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的悬案:香港毒面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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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到目前仍是悬案一桩。中毒者是当时在香港的英国人,嫌疑人是面包店老板华人张亚霖,看似是中国人对侵略者的一次报复行动。但重组案情,便不难发现,英国政府竟是这一事件的最大获益者。

在1857年的中国香港曾经发生过一件令人震惊的毒面包事件,在香港的英国人,无论男女老幼,早餐吃了面包以后无不出现呕吐、乏力甚至是中毒昏迷的症状。此次事件由于证据不足,并没有找到下毒的凶手,直到现在仍然是个悬案。此事的受害者显而易见,那么,在这件事上谁是最大的獲益者呢?

鸦片战争后的香港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以后,英国人占领了中国香港岛,香港人民反英情绪十分强烈,期间发生了一些零星的反英斗争。直到1856年10月,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炮轰广州城,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香港很快掀起了维护主权的风潮,不少在港的爱国人士纷纷离开香港返回内地,一些街头告示号召中国同胞离开香港——“在香港为外国人雇工的即速回乡”,还有一些告示呼吁中国商人不要再出售粮食给英国人,字里行间甚至不乏威胁恐吓的字眼。

一些英国殖民主义者对此极为惶恐,当时英国舰队在广州并未打胜仗,英军遭到了清军的顽强抵抗。于是,英军以防御太平军为借口进攻香港,在1856年10月16日召开了香港西人大会,通过了检举清查华人户口的决议,想以此来排斥和打击在香港的中国人。时任香港总督宝宁爵士(Sir John Bowring)鉴于香港华人势力强大,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对香港经济有着重要的贡献,想稳定当时社会状况,没有接受西人大会的决议,反而采取了争取香港华商的一些政策。港英政府向香港华商派发用中文出版的《丙辰粤军公牍要略》的小册子,呼吁他们不要离开香港,继续在香港经营生意、维持业务。总督宝宁爵士还曾经发表声明:“留居港地之安分华人,在商言商,不涉政治,不特毫无仇外心理,且多出任维持治安,若竟挨户清查,徒滋纷扰,既足以灰华人之心,势恐发生恶感,此清查户口之不能行一者也;香港商务渐见繁荣,其在华人势力经济之下尤剧,一旦实行户口清查,诚恐不加驱逐而亦去之,则影响于本港商务者甚大,此清查户口之不能行者又一也。”随后,港英政府采取了一些政策,对那些冒险留在香港做工的中国人加以保护。

面包中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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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3月28日《伦敦新闻画报》(第三十卷)插图:中国香港维多利亚港的“裕盛力馆”面包店。

当时有个投机商人叫张亚霖,在香港开了一家“裕盛办馆”,平时专门给洋船供应粮食。在许多中国商人为了抵抗英国对中国的侵略而歇业、返乡的时候,张亚霖不愿意舍弃自己在香港辛苦创办的基业,拒绝还乡,靠着港英政府的保护,趁机扩大生意规模,大发其财。不仅包办船上伙食,而且几乎全港的外国人日常所吃的面包,甚至驻港的英国军队的粮食,都由“裕盛办馆”供给,生意十分兴隆。

1857年1月15日,裕盛办馆像平常一样,将面包送到四百多户在香港的英国人家中。不料,英国人吃完早餐以后,每个人都觉得腹痛,随即呕吐大作,四肢乏力,进而不省人事,纷纷被送往医院抢救。有些医疗人员自身也有食物中毒的反应,强撑着身体去救人。当时全港英国人家庭都迫切需要催吐剂。经化验,面包里面含有高浓度的砒霜。据统计,当时这批面包所含的砒霜,总共算起来有十磅之多,“烤面包的毒素最轻,黄面包的毒量比烤面包多2.5倍,白面包比烤面包多6倍。”由于砒霜的剂量太大,人们吃了毒面包以后,几乎立刻有呕吐反应,把毒素迅速吐出,再加上抢救及时,没有一个人因此丧命,但中毒事件对体弱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中毒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惊吓。宝宁总督夫人(Lady Bowring)也是当时的中毒者之一,她中毒呕吐后即陷入昏迷,情况稳定后便返回英国疗养,但她的健康始终没有太大好转,最终在1858年去世。

1828年,约翰·宝宁的肖像画

由于“毒面包”事件受害群体基本上是在香港身居高位的英国人,所以此事在当时影响非常大,港英政府和警方立即出动追查。当警方来到了裕盛办馆搜查时,非常惊讶地看见店中的人员仍在正常工作,老板张亚霖和家人一起去了澳门。张亚霖搭乘“皇后”号去澳门的途中,也得知了面包中毒事件。不过,他并没有急着带着家人逃走,而选择了投案自首。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张亚霖搭乘了“舍姆洛特”号轮船回香港。张亚霖回到香港后,对警方说自己对中毒事件并不知情,而且他的父亲和妻儿皆因吃了面包而中毒,自己是无辜的,并非下毒者。

当时,裕盛办馆的营业状况非常好,规模很大,而张亚霖本人当时还被清朝政府悬赏五千元通缉,张亚霖的背景和状况使得当时的警方相信张亚霖并没有下毒的作案动机。不过,一些外国人宣称面包是在裕盛办馆生产的,必须由张亚霖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警方对张亚霖和他的员工进行了拘留,并提出了控诉。警方将裕盛办馆涉案人员都关进了仅仅15英尺的地窖里,地窖卫生条件特别恶劣,没有床位,也没有替换的衣服。

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一些与英国人合作的中国人,或者对为英国人服务的中国人,如判以极刑,会对港英政府造成很不利的影响,但又为了缓和中毒事件所导致的英国人的愤怒情绪,港英政府对此案件设立了特别法庭,由总督宝宁授权警察总监和辅政司组成。经过初步侦查以后,决定移交刑庭,在1857年2月2日正式开庭审问。endprint

裕盛办馆总共有51人被逮捕拘留,由于缺乏确凿证据,正式被控只有8个人。其他人是否被入罪完全看法庭如何判处张亚霖。如果张亚霖罪名不成立的话,其他人自然无须审查,但是如果张亚霖罪名成立的话,其他人也难逃一劫。为张亚霖辩护的律师是香港有名的律师安思蒂(Chisholm Anstey)。经过了三天的审讯,并没有证据表明张亚霖等人曾经是下毒主谋或是参与下毒,最终陪审团以5:1的多数票判处张亚霖下毒罪名不成立。《泰晤士报》(The Times)的通讯员在同年4月报道了这件事,文章中大骂张亚霖销售质量低劣的、不卫生的面包。《中国之友》(The Friend of China)的编辑威廉·他伦,向张亚霖提出民事诉讼,要求精神和医药费的赔偿,最终张亚霖被罚款1010元。

张亚霖罪名不成立的判决结果使那些因吃了面包而中毒的英国人不服,他们大骂陪审团法庭,还扬言要用私刑处死张亚霖等人。迫于压力,宝宁总督运用《维持本港的安全和平条例》,将张亚霖等人重新收押,还将毒面包案件的详情向伦敦汇报,请求指示。当时香港维多利亚监狱设施非常简陋,而且拥挤不堪,能够容纳的犯人名额已达上限,难以再增加51个位置,警方取得总督宝宁的同意之后,将除了张亚霖以外的其他50人全部释放。

直到1857年5月8日,英国殖民部发来了此案件的批复,指出既然找不到新的证据和主谋,不必再审此案,将涉案人员驱逐出境,结束这件案子。总督宝宁得到指示之后,签发了递解出境令。7月底,张亚霖获释后,第二天就离开了中国香港,乘船前往越南,再也没有回去。

各种猜测

对于这场震动香港的毒面包事件,各界人士都是议论纷纷。当时还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有一艘载着面粉和砒霜的轮船,在长时间的海上航行中,遭遇了几次大风浪之后,船舱严重渗水,一些砒霜受潮后渗入到了同船舱的面粉中,而这批有问题的面粉凑巧被张亚霖所买走。港英政府也查阅到张亚霖购买面粉进货日期和该船抵达香港的日期符合。裕盛办馆正好用了毒面粉制作成毒面包,使得吃了毒面包的英国人中毒。如果这就是事件的真相的话,那么这次毒面包案件就是一桩意外事件。

不过,在当时没有确凿证据、真相不明的情况下,部分英国人将此事件归因于中国人的成见和报复,认定事件的幕后黑手是两广总督叶名琛。1857年3月24日,英国《环球报》(Globe)报道称,早在1849年,时任两广总督徐广缙曾和张亚霖进行过密谈。徐广缙告诉张亚霖说英国军队将要对中国开战,希望张亚霖能尽一个中国人本分,为国家贡献力量,在英国军队的食物中使用毒药。如果張亚霖不帮忙,就把他在广东的亲戚全都关进牢房里,将其财产充公。由于徐广缙的继任人是叶名琛,他们认为是叶名琛买通了张亚霖或者是裕盛办馆的工作人员实施了下毒,英国记者在报纸上直接蔑称叶名琛为“Monster Yep”(恶魔叶)。

当时清政府正全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对外倾向妥协,避免和他国发生冲突。叶名琛对此毒面包事件也不大理会,只是简单回应说:“事情发生在香港,我不可能去查明真相,想来由于英人对华人施加过无数罪行,附近人民不得不走此路,以泄私愤。”

谁最有动机?

时任英国首相的亨利·巴麦尊(Henry Palmerston)一直想对中国发动战争,可惜苦于没有理由。当英国驻大清公使巴夏礼在1856年回到英国时,巴麦尊首相迫不及待地同他面谈,并且叮嘱他“如果我们发动的战争在中国获得胜利,将会让我们在中国取得优越地位,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强硬的措施来对付中国,必须要让中国人知道,如果他们反抗我们的话,他们将会被我们消灭。”巴夏礼回到中国以后,便利用各种机会制造事端。在1856年10月8日的“亚罗号事件”发生以后,面对叶名琛的逆来顺受,巴夏礼还怂恿宝宁命令英国海军元帅爱德华·西摩尔(Edward Seymour)把海军舰队调到广州,炮轰广州城。当时,整件事英国政府并不知情,直到1856年12月,此事才传到英国本土。

亨利·巴麦尊

早在1856年9月,英国内阁已决定与法国一起出兵攻打中国,但是需要一个出兵的借口,而“亚罗号事件”正好变成了一个所谓的由头。可是,巴麦尊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响,议员们对这件事颇有微言,认为“亚罗号事件”只是件小事,亚罗号船是中国人的船,船员也是中国人,中国人在他们的领海上捕捉犯人,跟英国政府无关。议员林德赫斯特(Lyndhurst)直言称,亚罗号虽然曾经在香港领过登记证,理应受英国政府的保护,但是总督宝宁也承认了船籍登记证早在1856年9月27日已经过期,过期之后就不受英国政府管理,而且那艘船当时没悬挂英国国旗,所以并无理由调动大量海军去炮轰广州城,他认为在广州城的贸易利益比发动战争更可观。

当毒面包事件传到英国以后,巴麦尊和下议院的议员们争论了很久。巴麦尊及其支持者尝试利用这次事件去激发英国官员的情绪,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他不断斥责是中国人在面包里下毒,想要毒死英国商人。一向支持巴麦尊的《早报》(Morning Post),也大肆渲染毒面包事件,煽动民众的情绪。据1857年3月3日《早报》的报道:“毒面包事件的肇事者将自己置于公正的法律之外,视法律如粪土,这是一场不公正的审判!”。这天的《早报》新闻还进一步讽刺中国人“贪婪无情”,“只看重眼前利益”。 1857年3月17日,《早报》继续报道:“直到现在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我们那些远离家乡的几百个同胞不断呕吐、筋疲力尽、昏迷和吐血的真相,他们只能从欧洲医学治疗中获得些许安慰。”

当时下议院的议员对发动战争的态度不一致。经过了激烈讨论,议会通过了对巴麦尊内阁的不信任案,巴麦尊后来不惜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巴麦尊利用毒面包事件大肆制造舆论,集合民众的力量,煽动英国人的民族情绪。据1857年3月21日《泰晤士报》报道巴麦尊的演讲:“我们国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灾难。在哪一方面?我们的远离家乡的同胞们正遭受虐待、侮辱和一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当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党派之间的分歧应该暂时放下,全国人民应该联合起来去维护我们国家的荣誉、利益。我已经得到国家各界的支持,包括托利党人、辉格党人以及一些激进分子。”他在演讲中还不断指责反对他对中国发动战争的议员们出卖英国利益。

最终,议会通过了扩大侵华战争的提案,增大远征军的规模,加紧向中国侵略。当时驻扎在香港的英国军队有两旅步兵,包括从毛里求斯出发的第5燧发枪手团和已经在香港的第59号军团,还有即将乘船前往香港的第23号燧发枪手团、第82号、90号和93号军团。通过增加来自伍尔维奇军事学校的四个中队以及200人的军医团队,英国远征军的实力大大加强。

1857年12月,额尔金率领的英军和葛罗率领的法军在香港集结,伺机行事。12月29日,英法联军进攻广州,而两广总督叶名琛认为英法代表是故作恐吓之势,因而没有认真应付和积极部署。他认为已有内线张同云在敌中,自己已全然掌握对方动向。随后,叶名琛的部将见英法联军的进攻迫在眉睫,请求调兵设防,叶不批准;部将请求召集广州市民团练自卫,他也不批准;部将请求派人到敌船侦查动静,他也不批准。叶名琛甚至认为,15日过后这件事便可以了结。结果在此次战役中,清军不战而撤,叶名琛被俘虏,后来死在加尔各答。以巴夏礼为首成立了地方傀儡政权,对广州实行了长达4年的军事统治。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香港毒面包事件谁是最大的获益者。这件案子在法庭里的判决结果是,中国商人张亚霖及其员工因证据不足而无罪释放。而曾经的嫌疑人张亚霖及其员工最后被逐出香港,而且又不能返回内地,离乡背井。并且,张亚霖的财产也被政府扣押,甚至没有钱支付自己律师的诉讼费,也因此被再度告上法庭。显然,张亚霖非但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失去了所有。

对清廷来说,此事让他们一度失去了广州城,让西方列强又获得了一次开战的由头,这显然不是清朝统治者和官员们所愿意看到的,也并非他们在近代对外事务处理上的一贯态度。

虽然,毒面包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是在香港居住的英国人,但是当时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吃了毒面包而身亡。而从英国方面来看,巴麦尊内阁从这次毒面包事件中获得了侵华战争的新借口,他们大造舆论,利用报纸等媒体极大煽动了英国人的敌对情绪,最终使议会通过了扩充军备议案,扩充了远征军的数量、规模以及武器装备,终于把掠夺的战火进一步引向中国。由此便知,英國政府才是香港毒面包事件的最大获益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或许才是最有动机制造这一事件的人。

(参考资料:元邦建著《香港史略》,叶灵凤著《香海浮沉录》,张连兴著《香港二十八总督》,Deadly Dreams: Opium, Imperialism, and the Arrow War(1856-1860) in China等)

作者:许芷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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