴雨表。在十八大后的2014年,官员家庭子女的创业概率,比2011年时低了3.2%。

将目光投向更广大的社会领域,小城市的年轻人更没有活路可走。盖章办事、求医问药、孩子上学,凡此种种,找不到关系只能一等再等。

注定衰落的小城市

相比有关系者,没有关系的小城青年当然事事不如意。但小城市注定衰落,关系户和普通草民终将在经济滑坡中,达成相对的平等。

2014年,山西省大同市/视觉中国

大城市之所以能成为大城市,是因为具备了特定的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吸引大量人口定居。小城市则恰好相反,由于欠缺各类资源,无法通过产业聚集实现人口积聚。规模上的差异,注定了大城市与小城市间迥然不同的发展格局。

起初,河北的省会是保定。但随着铁路通车,石家庄逐渐变为华北交通枢纽,带动大量工矿企业的发展,一跃成为河北最大的城市,把省会的名号夺了过来。留下保定守着驴和当代严肃文学空兴叹。

大小城市的分野一旦出现,就会从根本上拉开发展差距。1996年,斯坦福大学的安东尼奥·斯康教授(Antonio Cicoune)提出,城市规模提高、就业密度翻倍,会促进州内的生产效率增加6%。但在中国,由于城市规模太小,缺乏规模效应的城市占总城市数的51%-62%,由此引发的损失占到了总产出的17%。

不要小看点滴差距。日积月累,这些经济上的差距,将从根本上恶化小城市的经济环境。资本自然更青睐大城市。城市规模每增加1%,人均资本量提高0.224%。对省会及以上的城市来说,人均资本增量暴增至0.68%。截止到2014年,72%的顶级投资事件都发生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地方。缺乏资本浇灌的小城市,轻而易举地就被大城市甩在身后。

2006年,山东泰山,小城市发展国际交流大会/视觉中国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小城市经济不景气,生活其中的人很难独善其身。关系能解决一个人的就业问题,但无法解决一座城的就业问题。

就业弹性系数是衡量就业难度的金指标。数值越越小,劳动市场越疲软,求职者越难找工作。2007年时,兰州这样的内陆低线城市,就业弹性系数仅有0.05。而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中,就业弹性系数是后者的5倍。

人口每增加1%,求职耗费的时间就减少0.124%。如果你在两千万人口的北京找工作需要一周,那么在1万人口的小城中至少要101天。与重庆周边的县市相比,在重庆找一份工作需要的时间减少了25%以上。

2017年2月26日,苏州市人力市场招聘大厅内显得十分冷清/视觉中国

即便找到了工作,工资也会让人怀疑人生。小城市的工资整体偏低。2017年,农民工月均收入3275元,待在小城市务工依然比外出工作的月薪低687元。其他职业更是如此。城市规模扩大一倍,人均收入就会增加3%。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中国人,只需要从规模较小的底层城市迁移到规模较大的顶层城市,收入就会增加34.6%。

正因如此,那些嗅到小城危机的人从故乡流出。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17个人口净流出省没有一线城市。小城中下行的经济逼迫居民离开。人口流失总数超过百万的城市,四川就有五个。

四川自贡,当地居民普通的生活/视觉中国

随人离开的,还有维系城市生机的公共服务。

近年来,为了追求合理收入,中部地区的初高中教师中,出现了南下深广、北上京畿的风潮。2010年至2013年,在县城及以下地区工作的教师由472.95万下降至330.45万,流失率高达30%。巨大的教育空洞,封死了小城青少年借由读书改变命运的可能。小城市也失去了造血能力,无力自救。

这就是小城市的现状。留在那里的年轻人,虽然安逸,但没有出路。他们不仅要忍受无所不在的关系网,还要承担小城经济落后的种种苦果,更要坐看生活的沉沦。城市化率超过50%后,其速度就会起飞。小城市和大城市的差距,会进一步放大。届时,在小城中如此安逸三十载的年轻人,将在垮塌的生活中嚎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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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橘色罗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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