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并不仅是场叛乱,它牵动了整个东亚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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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与胡人秩序

从太宗时期开始,大唐就重用番将。陈寅恪先生注意到,太宗所用番将皆是部落酋长,番将统领的是其本部落;玄宗所用的番将则是寒族胡人,番将统领的是诸不同部落。这里面蕴含着巨大的区别。

太宗时代之所以起用番将,盖因在彼时府兵的战斗力已开始下降,故而太宗一朝的东征西战开疆拓土,多赖番将及其部落之力。太宗兼具汉人皇帝及草原英雄的特质于一身,与大多数重要的突厥首领建立了个人联系,他极其熟谙草原上的政治逻辑,对其运用达出神入化之境;在依循该一逻辑分化并击溃突厥帝国之后,又将突厥部落组织并入唐朝政府机构之中,突厥首领成为大唐官员,突厥人是因为尊太宗为“天可汗”而接受了这种官员身份,而非因为尊其为皇帝,当然,与中原式官僚体系里面的官员并不是一回事。

太宗的这种草原视野,是以其与鲜卑游牧军人常年打交道的战争经验为前提的。从唐高宗开始的皇帝,都不具有这样一种战争经验,也不具有草原英雄的人格;并且大唐定都长安,虽然有着遥制关东的考虑,但是毕竟远离农耕G游牧过渡地区,从而无法再获得治理草原所需的知识。所以,到了高宗朝后期,突厥脱离大唐帝国的统治,再次形成独立帝国。

这就是玄宗朝任用番将的时代背景。他为了抗衡关陇军事贵族,又为了免除身为部落酋长的番将形成独立王国,故而重用在中原了无根基、在草原也身份不高的人,东北军镇的安禄山、西北军镇的哥舒翰等人皆是因此而获得飞升的机会。关陇集团本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多有出将入相的本事,时任宰相李林甫为了阻止这种人对自己的位置构成威胁,尝上奏玄宗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

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这刚好与玄宗的意图一拍即合。但是玄宗并不知道,即便安禄山是寒族胡人,也不意味着会有与中原寒族同样的政治逻辑,草原上的秩序另有一种逻辑。玄宗试图用西北军镇制衡东北军镇,但对军镇内部的政治逻辑却又没有感觉,于是在事实上便只能将安危系于将领个人忠诚与否之上,这是很危险的。玄宗丧失了草原视野,终致大祸。

这种视野的丧失,意味着大唐虽建立起兼容中原-草原的世界帝国,却并未获得相应的精神自觉。因此,世界帝国在精神层面的坍塌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在纯理想方面,同样也在帝国视野方面,吊诡的是,帝王的野心进一步加速了精神的坍塌。五胡乱华之际,东亚帝国在精神上仍拥有普遍性,它虽衰弱,但犹能蓄力;而此刻,一种精神上的自我超越已经成为真正的生死攸关之事。

差不多与安史之乱同时代的,还有同样由中亚伊朗系人群为主发动的伊斯兰革命,革命推翻了此前横扫中东北非的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建立恢宏伟大的阿巴斯王朝,将波斯帝国的文化与阿拉伯的信仰融为一体,形成精神超越,开创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再及远方,伟大的查理曼大帝吸收由西班牙的伊斯兰王朝传来的文化,开启了加洛林文艺复兴,构成西欧中世纪精神史上耀眼的一道闪电。大唐、阿拉伯、查理曼东西几大世界帝国的建立,煌煌武功反倒各自唤起了普遍的精神革命。8世纪到9世纪,人类各大文明区的精神现象学进程迈出了同样的一步。

安史之乱并不仅仅是一场险些颠覆大唐的叛乱而已,它牵动了整个东亚乃至内亚的历史进程,其后续影响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原史,也同样深刻地改变了草原史与西域史乃至雪域史,改变了这些地方的精神世界,它是内亚地区历史联动性的一个典型体现。

在 差不多从6世纪到9世纪期间,从小亚细亚以东经中亚到塞北草原的内亚地区,是崛起于蒙古高原的突厥游牧者与来自中亚的东伊朗系粟特商人所主宰的世界,前者建立起连接东西方的草原帝国(此时的西方主要是指拜占庭帝国),后者则在草原通道上主宰着各种贸易过程。突厥人很依赖粟特人的商业能力,以便为自己获取贸易品、管理战争后勤物资的调剂等;因此突厥人会保护粟特商人,并且会将其作为政治及商业顾问。所谓的丝绸之路商道,出了中原便进入突厥人控制的地区,其上主要的贸易贩运工作都是由粟特人完成的。

大唐的兴起也在相当程度上借助了内亚的力量,唐太祖曾经向突厥帝国称臣,以换取军事支持来进军关中;而粟特人活跃的商业活动,则降低了大唐军队在西域驻防的高昂成本。

陈寅恪先生注意到,在“武后、玄宗朝代,在东汉、魏晋、北朝时代作为中原文化最高之地的河朔地区,即已开始了其胡化进程”。这里所谓的胡化,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指粟特人在这个地方的汇聚。陈寅恪先生认为这是由于东突厥在高宗朝复兴,使得粟特人来到河朔地区。

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想,粟特人之所以会汇聚在这个地区,正是因为这里是草原-中原-东北的交界处,这种跨生态区的交界处是最重要的贸易汇聚之地,作为中世纪最伟大的商人群体,粟特人自然会汇聚过来。而安禄山本人也是这种汇聚性的一个产物,其父是粟特人,其母是突厥人,其一人的血统就跨越了北方草原与西域。

玄宗用安禄山,以其出身寒族,无法像部落酋长一样形成独立于朝廷的力量,令其统帅多个胡人部落。但是安禄山可借助朝廷所任命的节度使职位,获取正当性,又依照草原传统,将其统领的某些契丹、同罗、奚人部落约八千人收为养子,号“曳落河”(壮士之意),以为亲兵,进而整合起余众胡人。这些做法,都在已经丧失草原视野的玄宗的政治想象之外了。彼时唐朝内地的府兵早已衰落不堪,故而安禄山一起,玄宗唯有借助西北军镇的力量对抗之,再失利后便只好弃长安而走。

最终安史之乱的平定,相当于是朔方的胡人击败了河朔的胡人,这也意味着,从此以后,唐朝的命运不由自己做主,而由内亚的游牧者秩序做主了。内亚游牧者与中原农耕者的历史互构关系,在此之前便已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在此之后始逐渐获得精神自觉,进而发展为游牧者与农耕者共享的一种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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