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命运:1940年,国民党笔杆子陶希圣预言日本必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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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1899—1988),曾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与高宗武逃赴香港,于1940年1月宣布脱离汪精卫集团,并将汪精卫集团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的卖国条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通过媒体公之于众,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阴谋,给汪精卫卖国逆流以沉重打击,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著名的“高陶事件”。

陶希圣后赴重庆任蒋介石侍从秘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起草《中国之命运》,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设计委员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央评议委员等职。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有名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为陶希圣研究国际政治提供了方法论,使其能跳出战争看战争。抛开陶希圣在历史上的反共言行,放在全民族抗战的背景下,他对于当时中国抗战的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的分析,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否则蒋介石也不会这么器重他。

以下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研究员贺渊著的《陶希圣的前半生》一书部分文字,贺渊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陶希圣对中国战场的希望及意义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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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

二战开启,在德国、意大利横扫欧洲恣意妄为、日本在亚洲不可一世的时候,陶希圣看到随着战场的扩大,“欧战必然延长而且必然发展为世界规模的激斗”,中国不再孤立,“中日战争成为世界大战之一部分。今后两洋战争已成为同一战争之两面”。英美太平洋上的联手,迫使日本走向安南以破此局,但却与目前德意的收缩行动不一致。

不但如此,他认为中国的抗战,支持了英美,因为“盖德意希望日本往太平洋方面扰美,使其不能专心一力德意,德国希望日本拔出中国战场之泥足,以抽出实力对付英美。同时英美希望中国继续抗战以控制日本,使其无力南侵,英美在南太平洋之生命线,以此中日与欧战之间,其联系亦非机械的而为错综的”。

中国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他比较早地从战略的角度肯定了中国战场的贡献。尤其是英国于1940年11月12日袭击意大利主要的海军基地塔兰托港,重创意大利海军,英国在地中海上的地位安稳后,对太平洋方面就立即加强力量,宣布向远东增援。对此陶希圣十分欣喜地透露:据美国专家的推测,英国十艘主力舰之中,可以拨出五艘东驻新加坡。同时,他指出英美在太平洋的强化活动,将使日本感到“窒息”。

就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陶希圣的观点和1938年时没有根本的变化,一切为了国家利益。但是,令陶希圣高兴的是时局的巨变。大国坐山观虎斗的日子过去了,世界各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中国孤立地抗战结束了。他既哀怨又欣慰地说:“抗战三年以来,中国往往以列强的沉寂为苦。中国的抗战如火如荼,而列强的反应甚为柔弱。列强对中国的同情,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而声亦为遥远与薄弱。现在,世界的战争基地渐向太平洋移动,不独斗争的烽火渐与中国接近,并将见其结为一体而不可分……使中国自觉其前途的光明在望。”

陶希圣认为日本必败的几个理由

日本是陶希圣关注的焦点,其他的一切都是围绕这个议题展开。曾经在他眼里强大而不失理性的日本,经过与之面对面的交往,这种错觉终于破灭。当他以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去理解处于癫狂状态的敌人时,困惑不时相伴。不过,事实摆在陶希圣的面前,他坚信日本致命的错误在于全面的侵华以及后来的南下。导致日本错上加错的原因在于永无止境的贪欲。

陶希圣充分看到日本在战略上的摇摆不定。比如,为了讨论是否加入三国同盟一事,五相会议经过七十多次的讨论,还是没有最后决定。具体在南进还是北进的抉择上,分歧多多。重光葵在他的《日本侵华内幕》一书中,证实日本一直就南进还是北进问题争论不休。

陶希圣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话:“有人问我:‘去年说日本要南进最早的是你,今年说日本北进最早的又是你,人家批评你是无定见哩。’我答道:‘日本要南进,我便说他要南进,日本要北进,我便说他要北进,这并不是我无定见,乃是日本军人的投机主义使然。’”虽然他所说的是日本南进与北进一事,但却道出了他对日本的看法。欧洲打起来了,日本怎么办?陶希圣发表了多篇文章对此进行分析,以为新形势下的日本处境十分尴尬。

德国的“捷报”,令日本血脉贲张,认为自己在亚洲为所欲为的“黄金时代”到来了。日本国内赶上欧洲这班车的叫嚣充斥报纸。陶希圣形象地说:“在完全机械化的军用工业之今日,国际列车,来得太快,在车未到时,日本还没有准备得好,日本刚在搬行李的时候,列车走过去了。受了中国抗战牵制的日本,非常焦急,非常苦闷,然而没有办法。车子过去了,明天的世界,又是一个崭新的局面。”形象刻画了一个立于站台而无力登上战车的形象,表述了日本没有赶上欧洲公共汽车是因为日本工业落后和中国战场的牵制。

1940年7月11日,全副武装的中国军校学员

不过,陶希圣所述,只是“三国同盟”建立前的情况。随着时局的变化,陶希圣后来又将日本关于“介入”欧战与否分成三个时间段:第一是德国宣而不战时期,此时日本的“介入”还没有到时机;第二是德、荷、比、法决战,日本刚想“介入”,可是德军进展太快,四十天已经奠定全局;第三是日本“介入”,往南进攻南洋,但这时控制越南的法国已经投降了德国,这样日本却差不多就是侵犯德国,这是日本一般人物所预想不到的,令日本十分棘手。

我们从历史上看,日本的北进,自然是以苏俄为敌。无论德国也好,日本也好,反共一直是他们的旗号。早在1936年,德日就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按协定日本牵制住苏联。1937年意大利加入该约,实质上三国同盟在反共的基础上已经建立。但是,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约定了苏德友好,互不侵犯,德国将英法作为敌人。于是,以反共为目的的三国同盟失去了共同的敌人。日本当局平沼内阁面对欧洲“复杂离奇”的局面,被迫提出辞职。经过调整,苏联成为日本争取的对象,1940年4月,日本主动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作为保障。1940年8月,日本正式以南进为国策,力图从法国手里夺取越南,压迫英国关闭滇缅公路等等,并一心盼望着德国进攻英伦。他们希望不战而夺取南海。陶希圣指出,日本南下,除了抢夺英美属地,掠夺物资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封锁中国,阻止物资通过越南以及滇缅路运送到我国西南。

1940年11月17日,陶希圣寄给陈布雷一篇文章,名为《地中海之战》。11月21日,陈布雷将此函呈送蒋介石。陶希圣在文中说日本南进的依据是“意大利一举而取得地中海制海权”和“苏俄未必不动”两点,提倡者是鼓动日本新体制运动与参加“轴心”运动的健将白乌敏夫。白乌根据上述两点进而主张亲俄联合德意。陶说白乌的主张现在已成为日本的国策。但事情的发展,却令日本的国策失去了根据。意大利未必能取得地中海的制海权,而苏俄也未必动,与此同时,英国竟然能向远东增援,六七月间,日本军人的估计,现在都打了折扣,日本军人今后要南进,不战而取南海、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了。

德军攻击苏联之际,苏联火箭发射车在开火。(美联社照片/盖蒂图片社)

1941年6月,德国闪电式地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日本多少有点愕然。陶希圣此时认为,日本可能攻击外蒙,以截断苏联远东红军的归路。也可能策动傀儡来控制外蒙。而真正能够牵制住北进的是中国的抗战。他预言苏德战争,将引起日本国内政策的改变,以南进为主的近卫和松冈会下台,时局将发生大的变化。他在1940年11月30日署名“方岳”的《海战种种——论日本南进》一文中,从军事的角度来分析,日本海战,需要陆军和空军等各方面的配合,说明日本将无力应付这些困难。虽然美国也是海上强国,但是美国同样面临日本的问题,因此,美国对付日本的方法,重在封锁。“美国不向日本求战,反之,却迫得日本海军远离基地向美英海军基地求战,我们如果看见美日斗争,就想到两方海军在太平洋上交锋,那就错了。”美国的确是采取这个办法,日本也确实去向美国求战,但是,两方却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