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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酒店、买俱乐部受限 海外投资的边界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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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一年中国经济延续稳中向好的态势,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既与全球经济在同一环境中呼吸,又面临自己独特的问题和机遇。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召开,十九大报告为中国经济绘制了一张图谱:中国经济由高增长转向高质量,新动能、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区域协调发展、国企改革、资本市场改革、走出去引进来等,成为接下来中国经济的主题和着力点,由此2018年的中国经济拼图赫然清晰。

  此次新京报年度巨献《看2018-中国经济拼图》将采访政府官员、顶尖经济学家、过去一年最有为的企业家,趁势而上的独角兽企业创始人代表,为读者全方位展示一张中国经济拼图,囊括中国传统经济和新经济最受关注的议题,俯瞰中国经济,寻找中国经济的未来。

  本期议题:海外投资的热潮与禁区

  买酒店、买影城、买足球俱乐部……近两年,中国企业掀起了海外并购的热潮。从2016年下半年,监管多次“喊话”非理性投资。今年8月18日,多部门明确对鼓励、限制、禁止三类境外投资活动实施分类指导。其中,限制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五大类境外投资。

  如何看待监管对以上五类海外投资行为的限制?海外投资的边界在哪里?未来趋势如何?资本管制是否会放开?

  新京报专访社科院学部委员、央行前货币政策委委员余永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前司长、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探讨企业海外投资的边界、监管和趋势。

  余永定:持续资本外逃与改革不到位存密切关系

  余永定认为,资本突然发生大规模外流或持续存在资本外逃,除经济失衡、贬值预期严重等原因外,同改革不到位,存在大量结构性、制度性扭曲也存在密切关系。只有在把这一系列结构性和制度方面的扭曲基本去除掉后,才有能全面放开资本管制。

  新京报:相关部门对五大类境外投资做出限制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余永定:中国企业走出去最重要的目标:一是,通过并购获取先进的技术、形成品牌、获取先进管理经验、建立广泛的市场网络等。第二,通过企业的海外并购可以改善跨境资源的配置。对外投资应该同国家的发展阶段、产业链升级尤其是制造业升级、消费升级相适应。

  为什么国家点名这几类行业呢?

  首先,国家可能认为这些行业的海外投资同中国海外投资的应有目标和产业升级的需要并不相契合。

  其次,在这些行业的收购活动中,中国企业出价之高,让公众难免会怀疑这些收购实质上是资本外逃。

  再次,在这些行业的投资中,许多投资的成败取决于资产价格的变动。上世纪80年下半叶,日元升值、日本国内资产价格飙升。于是,日企走出去,在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大搞房地产投资。由于美国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日本房企损失惨重。中国政府对房地产业海外投资的限制,担心中国企业重蹈日本企业的覆辙。

  最后,在这些行业的投资中,不少企业的资金来源或是国内银行贷款或是所谓的“内保外贷”。这类投资一旦失败就会对国内金融市场造成冲击,金融监管当局不得不对这类投资的安全性格外关注。

  海外投资是商业行为,应该由企业自主决定。但在中国目前条件下,市场供求、宏观经济调控和宏观审慎管理政策都不足以保证企业行为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这样,国家就需要在一定层面上对海外投资行为进行干预和指导。

  新京报:您此前提到,管制是一把双刃剑,要把握好尺度。如何才能避免“误伤”现象出现?

  余永定:一般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不足以有效遏制资本外逃。但资本管制放松与收紧却能影响一般的资本外流。在出现某种不利冲击的情况下,加强资本管制,肯定会造成 “误伤”,影响正常、合理的资本跨境流动。如何尽可能减少“误伤”?政府工作人员素质的提高、信息技术的发展等都有助于减少误伤,但误伤终究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资本管制不是理想的解决办法、是不得已而求其次。资本管制不能、也不应该永远保持下去。

  资本管制既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方面,资本管制的各项规定不能轻易改变。例如,外资利润汇出的自由必须保证。关于中国居民换汇额度的规定也应该如此。另一方面,资本管制也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从总的方向上看,应该是逐步放松的。但在特定条件下,不仅执行力度可以从紧,而且也可以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调整。例如,对某些资本流出通道的额度规定进行调整。

  新京报:资本管制近期会放开吗?

  余永定:我相信资本管制不会长期维持,但也不认为政府近期会开放资本项目。资本项目完全放开的时间取决于改革的进展,很难给出一个严格的时间表。

  资本突然发生大规模外流或持续存在资本外逃,除经济失衡、贬值预期严重等原因外,同改革不到位,存在大量结构性、制度性扭曲也存在密切关系。例如,产权保护有待强化、政企关系不正常、税负过重、汇率缺乏弹性等原因都会鼓励资本外流或外逃。而大规模资本外流或外逃一旦发生,就会对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相反,维持资本管制可以为我们的各种改革争取时间。“肉烂在锅里”,只有资金还留在中国,我们才能谈得上改进资金的使用和配置。因而,只有在把这一系列结构性和制度方面的扭曲基本去除掉后,才有能全面放开资本管制。

  管涛:新兴国家企业走出去容易“交学费”

  管涛认为,从国家和企业角度来看,资本管制完全有必要。此次管控效果虽然很好,但主要依赖传统的行政手段,没有使用更有效的价格手段。相关部门在考虑政策目标的同时应兼顾市场的需要,要尽量地减少市场扭曲。

  新京报:您如何评价我国对五大类海外投资管制效果?

  管涛:资本管制是完全有必要的。

  从国家这个角度来看,国际收支口径的数据来看,2014年到2015年二季度前,每个季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300来亿美元,2015年三季度到2016年三季度翻了将近一番,飙升到600亿美元。这种趋势性的大规模流高速的流出,已经不是简单的走出去,而是给国家的安全带来很大影响。目前看,管制的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如果任由形势发展下去,后果难以想象。

  企业本身的角度来看,新兴国家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很容易“交学费”。有报告显示,过去十年,中资跨境并购收益最差的当属2000年代后期的能源类收购项目,其中84%的交易的平均亏损为期初投资的10% 。

  新京报:如何评价这种短期的行政手段,如何才能从根本上防范资本项外流?

  管涛:这次的资本管控效果虽然很好,但是主要依赖传统的行政手段,没有使用更有效的价格手段。相关部门在考虑政策目标的同时应兼顾市场的需要,要尽量地减少市场扭曲。

  不可交易是最大的风险,行政手段容易一刀切,通过价格手段影响交易成本的方式相对更加可行。包括被限制的五大行业在内的企业盈利与否是企业自身的事情,如果政府认为企业的行为不符合产业政策,可以采取征收重税的方式进行管制,比如实施托宾税。根据不同的情况,征收标准进行适当区别。

  此外,可以用金融交易税或者费的安排调节跨境资本流动,研究从反洗钱、反避税、反恐融资的角度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

  新京报:对于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的海外投资,您有什么建议?

  管涛: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的海外投资,要把市场化的方式作为基本原则,保证财务的可持续性。麦肯锡今年发布的报告,2005年以来很多中资企业跨境并购项目,60%没有为企业创造实际价值,特别是2000年后期的能源类收购项目收益极差,84%的交易损失了期初投资的10%。这里有一个背景,当时外汇储备被当成战略外资储备,很多央企、国企到外面去搞并购项目。但不能因为国家战略支持鼓励,企业就不用考虑不计成本,还是要坚持财务的可持续。

  新京报:中资企业现在对外投资,如何规避包括汇率浮动在内的投资风险?

  管涛:我觉得汇率浮动是一方面的风险,更大的风险是外汇管制的风险,套期出不来。

  中国要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经贸合作,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和当地汇率的汇率风险客观存在。如何规避汇率浮动风险?可以开发一些人民币对沿线国家货币避险工具,如在中国境内开发和这些国家货币或者沿线国家一篮子货币的ETF产品或者汇率指数产品。

  刘永好:被鼓励的海外投资审批加快

  刘永好认为,今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明确鼓励、限制、禁止开展的“三类”境外投资,这样的做法非常好,划定了界限,反而办事效率更高。比如,属于鼓励投资类的农业境外投资,审批速度明显加快。在他看来,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时要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尤其是实现与当地政府、企业等多方共赢,才是正确的对外投资之道。

  新京报:如何理解创新对外投资方式?

  刘永好:以前有些对外投资就是拿钱到外面去买人家的工厂买设备,买人家的土地建工厂。比如前不久就发生了一个事:中国企业在澳洲购买牧场,被澳洲媒体、政府高度关注,最终没有获批。这就给我们敲个警钟,别人的国土买不到,但可以充分利用这片土地,进行本土化投资运营,与当地企业合作共赢。

  新京报:今年8月,多个部门明确鼓励、限制、禁止开展的“三类”境外投资,对此,你怎么看?

  刘永好:国务院出台这个政策,我觉得非常好,给我们明确了哪些可做,哪些不可做,界限明确了,我觉得这样反而好办事。因为农业对外合作、技术标准输出的境外投资都在国家鼓励开展的境外投资范围,加上国家鼓励在“一带一路”领域投资,所以,我们没有感觉到国家对外投资的限制给我们带来不便。

  相反,我们最近一项数亿美元的海外投资,从向发改委,商务部、外汇管理部门正式上报材料到审核获批,仅用了不到两个星期,我们都能没想到那么快。

  新京报:之前这类审批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刘永好:以前有一个审批流程和周期,大约需要一个月。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审批加快?

  刘永好: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根据国家新政策,鼓励的部分继续给予支持,对外投资好钢用在刀刃上。由于我们是在农业食品领域的投资,所以,相关部门都支持,一路特别顺,和我们合作的外商也很诧异。

  新京报:《意见》重点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和周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境外投资。请问这其中的机遇与挑战是什么?

  刘永好:新希望围绕“一带一路”做了很多投资,从东南亚到南亚,包括越南、印尼、缅甸、斯里兰卡等都进行了投资,主要围绕农业、食品、技术等。目前已投入近一百亿元。在沿线国家通过投融资、收购、战略合作、本地化的人才战略等途径,围绕构建高端动物蛋白产业链进行布局。

  总的来说,海外投资比较成功,平均回报率高于国内,约为10%甚至更高。

  新京报:新希望2018年海外投资方向有哪些?

  刘永好:主要有三点考虑,一是我们将会沿着国家“一带一路”的重点区域进行投资,其次,会在对我们国家资源互补作用大的地方进行投资。比如,澳大利亚农牧产业的自然基础好,而国内对乳制品的需求很大,我们便在几年前布局,目前我们在澳洲与当地合作的奶粉工厂正在建设。最后,我们会围绕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围绕当下的消费升级需求进行投资。

  答案:中国商人

原标题:买酒店、买影城、买俱乐部受限,海外投资的边界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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