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杀袁崇焕是因为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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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是中国传统六十年一甲子轮回计年习惯的甲申年。这一年也是大明王朝的崇祯十七年,清朝的顺治元年。

三百年后同是甲申的1944年,后来成为中国文坛泰斗的史学家郭沫若发表了著名的历史评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1644年的甲申之年,更多因素上是因为三百年后的这篇文章而闻名。

但在1644年的甲申,不管是在煤山上自缢而死的一心想做大明中兴之主的崇祯皇帝,还是得意忘形正在入主紫禁城的农民军领袖大顺皇帝李自成,抑或是正在关外厉兵秣马觊觎中原的清帝国实际统治者摄政王多尔衮,甚至包括山海关不知何去何从的后来“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以及正在四川大开杀戒的大西王张献忠,都无法预料随后三百年将要发生什么。

崇祯上吊时悲叹百官误他;李自成则希望自己的箭能准确地射到承天门(天安门)的天字上,以向上天验证自己是否能得到天下;至于多尔衮,恐怕他还没有下定夺取中原的决心。这一年对于他们来说,个人的荣辱得失超越了对民生的关注,而这幕历史活剧却在所有人情愿与不情愿中迅速拉开了帷幕又迅速谢幕。

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顷刻土崩瓦解,辉煌的宫殿与壮丽的山河成为身后云烟。吊死煤山的明朝皇帝身边仅有一个太监王朝恩陪死,他的那些大明忠臣们此时正在谋划如何向新晋贵族大顺军献媚。崇祯死时心中除了悲愤另外还应该有羞愧,不然他不会觉得无颜见明朝的列祖列宗。但他一定没有认识到造成这样局面的恰恰就是他自己,因为他临死还一直在认为是百官误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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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并不缺少忠臣,也不缺少治国的良臣与御敌的良将,但崇祯的凶暴与多疑、懈愎让这些忠臣良将一个个成为刀下之鬼,而幸存的人只能选择闭口不言。他本来是有机会的,本来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大明的中兴之主,但他失去了——这看来偶然,却又必然。

只是那些被枉杀的、曾经与他一起抱有中兴大明而刨肝沥胆的忠贞义士的在天之灵,会在1644年的甲申,作何感想?

边中送别

五载离家别路悠,

送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

何用安危任去留。

策杖只因图雪耻,

横戈原不为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

愧我边尘尚未收。

这首诗是故明蓟辽督师兼兵部尚书袁崇焕的遗作。袁崇焕,字元素,号耀如(一号自如),广东东莞人。《明史》上说他:“为人慷慨有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袁崇焕出生于清太祖努尔哈赤含恨起兵(1653年)的次年,他的出生,似乎注定是与辽事有关的。

努尔哈赤是天才的军事家,他以十三副盔甲三十人部属起兵,经过数年拼杀,逐渐统一女真各部。而此时的明朝政权却并没有意识到女真的崛起将成为大明帝国的肘腋之患,万历此时大约正躲在深宫里与百官怄气,他所派出的各路税监正在疯狂搜刮财富。更何况,以夷制夷是明政权对待辽东少数民族的历来国策,女真内部的自相残杀,明政府乐得坐山观虎斗。

努尔哈赤

所以,当他们真正意识到这个新兴民族所带来的威胁时,一切都似乎迟了。

万历四十七年,明与后金之间爆发了萨尔浒大战,结局是明军四路征讨大军三路全军覆没。

萨尔浒大战的当年,袁崇焕中进士。对于封建社会的读书人来说,这无异于鱼跃龙门。不过当萨尔浒大战失利的信息传到北京城时,对于一直以边事为己任的袁崇焕来说,却不知是喜是忧。现在没有资料考证当时袁崇焕的心态,但在“朝野震惊,群议哗然”的北京城,他一定是无法高兴起来的。

只是此时的袁崇焕还远远没有资格站在后金与大明相争的最前沿。万历四十八年,袁崇焕被任命为劭武知县,开始了短暂的县官生涯。但袁崇焕注定是为辽事而生的,他在劭武县短短两年的任期内心忧辽事,不但与退伍老兵谈论辽事,而且招纳了大量的人才,这些人才在后来的宁远大捷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策杖只因图雪耻, 横戈原不为封侯。”对比中国历来的立功封侯之志,袁崇焕这首《边中送别》中的心声吐露可谓是响当当的豪言壮语。在天启六年(1626)的宁远孤城之上,儒生袁崇焕或许正抱着这样的豪情率领孤军与后金铁骑血战,我相信他其时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心中所激荡的唯有战死沙场的决心。他恐怕不会想到自己会在未来的数年之内成为大明帝国屹立关外不破的长城,也更不会想到中国历史会因为他的存在而增添无法名状的最深的痛!

由于受传统文化与传统军事思想的影响,中国历史上更推崇“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儒将。这种思想其实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对美的追求,难听点说,反映出的是“以貌取人”思想的延伸而已,绝大多数冲锋陷阵、流血拼命的恐怕是黑旋风与猛张飞一类的其貌不扬的死士。所以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儒将并不多,偶尔一个半个就会被人不遗余力地吹捧。儒将难得,有儒将出现,那是国之幸事,袁崇焕是一个儒将,同时也是一个猛将。

且不说他在宁远城上指挥气定神闲,单单说他在辽东全面溃退之际单骑出关考察地形,就足以说明这个人身上的胆气。当然,这份胆量在败亡的危难之际让他在朝堂内外的声名鹊起,同时也让他在短时间内官位连升。没有这个举动,他不会站在宁远的城楼之上。没有这份胆量,他也不敢在辽东指挥官高弟下令全军撤退时毅然抗命孤军扼守宁远。

宁远之战是传奇的,传奇之处是一生没有打过败仗的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尝到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失败,而这次失败也成了努尔哈赤死亡的直接原因——有人认为努尔哈赤是因为在宁远城下中炮而伤势过重去世的,也有人认为努尔哈赤因战败而心情郁愤而死。传奇之处的原因还在于以前多是明军占优势人数而失败,而这次人数处绝对的劣势而胜利,并且是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明军的第一次胜利。

其实说穿了宁远之战不过是努尔哈赤攻击宁远而没有攻下而已。这样的战局让迫切渴望胜利的明廷单方面夸大了。但作为儒将的袁崇焕,他的胜利才刚刚开始,他的传奇也刚刚开始。

袁崇焕是儒将也是一员悍将,虽然从各方面看来他很有可能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但这个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强悍——清人称他为袁蛮子。如果说宁远之战多少有些被夸大和歪曲的话,那么之后的宁锦大战则是一场真正的血战,随后入援京师在北京城门外的战斗更是肉搏战,袁崇焕性格中的强悍直接反映在了这几场战斗中。清朝八旗铁骑无敌天下,也只有他有能力与对方硬碰硬过招而不落下风。

袁崇焕画像(资料图)

袁崇焕有知人用人之能。他手下有几员猛将:满桂、祖大寿与赵率教。满桂与祖大寿不说,赵率教却曾是熊廷弼手下的逃跑将军,但在袁崇焕的手下却成了猛将,最终战死在宁锦血战之中。同时,袁崇焕还是个精明的政客,虽然从政治倾向上讲他靠近东林党人,但他却能在东林党与阉党之间左右逢源,并且与监军的太监能保持不错的关系,可见这人绝不缺少世故与心机。

应该说袁崇焕其时简直成了一时的中流砥柱,在任何人看来他完全有可能挽狂澜于即倒——最起码崇祯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上以他的才干,如果与大明巨大的人力物力加在一起,是极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袁崇焕此时也一定是想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因为这个原因,他觉得有必要让皇帝安心,让大明安心。所以他轻率地提出了五年复辽的大话,这为他的被杀埋下了一个伏笔。

这种责任感迫使袁崇焕可能逐渐模糊了他心中的那份世故与狡黠,于是他杀了明朝皮岛的总兵毛文龙,这个做法后来被史学家认为是错误的。因为毛文龙纵有千般不是,也不应该由袁崇焕来杀。同时,由于杀了毛文龙,造成了尚可喜、孔有德与耿精忠的投清,这三个人后来成了清朝夺取中原的最大功臣——当然,在汉人看来可能是最大的汉奸。

杀毛文龙是袁崇焕后来被杀的第二个伏笔。

在皇帝看来,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来自于异族的入侵,而是功劳过大或者是权力过大的臣子。在这个原则下面,再中流的砥柱也是要杀的。袁崇焕杀毛文龙触及了崇祯的软肋,虽然崇祯当时不吭气,但心中是记上了。

袁崇焕的错误还在于他居然逼崇祯动用自己的私房钱为军队发军饷。崇祯皇帝的心胸绝对不会如唐宗宋祖那样开明。但他迫切地想做那个大明中兴之主的愿望又强迫他将这些不满与愤怒压在心底。有这样的因素,即使袁崇焕五年真正能平了辽,也未必能得善终。

而袁崇焕终究五年没有复辽,而大清的军队居然打到了北京城下,崇祯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这位皇帝此时心中一定充满了怨毒,这种怨毒是他对袁崇焕一味长期忍让的喷发。从他杀大臣的手段来看,袁崇焕让他所付出的坚忍肯定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痛苦,所以当幻想破灭(在他看来是)的时候,杀掉袁崇焕,并且让他史无先例地屈辱地死去才能发泄他心中的怨毒,这种发泄,甚至会让他不顾大明的前途。

凌迟是中国古代酷刑中最残忍的一种刑罚。关于这个刑罚,我曾看到一个传说,当年某位皇帝在规定凌迟该剐的刀数时曾经找过几个这方面最有经验的刽子手,最多的是剐到二千九百九十七刀而犯人才死,所以凌迟被定为三千刀,实际上执行的是两千二百九十七刀。现在看来这个传说可能没有什么根据,因为被判凌迟的犯人不多会规定要剐多少刀,如明代大太监刘瑾就被剐了三千五百九十七刀。但有一种说法是肯定的,就是最后一刀下去犯人应该还有呼吸,否则执行的刽子手反而会丢掉性命。割完规定刀数后才是开膛破腹,随后是取下首级,犯人的痛苦才会结束。所以这是一门技术含量很高的活,曾听说刽子手一面割犯人的肉而一面给犯人上止血药的,并且为了防止犯人疼死,一般会给犯人灌一定量的诸如鸦片一类的迷药。

所以凌迟的最后往往是受刑人只剩下一副骨架。而凌迟的目的除了让受刑者承受痛苦之外,更大程度上恐怕是为了给围观者以强烈的心灵上的震撼。

袁崇焕被处的就是这种刑罚。

崇祯杀袁崇焕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年皇太极用了反间计,并且以皇太极当时的文化水平来看,他的这个计谋有人相信来自于中原汉人的一部《三国演义》。但崇祯是否因为中计而杀袁崇焕呢?

皇太极

史学家的争论是认为崇祯其实并没有中计,因为袁崇焕从入狱到被杀中间间隔了十个月,崇祯即使中计也有足够的时间反应过来。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崇祯还要依靠袁崇焕的关宁铁骑保卫北京,他需要防备杀袁崇焕而逼反他手下的将领。但崇祯最终杀了袁崇焕,内忧外患的局面与振兴大明的重任压得这位才能平庸的皇帝的精神极不稳定。杀人是缓解他心中压力与恐慌的最佳手段。所以,崇祯杀袁崇焕与杀手下的大臣似乎并不难理解。

但北京城的百姓此时也疯了,他们疯的原因如果细究起来,恐怕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道永远难以愈合的创伤。而提起这些往事,会让历史变得更加沉重,会让那场发生在1630年北京街头的历史悲剧,三百七十年后依然痛彻人心!

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可也!(余大成《剖肝录》)

“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这是程本直对袁崇焕的评价。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虽官居高位,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为国为家而亡命。这已经是一生的悲剧,而最终受刑惨死,更将这一个人的悲剧变成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永不能泯灭的创伤。

悲剧是喜剧的另一面。两股政治势力相争的最终结局必然是一方的悲剧而另一方的喜剧。如果袁崇焕之死是大明王朝的悲剧的话,那么他的敌对一方大清的庆功宴上皇太极最兴奋而又不愿提起的事情,应该是这个曾令他最为头疼的对手终于死在了他的反间计下。中国历史上不缺少的就是这种悲喜剧。

皇太极并没有值得指责的地方。在胸怀天下的人的眼里,任何人与任何力量都是他棋局中的一枚棋子,为了达到胜利的目的,这些棋子的死活根本是不在话下的。

只是袁崇焕之死远远不能以一个悲剧来概括那么简单。有人将袁崇焕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冤案,那是因为他相比起岳飞以及大家很熟知的六月飞雪的窦娥来说,显得更冤。岳飞之冤不但宋高宗与秦桧知道,时人与世人都知道。所以宋高宗只能在风波亭秘密杀死岳飞父子。窦娥被冤杀,连老天都知道用六月飞雪这种奇异的天象来表达自己的愤怒。袁崇焕的被杀,天下人(至少是北京人)都认为他该杀,连明辨忠奸的老天居然也没有半点表示,由此看来,袁崇焕比岳飞与窦娥冤得多。

明末清初文史大家张岱所著的明史著作《石匮书》中曾记载了袁崇焕伏刑的惨情,令人毛骨悚然。但更令人发指的却是当时北京百姓都相信袁崇焕通敌,恨之入骨:“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

有一种传说是,从受刑犯人身上割下来的肉可以配制疮疥药。所以,刽子手将从凌迟犯人身上割下来的肉出售换钱的现象自古就有。但北京城百姓的这种举动显然不是为了那些在今天看来是属于迷信的目的,他们是发自内心地痛恨袁崇焕。

这种恨,甚至甚于中国历来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他们的恨是从何而来的呢?是因为忠君爱国吗?是因为痛恨汉奸吗?

事实恐怕不是这样的。皇太极的反间计里的一个步骤是这样的,当清军围攻北京的同时,在北京城外大肆的掠夺,并且扬言是袁崇焕将清兵引来的,而北京居民的产业恰恰大多都在京郊。还有的就是,明朝虽然奉行的是天子御敌于国门的政策,但真正北京城所遇到的威胁大约只有于谦的那一次。其余的数百年间,天子脚下,王化之地,从任何一个角度上讲都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而清兵居然打到了家门口,让这些本来应该安居乐业的良民居然受到了刀兵之苦,袁崇焕简直罪不容诛!

十四年后,当李自成大军兵临城下时,当年生吞袁崇焕肉的这些百姓,打开了城门迎接李自成入城,这姑且可以认为是因为“闯王来了不纳粮”,但仅仅几个月后,他们又同样打开了城门迎接了清兵——当然,他们也是率先留起辫子,成为大清皇帝圣容庇护之下的最早的顺民。

此时,他们恐怕早已忘记了当年是曾经怀着怎样的愤恨去对待一个在他们看来通敌卖国的人。而且还极有可能会在酒足饭饱之后,口沫横飞地讲述当年刑场之上的精彩以及袁崇焕的该死。

他的确该死。袁崇焕的悲哀就在于他爱他的大明王朝,爱大明王朝的人民,而他的人民,他的大明王朝,却根本不爱他。不但不爱他,还要生吞他的血肉……所以,当他手下的将领买通狱卒给他送去用以减少受刑痛苦的鸦片时,他断然拒绝了。哀莫大于心死。肉体上的痛苦,永远也无法超越心灵上的剧痛。

凌迟是一种持续时间很长的痛苦,无法想象袁崇焕是如何面对的。有资料证明袁崇焕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但却有人听到从他胸中所传来的呻吟,这呻吟绝对不是来自肉体上的折磨,而是一声长长的无法形容的叹息!

公元1630年的北京闹市街头,这一幕惨剧正在上演。深宫中的崇祯不知作何感想,但他一定在等待,因为按照惯例,他要等待监刑官向他报告袁崇焕被剐的刀数以及他受刑的情况,此外,他还要将袁崇焕的首级传首九边,就像当年他的兄长天启对待熊廷弼那样。

崇祯帝

这是崇祯三年的八月,按现行公历应是九月,其时秋风萧瑟,一派肃杀之象。

这个悲剧并没有终结。袁崇焕的冤案等到了一百多年后,才由他曾经拼死抵抗过的敌人——大清帝国的皇帝乾隆下诏正式为之平反。这是悲剧上之绝妙的讽刺。

袁崇焕下狱之后,朝中奸佞之臣纷纷下书要求处死袁崇焕,而为袁崇焕请命的人则寥寥无几。其中有必要提及程本直,因为提及程本直,才多少会让人觉得在1630年的北京或者是大明王朝中有一丝正义,也多少能给我们带来一丝安慰。

程本直,一介布衣,因仰慕袁崇焕而投身军中效力。袁崇焕下狱后,他多方奔走为袁崇焕请命,代死不成后宁愿与袁崇焕同死。他遗志与袁崇焕同葬,希望在墓碑上写上:

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

最终,大明王朝已不得不准备谢幕,因为再没有谁有能力或者有胆量去承担这个破碎的山河了。虽然,关宁锦防线其后又存在了十四年,虽然,那支袁崇焕亲自训练的关宁铁骑依然能征惯战。但大明王朝的倒下,只是时间的问题。

公元1630年,距离甲申还有十四年,这一年的冬天,必将会异常地寒冷!

袁崇焕死后,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关宁锦防线仍然存在了十四年,十四年之中,清军始终无法突破这道防线。如果不是吴三桂投清,山海关的屏障作用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但清军可以选择绕过山海关进攻明朝,花费了巨大人力物力修建的长城只是一道摆设。明朝灭亡的问题并不是袁崇焕与一道长城就能解决的。袁崇焕的继任者孙承宗继续了袁崇焕的军事思想,而袁崇焕手下仅存的猛将祖大寿与何可纲也依然在为大明奋力拼杀,只是崇祯随后又罢免了孙承宗,祖大寿也最终投降了清朝。

袁崇焕的族人被发配充军,随后由于战乱不知踪迹。后来清廷在修《明史》时,从清宫档案中发现了当年太宗皇太极用反间计的情况,经乾隆皇帝下诏才平反了这个冤案,乾隆曾下旨寻找袁崇焕的后人,但只找到他一个远房的亲戚。

1644年的甲申,吊死煤山的崇祯不知道有没有想起过袁崇焕,我想他应该是没有想起的,因为他如果能想起,当年就不会那样做了。

大清是想起了的,因为大清编写的《明史》中是这样记载的: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1630年死去的袁崇焕,为1644年甲申上演的活剧做了一次悲壮的垫场。他的死,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悲剧,也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更大程度上是人性的悲剧。这场悲剧的思考是:所谓的正义、人性以及生命存在的意义,在历史面前都得让人重新定义。

不可否认,英雄推动了历史,但他们却无法改变历史。而站在历史血河里,这些英雄的铁骨却更让我们侧目。袁崇焕就是这样的一个英雄。他是真实而充满了悲壮色彩的。

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但仅有希望够吗?

作者:牛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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