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丨一百万买我家三个男人坐牢,我不干

人间01-30 17:47 跟贴 11061 条
“100万,去掉赔偿的17万,还有83万,三个人坐了一个月牢,平均一个人一个月得27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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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4年初秋,父亲在法院拍得一栋别墅,同年,相隔20米的烂尾大厦开始装修成酒店。

两年后,酒店两侧及周边空地悉数被酒店非法占用搭建了停车场,还封住了路口导致车辆无法正常通行。为此,父母三番两次找到城管部门投诉,但毫无作用,酒店的老板甚至在父亲面前说:“别瞎忙活了,你搞不下来的。”

2008年,停车场的围墙曾被城管拆除,但两个月过后又围了起来,父亲拿酒店老板无可奈何,心中始终藏着郁结,就这么一直拖到2016年。

这年夏天,父亲新买的车停在酒店停车场被客人剐蹭,保安放任肇事的客人逃逸。父亲前去酒店理论,酒店却以父亲并非酒店客人为由,不愿负责。父亲却认为这完全是酒店事先封路所致,双方起了争执,很快,争吵逐渐变成的推搡,父亲被酒店看场的一群人团团围住。

这一年我22岁,拿着一把开山刀,跟着哥哥就冲进了人群,与看场的人发生斗殴并误伤了其中一人的尾指。

三天之后,我在家人的陪伴下去公安局自首。而这个故事,在2018年才算真正有了一个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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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看守所里有个说法,如果从第一天进看守所算起,37天内没有释放,那么至少就得在看守所继续待上半年,因为检察院在37天内必须得下达是否批捕的决定。

当然,这个“半年”也分地区,一般来说,一些城市从批捕到开庭不过两个月,但在我住的城市,半年内能开庭已经算幸运了。

2016年4月2日,正好是我进入看守所的第37天。从自首时的信心满满,坚信最多两周就能取保释放,到20多天时的焦虑,每天守在小窗口往外看,每当有管教拿着纸张朝我走来就忐忑不已,等真的到了第37天,我反而释怀了。不仅做好了待半年的准备,还向管教提交了转文化监室的申请——在文化监室可以写作,可以有抽不完的香烟。

下午4点,是仓内的学习时间,全仓在押人员都会在大通铺上坐成三排,背诵监室规章制度,背完了后开始唱歌,每个新来的在押人员到了这个环节,都会哭得不能自已。

转来老仓以后,我负责领唱工作,那天,我站在用纸皮做成的歌词板前,朗声道:“有一天警察匆匆抓你去——预备!唱!”

可这一次,他们并没有跟着唱,仓内陷入了短暂的安静,那一瞬间,我只感觉脑袋一空,一切声音都如同消失了一般。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听到仓内响起:“廖家乐!愣着干嘛!叫你呢!”

我僵硬地转头看向小窗口,透过窗口看到警服的下摆,再看到靠躺在墙边的“仓头”,他笑眯眯地对我说:“阿乐,换衣服吧,释放了。”

回过神来后,我接连爆了好几个没有指向性的粗口,然后仓友们就纷纷围上来,有让我往外捎话的,有让我留联系方式的,等我换好进来时穿的衣服,“仓头”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往外走记住别回头,晦气。”

我应下来,正准备往外走,想了想,还是转过身来,狠狠踩了几脚地上的号服。

这一个月来的苦闷、屈辱、愤怒,在脚跺上号服的瞬间都烟消云散。我以为我会很高兴,可真正走出看守所大门时,才发现自己并没有一丝喜悦。

母亲开车来接我,上车后就告诉我:“可能不用判了,伤者跑了。”

得知这个消息我并不意外,伤者是当地一个小团伙“湖南帮”的马仔,跟同乡出来混社会,可就在他住院期间,同乡便表明要分走他的赔偿金——当然,若不是伤者身边这群贪得无厌的人,恐怕也无法促成我们之间这么快的谅解。伤者拿赔偿款就跑路了,结果便是我将免于被起诉。伤者都找不见了,检察院还起诉我什么?

不过,母亲又说,“昨天酒店老板约我在派出所谈了一次,他说‘你赔偿我的精神损失20万,再去城管局撤案,我就放过你的儿子’。那时候,我担心你真的被关上半年,差点动摇了,可最后我还是跟他说‘我们没什么好谈的’,然后转身就走了。哈哈!”

我窝在副驾驶座,看着窗外往后飞逝的绿化带,安慰她说:“我还是出来了。”

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让我分不清是悲伤还是激动:“是啊,最难熬的日子过去了,接下来就该他(酒店老板)睡不着了。”

“最难熬的日子过去了”是母亲一贯的口头禅,从我出生到现在,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难熬的日子,最后都是被母亲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略过。

许是四月的南方气候闷热,母亲放下车窗,鬓旁的几缕银发随风飞扬。

2

在我被羁押的那一个月,母亲除了替我找律师、找人照看我以外,也开始了漫漫的上访路,目的只有一个——把10年前本该拆除的酒店违建停车场给拆了。

此时,母亲得到了街坊们的一致支持,轮番去相关部门投诉,可因为一些难以明示的原因,业主维权进展相当缓慢。

这天晚上,我和家人还有律师一起吃了顿饭,我几乎没怎么动筷子,因为在看守所里吃晚饭的时间是下午3点45分,早知道今天释放,我会将那一盒子糠米扣在垃圾桶上。

律师喝了些酒,开始谈起与我第一次在看守所会面的情景。

我清晰地记得,在见到律师以前,我开口说话的次数寥寥可数,刚进接见室坐下,我还能勉强保持镇静。然后,听到律师说起母亲的担忧,就只问他了两句话:“你有纸巾吗?”,“如果我哭了,能不能不要告诉我妈,免得她担心。”

得到肯定的回复后,我的眼泪瞬间满面,浑身发抖地哭了足足10分钟。抹干净眼泪后,我将剩下的纸巾仔细藏好——仓里上厕所每次只能用两小格纸,这让我难以忍受。

会见结束前,我对律师说:“就跟我妈说,我在里面一切都好,不用担心。”可律师的承诺也不能当真,母亲转头就知道了我大哭的事情,隔天又给我寄了3000元钱。可在看守所里,有钱也没处花呀。

饭后,大家开始聊下一步的打算,关于酒店停车场违建,律师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一级一级往上投诉,可城管局拖延不办,投诉了城管部门,信访局也不督办,只能闹到纪检委。

“酒店老板也是可笑,竟然叫我不要拆他停车场,这是我要拆吗?他不违建,谁拆得了他的停车场?”母亲气愤地说。

“而且,城管部门竟然单独约见街坊们,暗示他们不要被我当作枪头使,街坊们直接回‘我不管那些事,停车场损害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就要上访’。大伙儿都知道,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

回到家不久,母亲又接到来自工商局某位领导的电话,他是我家的同乡,以前父母做生意,跟他多少也有些交情,酒店老板了解到这层关系,便托他捎话给我的母亲,想“找个时间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谈”。

我在房间里,听到母亲用略带尖利的嗓门对着电话说:“谭处,他(酒店老板)搞到我两个儿子坐了一个月牢,我怎么心平气和坐下来谈?你也不用再帮他带话了,伤了老乡情谊!”

“这件事情没有妥协的可能!停车场一天不拆,我一天不会罢休!”母亲的结束语掷地有声。

3

从看守所出来的第二天,我就悄悄收拾好行囊,乘上了开往深圳的大巴。在我刚释放那天打开手机,在微信看到许多留言,其中便有一家深圳创业公司的offer,对于当下的我而言,这个机会实在难得。

我在公司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工作忙碌,生活也充实,大半年的逃亡时光和一个月的牢狱经历,很快就被我暂且抛到脑后。直到四月中旬,哥哥打来的一个电话:“爸爸被抓了。”

眼下这个电话再一次把我拉进了现实。

“爸爸被抓了?为什么?他根本没动手,而且、而且……”我“而且”了好半天,只感觉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咙。

“爸爸在柜员机取钱的时候,被当地公安抓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爸爸上了公安的追逃名单。”哥哥告诉我。

“凭什么!”我愤怒地吼了出来,咖啡馆里的客人们惊讶地看着我,我压低声音说:“我问过审我的公安,故意伤害罪我是主犯,你是从犯,父亲没有动手,没有嫌疑啊!”

电话那头的哥哥苦笑了一声:“问题就出在这儿了,酒店老板不知道动用了什么手段,把咱们的罪名改成寻衅滋事罪了,如果是寻衅滋事罪,爸爸才是主犯。”

“荒唐!”我险些再次控制不住音量:“那么清楚的故意伤害,怎么还能硬掰成寻衅滋事?”

“不能。”哥哥说:“检察院不可能以寻衅滋事罪批捕爸爸,可……”

哥哥没说完后面的话,可我已经明白过来,虽然检察院不可能认可寻衅滋事罪,可等到公安提交材料到检察院,检察院再下达不予批捕,父亲就又已经在看守所关了一个月了。

“怎么是你打电话给我的,妈妈呢?”我虽然已经猜到答案,可我还是问了哥哥。

“她不让告诉你,说担心影响你工作。”哥哥说。

挂断电话以后,我急忙拨通了母亲的手机,本想问她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都打算瞒着我,可等到接通电话,母亲有气无力的声音传来时,我只剩下一句嚅嗫的问候:“最近还好吗?”

“嗯,你工作怎样?”母亲问起我的工作,我大概说了说公司的情况,母亲显然听得心不在焉,最后,我还是没忍住问了一句:“爸爸怎样了?问过律师了吗?什么时候能放出来?”

母亲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反而问我:“哥哥跟你说的?”说完她调整了语气,一扫刚才的虚弱,中气十足地说:“嗨!明天就去递交取保材料,不放人我就闹,很快就出来的。”

“我明天回家陪你几天。”我说。

“你别回来,你刚工作就请假,像什么样子,真没事儿,别回来。”母亲担心我依然一意孤行,又补充道,“你回来我更糟心,别给我添乱了啊!”

母亲的话给了我莫大的宽慰,我坚定地以为,也许事情真的如同大家设想的一般,父亲过几天就能释放了,我也没再坚持。

可眼看着过了三天,又过了一周,父亲依然没有回来,在一次通话中,母亲终于控制不住情绪,哽咽起来:“你爸爸前阵子才做完手术,身体那么差,在里面怎么遭得住……”

我只记得母亲最后说:“如果你爸爸出了什么意外,我也不活了。”

4

我是在五一假期前两天请假回的家。回到家时,迎接我的就是母亲心神恍惚的模样。我心里一阵阵的刺痛,安慰了母亲许久,她却始终一言不发,过了好久,才抬头看了一眼时钟问我:“晚饭想吃什么?”

自从父亲被羁押,酒店老板一反此前“求和”的态度,专门托人给我母亲带来一句简单粗暴的话:“不用赔钱了,撤案就行,否则就关你老公半年!派出所所长经常在我办公室喝茶,你自己掂量掂量。”

母亲的回应更简单粗暴,只有一个字:“滚!”

虽说母亲对外的态度依然强硬,可回过头来,我还是深切地感受到她的脆弱和无助。因为被牵涉进这个案件,许多事情父亲都无法直接出面,一夕之间,家中的地位竟发生了调换,母亲成了家里的支柱。与酒店方谈判、打点上下关系、与伤者赔偿达成谅解、与派出所所长当面理论等等,全由母亲一个人完成。

这一年来,母亲忙前忙后,几近让一家人都忘了一个浅显的事实——母亲是一个女人,是我们拥有三个男人的一家四口,唯一需要保护的对象——可这三个男人却相继陷于囹圄,生活的重担、业主们的期盼、酒店方的手段、甚至有来自黑社会的威胁,从四面八方朝母亲涌来,只能靠母亲自己一一化解。

我也只是通过旁人的描述和母亲的只言片语才了解到,在这短短一年中,母亲承受着我无法想象的压力,相比之下,我在看守所难熬的日子倒显得安逸起来。也难怪派出所所长在见到母亲时,会吹胡子瞪眼地说一句:“又是你这个厉害的女人。”

在我和哥哥被羁押的一个月内(哥哥比我晚几天自首),母亲时常因担忧我们的状况而迁怒于父亲,她将一切过错推到父亲身上,责怪他冲动,逞口角之快,连累了两个儿子。

其实父亲与酒店方面的争吵,不过是引发这个后果的因素之一,若是我没有拿刀出去,若是哥哥没有因为担心父亲的安危而冲进人群,若我本打算砍往斧柄的刀抬上一分,也都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当然,也可能我会被那一斧子直接劈死或重伤了。

那段时间,父母吵得很厉害时,疲惫的母亲甚至对我说:“这件事过去后,我就和你爸离婚吧。”我感觉,母亲有一根神经始终时刻紧绷着,而父亲进了看守所,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现如今,母亲依旧时常和律师碰面,商量释放父亲的办法,虽然检察院方面已经拜托熟人,一旦收到取保材料,一定第一时间处理,可无奈案审那边卡着,检察院也无法越权。

我在家待了一周后,因为公司催促,只得再一次离开了家。等再回家,已经是父亲释放的日子了。父亲一个无罪之身,却实实在在地被关了32天。听母亲的描述,当时在看守所父亲朝着母亲迎面走来时,母亲甚至没有认出他来。父亲的头发已经全数花白了,按母亲的说法,看上去就像一个70岁的老头儿。

事已至此,我们全家人已经没有任何软肋了。

父亲出来后的第二天,母亲直接踏上了纪检委的大门,不管旁人如何说,不见到领导绝不松嘴。母亲已经做好了持久作战的准备,领导一天不见,她就在纪检委待一天,好叫旁人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纪检委也管不了的事情。

听了母亲的阐述以后,纪检委的领导接连打了几个电话,让人迅速反馈信息上来,最后愤怒地拍板道:“这事儿你放心,城管局要是明天敢不立案,你再来找我!”

果然,第二天,城管局便立案了,“立案”的意思,便是最终结果必须得给街坊们一个交待。在立案以前,城管局曾单独约见了我的母亲一次,关于这次谈话我知之不详,过后母亲也没有谈及。

酒店老板的反应也不可谓不迅速,城管局那边刚立案,他便又托熟人向我母亲求情,希望能“心平气和”地谈一谈,母亲依然是那句话:“我和你只有仇,没有什么好谈的。”

5

当然,虽然立案了,但还是可以拖。

关于酒店停车场违建一案,城管局每道程序,必然拖到不能再拖才会处理,就在无数个拖拉之后,2017年就过去了。本该在10年前拆除的停车场,现在依然屹立不倒。

酒店老板也多次传达想要谈判的意愿,母亲均对此嗤之以鼻,她说,2016年刚出事的时候,她几番向酒店老板求情,甚至打算赔50万了事,可他依然赶尽杀绝,如今反过来求她了,又有什么好谈的?“何况,他要是不违建,谁能拆了他家的停车场?”

据我了解,酒店老板已经是苦不堪言,酒店的其他股东纷纷谴责他做事不考虑后果,并且让他对接下来酒店即将面临的损失负责——酒店仅有一个停车场,全是违建,一经拆除顾客车辆便无处可停。

最终,母亲和父亲还是一同去见了酒店老板一面,原因是,这一次求情的人是父亲的好朋友,按理说,父亲本不应该有替酒店老板求情的好朋友,可讽刺的是,这位好朋友正是当地某银行的行长,他对父亲说的原话是:“老廖,你还是去见一见他吧,酒店还欠着我们行两千多万,这要是倒闭了……”

父母刚坐下,酒店老板便说了几句好话,表示对我们家庭造成的损失给予补偿,我家赔了伤者17万,他直接拿出30万,要求只有一个,让母亲不要继续闹下去了,他会负责平息这件事情。

母亲一直安静地听完,没有发表什么意见,直到临走的时候才说了一句:“家里三个男人,被你轮流关进看守所一个月,别说给30万,就是给300万也不干。”

酒店老板哑口无言,看上去脸色苍白。接下来第二天,他再次托人带话,愿意给100万的补偿。

听到这个消息时,母亲还是没有说话,父亲先算起账来:“100万,去掉赔偿的17万,还有83万,三个人坐了一个月牢,平均一个人一个月得27万多!”

我高中辍学后就进入社会,金钱于我而言,有更清晰的概念:100万,泰国香米可以买10万斤,足够400个普通家庭吃一年,如果换成房子,可以在二线城市买一套三居室。

我和父亲都动摇了,原谅我们,当凭空可得的100万放在我的眼前,我实在没有办法考虑骨气,就算我浑身是骨气,80公斤,折下来1公斤骨气能卖1万多啊。

可100万换来的,依然是母亲坚决的摇头。

2018年的1月5日,城管部门的大型机械终于开进了酒店的停车场,那时我正好陪母亲爬山归来,经过时我仰头望着高高悬在半空硕大铁锤,咂舌道:“这一锤子下去可是100万啊。”

母亲扯了扯我说:“回家吧,没什么好看的。”

编辑:沈燕妮

题图:《幸运是我》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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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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