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保护中国百姓,为什么也没法让中国人改信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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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391-天主教在中国

  作者:焦叔、猫斯图

  制图:孙绿 / 校稿:猫斯图 / 编辑:白鸥

  邯郸市大名县有一座天主教宠爱之母大堂,这是一座钟楼和礼拜堂一体的哥特式教堂。

  教堂大堂

  这座教堂自2民国七年始建,民国十年(1921年)建成。除砖瓦木石由国内筹备外,青铜像、浮雕、石膏像、油画像,蜡树、管风琴、大钟表、门窗彩色玻璃等,皆按教堂设计规格由法国定做,当年能超越它的就只有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教堂的修建和装潢在当年,可是河北的一件大事。

  旧照

  但几经破坏,教堂其实已经相当破败,和当年的身份全不能相提并论。

  这座教堂的起伏命运,其实是中国天主教传播的一个缩影。天主教几百年来在中国的推广和传播,伴随着各国政治势力的斗争和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改变,已经成为了一个庞大的课题。宗教复兴在转型社会中是普遍现象,而当今的中国正在面临这个问题。

  今天的文章,就一起来看看天主教在近代中国的跌宕时代。

  禁教与传教

  天主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的景教,但一直到了明清两代才开始大规模传播。这个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变革时期,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传教的目的和政治总是脱不开干系,让局面变得更加复杂。

  出土的唐朝西方传教士像

  17世纪末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高峰期,但是这时天主教内部爆发了关于当年利玛窦“本土化”的传教方式的巨大争论。

  争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基督徒能否参加祭祖、祭孔仪式。二是能否用“天”“上帝”等非音译的词称呼造物主。

  利玛窦(左)和徐光启(右)(明)

  最初在华传教士多为耶稣会成员,而耶稣会成员多赞成利玛窦的观点,也就是允许中国人在保留原有祖先崇拜和传统神明称呼的情况下成为基督徒。早在1582年,第一个取得内地居留权的传教士罗明坚就把融合中国文化作为传教的一种媒介。

  利玛窦的入乡随俗

  但1630年前后到达福建传教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对此保留巨大异议。由于其他修会的涉入,“礼仪之争”逐渐复杂化。反对者认为祭孔、祭祖是偶像崇拜,应该被禁止。

  为此双方纷纷派人向教宗申辩。明面上是路线之争,实际是新入华的修会试图取代耶稣会的在华地位和利益。

  1645年,教宗英诺森十世,在听了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报告后,批评耶稣会。1656年,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在听了耶稣会的报告后,提出“不能对无数的中国人关上拯救的大门”的口号,应以宽容、理解为传教的基础。1669年,教宗克莱芒九世强调“根据在具体问题中所阐述的形势而行”。

  一张名画

  欧洲绘画史上最卓越的现实主义肖像作之一

  教皇英诺森十世像

  简单来说,就是各位教宗的意见也不统一,以至于最后一位只能和稀泥。中国土地上的传教士只得自己决定该怎么办。

  “礼仪之争”愈演愈烈,文化冲突导致教案也接连发生。民间震动如此剧烈对于深居京城的皇帝也是一种触动。康熙皇帝对这件事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表示传教应在尊重中国习俗的情况下完成。

  康熙与耶稣会的天文学家

  于是1700年,在耶稣会的请求下,康熙对“敬天、尊孔、祭祖”做了明确解释与答复。这相当于中国政府对教廷的正式外交宣言,希望中国人的习俗得到教廷的尊重和认可。

  没想到1704年,教宗格肋孟对中国教徒规定7条禁令,并于1705年12月派遣特使以通好为由监督执行教廷决议。这就使教廷内部的争论上升为教廷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对立。

  教宗格肋孟

  康熙认为教廷的禁令严重挑战了自己的权威,威胁到了国家的稳定。为了以绝后患,他于1717年下令“禁教”。梵蒂冈的态度也不含糊,教宗本笃十四重申格肋孟十一世的禁令,礼仪之争以双方关系破裂结局。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冰点。

  礼仪之争最终导致的后果就是清政府的百年禁教,刚刚发展起来的天主教遭遇灭顶之灾。但这也促使在华的传教士首次意识到天主教本土化的必然性。

  失败的本土化运动

  随着大量的传教士被派往各省,远离了京城也就远离了中央精英阶层,传教的策略必然要发生一系列改变。

  既然教宗不允许在官方层面完成本土化,天主教传教士就开始尝试建立“农村根据地”,悄悄地用深入群众的方式由下而上地传播宗教。

  上山下乡把教传

  来自《沉默》

  天主教会有着各国政府的背景,传教士作为各国公民在中国有着优越的超国民身份。这两个优越的条件,让传教士们生出了利用特权吸引老百姓的念头。

  在中国农村的司法争讼中,地方士绅与地方官员勾结形成特权阶层,这使得村民处于弱势地位。而教士帮助下的诉讼往往使地方部门受到极大的政治压力,这就使得村民成为教徒后政治地位迅速提高。

  厉害了

  这一次的传播策略起到了效果,天主教在农村发展的很快,经常出现整个家族或者整个村一起入教。但是这些人以社会底层和社会边缘化者为主,入教常常是因为传统的生计断绝,想换一个生活方式看看。没想到外国传教士的特权非常管用,教民很轻松就保障了自己的权益,有了某种对抗乡绅阶级的能力。

  利玛窦会喜欢这种方式么?

  图为利玛窦墓碑

  士绅作为社区领袖既有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又有维护传统伦理文化的权力。教会势力的介入对原有政治生态产生巨大的冲击。所以在打击教会势力时,总是能看到士绅阶层的身影。那些教会拐卖儿童,吃人等谣言也多是由他们传播。

  另一方面,教民拥有的特权很容易被滥用。成为教徒的村民很快开始欺压其他的村民,为自己谋取利益。最终教会引火烧身,陷入了地方冲突,致使教案频发。这也是“义和团”运动的导火索之一。

  蜜汁自信挡不住坚船利炮

  同样因为天主教依赖不平等条约保障自己在华利益的原因,导致传教士无法与殖民主义脱离关系,所以天主教往往在中国爱国主义运动中遭受冲击。除了“义和团”运动之外,五四运动也波及到天主教。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对天主教传教的反感往往来源于此。

  义和团团民

  一些著名的天主教人士,如雷明远、马相伯等,愤然批判中国天主教的殖民性质,明确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口号,要求中国天主教实行教会自治。

  马相伯像

  一开始还在特权中大力传播的天主教,在这两个矛盾的叠加下变成了中国民间人人喊打的对象。传教工作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变革以求生存

  天主教在艰难的历史环境中不得不主动做出变革。

  首先是放弃原有的诉讼传教方式,避免涉足中国人的法律纷争。

  曾经这种方式非常有效,号称“一个成功的案子比任何布道都管用”。但是诉讼传教法带来的严重副作用让教会不得不慎重考虑其价值。

  1908年,梵蒂冈教会重申禁令,禁止传教士随意介入中国教徒的争讼,且禁止教会和传教士介入政治与外交活动。这也就从根本上减少了普通民众对教民特权者的仇恨,缓解了民间对传教活动的仇恨。

  第二,是对入教者严格审查,净化教徒队伍。

  早期加入天主教的教友很多是地方上穷极无赖的民众,觊觎教会的特权才选择信教。这样的人对宗教的理解有限,不仅不能让教会传播福音的意图实现,反而会砸了教会的招牌。此后教会开始有意识地选择地方上有正面名声的民众传教,改良了教会的印象。

  地方上的低素质特权群体

  对组织形象是极大的伤害

  (来自《抓壮丁》)

  第三,教会开始更加注重文化传教和慈善传教。

  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说:“福传最有效的方法有三:学校、刊物和慈善事业。”于是各天主教地方机构纷纷建设中、高等学府。

  1903年上海建立震旦大学,1920年天津建立天津工商大学,1925年北京建立辅仁大学,均为教会创办。慈善事业很好地树立了教会的形象,加速了本地化进程,也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成功传播了宗教思想。

  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创办的震旦大学

  第四,争取直接与中国建交,摆脱保教权的负面影响。

  当时法国接替葡萄牙,获取了中国的保教权。但是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的中法两国关系极为紧张,法国人保护下的天主教形象也显得丑恶。教宗一直试图脱离法国的影响,让传教以独立形象出现。只可惜,在法国的极力阻挠下,教宗试图与中国直接建交的过程失败了。

  1885年2月13日法军攻占谅山

  这锅确实轮不到教会来背

  最后,是实行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政策。

  为了不与中国人固有的文化习惯和生活方式相抵触,天主教会解禁了一系列传统的宗教仪规。先吸纳教民,然后再在传教过程中渐渐让教徒放弃原有的宗教残留。这样,就逐渐让很多信奉儒学和崇拜祖先的中国人进入了天主教队伍。

  马来西亚华人家中的神案,

  墙上悬挂着的是西方三圣的画像,

  神案中央摆设观世音菩萨与金童玉女的塑像,

  两侧分别是沙迪亚·赛巴巴上师的肖像和祖先牌位

  经过这一系列改变,天主教传教活动才在中国的土地上稳定发展起来。后来尽管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建立之后引发的动荡年代,天主教会在中国毕竟还是站住了脚跟。

  国企改制后社会秩序被重建,剧烈的社会动荡后意识形态真空以及社会归属的心理需求使人们走向了宗教。天主教也算终于挺了过来,走上了新的扩张轨道。

  回顾天主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外部宗教的传播自有其逻辑。为了抵消文化和原有政治势力的排斥,传教必须进行本土化的变革,在保留内核的情况下尽可能去贴合当地民众的需求,而不是相反。

  这个结论对几乎一切精神文明成果都成立。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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