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森林,比你先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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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袤的祖国大地,又将以秃头迎接这个新年。

  中国是一个微秃的国家。

  即使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22%左右,低于全球31%的平均水准。如果再考虑到众多的人口,中国的森林资源就显得更可怜了:中国的人均森林面积只有世界平均的1/4,人均森林蓄积只有世界平均的1/7。

  然而,如果你有幸成为穿越剧的主角,来到2000年前的中国,看到的会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据不同研究者的的估计,秦汉时期,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大概在40-50%左右。

  即使到300年前的康熙时代,穿越者仍然能在当今光秃秃的北京周边看到大片郁郁葱葱温带针阔混交林。

  那么,中国森林去哪了?

  命运坎坷的中国森林

  在建国以前,中国的森林基本上就消失的差不多了。

  根据有限的史料和考古发现,学者们估计史前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大约在60%左右。在进入定居农业时代之前,由于人口密度相对稀疏,人类对于森林的破坏能力非常有限。

  当农业耕种技术出现,森林也走向了它的末日。人们开山毁林,将森林转化为耕地;砍伐木材,用来取暖、造房。

  从春秋时期到清末,中国人口从300万扩张到了4个亿,中国的森林面积也随之锐减

  仅仅明朝正统七年(1442年),每年北京消耗柴碳接近1亿斤,它们都出自河北。原本郁郁葱葱的河北易县,在向明廷供应了50年柴火后,方圆数百里范围内都成了荒山秃岭。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河北实在已经无树可砍,清廷只能派人去长城以北砍伐砍树烧炭。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已经下降到了13%左右。

在贵州省龙里县草原乡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上,多名来自贵阳高坡乡云顶村的农村妇女背着近百斤重的树枝艰难地行走着。/视觉中国

  当新中国的人民站起来了,森林的境况却并没有得到改善。

  新中国林业部的一切工作都围绕着木材生产展开,将供应工业化原料视为唯一任务。

  如林业专家彭镇华后来总结的那样,当时“一提到我们的森林如何评价,我们的专家就认为,单位面积内,还是这个林分,这块地,这个工程里头,产多少方木材,就一个指标,甚至木材的质量好坏都不考虑”。

  接下来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更是让森林遭了秧。1958年到1961年间,在“超英赶美”的口号刺激下,全国上下掀起了大炼钢铁的运动但炼钢所需的燃料又成为了另一难题。在缺少煤炭的地区,森林便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燃料。

  在1958-1961这三年间,安徽、河北、四川、山东和湖北湖北等省区,森林储量都减少了30%以上。而在森林损失最严重的河南省,在百万群众挺进大别山砍伐森林后,一些区县的森林彻底消失殆尽,河南的平原林木储量消失了85%,森林面积减少了24%。

  工业化以“大炼钢铁”为指导,农业生产则有着“以粮为纲”的口号指引。开山毁林成为了扩大粮食生产的主要手段。

  仅从1957年到1961年的4年间,浙江省毁林种粮200多万亩,云南省毁林开荒17.4万公顷,而在湖北省,仅房县,郧县,郧西,竹山和竹溪五县便毁林开荒7.8万公顷。

  更糟糕的是,当大炼钢铁被终止,“以粮为纲”的方针却延续了下来。逃过了燃料的命运,却逃不过为耕地让路的使命。

  在“自力更生”口号鼓舞下,各省都发起了“粮食自给”活动,即使是在不适合粮食生产的区域,农民也被告知要“不吃亏心粮”,将草地、林地变为耕地。

  这引发了从1966年到1976年的“第二次大砍伐”。到70年代中期,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已经从建国时期的13%左右锐减到了可怜的8%。

  中国的森林并非孤例。事实上在其他国家,工业化和森林之间有你没我的关系并不罕见。

  在社会主义罗马尼亚和前苏联西伯利亚地区,严重的酸雨污染造成了数万至数十万公顷森林的死亡。到1988年,东德的空气污染毒死了境内38%的森林,而在1980年,这一数字也只有12%。截至9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森林中,有60%以上遭受着不同程度的破坏。

  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宣称,苏联的解体是个悲剧,但苏联解体的确让东欧的森林长舒了一口气:马里兰大学的研究小组发现,从苏联解体到2012年,在包括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在内的20个社会主义中东欧国家中,有17个的森林覆盖率都出现了正增长。

  外强中干的造林计划

  略微值得骄傲的是,中国的森林恢复并没等到苏联解体才开始。

  意识到中国林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1984年,中国出台了第一部《林业法》,以规范森林的砍伐,增加人造木材林的供给,达到木材的供需平衡。

  虽然自然林的大面积砍伐仍在继续,但伴随着大量人造木材林的增加,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有所提升。到1998年,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恢复到了14%左右。然而,在全国的森林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是天然林。

  不过,这一时期的林业管理仍然以经济考量为中心,森林的生态价值并不在有关部门的考虑范围内。

  虽然森林覆盖率上去了,但新增的人工木材林无法取代天然林的生态和环境效应。没有了森林的屏障,沙尘暴渐渐成为华北和西北地区春天的常客,而水土流失更是把河流周边的居民置于险境。

  1998年的夏季,长江流域的异常气候引发了严重的洪灾,造成了3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在这场灾害中,3600人死亡,12.3万人无家可归。滥砍森林引发的水土流失正是洪灾的元凶之一。

  在此之后,中国林业政策发生了急剧的转变,环境目标成为了林业政策的重点。意识到了天然林在生态上的不可替代性,中国出台了法律砍伐被相关法规禁止,而一系列以环境效益为目标的造林工程,如退耕还林等纷纷上马。

  按照官方提供的数据,从2000年-2010年的十年间,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便从14%上升到了20%以上,而森林面积增长了6000万公顷以上。

  可是数字上的环保成绩似乎与人们的亲身感觉并不吻合。身边的森林越来越少,而非越来越多。华北平原的沙尘暴仍然说来就来,水土流失的改善也极为有限。是我们的感觉错了吗?

  未必。虽然中国森林覆盖率确实有所增加,但增加的数量却存在争议。在补贴和激励的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造假,虚报数字的案例层出不穷。

  例如,2006年湖南省衡阳县的退耕还林造假案中,被抽查到的乡镇造假面积达到了80%以上。在2010年内蒙古多伦县曝出的退耕还林造假事件中,所谓的林区几乎无树成活,只见树坑不见树木的林区却帮助多伦县每年获取数千万的财政投入。

  在2015年国家林业局的营造林抽查中,造林整体合格率只有74%,其中封山育林的合格率只有50%,飞播育林方式的合格率更是只有43.5%。

  那么,是不是只要彻底杜绝地方政府巧立名目的假造林,只要少砍树,多种树,中国的生态环境是否就能改善了呢?在对各种造林工程进行系统评估后,我们可能会得出一个更加复杂的答案。

  首先,干旱地区的造林工程不但未能阻止土地沙漠化,可能还对生态有着负面影响。

  其中最为典型的失败案例是三北防护林工程。在这一工程的早期,为了防止树木被干死,工程有意选取了汲水能力强的深根树种。然而,更强壮的根部无非是延缓了树木死亡的时间:当土壤深层的水被吸干后,地下水位将会不可避免地下降,树木们还是难逃干死的命运。

  所以不奇怪,三北防护林工程所种树木的存活率只有15%。

  如果只是对环境没有帮助倒也罢了,防护林的种植可能还对环境造成了负向影响:人工造林降低了地下水位,还遮挡了光照。本地的浅根天然植物深受其害:在陕西省的人工造林地区,植被覆盖率比未造林的地区减少了30%以上。

  护林政策成毁林真凶

  而此时,就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的日本,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森林保护计划,增加了近600万公顷的防护林。

  日本58.6%的森林资源都为私人所有,但这并没有带来滥砍滥伐,主要原因就在于政府用各种优惠政策和强制措施,软硬兼施,让林场所有者热衷于植树造林。

  50年代,日本政府要求林场主必须在5年内在政府分给的林地上造林,否则就找第三者来进行分成造林;同时,国家还包揽了私人造林事业中30%-50%的资金投资,还提供了无息或低息的专项贷款;在日本从事林业,还有各种各样的减税免税优惠,比如森林财产继承权只有4.8%。

  那是不是林地私有化就能拯救中国的森林?中国并非没有尝试过。

  早在80年,“均山到户”的集体林权改革已经正式启动,农民开始像分田地一样分山林。年底时,95%的中国集体林场就划分给了个人。

  但农民非但没有开始种树,滥砍滥伐反而更加严重了。1984-1988年的第三次森林资源清查发现,南方集体林区存活的树木总储蓄量减少了18558.68万立方米。

  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给农民分了林地,却只给了他们管护权,并没有给产权,也没有任何配套政策调动他们造林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习惯了“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的农民们,怕今后政策有变,纷纷先下手为强,砍了一些树换成钱。

  他们的恐惧也并非毫无道理——这次集体林权改革很快就被紧急叫停。

  这不是中国的“拍脑袋政策”第一次给森林带来灾难,也不是最后一次。

  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只有面积达到5000平方米以上的林地才能算做“森林”。而中国则使用了自己的标准:超过1亩(666平方米)的林地便算是达到了“森林”的标准。

  因此,一些城市为了快速出政绩,见缝插针地找地种林,推行各种绿化工程。

  2012年,北方某市启动了平原造林工程,计划4年内造林100万亩。不但周边的园圃的树苗都被买来造林,政府还从周边的河北、山东、内蒙等省份大量购买树苗。当林苗数量不足时,质量门槛便被大大降低,而牺牲的便是造林工程的存活率。

  在工程推行一年后发现,南方周末的记者便发现了树木的大量死亡。而当时发现的一些死树其实已经是树死后更换过的新树了。至于生态价值呢?中科院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站站长王效科表示,“现在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些新造的林子比原来更有生态效益。”

  同时,中国法律法规也不区分经济林和自然林,这就给地方行种政单位留下了充分的操作空间。

  在云南省的低产林改造工程中,大量原有的天然林被划入了“低产林”的范畴内。在云南腾冲县腾冲县有51%的森林都被视为需要改造的低产林,其中大多数都是无法为当地带来经济收益的天然林。在这些地方政府的眼里,“低产”几乎是“低经济效益”的同义词。

  如果自然林无法成为经济林这样的摇钱树,地方政府也常常能找到其它生财之道。

  在土地财政的驱使下,地方政府乐意将地理位置较好的耕地转变为商业用地,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公司。然而,受限于硬性耕地政策,政府必须新增耕地,用以补偿商业开发带来的耕地损失。“低产林改造”便给了地方政府一个绝佳的借口,使其将必须完成的耕地建设挪到山中的森林里。

  于是,匪夷所思的现象发生了:交通不便的偏远山林被剃秃了头,变成了打着“耕地”名义的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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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苗人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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