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激进天文学:关于穹顶的神秘与幻想

subtitle 利维坦02-06 09:25 跟贴 32 条

  利维坦按:想想上世纪20年代的苏联还真挺激动人心。一个新社会刚刚建立,人们对于未来的乐观不仅仅体现在现实中,更频频投射到对于未来的构想:不论建筑、电影、绘画,还是诗歌、戏剧、小说,苏联人均颇有建树。阿列克谢·托尔斯泰、齐奥尔科夫斯基都算是1920年代科幻作家的代表人物,而科幻作品本身就渗透着作家对于当时政治、军事乃至宇宙观的认知(比如文中提到的《阿利塔》),同时,加上神秘主义等元素,使得当时各个领域的成果风格错综复杂,难以归为单一元素的影响。莫斯科天文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另外,推荐一部俄罗斯科幻电影,阿列克谢·日尔曼(Aleksei German)执导的长片《上帝难为》(Трудно быть Богом),改编自科幻作家斯特鲁加茨基兄弟(Arkady and Boris Strugatsky)1964年的同名小说(塔可夫斯基《潜行者》也改编自斯特鲁加茨基兄弟作品)。阿列克谢·日尔曼一生只拍过6部长片(如果算上未完成的《杀虐史》的话),影片长期被禁是主要原因之一。

  文/William Firebrace

  译/游程

  校对/Anthony

  原文/nautil.us/issue/56/perspective/the-radical-humanism-of-the-soviet-planetarium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游程在利维坦发布

  加加林纪念碑。图源:Shutterstock

  “1964太空征服者”纪念碑。图源:Rebrn

  在苏联解体的数年之前,莫斯科上空一直伫立着象征军备竞赛时代的三个符号:火箭、宇航员和红星。这艘火箭依旧伫立在位于和平大道站(Prospekt Mira,莫斯科地铁站站名)附近110米高的“1964太空征服者”纪念碑顶端,我们通过“太空人大道”(Alley of Cosmonauts)可以直达其底部。而在列宁斯基大街(Leninsky Prospekt),则可以看到宇航员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站在一座30米高的立柱上——他的手臂向下伸直,如钢铁侠一般仿佛想要冲入太空。这两座纪念碑回顾了苏联探索太空的时代,并展望了行星探测和空间站的时代。太空竞赛之前,位于萨多瓦亚-库迪瑞斯卡亚(Sadovaya-Kudrinskaya)大街的莫斯科天文馆,红星作为共产主义和天文学的象征被高高地刻在这座建筑物的穹顶。

  莫斯科天文馆。图源:Zeiss Archiv

  这座天文馆深受政治、工程学、美学风格、戏剧、天文学、太空探索和宗教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它是最后那批被称作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风格的建筑之一,既经历过新苏维埃政府刚建成时的狂热,也经历过社会主义国家时期的艰难。

  在莫斯科建一座天文台,从来就不仅仅是出于展示星体、宇宙运行规律的教育目的,这一点从鲍尔斯费尔德天象仪(Bauersfeld projector)就可以看出。长期以来,俄国人对宇宙有着多元的态度,它包含着科学、神秘主义、诺斯替主义,相信世界并非仅仅是物质的,并认为自己的国家注定要探索宇宙的奥秘。作为“宇宙主义”的创始人,19世纪作家尼古拉·费奥多罗夫(Nikolai Fyodorov)认为宇宙中弥散着死人分解后的原子,人类应该借助于此将死者复活,出于地球生存空间不足的考虑,再让他们去其他星球生活。

  塔可夫斯基《索拉里斯》电影海报。图源:Southern Vision

  这种“星际复活”的想法渗透进此后出版的俄国科幻小说里,例如在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1972年拍摄的电影《索拉里斯》(Solaris,又名《飞向太空》)中,死者在水星上的飞船中复活。然而,费奥多罗夫也启发了俄国早期关于星际旅行的想法。俄国首位火箭设计师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Konstantin Tsiolkovsky)曾是费奥多罗夫的追随者,他在沙皇时期就已经推导出,火箭逃离大气层引擎所要提供推力的公式。齐奥尔科夫斯基沉溺于那些揭示宇宙真相的复杂且半神秘的理论,写了多本有关俄国太空探险者在其他星球“邂逅”外星人的科幻小说,同时他是第一批火箭和飞船的建造者。齐奥尔科夫斯基是一个极为古怪的人,图里可以看到满头飘逸的长发的他把自己置于一堆火箭和飞船模型之中,把号角状助听筒插进耳朵里,好似为了接收来自宇宙那端的信号。

  火箭专家和宇航先驱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Konstantin Tsiolkovsky):“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摇篮中。”图源:Spaceth

  内科医生、哲学家、科幻小说作家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左)在与列宁下象棋。图源:Pholder

  俄国早期的科幻作家曾描述过即将到来的星际航行时代。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Alexander Bogdanov)他于1908年发表在《红星报》的文章中曾这样描述火星:一颗丹红的星球,这颗星球上居住着热衷与俄国人打交道的优势种族。阿列克谢·托尔斯泰(Aleksei Tolstoy)1923年出版中篇小说《阿利塔》(Aelita)时,“红色”仍是具有政治意义的。该小说的主角是两名访问火星的苏联宇航员,他们发现火星人被腐败的统治者和牧师所奴役,并协助火星人发动了类似十月革命的政变,剧情随着领头宇航员爱上火星女王而变得耐人寻味。1924年,《阿利塔》被雅科夫·普罗萨赞诺夫(Yakov Protazanov)改编成电影,影版《阿利塔》的拍摄风格明显受到结构主义的启发,上映之后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

  1924年电影《阿利塔》剧照。图源:SciFi Film Festival

  上个世纪20年代,苏联为了推进“苏联飞行计划”在莫斯科创立了众多社团。全苏联对宇宙万物的狂热追求最终促使了天文馆的建造。社会主义苏联与魏玛德国有相当多的共同点:他们都将自己视为新兴国度,想在多种流行文化之上创造新的世界(虽然后来都认为自己被误导了);19世纪20年代,两个国家都曾地开展过领先于时代的艺术、戏剧和电影运动。关于鲍尔斯费尔德的发明的传闻迅速蔓延到莫斯科。流亡中的大卫·里亚诺夫【里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曾经的伙伴兼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致力于苏联哲学和历史相关研究)主任】于1926年提出建造天文馆。

  最初的设计中,天文馆只是一个大型科学综合建筑的一部分,为了体现出逐渐增长的科学的力量,该综合体还包括一个动物园,一个博物馆和一个图书馆。动物园负责展示生物进化的奥妙,而天文台负责展示大千宇宙的神奇,两者都与当时的东正教教义相违背。里亚诺夫前往德国参观各种天文馆,并委托鲍尔斯费尔德和工程师弗朗茨·迪钦杰尔(Franz Dischinger)为莫斯科建造天文馆。鲍尔斯费尔德和迪钦杰尔拥有当时苏联尚未掌握的技能:造出投影机和搭建钢丝网水泥圆顶的技术。因而将轻架构设计和光线投影技巧巧妙结合,开启了建筑设计的新时代。莫斯科天文馆设计的规模在当时颇具野心——内部直径27米,可容纳1440名观众。而鲍尔斯费尔德提供的蔡司哑铃型天象仪(Zeiss dumbbell projector)也是最新型号,即便是现在,还能够观测到8956颗恒星,并可在不同纬度间切换,考虑到苏联幅员辽阔,这部投影机是一个相当有用的发明。

  蔡司哑铃型天文星象仪。图源:Zeiss

  

  天文馆虽然旨在教育大众,但它也有不为人知的神秘一面。

  

  莫斯科天文馆的大部分设计是由蔡司投影系统的技术要求决定的。这座建筑是三层设计:地下室、地面入口和门厅。为了支撑顶层的主投影大厅,门厅上方安放了一套放射状门架。为了将附加的服务空间加入这种圆形的设计中,四个功能室从中央的圆形空间中伸展开来——墙面呈垂直弯的入口;被用来存放投影机的空间;装有优雅玻璃螺旋楼梯的另一个空间;以及工作人员的办公室。这四室的方位是多变的,既可以呈环形移动,也可以径向运动(编者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苏联建筑师弗拉基米尔·塔特林的塔特林塔,该塔主要形式是一个双螺旋,高达400米。主要框架将包含四个巨大的悬挂几何结构,并将以不同的速率旋转)。

  塔特林塔(也称“第三国际纪念塔”)的想象图。图源:Tatlin

  外部穹顶是用水泥钢丝网建造的,呈抛物线状,在那个年代是极为不寻常的一种设计——事实上,它是当时历史上唯一一座以抛物线设计楼顶的天文馆。这个圆顶外壳的顶端只有8厘米厚,底部也只有12厘米厚,壳厚与内部体积的比例比蛋壳相比于鸡蛋的1:280还要小。穹顶根据木材模型铺设的钢筋框架构建而成的,建好之后在其上喷洒混凝土。

  由于莫斯科的材料短缺,水泥替代品是由地面蛤壳制成的,一方面因为蛤壳的化学成分与水泥大致相同,另一方面因为在莫斯科内陆地区这种蛤壳便于获得。穹顶的绝缘层材料则是苔藓。这种生活在海陆边缘的植物被用作制成人造穹顶的材料,从德国进口而来的铝板则会被覆盖在穹顶的最外一层。

  苏维埃宫(Дворец Советов)是1930年代开始策划的纪念建筑,1933年博伦斯·卢凡(Boris Iofan)的候选方案胜出,昭示苏联政府的建筑物风格由现代主义转向斯大林式建筑。竞标方案高达1410英尺(约430米),矗立在莫斯科河河岸。经过25年的方案设计与修订,始终未能建成。其地基在上世纪70年代被改建为莫斯科最大的露天泳池(直径129.5米)。

  图源:Википедия

  这种圆形穹顶的设计在德国也有先例:未建造的迈耶天文馆(Meyer planetarium),以及在科隆建造的布鲁诺·陶特玻璃馆(Glass Pavilion of Bruno Taut)。陶特的玻璃馆出现在1914年德意志交易展览会上,被德国作家保罗·舍尔巴特(Paul Scheerbart)称为“星月的神思之光”。

  建造中的莫斯科天文馆。图源:Pinterest

  但也有其他受到苏俄设计影响的例子。米哈伊尔·巴什赫(Mikhail Barshch)在曾属苏联区域的亚洲国家游历,对沿路发现的各种清真寺圆顶产生了兴趣,其中一些是以抛物线型设计的。抛物线型圆顶设计一度风靡莫斯科,实例有:伊万·列昂尼多夫(Ivan Leonidov)于1928年提出的颇具远见的新型社会俱乐部项目,以及莫伊西·金茨堡(Moisei Ginzburg)于1931年提议但未建成的苏维埃宫殿。

  苏维埃宫的建设计划在1931年7月18日刊载于报纸,公开征集设计方案。图为1931年莫伊西·金茨堡所提出的苏维埃宫建筑方案模型。

  图源:archi

  从外观上看,天文馆就像一个托着巨大鸡蛋的圆形蛋杯,天文馆的这一外形设计对于俄国庆祝复活节的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在俄国,复活节象征着重生,是日复一日的日出和灵魂转世的联接,提醒着人们这一能够追溯至埃及女神努特的古老主题。天文馆穹顶的红星也不可避免会让人想起俄国传统洋葱式穹顶的星星。这并非表明这些建筑就受到这些因素的决定性影响,一栋建筑的设计可以从众多甚至是相悖的来源里找到灵感。

  某些早期的苏联艺术家,如卡齐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他的创作主题之一就是试图削弱客体,而以抽象形状和动态线条来取而代之。莫斯科天文馆可以视作根据这个主题创造的。天文馆的剖面示意图里,可以看到外部圆顶的抛物线高出内部投影屏幕的半圆内径,外部圆顶抛物线勾画出行星运动的椭圆路径,而内部半圆形则展示了远古的天空完美球体这一概念。

  底层径向门框内的曲线和入口冠层的部分抛物线与顶端的抛物线交相呼应,使得整个剖面都包含了可以移动的曲线。与此同时,天文馆的规划是以圆周和离心运动为基础的,圆形大厅的圆形线以向外的四种形式相互平衡,优雅的玻璃圆柱形螺旋楼梯亦是如此。该建筑动态性决定了观众的行动方式,观众只能通过弯曲的入口轴进入,在从门厅中央辐射出来的门框之间循环游览,想要参观投影大厅,则需要通过围绕天文馆运行的台阶拾级而上。在投影大厅,可以观赏到蔡司投影仪创造的行星运动轨迹。然而,圆顶的消失以及天空只有夜晚的设想最终导致了天文台的没落。

  1927年,建筑杂志《现代建筑》的编辑、建构主义理论家阿列克谢·甘(Aleksei Gan)出版了天文馆的第一版设计图纸,宣称天文馆的建造沿袭了传统俄国剧院和东正教教堂的设计理念:

  直至今日,俄国的剧院不过是朝拜宗教信仰的场所,而究竟朝拜何种宗教,或者以何种形式朝拜,这一点也不重要。我们的剧院得与众不同,它应让观众爱上科学。天文馆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剧院的一种形式——它是光学剧场。在天文馆的内部,人们除了摆弄各种复杂的设备,不能做其他事情。而在剧院里,这一切都是机械化的。因此,剧场的职能从服务宗教逐渐转变为服务科学。人们在剧院里可以增强感官能力,从而得以看见大千宇宙复杂的运动机理。这有助于人们科学地认识这个世界,从对野蛮牧师的盲目崇拜、偏见以及欧洲派的伪科学中解脱。出于这种目的,我们继续建立一个全新的、不同于以往的“剧院”。

  对于甘来说,革命前的传统剧院不过是服务于教会的场所,而天文馆可以创造出更加精致的戏剧表演,梅耶侯德(Vsevolod Meyerhold)和柳博芙·波波娃(Lyubov Popova)是这种全新表演的提倡者,她们主张抛弃传统的叙述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演员们精准的表演,而布景则变成了配合演员们表演的大型仪器。但是到了1927年,由于最初推动剧院发展的动力不断衰减,这种全新的表演方式就成为了过去式。对于像甘这样仍旧希望复兴早期革命剧院的热情的人们来说,天文馆就为他们实现想法提供了一个机会。天文馆形似寺庙,观众们坐置其中,宇宙的奥秘就可在穹顶一览无余,而传统东正教教堂的穹顶则只能看到上帝俯视你的画像。

  罗德琴科拍摄的莫斯科Shukhov无线电塔,1929年。图源:Pinterest

  苏联文化先锋队的其他成员们也被天文馆的魅力深深吸引。亚历山大·罗德琴科(Alexander Rodchenko)多次造访了这座天文馆,并以自己独有的创作风格拍摄了一系列照片——他会使照相机保持一定的角度,让图像有一种不稳定的感觉,就好似地球表面不知何故地偏离了轴线。罗德琴科曾在下雪天拍摄过穹顶,照片里可以看见一台蔡司的投影机,一只被压扁的箱子,以及一个身覆麻布走下旋梯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类似的摄影风格在他拍摄的Shukhov无线电塔中也可看到。我们在甘发表于《现代建筑》的文章里看到的这些照片。罗德琴科在1939年出版的自传《黑与白》中曾这样写道:

  

  A planetarium appeared in Moscow.

  This was an enormous fantastical apparatus.

  It was the realisation of his fantasy.

  Made of black metal and glass.

  With forms that resembled no living creature.

  It was called The Martian ...

  It made him search and search for a fantastical reality.

  Or for the fantasy in reality.

  And to show a world that people had not yet learned to see,

  from new perspectives, from points of view, and in new

  Forms.

  在莫斯科有一座天文馆。

  它是一件无与伦比的艺术品。

  它是对自己幻想的实现。

  它由暗黑的金属与玻璃制成。

  它的外形世间无可搜寻。

  它被称为“火星人”。

  它使我努力找寻奇迹般的现实。

  或者说现实中的奇迹。

  为了向世人展示如何以新的视角、新的观点去观察这个前所未见的世界。

  在这首诗把天文馆与火星、神奇的外星人联系起来,为俄国人所熟知的H.G威尔斯(H.G. Wells)所著的《世界大战》中描述过这种新的生命形式。罗德琴科认为摄影师的工作与天文馆的职责是紧密相关的。天文馆提供给人们了观察宇宙星系的新视角,这也鼓舞着他通过摄像机镜头以全新的方式来捕捉日常生活中以往未被发现的惊喜瞬间。

  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图源:Open Culture

  罗德琴科的同事兼密友——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对把天文馆作为革命性建筑的观点也深以为然,马雅可夫斯基与罗德琴科可能曾一同造访过天文台。这位诗人是另一个令人着迷的早期苏联名人:有时他是不起眼的俄国普通青年,有时他会变成革命国度的愤青。马雅可夫斯基于1930年自杀,自杀前他完成了人生中最后一篇诗歌,诗里展现了他极具个人色彩的措辞:

  

  Proletarian woman

  proletarian man

  come to the planetarium.

  Come in

  hear the lively buzz.

  In the lecture hall.

  Spectators sit awaiting the sky to be shown

  The head-sky-manager comes

  the expert in sky matters

  He comes

  pushes and twirls the million celestial bodies.

  无产阶级的女人们

  无产阶级的男人们

  都来天文馆看看吧

  都进来吧

  在演讲大厅里

  听一听生动的咕哝声

  观众们静待天空的出现

  天空的管家

  宇宙的大师

  他来啦

  他操控着百万天体

  他来啦

  

  无产阶级群众被一些天体无形的力量所控制。“天空的管家”是指投影仪的放映员,用马雅可夫斯基的话来说,他是科学家、牧师、萨满教徒和剧院导演的集合。对于马雅可夫斯基来说,他对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支持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天文馆是为了教育群众,但也是神秘的,神奇的。投影仪加速了时间的发展,召集来了广阔的宇宙,并可以随意切换观察距离。对于恢复正在衰退的革命动力,投影仪是最佳的器物。

  天文馆顶部一度装上了红星。图源:Pinterest

  1941年,二战期间的莫斯科天文馆。图源:The Moscow Times

  来到莫斯科天文台观看行星运动规律展示的人们也就能理解,天文台的展览启发了未来苏联人们对进入太空扩张的想法。伴随着苏联殖民其他星球的图片,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火箭模型在天文台的大厅里尤为显眼。两枚火箭柱子一般地被放在入口处,仿佛火箭和建筑融为一体。20世纪40年代初,莫斯科神奇剧场展出了有关哥白尼、布鲁诺和伽利略的节目。20世纪60年代初,天文馆底层的大厅展出了苏联的飞船,比如在尤里·加加林飞行任务前不久,与太空狗兹韦多奇卡(Zvezdochka)一起发射的球形沃斯托克3KA-2飞船。1957年,一个大型地球仪被摆放在天文馆的底层大厅,地球仪上方绘制了人造卫星在轨道上的变化轨迹。游客们也被苏联这种对外太空的逐步扩张计划所鼓舞。20世纪60年代,天文馆被用来向诸如加加林这样的潜在宇航员展示太阳系的运作机理,待他们返航之后再向广大观众分享自己的体验。因此,天文馆与苏联早期在太空计划中所取得的成就息息相关——这是苏联科技与其他西方竞争对手相比的一个非常显著的成功标志。

  关于莫斯科天文馆的后续故事则契合了苏联的历史。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苏联的政治体系正向斯大林独裁转变,对于革命的想往一度衰减,苏联的社会形态正急剧的变化,天文馆曾重焕生机。那时,斯大林政府为天文馆穹顶增加了红星(原始设计中并没有该特征),以便将天文馆与政权联系起来。曾有一段时间,天文馆的外墙被粉刷成了鲜艳的蓝色,仿佛否认天文馆与20年代白色现代主义的联系,而弯曲的入口门廊也被无情的拆除。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一张照片(上图)向我们展示出了这栋建筑衰败的样子,四周都是防空部队挖出的碎石,就好像随时准备一把火烧毁,而非去探索天空。

  现如今的天文馆主投影大厅。图源:tsar-events

  “利维坦”(微信号liweitan2014),神经基础研究、脑科学、哲学……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反清新,反心灵鸡汤,反一般二逼文艺,反基础,反本质。

  投稿邮箱:wumiaotrend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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