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西学先驱与长毛状元:一桩太平天国文化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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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写在历史的边上》,作者:王学泰,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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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知名学者王学泰于2018年1月12日早上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谨以这篇旧文缅怀逝者。

一、从周氏藏书说起

去年陆昕兄热心地给我介绍一位藏书家的朋友——周启晋先生,一见面,原来同是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自然有了几分亲近,再往深了聊,得知他是周绍良先生的哲嗣。绍良先生是我三十年前在《文学遗产》做编辑时的组稿对象,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古代文学编辑室的著名编辑(五十年代,人文社是中国文学出版社第一家,古编室以聂绀弩先生领衔,有八大名编——周绍良、王利器、陈迩冬、周汝昌、张友鸾、黄肃秋、顾学颉、严敦易,名重一时),学术深湛,是我们杂志的依靠对象。其实八十年代以后,绍良先生学术兴趣逐渐转向史学、佛学,并任中国佛学院图书馆馆长。我还曾到法源寺看望过他(虞愚先生也住那里);他也曾到日坛路6号,我也在简陋的编辑部接待过他,向他请教过《红楼梦》抄本的问题。没想到启晋也像其前辈一样致力于藏书,其收藏之富,在北京也是有名的。

至德(这个县现在已经撤销了建制,其地归入建德)周氏是近世延续了百年以上的文化家族,特别是“良”(启晋的父辈)一辈,知名的学者教授就有数十人,前些年有人说把周氏学者集中起来就可以办一座不错的大学。启晋的伯祖是鼎鼎大名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叔弢先生数十年来捐献给大学、图书馆的书籍近十万册,其中宋元明刻本、抄本、校本以及清代各种善本五六千种,两三万册。“曾经沧海难为水”,见过这么多好书、好本子的启晋,还有什么好收藏的呢?他淡淡一笑,说时代不同,现在的书也有许多是老一辈儿人没有见过的,再说我还继承了父亲的一些遗藏呢!比如宝卷、通俗小说等。后来有幸到他府上,见到了些当今独有的奇书和难得的名家手书与画作,大开眼界。

谈到他收藏的善本书,启晋对我说,父亲留给他一部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现称《清诗别裁集》,下面简称“别裁”),此书虽然常见,但他所藏“别裁”初刻本(或称“番刻本”)是不多见的,而且是经过太平天国开科取士的“状元”手批的,这更为稀有。

三十年前我撰写《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时,收录了“别裁”,知道围绕这部书有许多故事;今又有“太平天国状元的手批”的《国朝诗别裁集》,岂不又增加了一段佳话?

虽然我对太平天国模仿朝廷“开科取士”的壮举,略知一二,但在印象中,其所取的“状元”似乎未有享誉于后世者,只有东王杨秀清开科(太平天国不仅“天王”洪秀全有“取士”权,一些“王”也有)取过“女状元”傅善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为了表彰“太平天国运动”中推行“男女平等”的政策,屡屡提及,但在传世有关太平天国运动文学作品中,似乎她凭借与东王杨秀清暧昧关系,才得高中的;男状元还没有听说过。周兄说:“我父亲说过,这位状元,人称‘长毛状元’很有名。我看过他印章署名‘王韬’。”

陆昕兄插言是不是那个写小说的“王韬”啊?我也想到洋务运动期间有几位力主改革的先驱,比如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其中有个叫王韬的。我问是不是“韬晦”的“韬”?周说好像是。我说:“没听说过王韬参加过太平天国的科考。造反者尚未正式取得天下时,一些底层、或穷途潦倒的士人有可能冒死追随他们,有一定身份或学问比较深湛的一般不会很快地搅入其中,像王韬这样的人即使在其早年也不会是个头脑冬烘的人,不太可能趟‘太平天国’这道浑水。”为了弄清这个公案,启晋约我们改日到他家看看这部经过“长毛状元”批点的《国朝诗别裁集》。

二、自取其辱的沈德潜

几位书友和陆昕兄应邀到周府欣赏其珍藏。这才真是收藏,完全按照传统的藏书规制,与我这类的爱书人买了几本书插在书架上是绝对不同的。启晋收藏的好书、稀见之书一时半会难以穷尽,这里只说所谓“长毛状元”批点的“别裁”。

“别裁”是一部较好的清诗选本,编选者是活跃于“康雍乾”三代诗坛的江南名士沈德潜。德潜对于清初诗坛十分熟悉,又力主“格调说”,选诗很有眼力。其缺点,作为出身塾师的沈德潜老爱为入选者改诗,据说连他爷爷沈钦圻的诗也不例外(按:是否改其祖父诗,我未核对过,但我核对过入选的钱谦益的诗,确有改动)。

沈德潜(1673—1769),字碻(què)士,号归愚,苏州人。世代为儒,自幼学诗,颇有所得,编选了《古诗源》《唐诗别裁》等著名选本,饮誉诗坛,又倡“格调说”,与流行清代诗坛的“神韵说”“性灵说”“肌理说”并称。德潜自21岁考得秀才之后,经历了十七次乡试,皆未中举。坐馆三十余年,到六十六岁才通过乡试,成为举人;乾隆四年(1739)中进士,时年六十七岁,改庶吉士。乾隆七年(1742)散馆,授翰林编修,成为正式官员,此时德潜已经七十岁了。好在他是位长寿者,乾隆又好附庸风雅,称他为“江南老名士”,此前的沈德潜有些像“马二先生”的话,此后便如坐上火箭,一路高升,不到十年他就由七品的编修升为从二品的礼部侍郎,后带俸禄致仕,因迎接下江南的乾隆皇帝,提为正一品的礼部尚书。德潜终年九十七岁。追封太子太师,赐谥文悫,入贤良祠祭祀。后人记载说:

诗人宠遇,唐、宋以来以沈归愚为第一。高宗(即乾隆)尝于《南邦黎献集》中见公诗,赏之,谕大学士张文和曰:“沈德潜系老名士,有诗名。”命和《消夏十咏》及《落叶》诸诗,俱称旨。以后赓和,遂不可胜纪。其赐诗有云:“我爱德潜德,醇风抱古初。”又云:“朋友重然诺,况在君臣间。”己巳,请告,赐以“诗坛耆硕”额,命校御制诗毕乃行。谕有所著作,许寄京呈览,且曰:“朕于德潜,可谓以诗始,以诗终矣。”又赐诗有云:“清时旧寒士,吴下老诗翁。近稿经商榷,相知见始终。”其恩礼始终,诚异乎寻常之遇合也。(《新世说》卷六)

在清代,这是多大的面子,特别是对于汉人,可以说是百年不遇的“人臣之极”。此外沈德潜还受到许多特殊的恩典,例如,封赠其三代(给死去的父母、祖父母封官),赐其孙子为举人,乾隆钦点德潜校订自己的诗集,他还为德潜的诗文集作序,并赐给沈德潜诗数十首之多。文人之间诗词唱和酬答本来是件平常事,能与皇帝唱和则是莫大的恩宠。

“别裁”编于乾隆十年(1745)至十五年。这五年正是德潜官运亨通之时,他以为自己编“别裁”是代朝廷立言,乾隆二十六年九月赴京恭贺皇太后七十大寿,借此机会请序于皇帝。乾隆看了“别裁”后提出四点:一、钱谦益入仕清朝是“贰臣”(后乾隆指示编纂《贰臣传》钱谦益名列其中),人品不足论,其诗不能冠大清之首。二、“慎郡王”允禧是乾隆的小叔,乾隆说,慎郡王是“亲藩贵介”中的贤者,我都不忍直斥其名,而“别裁”直称“允禧”(按:临文不讳,出自《礼记》;“别裁”选其祖父诗,也直呼为“沈钦圻”)。三、诗人小传和批语多有纰缪。四、收录先帝(雍正)斥为“名教罪人”钱名世作品。因此,乾隆说,“别裁”“断不可为学诗者训,朕顾可轻弁一辞乎!已命内廷翰林逐一检删,为之别白正定矣”(见《清实录·高宗实录》卷六百四十八),指出此书不能作为学诗的范本,自己更不能为之作序,而且要让翰林们进一步检查,看还有什么更严重问题。本来想讨好,反而碰了一鼻子灰,这是德潜没有料到的。不过不幸中也有万幸,沈拿给乾隆看的还不是乾隆二十四年的初刻本(番刻本)。启晋兄收藏的“长毛状元”批点本就是这个本子。这个本子从选诗到批注,问题可能更大,德潜意识到这一点,“番刻本”一问世,马上重订,并在序后题云:

此系增减第一次本也。初番刻本校对欠精,错误良多,甚有评语移入他篇者,兹既一一改正,又当代名流搜罗未广,兹复增入诸家以补从前缺略。稍加芟夷,不留平近,总求无戾乎风雅之旨也。重付开雕,质之艺苑。

话说得有些含混,但从诗篇去取就可知道他担心的是什么。如钱谦益的《题华州郭胤伯所藏西岳华山庙碑》这首沉郁感慨、充满沧桑之感的作品就被删去,这肯定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可以设想,乾隆如果看到的是“番刻本”,可能会勃然大怒的。这第二个刻本就是后世流行的“教忠堂本”。

上面说到乾隆曾命内廷翰林就“教忠堂本”加以检删,并且于乾隆二十六年出版。仍然是三十二卷,仍题沈德潜纂评,但删去沈之序,代以乾隆“御制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集序”;删去被乾隆定为“贰臣”的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等人的作品(从诗歌史角度来看,江左三大家划在明末较为适宜,清诗之始,应在山东,其代表人物为王士禛、宋琬等);清初顺治、康熙两朝的诗人被删近六十人,即使是入清以后的诗人如宋琬、施闰章等一些反映明清易代之际苦难的作品亦多被删去。编排次序为自“慎郡王起至三十卷李葂止。三十一卷闺秀。三十二卷方外”。这个本子符合乾隆心愿了,但也没有什么人看了。从“教忠堂本”的流行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别裁”不仅没有给沈德潜带来新的荣誉,反而遭到乾隆的疑忌,对于近九十岁的老人来说真是自取其辱。这个“辱”一直追到沈德潜的身后。乾隆四十一年,德潜已经去世七八年了,乾隆还命江苏巡抚杨魁到沈家搜查“别裁”旧日版片是否销毁。乾隆四十三年,又因牵入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写了几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所谓“逆诗”的徐述夔被视为十恶不赦的逆贼,沈德潜曾为他作传,再度触怒了乾隆,他下诏“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清史稿》),褫夺给予沈德潜的一切“荣誉”。

三、独特的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

“状元”这个称呼是与科举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太平天国“打天下”时,仅仅拿下长江沿岸一些大中城市,定都南京,关上城门做皇帝,皇帝的一套都要搞起来,科举制度就是其中的一项。近人商衍鎏先生有《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之作,对太平天国运动中的科举考试做了细致的考索。太平天国(1851—1864)运动十余年,除了天京(南京)之外,没有持久巩固的根据地,在戎马倥偬之中,太平天国的领导过分注重科举考试,可能与洪秀全久困科场、十多年连个秀才也没有取上有关。因为最高领袖的重视,太平天国的科举搞得有声有色,甚至还有许多独具的特点。

(一)开科早,洪秀全在打下广西永安(1851)时就开科考试,取中四十余人,第一名是冯云山。(二)层级密,清廷考试分三级(地、省、全国;所取为秀才、举人、进士);太平天国则分为五级:“乡试”(这个“乡”大小相当现今的“乡镇”;清廷的“乡试”是面对全省的)考中者为“信士”,“县试”考中者为“秀士”,“郡试”(包括若干县)考中者为“贤士”“俊士”“杰士”,“省试”取中者为“博士”(亦称“约士”),“天试”(亦称“京试”)取中者为“达士”,第一名为“状元”。(三)“天试”不为天王洪秀全独专,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在他们生日那个月也可以开科,也在京城施行,分别叫“东试”“北试”“翼试”。(四)每科取士多。如甲寅(1854)安徽省乡试取士七百八十五名。(五)开有女科。(六)考试之后获取了各种“功名”的各种“士”大多没有授官,甚至根本没有任用。

商先生这本书引证极富,其中并没有“王”姓进士,更不用说“状元”了。此书最末一章是“关于王韬与太平天国关系的考证”。这一章中讲了一个在当时流传颇广的谣言:“清同治光绪间,盛传在香港办《循环日报》的王韬,又传王韬即上书太平天国的黄畹。”并说清末有王韬是“长毛状元”的传说,见于《逸经》等报刊。这个故事流传了一百多年,如果不是专治王韬生平研究很少有人注意这个问题。

四、思想趋向开放的王韬

王韬(1828—1897),苏州甪直人。初名王利宾,字兰瀛;改名为王瀚,字懒今,又字紫诠、兰卿,号仲弢、天南遁叟、甫里逸民、淞北逸民、欧西富公、弢园老民、蘅华馆主、玉鲍生、尊闻阁王等,王韬是到香港避难时所用名。父亲是饱学的教书先生,十六岁以第三名考中秀才,十八岁参加乡试,不中,由于家境贫困,二十岁时便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打工。苏州一度被太平军占领,清军收复之后,发现一封署名“黄畹兰卿”为太平军出谋划策的条陈。于是朝廷下令通缉“逆党黄畹”,王韬曾以兰卿为字,官府遂将王韬坐实为钦犯。不过王韬没有束手就擒,而是在英国传教士和驻上海领事的帮助下,逃到领事馆避难,后化装逃往香港,成为中国历史上借助外国领事馆而成功逃脱皇帝惩罚的第一个政治犯。

王韬受到通缉,避难香港,进一步与洋人合作(比如与英人合作翻译《十三经》译为英文),继而到欧洲游览并在牛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里做有关中国文化的演讲,把孔子和儒家学说送入“化外之邦”的大学讲堂,成为在海外高等学府宣讲孔子与儒学的第一人,并受到热烈欢迎,听众“鼓掌蹈足”“墙壁为震”。今天看来这是件好事,把我们优秀传统送出去。可是一百年前许多士大夫却不这样想,比王韬晚生三十多年的恽毓鼎还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日记中写道,“姚本泉来谈,述及俄国近来遍建文庙,国人皆教以习中国经书。听此,其志不在小矣,不胜杞忧”。听说俄罗斯学习中国经典,都非常担心,生怕他们把祖宗传下的宝贝学了去。像王韬这样主动送上门去的做法,不被骂为“汉奸卖国贼”才怪!

王韬的海外生活经历及其与洋人思想交流使他的思想有很大的转变,使他成为近代改革维新派的先驱。他敢于质疑行之已久的皇权专制制度,并认为这是一切恶政与险象的根源。他指出自秦以来“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从而君民隔绝,下情不能上达。要消除恶政,必须开放言论,“君民共治”,施行君主立宪。当时洋务派的领袖李鸿章,其政治主张不过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都被人们骂为“汉奸”,而且从朝廷上层到底层的老百姓都这样看。当“同光十三绝”中名丑刘赶三去世,人们悼念他的“名对”就有“刘三死去无名丑,李二先生是汉奸”。像王韬如此前卫的人士为人所忌,的确是国人常态。

王韬赞美英国人用心科技和发明创造。他说“英人心思慧巧,于制造一切器物,务探奥穷,穷极精微”,其原因是“国家有以鼓舞而裁成之,而官隐为之助也”,“凡人创造一物不欲他人摹仿,即至保制公司,言明某物,纳金令保,年限由五六年至二十年。人有一得之技,虽朝廷不能以势相抑”。英国的议院、法院尤让他不胜羡慕,称赞它们议事审判公平、公正、公开,有“与众咸同”的中国古风。他说:“西律之最善者,在于设立证人。两造是非必待证人以决之;又必众议咸同,案情至于万无可疑,然后定谳。中国上古所云: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爵人于朝,与众共有之。西国颇有此风,故从无仇家诬陷,以至冤不能明。”他隐隐约约意识到注重科技和确立法治应是中国前途之所在。

后人尊王韬为“新闻之父”,因为他创办了第一家“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自任主笔,并撰写了八百余篇政论,鼓吹变法图强。可是在正统人士看来,这是“以报馆为护符,倡言无忌”(《苌楚斋随笔》卷三)。王韬还是位小说家。

五、“长毛状元”及其所批点的“别裁”

关于上书太平军一事是否真是王韬所为(本人一直不承认有此事)至今仍有争议,但从思想意识上与他的一些作为(如1861年曾随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和参赞巴夏访问天京,为洋人工作)来看,是完全有可能的。王韬久处贫困,家庭负担沉重(养老母、病弟),并且非常自负,当时天下动乱,权、利不再出于一孔,清廷、太平军、洋人三方,王韬都要试一试。这就是底层社会“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思想影响的结果。当然持这种思想与行为的绝不会只有王韬,但他没有停留在思想上,自然为正统文人士大夫所鄙视或嘲笑,便给他造出一个“长毛状元”的谣言。其实王韬并没有参加太平天国的“科考”,大约也不屑参加,哪会有中状元的机会呢?商先生赞成谢兴尧、王振国等人的推测:“‘长毛状元’的称谓,乃是那时朋友间所赠予的‘雅谑’,当作取笑他的资料,并非真有这么一回事情。”商先生评论说:“其说颇为有理,殆误听雅谑,辗转流传,不下深考,以讹传讹,反以为实有其事耳。”这就是“长毛状元”在读书人当中流传的缘由。周绍良先生曾祖周馥(1837—1921)与王韬是同时代人,也多次应试未中,与王韬相同。但周馥投笔从戎,参加淮军,与太平军作战,受到李鸿章的赏识,从“文案”做起直至封疆大吏,又与文人士大夫有广泛的联系,有关王韬传言必是耳熟能详。

仔细体味“长毛状元”这个绰号,并非是“雅谑”,而是刻毒的嘲讽,王韬是个“不顾人之是非”的特立独行之士,前面说过,当他为了生计游走于“清”“洪”“洋”之时,必定被主流或自命为主流的人士所弃。

启晋收藏的“别裁”确实有王韬留下的痕迹,仅印章就有七种之多:甫里弢园王氏藏书;王韬藏书;天壤第二王郎;紫诠秘笈;曾经王韬藏过;弢园王氏真赏;遁叟。但书中圈点很少,更没有批点。

周绍良先生也在书上留下了印迹。有“周绍良印”“至德周绍良所珍书”。

这部书从收藏者留下的痕迹来看,只有王韬与周绍良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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