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的顾维钧:亲历抗战,为中国力争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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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誉为“民国外交第一人”的顾维钧是抗日战争的亲身经历者,在中国抗战外交中担负着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侵略罪行,以及争取国际援助的重任。对于维持战时中国与英、法、美三国的关系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出任国联调查团中方代表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统一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外继续发起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的交涉,正值各项交涉渐有眉目之时,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挑起九一八事变。中国外交主要方面从废除列强在华不平等条约特权转为应对日本的武装侵略。此时顾维钧有意远离政界,放弃外交和政治生涯,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打乱了他的计划。

  1931年9月19日早晨,顾维钧接张学良电话,要其参加应对日本侵略的紧急会议。会议上,顾维钧当即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国联处理这一紧急局势;二是立刻派一位精通日本语的人去找日本旅顺总督及南满铁路总裁内田康哉,探听日本军事当局的真实意图。张学良同意了顾维钧的第一个建议,但并未采纳第二个建议。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应对日本侵略的外交方针与顾维钧所提建议是一致的,即诉诸国联,以求取公正的解决。

  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进入了为应对日本侵略而成立的特别外交委员会,参与制定重大的外交决策。为了更好地发挥顾维钧在外交方面的特长,1931年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顾维钧为代理外交部长,11月28日署理外交部长。

  如何通过国联途径制裁日本的侵略,是这时中国的外交重点之一。在中国努力下,国联行政院决定派出一个以李顿爵士为首的调查团来华调查,调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所造成的严重问题。如何通过调查团让国联了解到日本侵略的事实真相,是中国外交的重点之一,顾维钧被任命为中国代表。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努力下,国联行政院决定派出一个以李顿爵士为首的调查团来华调查,调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所造成的严重问题,顾维钧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图为1932年4月14日,顾维钧与国联调查委员在大连留影

  国联调查团任务后,顾维钧出任驻法公使,并充任驻国联全权代表之一,继续负责通过国联制裁日本的外交活动。中国政府争取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对自身抗战事业的同情与支持,顾维钧等驻国联代表制定出了从西方国家和苏联争取援助的具体计划,要求提供财政贷款、供应武器、弹药及战斗机。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国联成为一个便利的中心地点,顾维钧等中国外交官可以在国联与主要大国的代表接触磋商。

  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

  国联调查团任务后,顾维钧出任驻法公使,并充任驻国联全权代表之一,继续负责通过国联制裁日本的外交活动。中国政府争取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对自身抗战事业的同情与支持,顾维钧等驻国联代表制定出了从西方国家和苏联争取援助的具体计划,要求提供财政贷款、供应武器、弹药及战斗机。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国联成为一个便利的中心地点,顾维钧等中国外交官可以在国联与主要大国的代表接触磋商。

  1932年8月,顾维钧 (右二)出任驻法公使,图为他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阿尔贝·勒布伦(右三)在爱丽舍宫前合影,1936年,中法之间的外交关系从公使级升级为大使级,顾维钧担任中国首任驻法大使,竭尽全力劝说法国尽可能地多给予协助

  在法国沦陷之前,中国抗战外交的主要国际交涉是依托两个国际组织进行的,一个是国际联盟,一是九国公约国组织。中国的对苏外交,是独立于上述两个系统之外的交涉。但对苏交涉属于双边交涉,与中国所单独进行的对美、对英、对法交涉属于同类性质的交涉。顾维钧早在七七事变之初就曾提议召开九国公约国会议,并以个人名义向国民政府建议援引此条约制裁日本。

  包括顾维钧在内的一些中国政治人物之所以要尝试九国公约国会议,一个基本的原因在于:美国是九国公约的发起国。从其顾维钧自身的经验而言,联美制日是其长久以来的一种外交战略。有研究者就提出,顾维钧一生的外交路线,基本是“赖美为助”。在中国屡次向国联申诉未果的情形下,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成为唯一可行的选择。1937年11月的布鲁塞尔九国公约国会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为了能使布鲁塞尔会议取得成果,顾维钧会前与英、美、法、苏等进行了频繁的沟通。顾维钧认为,中国对会议期望是最终能做出一个决定,即依据国际公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宣布日本是侵略者;其次是希望得到贷款、武器和军火。但各国的目标和中国的目标大相径庭,在与各国交流中,顾维钧发现这些国家把重点放在首先停止敌对行动上,然后通过斡旋或调解取得迅速解决。而在顾维钧看来,此种做法毫无成功的希望,反而会促使日本争取军事上的迅速解决。会议最终未能向中国提供实际性的物资援助。

  会议结束后,顾维钧总结认为:罗斯福总统是重视此次会议的,考虑到国际局势,特别是欧洲当时的状况以及美国国内的形势,没有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期望会议取得重大成果。

  1936年4月,身着西式宫廷礼服的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

  1938年9月,欧洲局势恶化后,顾维钧又尝试向国联再次进行申诉,并希望得到法国支持。在与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会谈时,顾维钧解释中国决定再次向国联申诉的理由:中国政府不是不了解欧洲当前的紧张局势,但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中国的单独抗战已经进行了14个月,在此期间中国蒙受了巨大牺牲,然而并没有得到一个国联会员国应该得到的支持和援助。顾维钧还解释说,中国并不要求对日本实行全面制裁,只是希望在物质和经济方面采取某些制裁措施来削弱日本的侵略实力,增强中国的抗战力量。

  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1940年6月,德军进占巴黎,法国败亡。维希政府成立后,停止了中国经由印度支那的过境运输,虽然顾维钧努力争取法国维希政府维持运输通道,但最终在日本的压力下不得不关闭。

  确保中国以大国地位参建联合国

  由于法国的沦陷,对法外交及国联的工作的重要性,事实上已经下降,为了更好地调配外交力量,国民政府决定让顾维钧出任驻英大使,担负起联络英国的重任。

  1944年10月,中国代表团晚宴期间,顾维钧(中)与美国国务卿小爱德华·斯特蒂纽斯(左二)、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右二)、大使约瑟夫·格鲁(右一)留影

  顾维钧深知自身所担负的使命:中国抗战已经4年,要继续打下去,处境艰难。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让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了解,中国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独立自由而战,也是为了全世界的自由事业而战,因此,不仅理应获得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而且应该得到各种贷款、军事装备和其他物资等实际性质的援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成为盟国,两国之间因对战争局势的理解不同,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英国坚持先欧后亚的军事战略,而中国主张亚欧并重。顾维钧努力争取中英之间减少分歧,加强合作。出于共同对抗法西斯的需要,中英之间虽然矛盾很大,但依然团结在盟国阵营之内。1942年11月,中英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也终于得以废除。

  当时聚集伦敦的西方盟国政府,还有挪威、比利时、荷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出任驻英大使后,顾维钧意识到,他的职责不应是局限于同英国处理好关系,争取英国对中国抗战的了解,而且应争取流亡伦敦及其附近地区的其他盟国政府了解中国抗战。国民政府派驻这些流亡政府的许多中国代表都是顾维钧的老同事,顾维钧与他们一起宣传中国的抗战大业。

  反法西斯联盟成立后,盟国开始筹划在战后成立一个国际组织。顾维钧较早敦促国民政府关注此问题,并提出了详细方案和建议。1944年,顾维钧被选为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首席代表,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建,对联合国各项基础性制度的构建做出了贡献。在此会议上,顾维钧采取务实方针,确保中国以大国地位参与筹建联合国。

  1944年,顾维钧被选为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首席代表,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建,对联合国各项基础性制度的构建做出了贡献。图为1945年6月,为表扬中国长期抗战的功劳,中国政府代表顾维钧第一个在 《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自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国联调查团起,直至日本战败投降,顾维钧以其外交特长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在抗战初期最为艰难的岁月里,顾维钧为中国争取国际援助,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暴行奔走于西方外交界,在“苦撑待变”时期为中国争取到了尽可能的外援。

  作者:侯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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