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佳作经眼:有书为伴岁常新

网易历史02-12 10:00 跟贴 37 条

作者|饶佳荣,历史爱好者,现为澎湃私家历史编辑。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过去的一年已然进入了“新时代”。不过,仍是在阅读中获得平静、安宁和自在。时岁匆匆,好书太多,眼界有限,精力不济,雪泥鸿爪,聊记阅读带来的愉悦和充实,藉此向著者、编辑和读者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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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二版),阎步克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4

与下面将要提及的《中国考古学》一样,本书也是一部通论性著作。其实,通论性著作要写出水平,是非常不容易的,既要对学术史有宏观的把握和深刻的认识,又要别出机杼,晓畅通达,实在是对学力、视野和才情的巨大考验。难怪汉学大家杨联陞深有感喟地指出:“越是概论,越得大师来写。哈佛的入门课永远是教授担任。”

用作者的话说,本书的主要方法论是,从“政治制度”与“政治势力”的关系中理解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变迁。也就是从“制”和“人”两方面考察这个时期的历史。作者治学深受社会科学的浸染,理论素养深厚,主张“恰当运用的理论是锐利的分析工具”,而“制度史观”正好可以把这一优势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单单《第二版前言》就极耐咀嚼,比如作者说:“中国是一个‘政治优先’的社会,政治体制在塑造社会形态上是一个巨大权重,那么从‘制度史观’看来,一个巨大帝国的解体与重建,就是这个社会的最重大事件。它既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各种因素的变迁结果,反过来又将对诸方面施以巨大影响。王朝的分、合、治、乱,毕竟是中国史固有逻辑的一个反映。一次次的王朝更迭(或所谓‘王朝循环’)之中,蕴藏着这个连续发展的政治实体最基本的机制与法则。”同样,作者从“制度史观”出发,看到的历史景象就与经济史观、文化史观下的景观不同,与甚嚣尘上的“唐宋变革论”针锋相对,启发读者思考:换一副标尺,换一种眼光,我们对同一段历史的观察可能就会大异其趣。历史学的魅力大概就在于此吧。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艾朗诺著,夏丽丽、赵惠俊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3

本书堪称接受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为什么李清照在后人的眼里总是袅袅婷婷、弱不禁风的才女形象?问题的症结出在“自传式解读”上,我们常常毫不设防地将李清照的诗词当作她的人生写照,看到“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就说这是闺怨;看到“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就去揣测到底是“谁寄锦书”。

本书花了大量笔墨梳理李清照形象在南宋到近代的变迁,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在礼教严苛的时代,士大夫就谴责李清照改嫁,待李氏声望日隆,成为词学史上的偶像,理学家却无法忍受这位杰出女性“再嫁又离婚”的作为,转而把她塑造成恪守妇道、尊崇名节的女道学,否认李氏的再嫁和离婚。总之,在艾朗诺的笔下,李清照不再只是“人比黄花瘦”的才女,她对历史和现实也有深刻的理解。

《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胡鸿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

因工作的关系,2017年与中古史青年学者群有一些接触,收获甚丰。本书作者堪为代表之一。在武汉请作者作过一次访谈,在天津、北京、杭州的学术会议和工作坊上聆听过几次他的报告,年轻有为,谨严有度,印象很深。对于书本身,这里不妨介绍一下作者的自我检讨,胡鸿兄在首届普隐人文学术论坛上谈了一些缺陷和遗留问题,比如在方法上,“没有民族的民族史”这套研究思路是否可以运用到华夏之外的对象上;在理论上,族群的文化体属性和政治体属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时间上,本书着重探察的中国史上半段与唐代以后的境况如何对接;在空间上,南方地区幅员广阔,东南、西南、岭南就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值得进一步探讨。这既是自我批评,更是为自己后续的学术研究所勾勒的思考框架和努力方向。

借此机会,也想简单说说我对中古史青年学人群体的初浅印象,聊以致意。他们当中有的机敏,有的持重,有的锐利,有的豪放,有的敦厚,有的沉潜。我深知,他们身上有的优点我大概永远也学不会,只能默默欣赏。上海师大历史系范兆飞教授召集的史学工作坊,我有幸去旁听过几次,发表人风度翩翩,评议人的点评或婉转或直截,均切中肯綮,让我每每大呼过瘾,那种感觉大概有类青年周一良到清华旁听陈寅恪先生上课,仿佛听了一场杨小楼的拿手好戏。

《人伦的“解体”:形质论传统中的家国焦虑》,吴飞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4

如果说2017年有哪本书让我有一种震撼的感觉,那么非《人伦的“解体”》莫属。年底“十大好书”之类的评选活动非常多,就我见闻所及,此书除了在三联自家榜上有名外,不曾列入其他榜单。这当然不是因为本书分量不够。这种书“落选”某些书单,自是一种遗憾,不过要是它大红大紫,可能也会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作者在导论《重提人伦问题》中开门见山:“在传统中国的思想中,人伦曾经是一个核心问题;在现代中国的思想中,人伦问题被批判、打倒和遗忘了。甚至多数文化保守主义者也无法肯定传统人伦——但这并不能改变现实生活中人伦问题根深蒂固的重要性。这种打倒,是以西学东渐和古今之变的名义完成的,借助对现代西方的了解,人伦批判这似乎成功地把它抛弃了。那么,在西方学术脉络中,特别是西方现代语境下,人伦是否曾是个问题?或者,西方学术思想是怎样对待人伦问题?本书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思想史研究,而是试图在中西文明对比的角度下,在西方形质论哲学传统的现代形态中提出这个问题。”

记得教科书上提过“母系社会”,但对于母系论在中国和西方学术思想上的源流,我一无所知;“乱伦禁忌”和“弑父情节”是神话和心理学中的名词,背后的深刻意涵,我未曾思量——即使有所思考,也不可能深入,毕竟“乱伦”、“弑父”这类惊世骇俗的作为,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是彻头彻尾的“禁忌”,在文化心理上只能是深藏到完全无法检索的“情节”。也就是说,这是我们思想的某种“空白”,而作者凭借“一种追根溯源的好奇心”,在西方礼制文献中从容含玩,“阅读被人类学界早已抛弃的麦克伦南、斯宾塞、摩尔根、韦斯特马克、弗雷泽,甚至对被认为政治不正确的达尔文主义产生了兴趣”。作为也有一点“追根溯源的好奇心”的读者,翻开书页,犹如一匹马来到广袤无垠的草原,充实而愉悦,宁静而坦荡。

《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刘莉、陈星灿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9

对于本书,我只想援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黄铭崇先生在《中国史新论(古代文明的形成分册)》导言中的一段话,因为他写得诚恳而到位:

刘莉与陈星灿的近著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Early Bronze Age提供了一个参考指标。这本书可以取代张光直的《第四版》(按:指《古代中国考古学》第四版)成为中国古代考古学的教科书。其架构大体以其他古文明的形成为参考框架,涵盖了许多古代文明形成的关键课题,也收集了最新的资料,进行综合性的整理,带有通论性质,也企图将一些作者个人观点融入,写得很平稳均衡,是相当不错的一本通论性著作。

想想张光直先生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可以取《古代中国考古学》而代之的作品,我们怎么能错过呢?!

《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罗泰著,吴长青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5

倘有一门学问可能造成“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惨酷”景象,那莫过于考古学。从专业的角度说,本书中文版比英文版和日文版迟了11年,难怪作者毫不隐晦地说它“在许多方面都显得更加过时”,毕竟这期间有大量考古新发现,随之而来也会产生很多新观点和新理念。通读全书之后,我曾请教了十来位考古学专业的师友,他们对此书褒贬不一,有人认为是以考古材料研究周代制度变迁的代表作,有人则觉得“一般”。这大约可以看作“专家评审团”的意见。

就我(一个考古学外行读者)而言,此书读来甚有启发,中译仍然很有价值。本书以考古材料,而不依赖传世文献,来考察“孔子时代”的中国社会,此举颇有示范意义。作者力图论证周朝历史上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礼制改革,一次是“西周晚期礼制改革”,一次是“春秋中期礼制重构”,进而认为所谓周公制礼作乐“很可能是一个历史虚构,是后人将一个哲学理想投射到模糊的、由选择性记忆而建构起来的过去”,有鉴于此,作者提出“有必要重新评估所谓早期儒家思想创新的本质,尤其是其创新的程度”,这就由社会史、制度史而进入思想史的范畴了。

本书的另一个引人深思之处在于它的方法论。作者强调,“考古学必须从文献历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与之相对的是,很多中国考古学者往往“立足于文献,而将考古资料降低为辅助证据”。对于中国考古学界广为流行的类型学方法,作者也提醒人们注意反思。当然,作者也开诚布公地批评了中国考古学的其他弱点和不足,比如城市考古成果有限,非城镇聚落考古“几乎是一无所知”,以及考古资料不太适合定量分析,等等。另外,作者还提示我们要时刻警惕“已知陷阱”:“避免只听自己爱听的话、只接受那些看似可以证实我们自己已经知道的信息。”这句话通俗易懂,其实它前面几句话也值得抄录下来:

任何新的认识不可避免地要与已有知识结合,并且要与之发生联系:它肯定会送入人类理解事物时发生的“解释循环”(或“螺旋”)之中。任何分析的开展都离不开分析的范畴。危险性并不在于使用范畴,甚至也不在于使用简单或错误的范畴,而是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范畴是什么,也没有准备好让新的认识来修正它们。

如果实在没有工夫读这部500多页的著作,那就读一读它的引论吧。这实在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文章,就我请教过的几位考古学者而言,无论是否赞成罗泰的观点,他们都很欣赏这篇引论,有的人表示“读了五六遍”。

《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刘浦江著,中华书局2017年9

当代中国学者喜欢出论文集,出著作的少,出博大精深的著作就更少了。(论文集有论文集的好处,著作有著作的优点,这里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倘若出“注水”的“著作”,那还不如精到的论文集呢。)毋庸置疑,已故的刘浦江先生是期望留下大著作的学者。“以正统、华夷问题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研究,是先生学术生涯后期锐意开拓的新领域,用功最勤,影响也最大。……他原本的设想是以正统、华夷问题为核心,上起秦汉魏晋,下迄晚清民国,围绕若干子课题展开研究,最终‘形成一部自成体系的专题论著’。”(《编后记》)

不贤识小,这里只想提出自己阅读过程中的一点困惑,以求教于方家。

著者数次提及清高宗在华夷、正统问题上的态度,其中《“倒错”的夷夏观?——乾隆时代思想史的另一种面向》设了一节专门讨论“满洲统治者的文化立场”(以清高宗为例)。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书中采用的是例证法,一个是宋金和战及岳飞、秦桧的评价问题,一个是由元代杨维桢《正统辨》一文引起的夷夏正统之辨,通过这两个例子,著者认为:“到了乾隆时代,清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念已经发生蜕变,他们从北方民族王朝的立场彻底转向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立场;所以在高宗看来,清朝与辽、金这些北族王朝之间既没有任何传承关系,也没有任何共同点,清王朝的政治合法性乃是来自于中原王朝。正因为如此,高宗才会旗帜鲜明地坚持华夏正统的文化立场。”(192页)进而认为清高宗是华夏正统最坚定的捍卫者(184页)。笔者对乾隆帝和清史都缺乏了解,只是感觉这个问题似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倘若写一点读后感,大概至少要参阅饶宗颐、杨念群、姚念慈等先生的相关论著(如《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和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不管怎么说,这部书以通贯的眼光把握中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叙述明达,风格遒劲,不容忽视。

《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罗新著,新星出版社2018年1

鲁西奇老师曾在一篇文章里说:“我非常羡慕研究中古北族的罗新教授,如苍鹰一般掠过草原、沙漠,纵横万里千年,看狼烟起灭,天下浮沉。”自从读到这句话,我有时会在脑海里遐想罗新教授纵横原野的英姿。他的“走向金莲川”系列在《上海书评》发表的时候,我抽读了其中几篇,感动复感慨。

大概我没有落下书上的每一个字,包括版权页,我注意到新星出版社出版人的姓名变成了“马汝军”,而不是我曾经工作时的“谢刚”。一般来说,读书人是不喜欢腰封的,但这本书腰封文案很棒,其中“这是一场关于历史、关于当下、关于自我的深刻探寻”,可以视作本书内容的高度提炼和概括。我简单梳理了一下,书中重点讲述了几个故事:一、当然是从大都健德门到上都明德门的行程;二、这是一次多声部的旅行,书中穿插着介绍了不少徒步“圣典”;三、长城地带处于明朝和俺答汗蒙古之间的边缘人的故事,也是作者念兹在兹的历史夹缝中的人物的命运;四、长城徒步的故事(铁路局职工辞去铁饭碗争第一的故事和两个行为艺术家在长城诀别的感人故事);六、作者内心深处的故事(陶宁、小K和刘聪等)。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自不量力地想着,到底怎样才能写出《从大都到上都》这样的书呢?大概需要具备下面这些才能吧:一要有长距离徒步考察的经验和能力;二要“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不然没什么写头,只能写太阳毒天气热走了多少路腰酸腿疼完了);三要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史学功底;四要有观察力,这样才不会漏掉很多细节(比如路上超市的名字、餐馆母女系什么颜色什么图案的围裙、谁开什么牌子的汽车);五记性要好,这样所见所闻才能清晰准确地呈现出来。

猛然想起刘铮(乔纳森)先生的短评,贴切到位:“这真是一部非常好的书。领略山川悠远还在其次,感受身体、情绪的微妙流转变化,才是此书最迷人的地方。罗新这样的年纪还有这等感受力,让人讶异、令人羡慕。”

“李长声自选集”(三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7

三册书题分别作《况且况且况》(历史与文化)、《反正都能飞》(文学及出版)、《雪地茫茫呀》(生活并审美)。

作者旅居日本凡三十年,擅于在短文中叙写日本百态,下笔精简,信息量却极充裕,迥非时下所谓“专栏”可比。不敢说字字珠玑,但几乎每一篇都可圈可点,像《桃太郎》《小和尚从哪里来》、《漱石那只猫》《芥川不语似无愁》《从暗夜走出来的路》、《喝出日本味》《缘廊的妙趣》《京都真可恶》《东京城里墓地多》等诸多篇什,真是值得反复诵读。这背后的关键是,作者既有严重的文字洁癖,还有“持正而卓识”的日本观:喜而不哈,悦而不媚,是其是,非其非。

认识日本,阅读李长声,是一个捷径。

《傅杰文录》(四卷本),海豚出版社2016年8

早在十多年前,读到华东师大出版社印行的《聆嘉声而响和》,书很薄,分量却不轻,从此记住了作者的大名。这套书,先是从图书馆借来读过,而后在网上下单。装帧豪华,甚至有点儿豪奢了。不过里面的内容真是不赖。

朱红的是《书林扬尘》,对所读之书或褒或贬,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编辑读了大概会百感交集——喜的是有人如此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书,愧的是斗大的错误怎么愣是没看出来,当然有的可能根本就没有过目,叫人抓了现行。编书或著书的人会赧颜——居然出现这样大的漏洞,丢人现眼,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当然修养差的做不到闻过则喜,大概会震颤着手指:这个傅某……);会感动——虽说知音难觅,但世上还是有钟子期的。

靛蓝的是《序跋荟存》,大都是作者为所编之书撰写的序文和跋文。什么书值得读,翻翻这一册,然后按图索骥,绝不会入宝山而空手回。

墨绿的是《文史刍论》,收录论文十二篇,系作者积累有年、论断精到之作。个别文章如《钱穆与甲骨文及考古学》达一百页,大约是这个问题的盖棺之论。

深棕的是《前辈写真》。作者受学于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沈文倬、王元化等先生,加之交游广阔,书中所录都是追忆这些硕学大儒的文章,学识沛然,掌故宛然,情趣盎然,通览全编,有如观睹数十载学林之悠悠过往。其中《八卦碎片——忆朱维铮先生》,达七十页之谱,声情并茂,栩栩如生,此之谓也。所谓人非孤岛,亲友之逝无异于自己人生某个部分的凋零,作者撰文纪念先贤,亦何尝不是追悼自己的往昔岁月。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7

最近数十年日本的东洋史著作迻译取得了不少成绩,其荦荦大者如早些年中华书局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影响深远,功德无量,这两年则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日本学者古代中国研究丛刊”等。具体到宫崎市定,这几年他的著作中译本陆续推出,其中《亚洲史论考》煌煌三巨册,目光悠远,果于论断,胜意纷披,加之译笔清通,脍炙人口。当然,时过境迁,我们未必赞同作者的每一个具体观点,但无疑会带给我们诸多启发。

“历史必须是世界史。事实上,我的研究一直都是在世界史的框架下展开的,从来没有脱离过世界史的发展体系来孤立地考察个别史实。……因此,《亚洲史研究》这个书名,对我来说,既是夸大之词,同时也是谦逊之词,这一点希望读者赐予谅察。”作为一代史学泰斗,宫崎的自信与自豪跃然纸上。值得一提的是,汉学巨擘杨联陞曾在一封写给杜维运的信中说:“世人多以宫崎为‘内藤史学’之承继人,先生则谓得于桑原先生者更多。自集论考数卷皇皇巨制,皆称‘亚细亚史研究’,职此故也。”这是我们阅读宫崎著作时应该予以注意的。

此外,西嶋定生《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顾姗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和《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中华书局2017年8月),也带给我极其难忘的阅读体验,因此前已撰文评介,兹不赘述。

常言道,读书是天下第一等好事。感谢网易历史主编邹德怀兄邀约,让我有机会梳理过去一年幸福的阅读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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