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转内销?孙中山最早否认"阳明学主导明治维新"

subtitle 澎湃新闻01-11 10:01 跟贴 129 条

  从1895年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到1924年11月23日最后的东渡,孙中山先生先后10多次到日本,在日本居住10余年。1900年惠州革命后,他甚至把日本当作革命根据地,集结革命同志、补给武器资金、广交日本朝野人士。他的革命理想和伟大人格感化了许多日本人,他的思想也在这一期间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得以成熟。日本阳明学就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此间东渡日本的一些中国著名人士,包括梁启超、宋教仁、章太炎乃至蒋介石等,都在日本发现并接受了阳明学,再将之返销中国。孙中山对于阳明学,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然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这个过程中对日本阳明学作了一些修改、甄别,并有所发明。

  关于“明治维新是由阳明学精神主导”

  孙中山先生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到日本的许多中国人一样,不加辨别地接受了日本阳明学,其中包括“明治维新是由阳明学精神主导”这一观点。

  孙中山

  1905年孙中山的《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这样说道:

  日本与中国不同者有二件。第一件是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输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故皆具有独立尚武的精神,以从此拯救四千五百万人于水火中之大功。我中国人则反抱其素养的实力,以赴媚异种,故中国的文明遂至落于日本之后。

  由此可知,孙中山对日本阳明学,主要接受了两个观点。

  一是明治维新的豪杰们在阳明学的影响下投身维新运动,建立了“大功”。

  二是阳明学的主要学说为“知行合一”说。

  根据笔者的研究,“明治维新是由阳明学精神主导”这一说法其实没有确切的事实根据,只是由下面这样一些论证而得以成立的。

  最先提出明治维新成就于阳明学影响的,是1893年三宅雪岭的《王阳明》一书。雪岭在该书中首次提出了从中江藤树到西乡南洲(隆盛)的日本阳明学的系谱,并将阳明学概括为“知行合一”“心即理”“致良知”三点。但是雪岭对阳明学和维新的关系并没有直接论证,只是提出西乡学过阳明学。且雪岭对当时高捧吉田松阴的社会风潮颇有微词。

  1893年出版的德富苏峰的《吉田松阴》一书,将明治维新原动力归结于发挥对外的危机的“国民精神”和建立“民族主义”,将吉田松阴描写为一个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志尼式的“革命家”。而他又提出松阴是阳明学者佐久间象山的弟子,于是明治维新初步和阳明学挂上了钩。

  再次是高濑的《日本之阳明学》一书,他没有经过论证就直接宣布:

  当幕府穷途末路时,英雄豪杰佐久间象山、锅岛闲叟、吉田松阴、高杉东行、云井龙雄、横井小楠等兴起。他们皆以阳明学练习其心胆,高其气格,贯穿道理心肝,填补忠义骨髄,死生谈笑见,能成就撼天动地大事业。

  最后,井上哲次郎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一书,从哲学上论证了作为阳明学者的吉田松阴、西乡隆盛之理论和学术。

  日本明治维新第一人吉田松阴

  可见这样一些论证都是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可以欺骗世人,但对孙中山先生这样的先知先觉却只能是暂时的蒙蔽。果不其然,1917年开始发表的《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中,孙中山先生这样写道:

  或曰:“日本维新之业,全得阳明学说之功,而东邦人士咸信为然,故推尊阳明极为隆重。”不知日本维新之前,犹是封建时代,其俗去古未远,朝气尚存;忽遇外患凭凌,幕府无措,有志之士激于义愤,于是倡尊王攘夷之说以鼓动国人。是犹义和团之倡扶清灭洋,同一步调也。所异者,则时势有幸有不幸耳。及其攘夷不就,则转而师夷,而维新之业乃全得师夷之功。是日本之维新,皆成于行之而不知其道者,与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实风马牛之不相及也。倘“知行合一”之说果有功于日本之维新,则亦必能救中国之积弱,何以中国学者同是尊重阳明,而效果异趣也。

  对阳明学和明治维新的关系直接否认。据我们所知,孙中山先生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在现代也有重要意义。

  1905年孙中山在《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中,肯定了日本阳明学以及阳明学对明治维新的作用。但在十多年后,又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见解。

  对于这个见解,有的人不以为然。譬如有人说:“他一直不了解王阳明,他对王阳明的批评是不相应的。”但这恰恰是批评者对日本阳明学不了解才造成的荒谬批评。

  首先,日本阳明学对“日本维新之业,全得阳明学说之功”的论证,其实都是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笔者经过调查,发现日本学术界对该问题的论述,只有前文提到过的三宅雪岭、德富苏峰、高濑铁次郎以及井上哲次郎的一些间接性论证而已,再就是1915年桑原天泉的《明治维新と陽明学》和1965年安冈正笃的《明治维新と陽明学》之类的社会启蒙通俗读物。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学者从正面加以专门论述,属于“皇帝的新衣”似的假命题。孙中山先生一下子戳穿了这个谎言。

  孙中山先生还正确论述了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他认为明治维新的成功,得于“攘夷不就,则转而师夷”的“师夷”之功。拿现在的话说叫作打不赢外国,就虚心去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验,乃至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历史事实是日本近代化的成功,全在于明治维新后的政府自上而下实行全盘西化的政策,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废藩置县、文明开化等一系列改革。而这些和日本阳明学都没有什么关系。

  对“知行合一”说的发展

  中山先生反问,如果明治维新的成功和阳明式的空谈有什么关系的话:“倘‘知行合一’之说果有功于日本之维新,则亦必能救中国之积弱,何以中国学者同是尊重阳明,而效果异趣也?”类似明治维新的成功没有在阳明心学的故乡中国取得效果,其关键在于:

  此由于中国习俗去古已远,暮气太深,顾虑之念,畏难之心,较新进文明之人为尤甚。故日本之维新,不求知而便行。中国之变法,则非先知而不肯行,及其既知也,而犹畏难而不敢行,盖误于以行之较知之为尤难故也。夫维新变法,国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也。是故日本之维新,多赖冒险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维新而已。中国之变法,必先求知而后行,而知永不能得,则行永无其期也。由是观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不过不能阻朝气方新之日本耳,未尝有以助之也;而施之暮气既深之中国,则适足以害之矣。

  讲日本最终还是为了救中国。孙中山认为,救国、改造社会、实践三民主义之类的革命实践,首先得像日本那样“多赖冒险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于是他提出以“知难行易”学说代替传统的“知易行难”理论,以“分知分行”取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

  王阳明画像

  他认为“知”和“行”比较起来,“知”是困难的,“行”是容易的。因为人类有些问题实行了几千年,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这样的思想根源于王阳明的学说。王阳明说:“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的悬空去思一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观,强调的是“知”。他认为现在中国人的问题和那个“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的古人一样,属于信仰问题。只要将信仰问题解决了,事情就好办了。

  从上可见,孙中山从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中得到了启发,但这种启发绝非日本阳明学只强调过程的“知行合一”,而是“知难行易”说;有“知”的“行”,有目的的“行”,而非日本阳明学强调的无目的性的“事上磨练”。

  同时,孙中山先生认为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也有“不合于实践之科学”之处。因为:

  若于科学既发明之世,指一时代一事业而言,则甚为适当;然阳明乃合知行于一人之身,则殊不通于今日矣。以科学愈明,则一人之知行相去愈远,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

  时代不一样了,“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王阳明的“知”是指一人之认识,而孙中山先生的“知”包含很广。加拿大学者秦家懿认为,“知”应该包含“哲学之良知”和“科学之真知”(秦家懿:《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学说与蒋中正先生“力行哲学”会通一贯之体认》,载《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台北: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1985年,第56页。)蒋介石认为,“知”应分为“科学之知”和“德性之知”,即“修养上良知上的知”。而笔者认为如果就革命而言,孙中山先生所说的“知”,还包括革命理论在内,他说:

  夫破坏之革命成功,而建设之革命失败,其故何也?是知与不知之故也。予之于破坏革命也,曾十起而十败者,以当时大多数之中国人,犹不知彼为满洲之所征服,故醉生梦死,而视革命为大逆不道,其后风潮渐盛,人多觉悟,知满清之当革,汉族之当复,遂能一举而覆满清,易如反掌。惟对于建设之革命,一般人民固未知之,而革命党亦莫名其妙也。夫革命事业,莫难于破坏,而莫易于建设。今难者既成功,而易者反失败,其故又何也?惟其容易也,故人多不知其必要而忽略之,此其所以败也。

  推翻旧政权和建设新社会都需要有革命理论的指导,这就叫革命的“知”。而革命理论往往是革命家的专利。所以他晚年特别注重于“孙文主义”的建设和宣传,以“主义”作为“行”的理论依据。

  结语

  本文通过对“阳明学成就了明治维新”以及“知行合一”说,简要地论述了孙中山对日本阳明学的接受、批判和改造。想要强调的是,即使是孙中山思想中其他一些和阳明学有关的东西,诸如“心为万事之本源”等,也都不是五百年前的那个中国明代的阳明心学,而是受到了“日本阳明学”的影响。同样诸如梁启超、宋教仁、章太炎乃至蒋介石等当时所推崇的阳明学,也不是五百年前的那个中国前近代的阳明心学,而是日本阳明学。

  本文节选自《日本的阳明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

  作者:邓红

热门跟贴
大家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