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不到春运火车票,你真的斗不过黄牛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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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春运时,很多网友发现,今年回家的车票尤其难买,刚打开12306,票瞬间就被黄牛抢光了。

现在黄牛党早已不靠体力了,比如上海拍车牌的黄牛,依靠的就是更快的网络与技巧,而火车票黄牛,则更加高科技,甚至有专门分工的程序员。

很多人提到黄牛厌恶之情就喷上来了,国家机关也在不断打击,但黄牛始终如野草般春风吹又生。他们到底靠什么顽强地生存着?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经济原理呢?

2010年1月27日,在南京火车站兜售春运火车票的黄牛和票贩子 /视觉中国

黄牛打破了供给短缺

“黄牛党”是上世纪20年代上海人惯用的概念,形容抢购物资和票券的人如“黄牛群之骚然”。解放前,黄牛党投机商对法币、布匹、医药等物品囤聚居奇,牟取暴利,但他们往往又被大资本家和大买办的勾结盘剥弄得血本无归,所以他们自己也以“案板上黄牛”自居,黄牛党一词由此而来。

国外也有“黄牛党”,但其称呼有所不同,如在一些欧洲国家称“白牛党”,在美国则称“票务经济人”。

总的来说,黄牛一直存在,从前倒卖自行车、缝纫机等票证,现在倒卖热门演出门票、医院专家号及火车票,利用各种途径占有一些资源,然后高价转卖给急需的人获利。

2005年9月7日,武汉汉口某酒店旁,收购酒店月饼优惠券的“黄牛”/视觉中国

所以,很多人认为黄牛的出现是政府管制不到位,但根本上,黄牛的成因是经济的,而非政治的,是市场的,而非政府的。

首要的市场因素是供给短缺。去年,一则女子北京看病怒斥黄牛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这名女子在医院大厅哭诉,她从外地赶来排了一天队都没挂到号,而黄牛将300元的挂号炒到4500元。

医院专家号、春运火车票、北上广的车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需求远远大于供给,会限价、限量。

人们买不到,出价就会增加;另一方面,供给短缺的时候,黄牛可以通过各种合法的(排队)、非法的(走后门)手段先获得有限供应的商品或服务,然后高价出售。因此,一个地方只要尚存经济自由,短缺必然会产生黄牛。

2012年1月,三里屯苹果店,黄牛随身带着棉被准备抢购新款手机/视觉中国

当短缺从短期变为长期,就会出现配给制度这样一种政治安排。例如从1955年开始,中国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票证时代”,几乎所有的民生物资都凭票供应,从粮食布匹到香烟火柴。

但票证配给制度本质上仍然是短缺,而黄牛,则是来打破这种制度的。

直到80年代初,城市居民都可以把多余的号票拿到自由市场换鸡蛋或者粮食,或者直接换成钱。一定程度上,他们破坏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配给制度,但也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改革开放后,生产迅速发展,票证才逐步走出中国人的生活。不过,在一些垄断和特殊行业中,供给配给依然存在,比如车牌要摇号,房屋要限购,黄牛再度出现。

2015年,一犯罪团伙通过违法手段获取上海车牌长达十年,致使5000张“妖牌”(用真实身份通过非法途径办理了上牌手续的上海牌照)流通在市面上,非法获取利益高达2.2亿元。

2015年11月5日,福州路的上海国拍行门口,代拍黄牛打出“拍不中赔2000”的牌子来招揽生意/视觉中国

除了紧缺的市场供给催生了黄牛,商家的价格歧视也是黄牛出现的原因之一。

所谓价格歧视就是商家以不同价格向不同顾客出售同一种物品的做法。打个比方,商场以买300元返300元购物劵,是一种常见的促销手段。对两次共花费600元的消费者来说,商品价格打了五折,但很多消费者根本消费不完赠券,所以,这个折扣实际上实现不了。这就是促销对于不同消费者的价格歧视。

这时候黄牛党出现,充当中介和跑腿,反而打破了商场促销的价格歧视,让更多消费者享受到了商场的优惠措施。

例如,黄牛党自己现金垫付300元,获得300元返券,分别给两波顾客凑单付款,顾客们省时省力,即便以7折的价格去购买自己所要的商品,分别向黄牛支付210元。两次下来,黄牛依然得到420元,赚到了120元差价。同时,两波顾客既享受了便利,又获得了7折优惠。

2004年9月22日,上海杏花楼月饼每年遭遇黄牛爆炒/视觉中国

所以,物资短缺、供给配给制度、价格歧视导致了黄牛的出现,不过,这些只是黄牛出现的表面原因。

黄牛抬高的价格合理吗

在买火车票这件事情上,虽然政府压低了火车票的价格,但供给上不去,普通人反而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排队,甚至抢不到票,低价的好处也被抵消了。这就是经济学里的“租值消散”的理论。

结合这个理论,我们也能理解黄牛存在根本原因是:供需不平衡下对票价实施了价格管制。例如,价格管制下只卖50的火车票,但在市场上有人愿意出价100元来买,就出现了50元的差额。

黄牛托人开后门、寒夜里彻夜排队,如今他们的技术更高明,用专门的作弊软件来抢票,以更低的成本赚取50元的差价。而且黄牛必须控制成本,如果黄牛的票价超过了机票价格,当然就没人找他们买票了。

2014年1月5日,北京生肖邮票开售市民疯抢,“票贩子”现场倒卖价涨十倍/视觉中国

说到底,火车票供远远小于求,普通消费者才会对限量车票趋之若鹜,并且我们排队的时间成本远高于黄牛赚取的50元差价。

从这个角度来说,黄牛是解决租值耗散的一种办法。而黄牛、黑市机制,则正是当资源不能以价格来实现分配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种替代机制。

黄牛并不增加供给的紧张程度,医院的黄牛自己并未得病、商店的优惠券黄牛也并不购物,火车票的黄牛也不打算坐火车。争这些号、票的,都是有着真正需求的人,同时心脏病,同时要回家,谁高贵一些?难道有力气有体力,通宵排队的人,即一定比没力气排队的人就更应该先得到供给?实际上,病越重,回家越急切的人,出价往往最高。这正是价格机制对需求强度的识别作用。

所以,从这个角度,“黄牛党”行为不应该受到政府干预,按照经济学的效率标准,黄牛更好的匹配了资源,把资源交到那些最需要的人手上,自己也从中获利,交易双方都享受到了福利。

2012年1月13日,北京,排队的黄牛付出了体力劳动/视觉中国

不过,这种简单的自由市场原理正受到经济学发展的挑战。与其性质相类似的还有人体器官交易、高利贷等交易行为。

按照效率标准,这些自愿进行的市场交易无可厚非。但事实上,这类“黄牛党”交易行为在全球各个国家都普遍遭到禁止,尤其在中国,高铁票价并不算便宜,除了效率,人还要追求一点公平。

效率不是唯一的标准

黄牛的出现,让你可以更快速地买到高价票,但同时也意味着,本该让消费者享受的低价福利,被黄牛“劫获”了。

因此,当媒体开始报道黄牛高额的收入时,舆论会统一地倒向严惩黄牛。为什么追求效率不择手段的人类,会在这时候讲起公平来?

2013年9月17日,海口三五成群的“黄牛”在机动车道上拦车兜售倒卖月饼票/视觉中国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行为法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终究是感情动物,除了追求效率原则之外,还普遍追求公平,而且有比较大的社会差异。

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罗思在1989年到1990年间的耶路撒冷、卢布尔雅那、匹兹堡和东京四地做过一项实验,发现相对发达的工业社会,在考虑公平问题时确实有差异,但是很小。

所以他在上世纪末转去了和外部社会比较隔离的秘鲁亚马逊,以生活在那里、生活经验与外界工业化人群全然不同的Machigurenga人为实验对象,后来的研究者更是调查了15个小型农业社会,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农业社会人群对公平的要求差异很大。

2010年11月8日,王菲演唱会场外附近地铁站出售门票的黄牛/视觉中国

尤其在整体物资匮乏,对集体配给制度的依赖依然很高的地方。例如抢购火车票时的中国人,原本就不是收入的顶层,相比效率,他们更在乎的是公平。

2011年,中国开始实行火车票实名制,并没有能消除黄牛。2018年,黄牛抢票的技术愈加精进,直接拿着用户的账户和身份证信息,用外挂软件登陆抢票,最短可以100毫秒刷新一次页面,远超正常人的手速。

火车票上游没有增加供给,火车票的购买方式只增加了实名制的身份验证,并没有本质变化,相当于要求黄牛拿着客户的身份证排队买票。相反,黄牛用技术实力向我们演示了最可怕的一幕:车票一秒刷没。

2014年1月12日,北京一记者化名“四喜丸子”,成功购买火车票并顺利上车/视觉中国

有没有可能的解决办法?事实上,只要供给和价格没有变化,火车票实名制想要真正公平,就得回到摇号抽签的时代。

以春运为例,春运行程计划性强,所以春运前一个月,可用一周时间供公众在网站输入身份证,并预订车次、座位,可以提交数个不同优先程度的预订。一周之后电脑统一抽签并公布,中签者可凭身份证购预订车次的车票。较长的登记时间,则可以方便农民工找人帮忙,不需要再“抢”。考虑到临时出行的人,留少数余票即可,参与过春运抽签的人不得购买。

这样的抽签会使票的分配更加人性化。首先,可以根据年龄、性别、是否残疾赋予不同的中签概率,照顾老弱病残。而且,如果一个人多年不中,还可以调整他的中签率。其次,对于必须一起出行的,可进行团体抽签,只需调整中签率即可。

最惨的是,加高价买了黄牛票,临上车被查获/视觉中国

这样的抽签还能优化资源的配置。系统可实时显示预订情况和各车次、座次中签概率,人们可调整出行计划,想把握大点,就订差一点的车或座位,或者时间离春节远一些。铁道部也可以根据情况安排、调度列车,两方面都可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12306有足够先进的技术,抵抗黄牛的摇号抽签外挂软件。

参考资料:

1.王直. 定量配给制度与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经济研究.1995.

2.Alvin Roth, Vesna Prasnikar, Masahiro Okuno-Fujiwara, Shmuel Zamir .Bargaining and Market Behavior in Jerusalem, Ljubljana, Pittsburgh, and Tokyo: An Experimental Stud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1.

3.JOSEPH HENRICH, Does Culture Matter in Economic Behavior? Ultimatum Game Bargaining Among the Machiguenga of the Peruvian Amaz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

4.辉格,火车票实名制不会消除黄牛,海德沙龙.

作者:刘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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