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二代"大战"红顶商人":1948年蒋经国打虎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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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胜利后,尽管杜月笙与蒋介石已有过节与矛盾,但双方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表面上客客气气;在公开场合,杜月笙对蒋的政策均表示拥护,表态积极,捐款踊跃。但到1948年秋天,杜月笙与蒋家父子形成了正面冲突,发动攻击的,正是如日中天的蒋经国。

  蒋经国和蒋介石

  “太子”蒋经国上海“打虎”

  1948年8月18日,南京政府下了一道经济处置法,实行所谓的币制改革,主要内容为:第一,以金圆券取代法币,法币须在11月2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第二,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的流通、买卖或持有;所有个人和法人拥有之黄金、白银和外币,应于9月3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违者一律没收并予惩处。第三,严格管制物价,以8月19日价格为准,不得议价;实施仓库检查并登记,从严惩处囤积居奇者。蒋介石想通过这剂强心针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以期内战能继续打下去。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政府实施经济管制、推行金圆券并不乐观。就连《中央日报》都喻之为割除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蒋介石在各重要经济区域设立经济管制督导员,其中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区最为关键,督导员为央行总裁俞鸿钧,由蒋经国协助。于是,蒋经国以经济副督导员身份,带领他一手组建的经济勘建大队来到上海。几天后,蒋经国又挑选一万多名青年,组成大上海青年服务队(9月25日举行成立典礼,王升为总队长)。在动员会上,蒋经国鼓动队员们,对付那些抵制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官僚,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气,所以金圆券改革又称“打老虎”。蒋经国还设立密告箱,鼓励告发,同时在每周二、四公开接见市民,听取意见,“来见者甚多,都是一般穷苦无告的人”。蒋经国鼓动打虎队,对富豪毫不手软,标榜“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他表示:

  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

  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

  凡为资本家辩护的,就是资本家的走狗。我们一定要使上海不再是投机家的乐园,而为上海人民的上海。

  蒋经国怀抱大干一番的想法,希望通过督导币改和经管,在上海这样国内外瞩目的中心城市建功立业。蒋经国头顶“太子”身份,手持尚方宝剑,有自己的基干队伍和一套做法,内心有成就事业的冲动,上方又提供其表现舞台,名为协助,实为主管,坐镇上海,主持上海的币改和经管工作。他自承:“改革币制的方案,此乃挽救目前经济危局的必要办法,但问题是在于能否认真执行既定的方案,否则无论方案如何完整,还是失败的。督导上海方面的经济管制工作,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经济方面的工作,一点亦没有经验,所以恐难有所成就。但既做之,则必须确实负责,认真去完成应负的责任。”

  蒋经国本人还时常微服出巡,发现贪赃受贿的官员即严惩不贷,将一批批违法商人游街示众。8月23日和27日,蒋经国两次指挥上海的军警,到全市库存房、水陆交通场所搜查。当时上海资本家对币改的观望不定与消极抵制,令蒋经国颇为恼怒,他痛责:

  若干商人在当面对你说得好好的,而背后则是无恶不作。

  银行多做投机买卖,不晓得发了多少横财。现在要他们将外汇拿出来,都不大情愿。

  上海有少数商人,实在太坏了。

  凡触犯法令者,商号吊销执照,负责人法办,货物没收,并枪决了犯勒索罪的淞沪警备部科长张亚民、官员戚再玉、囤积居奇的商人王春皙。蒋经国召刘鸿生训话,批李铭“面红耳赤,神色颓唐”,斥周作民“垂头丧气,情绪紧张万分”。9月1日晚,蒋经国接到南京的电话批准严办大的投机商人。次日,蒋经国即开始行动,逮捕违反法令者64人,其中有中国民族资本榜首荣家的第二代干将、申新纱厂经理荣鸿元,米商万墨林,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

  于是,法币、黄金、白银、美金……上海市民半个世纪的积蓄,就这么在一夜之间消失了。仅宁波帮大佬刘鸿生一人,就被小蒋活生生“劝”出了800根金条和250万美金。到10月份,上海共收兑黄金114万两,美金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子96万两,合计价值超过2亿美元。

  试想,中国历朝历代,哪有一个政府会下达这么荒唐的命令,没收人民私藏的金银财富,强迫兑换成一张张日后成为废纸的“金圆券”?即便是清政府和袁世凯政府,都想不出这套滑天下之大稽、竭泽而渔的金融政策。金圆券改革的实质,是蒋家父子对大陆人民尤其是上海人民的最后一次搜刮。当然,小蒋是做得非常“认真”的。

  “上海皇帝”杜月笙的反击

  为了杀鸡儆猴,杜月笙之三子、中汇银行经理杜维屏因“囤货炒股”,在交易所外抛售永安纱厂股票2800股,被判8个月徒刑。杜公馆的管家、上海米业大王万墨林也以“非法囤积稻米”而被捕。一些报纸以通栏标题报道杜维屏入狱的消息,杜月笙威风扫地。

  小蒋连小杜都敢抓,算是动了真格。众所周知,杜月笙在1927年为蒋介石的“四一二”清党立过汗马功劳,如今落得如此下场,在上海资本家和市民中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一时间,蒋经国在500万上海市民心目中成了传奇人物,有人喊他“蒋青天”,有人称他“包公再世”。蒋公子的打虎行动,被当时的新闻大肆渲染。9月15日《新民报》晚刊的报道:

  蒋经国年纪不大,四十左右,他过着一般青年人的生活,爱骑马,驾吉普,玩玩网球之类,照像,玩几套魔术,看看电影,京戏,样样都来。自来上海后,因为工作忙碌,这些娱乐消遣的时间,都被剥夺了,他却并未为此而叫苦。他自白的说工作并未影响他的日常生活,早晨七时左右起来,晚间十一时左右安息。惟据他的秘书说:最近因公事太多,当迟至夜二时才睡。

  他没有特殊的嗜好,在渔轮中四个小时,未见他吸一支烟,大概不会吸烟,在家中吃的是家乡宁波小菜。他自己说:对西菜毫无兴趣,无事也爱读一点旧俄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小说,一切都平凡的像一般青年一样,至少在船上四小时,他没有表现一点公子哥儿的旧习,和大官的臭架子。从他的皮鞋后跟钉着橘瓣型的铁钉,和前头开缝裂口,但并未连起来的情形看来,此公生活相当节约,朴实,而又不拘小节。

  火烧到了杜月笙头上。当《中央日报》刊登的杜维屏戴手铐被捕的照片放在他面前时,他感到这个面子失得太严重了,难以接受。甚至市面上已有谣言,说杜月笙也被蒋经国扣押了。

  其实早在币制改革前夕,蒋介石曾把杜月笙、刘鸿生等召到南京去商谈,要求合作;而杜也预感到一些不良征兆,曾将家中之人召集到十八层楼(今锦江饭店),要求每人服从政府,谨慎从事,将黄金白银外币全部兑换成金圆券。但杜月笙无论如何想不到,“打老虎”会打到自己头上来。对外他硬气地讲:“怕什么,我有八个儿子,缺了维屏,绝不了杜门。”他让《商报》刊登公开信,表示:

  二十年来,镛之拥护领袖,服从政府,如所周知……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为心所企求,经国先生执法如绳,不枉不纵,深致敬佩,何致以事涉私情,有所非议。

  但事实上,“上海皇帝”杜月笙无法咽下这口气。杜立即电话给钱新之、章士钊、陆京士等来寓所议事,第二天又邀黄炎培、刘鸿生、盛丕华、徐采丞等商量,决定了反击策略。杜吩咐徒子徒孙四处活动,收集蒋氏姻亲豪门在上海囤积居奇的情报。

  9月下旬的一天,蒋经国在浦东大楼召集上海工商巨头开会,对部分人在实施经济管制中阳奉阴违的做法,进行诘责和威胁:

  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仍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兴风作浪,危害国计民生。本人此次秉公执法,谁若囤积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

  蒋经国刚说完,杜月笙便不紧不慢地说:

  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一致要求,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在上海首屈一指,远远超过其他各家。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

  扬子建业公司一直是倒卖外汇、走私商品的最大官倒企业,自金圆券改革以来,它又是上海最嚣张的囤积大户,它在锦江饭店斜对面的仓库里(该址后为锦江出租汽车公司,现为迪生百货公司),堆满了从汽车到毛料的各种物资。

  杜月笙突如其来的一番话,大出蒋经国意料,他马上意识到了杜的险恶用意。因为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就是宋美龄的外甥、自己的亲表兄弟、前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可既然自己每天口口声声说“秉公执法”,此刻已没有退避余地,便当众宣称:“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杜月笙连忙说:“好,好!那我敬候佳音。”说罢两袖一甩,走出了会场。

  蒋经国心里很明白,查处扬子公司,绝不像他表态那么容易。宋美龄没有生育子女,故而对孔令侃宠爱有加,视如己出;另外蒋、孔、宋三家的关系,蒋经国心里也很清楚。因此,在动不动孔、动的尺度问题上,一直很谨慎。但孔令侃有恃无恐,根本不把蒋经国经济管制的法令措施放在眼里。这种不合作的态度,也着实让蒋经国恼火。蒋经国到上海后规定午夜12点以后宵禁,不许通行,可孔令侃偏偏于宵禁时开车闯关而过;明令不准囤积居奇,可孔令侃偏偏顶风大量囤积物资,还弄得上海滩路人皆知……如今,杜月笙将了一军,蒋经国不得不表态。

  这一表态不打紧,整个上海,全体工商界都拭目以待。蒋经国在全社会的关注下,10月7日,命令经济大队长程义宽查封扬子公司,但孔令侃并没有像荣鸿元、杜维屏那样锒铛入狱。对蒋经国在关键时刻未下手逮捕小孔,杜月笙不依不饶,再度反击,他动员所有的工厂,以原料缺乏为辞,全部停产,并唆使徒众参与黑市交易,掀起抢购风潮,借以报复。

  一时,上海、南京、北平争相报道“扬子公司案”。有为蒋经国“清算豪门”叫好的,亦有因查封之后没有下文而不满的,“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说法在街头传播开来。就在这叫好与质疑并存的日子里,新经济改革已渐呈强弩之末,由于物资奇缺,生产萎缩得不到根本改观,物价开始回升,抢购之风又起……新一轮更险恶的经济紊乱已露端倪。

  其实,蒋经国查封扬子公司后,打算六亲不认,对孔令侃进行处置,但还没动手,宋美龄就找到府来了。扬子公司被查封后,孔令侃才发现对蒋经国看走了眼,匆匆赶到南京向小姨妈求救。宋美龄专程赴沪,以中秋佳节家庭聚会相约,把蒋经国、孔令侃召到永嘉路上的孔家宅院。宋美龄劝解说:你们是表兄弟,一家人有话好说。蒋经国随即要求孔令侃顾全大局。孔一听便急了: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封了,还要我顾全大局?接着两人争得不可开交。蒋经国见孔不可理喻,甩下一句“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头也不回地走了。

  孔令侃也不示弱,对着蒋经国的背影喊道: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还要跳墻呢!如果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大家同归于尽!

  宋美龄无计可施,遂急电正在北平的蒋介石,说上海出了大事,要他火速返回处理。当时北平的战事已焦头烂额,蒋介石是专门去督战的。接电报后,蒋介石只好将一切托付给傅作义,坐着以他夫人名字命名的美龄号专机,急急飞赴上海。不明就里的傅作义对此极为不满,只能长叹一声:“蒋先生是不爱江山爱美人。”

  10月8日,蒋介石自北平直飞上海,宋美龄挡了一切人,连蒋经国都没见成,她独自对夫君反覆陈述扬子公司案的利害关系。最终,蒋介石被她说服了。翌日,蒋介石召见蒋经国,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和为贵”。半小时后,蒋经国从蒋介石处出来,像一只斗败的公鸡。蒋经国在日记中隐讳了蒋介石干预扬子公司舞弊案,只含混其词地记载说:

  清晨拜见父亲,报告上海情况。目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但亦不忍报告,盖不愿烦父之心也。

  对于扬子公司舞弊案,他一反其公开查处的表白,在日记中写道:

  XX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在法律上讲,XX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总之,我必秉公处理,问心无愧。但是,四处所造成的空气,确实可怕。凡是不沉着的人,是挡不住的。

  当年蒋经国的亲信贾亦斌亲身经历了此事:

  贾亦斌找到蒋经国在上海逸村的寓所,开门见山地告诉蒋经国,是专为孔令侃案而来。此案若不办理,岂不真如报纸所说,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骗局?这一段,蒋经国被诸多棘手之事缠绕,心绪烦乱,见贾亦斌总揪着这他避之唯恐不及的事不放,认为他一点也不体谅自己苦衷,气得放开沙哑的喉咙喊起来:孔令侃又没有犯法,叫我如何办他?

  见这位信誓旦旦“秉公执法”、声称与贪污腐败势不两立、一度那么强硬的人,突然变得这么软弱,甚至无视事实,为大经济罪犯辩护,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一股爱诚怒烈的冲动,驱使贾亦斌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孔令侃没犯法谁犯法?……你这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连我都骗不过!”

  贾亦斌回到寓所,掌灯伏案,给蒋经国写了封14页的长信,但一切为时已晚。

  蒋介石的座机驾驶员衣复恩后来回忆:

  扬子公司事件落幕后的某日,宋美龄搭总统座机要从上海回南京,坐机停在上海龙华机场,宋美龄特地在机上约见蒋经国。蒋太子急匆匆登机与宋美龄见面,关门密谈片刻,蒋经国脸色沉重步出机舱。自那天起,上海“打虎”成为历史名词。

  第二天,上海警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而大肆报道“扬子案”的《大众晚报》、《正言报》被勒令停刊。经济管制的寿命仅维持了70天,蒋经国苦心建立起来的整肃权威烟消云散,市场信心瞬间崩溃,小蒋以一己之力与恶势力斗、拯救党国的梦幻也随之破灭。在向上海人民道歉后,蒋经国黯然而去。

  实际上,蒋经国要长期在上海实行限价政策,也不可能。强令限价违背了经济规律,限价后工厂因原料来源缺乏而减产停工;商店进货困难,只能以销售存货维持;外地物资和原料因限价而不愿运进上海,攸关民生的大米入沪数量从每日数千石剧降为数十石。这些情况必然导致市场和民心恐慌,发生抢购,动摇限价。10月底开始,上海市面上掀起抢购狂潮,杜月笙管家回忆:

  凡属官价出售的东西,不论穿的用的吃的,从黄金到粮食都抢购一空,黑市物价一日三变,仍然不受限价的约束,于是金圆券的价值直线下降,蒋家政权的威信扫地……当时市面上传言,这抢购风潮就是杜月笙和与他有关的各方面合谋搞起来的,真相如何,我不清楚。

  这抢购风潮不会与杜月笙没有关联。

  蒋经国上海“打虎”无疾而终。当杜维屏回到杜公馆时,受到了盛大的欢迎。杜月笙非常得意地说了句“强龙终究斗不过地头蛇”。

  评论者储安平的炮轰

  数年后,时过境迁,有一则插曲,说蒋经国在台北一餐厅偶遇杜维藩,当众致歉,当然这是杜月笙长孙杜顺安的回忆:

  祖父去世,我们一家人到了台湾,某日,我们去台北市长安东路一家广东烧腊餐厅吃饭,刚好蒋经国也在那家餐厅里用膳,蒋经国那时住台北六条通,和那爿广东烧腊店隔街相望。他见我们一家人也在用餐,马上走了过来,和父亲握手致意,蒋经国坐在父亲身边,以上海话告诉我父亲:“上海的事情我感到抱歉!”蒋经国这句抱歉,一笔勾销了过往仇隙,过去的恩恩怨怨,俱往矣!

  当然,1948年,最感愤怒的是上海的老百姓。在上海办《观察》杂志的储安平对当政者的炮轰,可谓代表了民众的心声:

  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政府拿这些民间的血汗积蓄,去支援他的戡乱,使所有国家的一点元气,都送到炮口里轰了出去!

  一个只要稍微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疚于中吗?

  他用上海话直截了当地批判国民党的统治:

  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作者:苏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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