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 | 父亲破产之后,我把他接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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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电话里问父亲:有件事我想了很久,一直想问你。小时候,爷爷要把我送走,你为什么又把我带回来?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舍不得。

  《大国小民》第752

  本文系网易“人间”工作室(the livings)“大国小民”栏目出品。 联系方式: thelivings@163.com

  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工作后第一次独立做项目,客户买版面做报道,我参与拿提成。合同早就做出来了,客户拿在手上,找理由搪塞就是不签。

  这时,有前辈提醒说,“做市场的不要抹不开面子”。于是请客吃饭,酒杯一碰,抬起脖子灌下去,每喝一杯,我都在心里鼓励自己,这是钱,这是钱。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看到父亲在酒桌上的样子——那会儿父亲的小工厂刚在广州开工,就把我从湖南老家接到那里,他还没有再婚,也没有合适的女朋友,遇上有应酬,就直接带着我。

  小小的我看到父亲实在喝不下去了,又推不掉,就端着酒杯,绕过桌子去帮他敬客户,那时我不懂酒的厉害,只想着代表父亲,仰头就喝了一大口,结果辣得全都吐了出来,引得饭桌上一阵哄笑。

  “老子以后要挣大钱,一辈子不让我女仔遭这个罪。”

  父亲当年抱着我说的这句话,我至今记得。

  1

  父亲离开家乡去广东,也是跟我有关。

  我的家乡在湖南大瑶山里,一条小河从村边蜿蜒流过。家乡地处两广交界,向西南走不远是广西,向东就到了广东。这里历来民风彪悍,我的曾祖父是个孤儿,祖籍不详,战争年代流落到清河庄。外来人没有家族依傍,生计艰难娶不到媳妇,有一年,庄上有个逃难的女人路过,曾祖父将她强拦下来,才算成了家。好景不长,曾祖父撑着竹排打鱼时淹死在河里,爷爷成了遗腹子,庄上人都叫他“背背”,意思是父亲已经过背(过世)了。

  清河庄上,朱、马是大姓,我家独户独姓,曾祖父过世又早,爷爷无亲无故,生计十分艰难。最终是靠认了很多干兄弟,才勉强立足下来。为了壮大家族,也为了多分土地,爷爷成家后,一口气要了五个孩子。

  到父亲这一代,结婚成家仍是难题,80年代初期,父亲上高中时,爱上当地大家族的一个姑娘,由于家境悬殊,爷爷拿不出相应的彩礼,婚事一直没有谈成。父亲便和那姑娘私下往来,直到姑娘的肚子大起来,才悄悄拎了个包住进我家。她就是我的母亲。

  然而,我的出生没有给家庭带来多少欢乐,爷爷嫌我是女孩儿,对母亲从来没有好脸色。母亲性子刚烈,爷爷为人好面子,重家长权威,两方一吵起来,家里就鸡飞狗跳。父亲夹在中间,哪边也不好站。

  据说,母亲离开时是春天,全家人都下地干活,留她在家里做饭时,跟着一个货担郎走了,没带我。

  在庄上,媳妇跟别人跑了是极不体面的事,爷爷好面子,硬是拿着一把镰刀将父亲逼出村口:“找不到媳妇不准回家”。一气之下,父亲东拼西凑借了点路费,在贺州八步车站扒上火车,一路南下去了广东。

  那年,我刚满一岁。

  2

  小时候,家里常常会收到父亲寄回的照片和信,从照片里看,父亲在广东当过保安,帮人家养过狼狗。他在信里说,他还在工地扛过沙包、在工厂守过仓库。后来,他白天在台湾老板的工厂里上班,晚上就去批发市场倒腾小商品。

  大约到我五六岁时,那个台湾老板越发器重父亲,把他从仓库小职员提到科长,家里几个姑姑、叔叔也都借着这层便利,一起进了工厂打工。

  那时农村一个家庭的年收入也不过千余元,父亲在工厂做事,每月工资就有三百多,当年爷爷最欢喜得意的时候,就是去邮局领了父亲的汇款,回来后坐在老屋场院里吹嘘自己的儿子,惹得乡邻们羡慕不已。

  父亲让爷爷很是长脸,很快,就连那些以前不走动的邻人,也提着鸡蛋、面条找上门,请求爷爷让父亲带着他们去广东打工。爷爷有求必应,庄上大半的青年都跟着父亲出去了,过年时挣了钱回家,全都喜气洋洋。

  小时候,我一直天真地以为,父亲出去真的是为了找母亲,但母亲却从来没有回来。

  到了90年代中期,父亲又利用职务上的关系,在工厂门口租了一个两层的门面房开了间小川菜馆,最开始,只雇了一个厨师、一个服务员。很快,餐馆变成酒楼,两月的收入顶工厂一年的工资,父亲“万元户”的名声,也在老家渐渐传开。

  这个曾经跑过媳妇的家庭,开始被来“介绍个人”的媒人踏破了门槛。家里总是来客人,很热闹,奶奶还会偷偷留些零食给我,于是,我便觉得家里常来人是好事。

  爷爷曾替父亲做主,相中了隔壁村的一个姑娘,人长得好,又贤惠。父亲接到电话回来相亲,见了面后据说也挺满意。但当女方父母得知父亲有我这个“拖油瓶”,反应激烈,当场提了条件:自家姑娘嫁过来,不能当后妈。爷爷心急,私下里给了对方承诺,说父亲当初结婚没领结婚证,孩子至今没户口的,“反正是个女娃,准备送人”。

  那天,爷爷抛下父亲,转身自己回到家里,随便收拾了几件衣服,把我放进背篓就往山里走。爷爷历来严厉,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哭,却不知道如何反抗。奶奶追在后面一边哭一边喊,追上爷爷,两个人就打了起来。邻居去通知父亲时,他正在吃饭,听了话扔下碗就往家跑,追上爷爷,把我连人带背篓抢了过来。

  “不送!我就要这个女仔,你敢送走她,我就一辈子不讨婆娘!”

  那门亲事于是告吹。

  3

  父亲酒楼生意最好时,社会上正流行“大哥大”,他总喜欢揣着一个“大哥大”电话进进出出,像揣着一块砖头。

  那时,我已经离开湖南老家,来到父亲身边,放学后就跑去酒楼帮忙,点菜、擦桌子、跑堂送菜、前台收银,酒楼里的事情,基本样样都做过。有时收账,我顺手装二三十块进自己荷包,父亲也从不找我算账。

  早先还在湖南老家时,我就染上了“富二代”的习性,当时父亲给我每星期一百元零花钱,一根辣条一毛钱,身边那些同学的辣条我全包了,连隔壁班的人都跑来想跟我做朋友。

  1998年,湖南老家发大水,学校号召捐款,我一出手就是五百元,成了班上的“活雷锋”,升旗台上的让同学们模仿的标兵。这事被家里人知道,数落我不会花钱,向着外人。

  当然,那时的爷爷比我更慷慨。

  家里一个远房的嫂子养了三个女儿,有次来我家,将我的衣物——无论是否还在穿的——通通塞进尼龙袋子就要带走,连我刚脱下的袜子也装进去了。

  爷爷还让受灾的亲戚们住在家里,无论修房子、买种子、请工匠,都毫不犹豫地掏钱支援,过去帮工做事,更是分文不取,只要钱不够了就给父亲打电话。

  那段时间,上我们家借钱的人络绎不绝,不需要借钱的,也让父亲想办法找更好的工作,酒楼塞不进去人,就介绍进台湾老板的工厂。有人进了工厂今日旷工,明天打架,被开除了还要父亲补贴路费,回到老家就到处说父亲的坏话,说他不袒护亲戚。

  我在家里听了大人聊天,就向爷爷辩解说,父亲没错的,是别人太坏了。可爷爷只是叼着烟回我说:“都是亲戚,帮帮忙是应该的。”

  没多久,父亲的事业又有了变化。

  因照管酒楼生意顾不上厂里工作,不仅自己手下的人经常旷工,还一直往工厂塞人。经理不满,便到台湾老板那里告了他一状。

  父亲只好辞职出来专注酒店生意,但没了工厂这层关系,酒楼铺子的租约到期后也续不下去了。父亲只好关了酒楼,在原来工厂对面开了一间小工厂。以往那些塞不进去的亲戚,又都有了着落。

  那时候,曾经带我唱歌、上学的华姐,刚到16岁就出来打工,进了父亲的厂,没多久认识一个台湾男人,带着回老家,建了一栋200多平米的“豪宅”。乡邻们看着眼红,一时间排着队把自家的年轻姑娘往父亲厂里送。后来,我就听到父亲跟爷爷吵架——“他们把我的工厂当什么了啊,工厂不是拉皮条的,那个台湾男人是有家庭的!”

  4

  父亲再婚,是香港回归那年,第二个妻子是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喜欢在头上别一朵大红花。庄上的女人们在暗地里唆使我叫她“大花妈妈”,顺便还把我母亲离家出走的陈年旧事拿出来咀嚼一番。

  婚礼办得很简单,只是两家亲戚凑在一起吃个饭,开始我还没有觉察出什么异常,直到午饭过后,表亲的姐妹们依然像往常一样,去我房间“分享”我的衣服和新玩具,两个表姐为抢一件花裙子打了起来,姑姑听到哭声进来,给她俩每人一个巴掌,训斥到:“你们拿她的东西干什么!以后她那个后妈对她不好,她连补丁衣服都没得穿!”

  我那时候才明白过来,“大花妈妈”原来已经成了我的后妈。表姐们将裙子塞回衣柜,看我的眼神也从羡慕变成了怜悯。

  很快,继母生了一个小弟弟之后,首先被排挤的就是父亲这边的亲戚们。继母的两个弟弟和她的各种亲戚陆续进入父亲的工厂,两边的亲戚经常发生矛盾,弄得父亲焦头烂额,最终以父亲一方亲戚的出走了结。姑姑离开时跟我讲气话说:“你爸现在不要亲戚们,以后也不会要你!”

  而父亲,也确实变了。

  以往过年,他总是带我回爷爷奶奶家,和姑姑们一起过年,大人们会给我压岁钱,给我买新衣服。自从有了弟弟后,父亲就只带着我去继母的娘家过年了。

  那年春节,我敏感地发现,尽管我考的是全校第一,可父亲没有像以前那样向别人夸奖我,把我的奖状拿出来展示。有一次,我故意绊倒正在学走路的弟弟,父亲发现,教训了我几句,我不知哪来的勇气,跟他顶起嘴,父亲气得满脸涨红,但没打我,连扬手的动作都没有。

  我受到的惩罚,是被送进寄宿学校,只能在周末回家。

  为了报复父亲的偏心,我精心策划过一场离家出走。

  中秋节学校放了一天假,学生按例要在下午放学后回家吃团圆饭,我没回家,故意将书包放在教室座位上,朝包里塞了一封“告别信”,然后什么都没带,徒步向郊区一直漫无目的地走到天黑,夜里躲进路边的树林,又冷又饿,蜷缩在一棵树下睡着了。到了半夜,有只蚂蚱跳到脸上,我惊醒,吓得大哭。天亮时,附近村庄一个放牛的老人发现了我,让儿子把我送回了城里。

  一夜的恐惧让我离家出走的冲动早已冷却,回到家里,弟弟还没醒,父亲刚吃完早饭。他看了我一眼,扔给我一叠钱就出门了。继母在厨房洗碗,推开我房间的门,里面堆满了父亲的货物,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回到学校,书包还在座位上,那封“告别信”,也没人打开过。

  5

  从那以后,我开始疏远父亲了。我不喜欢和他说话,也不愿待在家里。只要他每个月给我钱就好。我不知道父亲到底挣过多少钱,只记得有段时间他去老家县城看过很多房子,还买了一块可以建菜市场的地。

  我周末回家,好不容易才见父亲一次,他就将一叠一叠的现金塞进我书包。

  而我再也不是那个可以考全校第一的好学生了,我的爱好除了上网玩游戏,就是买东西、和同学互相攀比。那时候我总想,这个世界上应该没人爱我,也什么都不值得。

  高考那年,没有什么惊喜,我连个三流大学都没考上,我知道这个结果也是“不负众望”,反正我已经跟废人差不多了——除了花钱,什么都不会。

  高中毕业,我进了父亲的工厂打工,站流水线,守着一台半自动化的塑胶机,将注塑好的模型拿出来,一天八小时,月薪三千元。两个星期,我就摸清了工厂里每一台机器的功能,还学会了调试和简单的编程,机器卡住或出故障,我很快就能解决。我将机器的程序优化,让产品的出厂合格率从70%提升到95%,一个月就给采购部节省二三十万的材料成本。

  一次家庭聚会上,负责工厂采购的亲戚对父亲说我“在工厂里就埋没了”。父亲没多想,花了笔钱把我弄进一个三本大学。

  回到校园的我还是富家小姐的做派:吃饭不在食堂,不吃便宜的水果,买衣服和用品从来不考虑价钱。也没人教过我要节省——从很小开始,我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个能挣更多的人,我理所当然地养尊处优。

  我不爱参加班级集体活动,与朋友的交往也疏淡,包括男朋友。所以,后来在火车站月台与他诀别时,我并没有那么难过。

  而与父亲之间的交流渐渐变成每月只有两条短信:

  “钱已汇”。

  “收到”。

  6

  到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富二代”生活突然中断了。

  父亲连续三个月没有给我打生活费,以往我都是大手大脚,从没存过什么钱。我终于拿起手机,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如果不是山穷水尽,这电话我都不会打。父亲在电话里推诿了好几次,总说在忙,过几天就给我转,但我每天去查银行卡,余额都没有变化。

  再到后来,父亲终于跟我说了实话。金融危机后,广东的外资和台商大量撤资,中小企业老板们卷款潜逃,很多工厂都倒闭了,父亲的工厂被上游企业拖欠了半年多的款项,下游供应商每天追着父亲要钱。他已经把家里的房子、地皮、车子和股票全都卖掉了,只是亏空实在太大,那些资产就算全部变现,也依旧于事无补。

  爷爷是在收到法院传票时才知道父亲工厂破产的——父亲还欠了银行很多钱。爷爷气得很快就病倒了,消息传到镇上,再传到工厂里,几个月没领工资的工人们再也坐不住了,开始罢工闹事。

  几个舅舅拿走最后一点资金躲了起来,那些曾经跟父亲一起走出大山的乡邻们一拥而上,搬空了厂里全部值钱的东西。等父亲从外面讨债回来,工厂已成了一片废墟。

  而我得知这一切时,已经是父亲山穷水尽半年以后了。在他告诉我实情那天之前,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多说过话了,在电话两头,父女两人似乎都显得很尴尬,称呼以后,沉默了好一会儿,父亲才开口说话,他直接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自己刚刚去了(东莞)寮步镇的一个厂里要钱,那个厂欠了他二百多万货款,他去的时候,已经有好多人在那里了,那个老板被围在办公室。隔着玻璃,父亲就看到那个老板往自己身上倒汽油,点火,整个人都烧起来了……父亲讲到后面就没再说下去了。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眼眶有点火辣辣地疼。

  我在电话里对他说:“有件事我想了很久,一直想问你。”

  父亲问什么事。

  我说:“小时候,爷爷要把我送走,你为什么又把我带回来?”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舍不得”。

  我听完,笑出眼泪来。

  我将眼泪擦掉,故意清了清嗓子:“爸,没事儿,我长大了,能照顾自己。你顾好自己和弟弟他们,不用担心我。”

  父亲顿了一下,应到:“好。不如你去找亲戚借点钱,把这期学费先交了,以后等我们好了再还给他们。”

  我说:“好,我等你们。”

  父亲挂了电话之后就消失了。

  7

  我给几个姑姑打电话求助,结果她们一致劝我退学打工。

  “还读个鬼啊,饭都没的吃了,你进工厂去打工啊,一个月还能给家里还三千块债。”大姑说,表姐们都是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挣钱了。又说父亲现在破产了,我们还欠她家钱,我早点打工才能帮父亲还钱。我反问她父亲当年是如何照顾她家、给她家多少钱的,大姑只说,父亲当年对她是照顾,但她后来投到工厂的钱另算。

  二姑妈、三姑妈、五叔,几乎都是统一的口径,一致拒绝了我,外面的亲戚就更靠不上了。即便我都说打借条了,毕业了还,连奶奶也爱莫能助——几个姑姑对爷爷偏袒继母兄弟们的事一直耿耿于怀,爷爷此时还躺在医院,奶奶不能确定姑姑们是否会为他平摊医药费,所以她的私房钱也不能给我读书,要留给爷爷救命。

  姑姑叔叔们得知我跟奶奶要过养老钱读书,一个个气得震怒,骂我“读书读傻了!”甚至华姐也主动打电话给我,问我要不要去她那里“上班”。她还暗示说,要趁年轻,“这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有了钱没人敢看不起你。”

  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当时的男朋友“突然”被家里安排去当兵,我去送他,临到要分别时,他支支吾吾地给我说,他父母觉得我们不太合适,“不如算了”。

  火车很快驶远了。“不如算了”,我站在月台上仔细咀嚼这句话的意思——他父亲跟我父亲曾是高中同学,以前在一起时,他的家人亲友都夸我们很般配,甚至用了“天生一对”这样的词。

  那时,我父亲的生意还没有破产。

  8

  为了保住学业,我向学校申请了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有课的时候,利用课间空隙在学校送外卖,没课或者周末就出去兼职。在商店门口拍巴掌、喊促销口号,一天可以挣五十元,发传单每天三十元,戴着头套。夏天完工后脱下头套,全身都湿透了。

  大学最后一年,我找到了一家杂志社实习,没有工资,写出稿子发出了才有稿费。我第一个月的稿费就超过了三千块。领导见我勤快,鼓励我继续努力,给我批了每月八百元的交通补贴,算基本工资。等2010年我大学毕业,便在杂志社转了正,工作和收入开始稳定,自己生活之余,每个月还能尽量省下点钱寄给父亲。

  那时父亲带着继母和弟弟在外地躲债,好几年都没回家过年,偶尔给我打个电话,明面上只聊些家常、问我工作近况,但每次打完电话,我都会给他账号上汇些钱过去,他好面子不开口,但我知道他是又缺钱了。

  我在杂志社的工作虽然稳定,比起父亲的债务,仍然是杯水车薪。

  所以没多久,我便辞掉杂志社的稳定工作,准备去上海一家媒体当旅游记者。旅游记者出差任务多,跑全国各地,忙得像一只停不住的陀螺:通宵赶出报道策划,当天就上门拜访客户,然后在摇晃的火车上抱着电脑写稿子。日常情况则是,凌晨五点起床,挤一个小时公交,再挤一个小时地铁,再转公交,坐班十个小时,晚上九点才回到出租屋,自己弄晚饭吃,接着加班写稿子。

  我烟瘾越来越大,咖啡也停不得,但好在挣得也多了。

  9

  2014年,我在老家县城租了一套房子,把在外躲债的父亲接回来安顿。大货车拉回一车旧家具,我打眼就看到那台当年父亲在广东时用过的冰箱,上面还贴着我的三好奖状。

  这些年,我从一名记者逐步晋升成为公司华东地区的市场总监,我的积蓄加上父亲和继母辛苦打工的收入,也渐渐偿清了大部分的债务。

  五十岁不到的父亲,两鬓已经有了些许霜白,曾经漂亮的“大花妈妈”也熬成了沧桑发福的中年妇女,弟弟依然年少羞涩,见面那天,他们催促弟弟,让他喊我,小伙子涩涩地喊我一声,姐姐。

  第一天住进破旧的出租房,我和父亲便围着炭盆,把这些年收回来的欠条,一张一张扔进火里,他抓着我的手,长长叹了一口气,说,“可惜你不是个儿子。”我说,“儿子能做的,我也能做。”

  烧完借条,我陪父亲喝酒,我的酒量让他很惊讶,他不知道,这都是我这么多年一杯一杯练出来的。那天,我们聊了许多,我与父亲的恩怨,都化在了酒里。

  回到老家没闲几天,父亲就瞒着我去工地当水泥搅拌工,因为身体吃不消,干了一个月就又回来了。继母找了家饭店想当服务员,老板嫌她年纪大,只能进后厨做清洁,每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父亲后来还辗转折腾过许多事情,给人当司机、进厂打工、跑黑车,攒下的钱还不够去一趟医院。

  好不容易还清了债,父亲又厚着脸皮把家里的亲戚借了个遍,凑了几万块钱跑回广东,买台二手机器拉回老家,白天跑业务,晚上自己开机做货,重操旧业干起了老本行。

  我知道父亲的好强,他才刚过五十,还有半生的日子要过,而且,他又给自己加了许多事情在肩上,比如供弟弟上学,比如给我准备嫁妆。

  两年多前,我把在上海工作时认识的男友带回了老家,父亲开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来接我们,见到我们时,他满脸红光,肚子微微发福,走起路也果决稳重,像带着风。男友私下称赞,“你爸真有老板风范!”

  “那当然,我爸本来就是个老板!”

  2016年春节我们订婚,在南京定居。结婚时,按照老家风俗,发请帖要给每家包一个六百元的红包,想起当年亲戚们凉薄,我还不太情愿,父亲却坚决地说:“给!不仅给红包,我还要包辆大包车,请他们来吃酒席,我女儿风风光光出嫁,他们不来哪行!”

  出嫁那天,我挽着父亲的手臂走上红毯。将我的手交出去时,他哭得泪流满面,像个孩子。

  而自始至终,我出走的母亲一直都没有回来。

  编辑:朱玉

  题图:《记我的母亲》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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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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