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教授如何解决吃饭问题:包饭、蹭饭、下馆子

澎湃新闻02-11 10:18 跟贴 200 条

西南联大众星云集,那里的教授,几乎每位都是在近代学术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那大家一定很好奇,教授们私底下的衣食住行是怎样的呢。单单“吃饭”这一条,或许就会引发人们很多疑问:联大时期战火纷飞、物价飞涨,教授们的收入并不优裕,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他们的伙食情况怎样?从北平迁到昆明,从地北到了天南,在有限的条件下,他们想念家乡口味了会怎么办?时局不稳、警报频发,他们是否能在紧张的教学、工作、躲轰炸中解决吃饭问题?

历史离我们远去了,像“吃饭”这么具体而私密的内容似乎无从得知,好在那时一些学者有写日记的习惯。中华书局出版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里就记载了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是怎样吃饭的,从他的日记里,或许能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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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

郑天挺先生,福建长乐人,生于北京。曾任西南联大教授、总务长,北京大学教授、文科研究所副所长。夫人早逝,他终生未续娶。有两女三儿,学校南迁时,他只身南下,留子女于北平。后长女郑雯到联大上学,得以相伴。郑先生在西南联大是和其他教职工一起住在宿舍的,没有夫人照顾,他自己也并不懂厨艺。日记中写道:

泰然作饺子飨余辈,余见其手伤,苦慢,忽兴至助之。此事儿时偶为之,三十年未作矣,竟不能成形,勉强助成二十枚。(1941年3月10日)

十二时至师院食馅饼,诸人亲自动手。余与雪屏、毓棠司烙,竟至焦黑。余于饮食事一无所能,北方饺子最平常,余亦不善作。静思之,盖儿时未尝近庖厨。七岁以前年太稚,家人众多,不容插手。八九岁后骤失怙恃,一姊一弟先后殇折,惟余与三弟两人,而有男女仆二,亦不须插手,遂养成此不能操作之习惯,良可叹也!(1944年6月11日)

不擅长厨艺的郑先生,几乎不曾自己下厨房做饭,他的一日三餐是怎么吃的呢??

日常吃

日常的吃饭方式有食堂和包饭。首先是食堂。学校当然有食堂,去食堂吃饭或许是师生们最常选的一种方式。郑天挺先生的日记里也写到去食堂吃饭,“至平津小食堂食面”、“十二时偕矛尘、汇臣至西南食堂午饭”、“十二时在友谊食堂食炒饭一盂”、“雪屏来,同至昆华食堂食鱼”。

在食堂除了吃简餐、便饭,还可以聚餐、宴请客人:

七时与矛尘宴孟邻师伉俪、月涵、端升、今甫、逵羽夫妇、雪屏、莘田于翠湖食堂。(1940年3月7日)

胡子安自澄江来,与汇臣、晓宇、矛尘、少榆公宴之于西南食堂。(1940年6月8日)

大概因为去食堂吃饭没什么特别之处,日记里提到的次数倒不算多。除了去食堂之外,郑先生还断断续续订过包饭。1938年12月28日日记记载:

与柿花巷同住诸人商寓中事……今日商谈房费数目及包饭事。

1942年7月1日日记记载:

今日起复加入靛花巷公舍饭团。

所谓包饭,就是请厨工上门包一段时间的伙食。教职工住在一起,大家一同包个小厨房,按月结账,定个几荤几素的标准,保证基本的营养。

但包饭有固定的开饭时间,一旦错过,就会吃不上。日记写道:

近顷午间甚忙,归寓往往不得食。自本月始,不复在寓包饭矣。(1942年5月2日)

宿舍以十二时十分开饭,必下班立刻奔回始能得食,否则不及矣。向因月涵退值太迟,故不能包饭,自其公出乃包一餐。然一遇稍有公事洽谈,即须在校门前小铺进食。(1944年2月15日)

郑先生要处理学校各种事务,要给学生上课,有时还需外出办事,再加上梅贻琦(月涵)先生退值比较晚,郑先生会经常赶不上中午开饭的时间,所以一度没能“包饭”。

梅贻琦

1944年4月1日日记写:“下周起午饭拟在师范学院包饭。”大概是去师范学院吃比回宿舍吃方便,1944年到1945年间日记中经常提到“在师范学院午饭”。然而也只是包午饭一顿而已,晚饭并没有包,他在1945年4月22日的日记中解释道:

余以下午多酬应,久未包饭,而日食于店,所费不赀,故每以米线充饥,甚非养生道。下月拟包全日餐矣。

郑先生下午应酬多,晚上没能包饭,而天天在外头吃,又为了省钱,只好吃米线。郑先生觉得“甚非养生道”,于是打算下月起包全日餐。可见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包饭是既能保证营养、又比在外面饭馆吃实惠的一种方式。

不同地方的饭团,饭菜品质是不一样的,1944年6月1日日记写道:

十二时至师院午膳。本月仍包午餐一顿,交费千五百元,较靛花巷饭团稍贵四百元,然品质差佳。

那包饭都吃些什么呢?郑先生只在1938年3月22日(在蒙自)的日记里提到过包饭的内容和价格:

晚包饭商人、理发商人来议价。教职员包饭,早:粥,鸡蛋一;午、晚:米饭,二硬荤,此间土语谓全盘皆鱼肉也。一岔荤,谓鱼肉与蔬菜合之也。二素,谓蔬菜豆腐之属。二汤,月价国币十二元。学生包饭,早:粥;午、晚:米饭,一硬荤,二岔荤,二素,二汤,价九元,如去硬荤价七元。学生在长沙时,包饭价五元五角,且午、晚三荤二素,相较未免过昂。议未协。此间县政府各局三等办事员月薪国币十二元,滇币百二十元。教职员包饭一月,竟与其月薪等,亦无以对此间人士也。岂商人欺我辈乎??

虽然这次因为商人要价太高,没有订成,但可一窥当时的包饭水平,教职工是三荤二素二汤的标准。1938年时,物价还没有像后来一样涨到离谱,每日包三餐,月价十二元,已经竟与教职员月薪等。1940年5月8日日记记载包饭一月“非五十元不办”,1944年9月1日日记记载包饭一月(每日包一餐)竟达一七〇〇元,可见通货膨胀之剧。

“蹭”饭吃

教授们住得都很近,当然会经常串串门。如果谁包了饺子、做了面条,或是得了好食材,自然会请朋友上门一起分享。大家也会不定期找个由头聚餐,让精通厨艺的人掌勺,做点外边吃不着的家常美味。所以在郑天挺先生的日记中,记载了很多在朋友处“蹭”饭吃的愉快经历。

1939年10月24日,郑天挺先生移居昆明北门内青云街靛花巷三号寓所。当时北大文科研究所也设在靛花巷,其中有一位助教叫郁泰然,为人极热心,做得一手好菜,尤其擅长做面食。他和郑先生成为舍友后,便经常邀请郑先生品尝他的手艺,日记中记载:

郁泰然自作饺子,畀余食之。(1940年2月9日)

泰然为作面,以寿余及莘田。(1940年8月7日)

晚泰然作肴馔数盂,过节。(1940年9月16日)

十时许,泰然以粥相飨。(1940年11月17日)

泰然作鱼相飨。(1942年1月19日)

五时半在泰然处晚饭。(1942年3月21日)

1942年10月,北大文科研究所从靛花巷移到才盛巷,郁泰然先生也随着搬了出去,而郑先生仍然住在靛花巷。从这以后,郑先生每每去才盛巷办事,都会在郁先生那里“蹭”饭吃:?

六时至才盛巷北大办事处,泰然留食饺子。(1942年10月13日)

四时半至北大办事处治事。在泰然处晚饭后归。(1943年3月9月)

晚至才盛巷,晤蒋太太,在泰然处食水饺。(1943年6月23日)

六时至才盛巷,泰然约食鱼,丰而美。(1943年12月21日)

三时至才盛巷习拳、治事。泰然留食馒首。(1944年2月28日)

偕往才盛巷……在泰然处食汤面两大碗,食后觉饱。(1944年9月1日)

饺子、汤面、馒首、鱼,看来都是郁先生拿手的。郑先生虽然祖籍福建,但生长在北平,是彻彻底底的北方胃,对面食十分喜爱,难怪郁先生的厨艺会这么对郑先生的胃口。

这里不得不提到郁泰然先生的热心肠。郑先生1940年12月6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七时五十分,紧急警报作……与莘田同入防空壕。泰然以不耐久坐,且事多,入而复出,少顷,以水饺一盂馈余辈于壕中。又顷,复以茶至。

在躲警报的危急时刻,郁先生还想着给大家端来饺子和茶水,这是一位多么古道热肠、体贴细致的人啊!郑先生生病了,郁先生也经常会带汤、粥等食物去探望。郁先生去世后,郑先生不胜悲痛,他在日记中写道:

其人甚热心而戆直,余三十一年冬在昆明卧病,泰然几于间日必来视。余来平以后,所有衣物均托其代管,泰然视为己事,处处想到。此次扶病而回,余三往视均未面,不意去年送我至航空公司之生龙活虎,从此竟成永诀。伤哉!

郁泰然先生的厨艺大概在联大教职工中是出了名的,教授们好几次聚餐,都请泰然掌勺:

晓宇诸人自携肴馔,假孟邻师寓居公宴也。主人李晓宇、包尹辅、郁泰然、梁光甫、张宜兴五君,皆善调味者也。客孟邻师伉俪、逵羽夫妇、杨今甫、周枚荪、查勉仲、罗莘田、赵廉澄、章矛尘、陈雪屏、黄少榆、沈肃文、朱汇臣。肴十簋,食饺子,皆市肆间不易得之家常风味也。(1940年1月21日)

晚今甫、尹辅、晓宇、雪屏、逵羽、汇臣六人为东道,托尹辅、泰然主调馔,携肴来所共饮,极精美欢融。(1940年8月13日)

泰然、宜兴、尹辅自炊自馔,相约有莘田、从吾、矛尘、汇臣。(1942年8月7日)

偕孟邻师、树人、矛尘至才盛巷,公宴孟邻师。由泰然、尹辅任烹调,绝精。(1943年3月16日)

七时北大同人聚餐,到逵羽、枚荪、矛尘、宜兴、名兴、裴庆、友应、家杰、希亮、恒孚,由尹辅、泰然自作,并请蒋太太参加,亦盛会也。(1945年3月19日)

郑先生用了“不易得”、“极精美”、“绝精”来夸赞聚会的菜肴。聚餐和郁泰然一同掌勺的人还有一位“尹辅”,即包尹辅先生。郑先生也经常去包先生家吃饭:

十二时半,飞机未至,乃至苏家村尹辅家便饭。(1941年2月7日)

六时汇臣约在尹辅家饮馔。(1944年1月11日)

在尹辅家晚饭。(1945年8月27日)

六时半至尹辅家晚饭,有勉仲、端升、矛尘、刚如。(1945年9月2日)

包先生大概不是北方人,吃不惯面食。郑先生日记里写某次在宿舍吃“撑条面”,“尹辅以不惯面食,未至”(1945年6月27日)。那么下面这一则日记的记载也就不奇怪了:

六时晓宇约在尹辅家食面,尹辅自调肴菜,晓宇炸酱,光甫作面,纯北平味道,他处不易得者也,不觉过量。(1939年12月1日)

大家一起做炸酱面,包尹辅负责的是“肴菜”,大概是因为并不擅长做面食的缘故吧。

傅斯年

另外,傅斯年(孟真)、樊际昌(逵羽)、章廷谦(矛尘)、黄钰生(子坚)、魏建功等人也邀请郑先生在家里吃过饭:

午建功约在家食饺子。(1939年4月26日)

诣孟真家早饭。……更至孟真家午饭,食包子、烫面饺,绝美。(1939年10月21日)

三时暖甚,方欲入校,得雪屏书,约往逵羽家食饺子。(1940年5月27日)

午在孟邻师处便饭,复在矛尘处食汤面饺。(1940年10月20日)

十二时半至黄子坚家食炸饺子盒子。(1942年7月20日)

以上做东道的五人中,只有傅斯年是北方人,其他四位都是南方人,但他们吃的饺子、包子、烫面饺、炸饺子盒子,全是面食,或许是一同在北京培养了相同的饮食习惯吧,也或许是为了照顾郑先生等人的口味而特意准备了面食。

还有罗庸(膺中)的夫人包的素馅饺子大概特别合郑先生的胃口,郑先生两次在日记中提及:

再诣膺中贺年,留食素馅饺子,谈至九时还。(1944年1月25日)

四时诣膺中……因留饭。余索食素馅饺子,膺中夫人为之临时作,心甚不安。(1945年2月14日)

另外,有一位鼎鼎有名的大人物,也经常留郑先生在家里吃饭,他就是蒋梦麟,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是郑天挺先生的老师,也是领导,所以郑先生登门拜访的次数比较多,经常两人谈完事到了饭点,蒋先生都要留饭。蒋先生也常会特意请郑先生和其他教授到家中聚会和吃饭。据日记记载,光是1939年10月这一个月内,郑先生在蒋先生家中吃饭就有八次之多:

晚孟邻师约在家便饭。(1939年10月5日)

五时孟邻师约往食饺子。(1939年10月14日)

五时谒孟邻师,晚饭后归。(1939年10月16日)

七时至孟邻师寓晚饭,十时归。(1939年10月18日)

六时至孟邻师寓晚饭。与师谈至九时归。(1939年10月22日)

晚孟邻师约在家晚饭。(1939年10月23日)

四时半谒孟邻师,师以开皇本《兰亭》为赠,留晚饭,谈至九时归。(1939年10月26日)

下车至才盛巷,闻孟邻师约往便饭,赴之。(1939年10月26日)

战火纷飞的年代,教授们背井离乡,生活艰难,像这样串串门,去朋友家“蹭”顿便饭,一边品尝朋友的厨艺,一边畅快地聊天,想必是他们生活中的一种慰藉。

下馆子

教授们也有下馆子打牙祭的时候。中国的美食文化自古发达,即便在抗战时期,昆明的餐饮业也有其可说道之处。不少学人都写文章回忆过联大时期昆明的美食,汪曾祺就说自己曾把“汽锅鸡、过桥米线、新亚饭店的过油肘子、东月楼的锅贴乌鱼、映时春的油淋鸡、小西门马家牛肉馆的牛肉、厚德福的铁锅蛋、松鹤楼的腐乳肉,‘三六九’(一家上海面馆)的大排骨面,全都吃了个遍”(《采薇》)。不过他同时又这么写联大的教授:“这些教授肚子里有学问,却少油水。……走进大西门外凤翥街的本地馆子里,一屁股坐下来,毫不犹豫地先叫一盘‘金钱片腿’的,只有赶马的马锅头,而教授只能看看。”(《〈学人谈吃〉序》)没错,教授们的薪水很有限,在抗战时期要养活一家人,他们甚至要兼课、写文章挣钱才能勉强维持,闻一多就有挂牌治印的轶事。不过,偶尔到当地的饭馆小小地“奢侈”一次,也是那段艰难岁月里苦中作乐的一种方式。那他们都去哪些馆子、吃些什么呢?郑天挺先生的日记里就有他和朋友们下馆子的记录。

汽锅鸡

郑先生爱吃面食,吃得最多的是面条。除了去朋友家吃面,连下馆子也经常吃面。日记里诸如“伊甸园食面”、“上海粥店食薰鱼面”、“德禄食面”、“鸿兴楼食面”、“新雅食面”、“兴隆馆食面”、“四合园食面”、“西车站老乡馆食面”,数都数不过来,几乎到每家馆子都可以吃面,还真没看出他偏好哪一家。大概面条于郑先生而言,就像米饭对于南方人一样。

除了面条,郑先生也爱吃饼。他吃饼就比较有偏好了,大概最爱易调隆的馅饼和鸿兴楼的薄饼。

易调隆(“一条龙”)是郑先生和朋友们常去的馆子之一,而几乎每次去必吃馅饼,日记里多次写到:

晚与莘田、矛尘至易调隆食馅饼。(1939年10月4日)

四时与佛泉同往易调隆食馅饼四个。(1939年10月6日)

晓宇约往食馅饼。(1939年10月13日)

抵寓洗足后,偕晓宇至易调隆进馅饼。(1939年10月21日)

午请矛尘父女在易调隆食饺子、馅饼。(1939年10月22日)

六时偕矛尘、晓宇至易调隆食馅饼,以前日晓宇约余往而未果,今日余补请之也。(1940年1月15日)

自商务出,至易调隆食馅饼。(1940年2月2日)

六时至易调隆食馅饼。(1940年11月29日)

易调隆的生意在当时是很红火的,《朱自清日记》也写过这家馆子的好生意:“到易调隆去吃火烧和馅饼,因为顾客太多,不得不等了老半天。”(1940年1月10日)因为生意太火爆,经常客满,郑先生还曾经连续三天去这家馆子,到第三天才排上座:

欲往一条龙食饺子,值其已满座。(1944年1月25日)

舍中饭已开过,至一条龙又坐满,至兴隆馆食面。(1944年1月26日)

家骅夫妇来贺年,袁太太午间始自重庆飞来也。即约之往一条龙食饺子。(1944年1月27日)

连去三天,也从侧面说明了郑先生对易调隆的饺子和馅饼的喜爱。

鸿兴楼的薄饼也在日记里屡屡被提及:

六时偕雪屏、矛尘归,值陈勋仲复光来,同至鸿兴楼食春饼,莘田偕往,五人共食二十九元。(1941年2月4日)

七时偕月涵、正宣两公步归,在鸿兴楼食薄饼。(1942年3月31日)

五时半与莘田及诸儿至鸿兴楼,应子水食饼之约。(1943年8月25日)

遇静娴、坤仪,同往鸿兴楼食薄饼。(1944年2月19日)

在鸿兴楼食薄饼,与宝騄作主人。(1944年2月24日)

除了面食以外,郑先生尤其爱吃羊肉。在华山西路有一家羊肉馆,是郑先生特别爱去的:

宝騄送来售枕垫款九百元,即偕之至华山西路口食羊肉。(1944年10月16日)

在华山西路食羊肉后还舍。(1944年11月21日)

至华山西路羊肉铺晚餐。(1944年12月4日)

1944年底至1945年,郑先生经常晚上出门吃羊肉,有几次日记里没有写明是在哪儿吃的,但通过语气猜测或许是华山西路的同一家。这家的羊肉不仅味道好,价格也公道,郑先生曾两次在日记中感叹它没有涨价:

九时出,食羊肉,每碗仍五十元,惟量稍减,市之未加价者,其惟此乎? (1945年2月4日)

晚食羊肉,仍为五十元一碗,今日未涨价者,其惟此乎!(1945年2月8日)

然而好景不长,才过半个月,这家羊肉铺就换了主人,开始疯狂涨价:

七时出食羊肉,已七十元一碗,主人亦改他姓矣,半月之变迁如此。(1945年2月25日)

晚出食羊肉,每碗八十元矣。(1945年3月6日)

经羊肉店又食羊肉一碗,较前亦加二十元矣。(1945年4月30日)

同出食羊肉,每碗已百五十元矣。(1945年5月6日)

晚食羊肉两碗,已加至二百五十元矣。(1945年8月24日)

先前的羊肉铺主人,或许是因为没有涨价而经营不下去了吧?半年之内,羊肉价格竟涨了四倍,真是可叹!

许宝騄

同样爱吃羊肉的有许宝騄,著名的数学家,也是俞平伯先生的内弟。日记里多次写郑先生和许先生一起去吃羊肉:

与宝騄谈,同出食羊肉而归。(1945年5月7日)

晚与宝騄出食羊肉。(1945年5月8日)

后再偕宝騄出,食羊肉而归。(1945年5月9日)

连吃三天,可见喜爱之程度。

还有一家馆子的羊肉、羊肚是郑先生经常去吃的,那就是先春园。先春园在昆明市长春路中段,是一家云南本地菜馆。清汤羊肉是那里的招牌菜,另外“荷叶蒸肉”也是其独创的名菜。郑先生日记中也多次记录他和朋友们相约去这家馆子品尝特色菜:

八时偕少榆至先春园食羊肉。(1939年5月12日)

九时与矛尘至先春园食羊肚。(1939年12月13日)

偕晓宇、少榆在先春园食羊肚。(1940年1月26日)

偕勉仲在先春园食蒸肉。(1942年6月30日)

六时家骅约至先春园食蒸骨、蒸鸡,两人竟费三千元。(1945年6月16日)

还有厚德福的涮羊肉。厚德福是北方菜馆,郑先生在1938年11月13日去香港的时候,曾吃过那里的一家厚德福,当时为吃到了地道的家乡味道而十分快慰:

十二时巽伯约往厚德福午饭,食家常饼、瓦块鱼,北方风味,快慰,非独口腹之嗜也。店伙皆北方人,盖自北平移来者也。(1938年11月13日在香港)

昆明也有厚德福,不过“素以价昂著”(1939年6月10日日记),算是比较高档的饭馆,所以,一些比较重要的招待和比较正式的宴请,常常设在厚德福:

正宣来,同至厚德福招待金城银行,为借款事也。(1942年2月26日)

余与福田、龙荪、企孙、佩弦、继侗、岱孙、枚荪、一多、芝生公宴公超于厚德福,谈至十时半乃还。(1944年11月20日)

十二时至厚德福,李岫青约午饭,座有军长高□□,刘多荃之旧部也,又有冯占海,耳其名久矣,瘦小不似武夫,今皆营商矣……(1945年3月8日)

不过,郑先生光顾这家餐厅,却常是为了涮羊肉。郑先生在北京长大,自然爱吃涮羊肉,他第一次到昆明厚德福吃涮羊肉,即回忆起了在北京西来顺吃涮羊肉的情景:

昨约今日为雪屏祝生日,值今甫入城,并为之祖饯。主人为矛尘、汇臣及莘田与余,至曲园,无座。改至厚德福,菜且罄,惟馀涮羊肉而已。虽不逮北平远甚,尚具规模。二十六年离平之前,几于日日偕雪屏在西来顺食此。当时危城坐困,忧心如焚,惟藉饮食以消愁。今日思之,尚馀凄苦。然而离家三年矣,天南对此,又不胜惆怅也。(1940年11月29日)

厚德福的涮羊肉“虽不逮北平远甚,尚具规模”,想必也能让身处异乡的郑先生过过品尝家乡美食的瘾。日记中仅记过三次吃涮羊肉,全都是在厚德福。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嚼芬坞以元宵、汤团闻名。“水晶汤圆,初以嚼芬坞为第一”(罗养儒《谈谈往昔昆明人口福上之享受》),郑先生去嚼芬坞,便只是为了吃一碗元宵、汤团:

同人以余之备果点不足也,强余请食元宵。同至嚼芬坞,凡十人各进一盂,费五元五角。(1940年12月17日)

听讲毕,偕莘田、雪屏、清常翠湖步月,食元宵一盂于嚼芬坞而归。(1942年2月6日)

八时相偕至翠湖步月,并约莘田、闲若环湖两匝……随至劝业场东廊嚼芬坞食汤团而归。(1941年4月7日)

说到这里,又不得不感慨战时之无常,1941年4月7日,郑先生和罗常培(莘田)、许宝騄(闲若)才在劝业场的嚼芬坞美美地吃了一顿汤团,第二天便有紧急警报,敌机疯狂轰炸之后,“北望劝业场,火光熊熊,昨日食汤团之地已为灰烬矣”(1941年4月8日)。

说完了郑先生自己或者和两三友人打牙祭喜欢去哪里吃什么,再来说说教授们招待客人或者正式聚会去什么馆子。除了已经提及的厚德福外,东月楼和冠生园也是教授们请客常去的地方。

东月楼在护国路,是云南菜馆。从日记中看,宴请或者聚餐经常会选在这里:

七时与莘田、矛尘公宴陶玄于东月楼,九时归。(1939年8月27日)

六时至才盛巷与雪屏、膺中、汇臣、矛尘、介泉、莘田、晓宇会齐,公宴林觉辰于东月楼。(1939年10月25日)

建功来,六时同至东月楼,与逵羽、膺中、矛尘、肃文、德成、介泉、晓宇、莘田、雪屏诸人公宴许季茀、李季谷。(1939年11月1日)

六时至才盛公舍,北大同人在东月楼聚餐。(1942年3月19日)

请客和聚餐具体吃什么呢?郑先生1942年4月2日的日记曾记过他们五人在东月楼聚餐点菜的情况:

七时云浦约在东月楼便饭,省政府新定饮馔限制规程:一、不得饮酒;二、一人至二人限二菜一汤,三人至五人限三菜一汤,六人以上限六菜一汤;三、每菜不得逾三十元。今日吾辈凡五人,例仅三菜一汤,斟酌再三,定宫保鸡丁、红烧肘子半、鸡丝菀豆、什锦汤各一,此在往日不能过五十元也,今日鸡丁、肘子均三十元,菀豆二十元,汤六元,甚至花卷一枚价一元,名为提倡节俭,实为商人开一加价之门。

当时由于物资匮乏,有所谓的“饮馔限制规程”,五个人吃饭,不过三菜一汤,可说十分俭省了。而“在往日不能过五十元”的一顿饭,当时已经涨到八九十,分明是商人钻政策空子,难怪郑先生要说“名为提倡节俭,实为商人开一加价之门”了。

据1943年6月15日日记记载,蔡枢衡为了答谢郑先生帮忙,送了郑先生一双价值七百多元的皮鞋,郑先生觉得不好意思,本想把皮鞋的钱给蔡枢衡,但蔡枢衡不收,于是郑先生在东月楼请蔡枢衡吃了顿饭。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东月楼是个比较体面的餐馆。

李埏

同样体面的餐馆还有冠生园,冠生园是全国闻名的“品牌”餐馆,在昆明也有分店。除了一般的请客和聚餐,还有人选这里办婚礼和喜宴,比如历史学家和教育家李埏的婚礼就是在冠生园办的:

三时半偕从吾往冠生园,参加李埏结婚,到一多、膺中、伯伦、辰伯、寿民、立厂、梦麟、亮夫、则良、又之、家骅、柏宓、图南、锡予等二十馀人,无婚书,无仪式,亦无家族中人,仅用精笺签名,立厂为之引。(1945年4月2日)

这些谈学论道的教授们,也都有自己爱吃的那一口,也会专程去吃某家馆子的招牌菜,也会因为某家铺子的羊肉好吃而连吃好几天。但他们下馆子也并不会吃太奢侈的东西,面条、薄饼、汤圆之类普通的食物,因三五朋友聚餐的缘故,却让那些疲于生活的心得到了短暂的休息。

凑合吃

虽然可以去朋友家“蹭”好吃的,也可以偶尔下馆子打打牙祭,但这毕竟不是生活的常态,很多时候,因为清贫,因为忙碌,他们只能自己凑合。前面已经提过,郑天挺先生经常会有特别忙碌的时候,当忙到错过了食堂和包饭的开饭时间,又没有朋友招待,又没有时间和预算去下馆子的时候,他都只能自己凑合一下。怎么个凑合法呢??

一般学校门口都会聚集很多小吃摊、小吃铺,西南联大也不例外,日记里记载,郑先生在忙碌的时候,经常会去“校前”、“舍前”、“巷口”随便吃几口,聊当一饱:

一时与耘夫同在校前进膳。(1943年2月13日)

一时在校前午饭。(1943年3月5日)

一时在校前进包子。(1943年8月29日)

二时解除警报,至新舍前食面一盂。(1941年1月7日)

一时还。巷口食面。(1945年1月16日)

二时还。在门前食米线、烧饼。(1943年11月24日)

“一时”、“二时”,往往都是中午忙碌过了饭点,然后匆匆在校门口或者宿舍附近随便吃点。这些还算好的,有时甚至更加不济:

十二时归舍。中午饭已过,取冷饭食之。(1942年9月1日)

归寓,饭已过,购面包食之,无汤无菜,聊以充饥。(1942年7月14日)

一时归。以皮蛋二枚佐面包食之,此价之最廉者,亦七元五角也。(1942年10月31日)

一时归舍,食面包。(1942年11月28日)

晚食面包。(1943年5月14日)

午食面包三片而睡。(1945年1月28日)

会散归家,已在饭后,买烧饼食之。(1944年3月9日)

以鸭蛋一进烧饼,聊当一饱。(1945年5月18日)

食烧饼四,以当晚饭。(1945年6月7日)

谈毕,已十二时三刻,恐不得食,乃买烧饼二,欲回舍啖之。(1945年7月16日)

冷饭、面包、烧饼,这些恐怕是郑先生“凑合吃”时的三大主角。而长期这样吃的后果就是,即使像郑先生这样还算健康的身体,也免不了生病。1942年12月,郑先生大病一场,持续半月有余,他在日记中总结自己生病的原因,其中就有“积食”一条:

余自民国二年出天花后,惟十五年冬曾病卧两三日,三十年无大病矣。平素自负身体强壮,且亦自知谨慎,不意在此竟有此大病。余自省月馀以来饮食失节,每日午间一时后始出办公室,既不及按时归食,或就小店零食,或归以馒首佐冷菜冷肉食之,多寡冷暖无常无序,此积食也。……(1942年12月31日)

郑先生是一个生活比较规律、且有养生意识的人,他之所以吃得如此“凑合”,工作忙碌是一方面原因,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物价飞涨、入不敷出,实在吃不起好的。这里就要讲到郑先生买烧饼的故事了。

1945年物价上涨之快,令人发指。郑先生习惯在日记里简单记录每天的花销,在1945年4月26日、27日、28日,他连买了三天的烧饼,分别记录如下:

付烧饼二个六〇元。(26日)

付烧饼二个八〇元。(27日)

付烧饼三个九〇元。(28日)

对于烧饼的涨价,郑先生27日日记专门记了一笔:“烧饼昨日每个三十元,今日四十元矣。”而28日烧饼的单价又回到了每个30元,日记写道:“别有一家售烧饼者,仍价三十元,不知日内仍长否也。”原来是他找到了另外一家卖烧饼的店铺还没有涨价,于是赶紧比平时多买了一个。到了30日这天,烧饼就又涨价了,涨到50元一个:

付烧饼二个一〇〇元(30日)

买到便宜烧饼的事,还要在日记里特意记录,既可见郑先生以烧饼充饥次数之多,也可见当时的物价对他的生活影响之大。郑先生有一段时间是连鸡蛋都吃不起的,1945年7月26日日记写道:

自鸡蛋价昂,不食者数月矣。近日烧饼一枚已价百元,其养料不如鸡蛋远甚,今日复购二十,以备早餐。

因为鸡蛋太贵,已经好几个月舍不得买,但连烧饼也涨到快吃不起的时候,郑先生权衡之下,才重新开始买营养价值更高的鸡蛋。郑先生除了要负担自己和大女儿在昆明的开销,每个月还要给北平的家里寄生活费,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之下,其经济压力可想而知。

民以食为天,教授们也不例外。吃饭当然是生活中顶重要的一件事,在战乱年代的“吃饭”问题,折射出丰富的时代色彩。在这中间,我们看到了西南联大教授们生活中平实的、有趣的、温情的、艰难的、无奈的、动人的种种,他们的朴素生活,映衬着他们的不凡成就,坚守和执著,锻造了西南联大的辉煌,是一份难以复制的精神财富。

作者:李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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