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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成功不讲善恶,为什么中国互联网公司没有灵魂?

subtitle AI财经社11-14 10:26 跟贴 89 条

  文 | AI财经社 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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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互联网的画风越来越诡异。

  每个早晨,新闻资讯平台伙同各大公司的PR们给大家洗脑,每项技术都重构未来,每个产品都改变世界,每套算法都超越硅谷。

  另一边,则是被扒下来的底裤。

  Boss直聘当初害死人的时候,CEO倒是痛哭流涕诚惶诚恐,可等大家遗忘了媒体不说了,AI财经的记者一问,连个当面道歉都没有。

  大家慢慢反应过来了,这些号称改变世界的互联网公司,脚下原来还躺着累累白骨。

  这样的互联网公司,真信自己能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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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数年,媒体的主要使命,是要坚持不懈和具备了作恶能力的互联网巨头做斗争。

  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已经成长为新的体制。中国社会的信息权力结构已经开始改变,流量和数据才是未来的权力。所以,能够决定流量分发和如何对待流量中的人的公司,才拥有了难以想象的权力。

  相应地,他们才成为新的体制。

  在巨头上班,有班车、三餐、年终奖和未来的股票,如果靠着皱纹再混到总监级别,还有丰厚的权限,及灰色收入。怪不得会成为中国80后90后的体制归宿。

  这种生活,几乎就是当年大院生活的翻版。所以,尽管回龙观和中关村看着很科技,其实只是互联网时代的机关大院。

  按这个角度理解,很多事儿立刻就很明白了。

  比如,几乎不可避免地,公司还会贴心地为你的孩子弄个托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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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虐童事件,携程原本是个受害者,但很遗憾,携程和百度一样,在络绎不绝的危机事件中乱了阵脚。

  要命的是,携程对外所散发出的讯息几乎无一正面。威胁爆料员工、被截图的公关人员朋友圈,再加上那条推卸责任的正面回应,条条奔着帮妇联解围而去。

  更要命的是,在最近携程所犯的一系列错误之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半点儿明确的价值观。

  就连用户至上、员工第一等等这些虚头巴脑的词都没有。

  再看看重灾区百度。在被千夫所指之后,百度公关痛定思痛,弄了个“这届百度公关”的微信公号,整天发一些怼媒体老师的文章。

  自己不占领价值观,就只能等人民群众来帮忙。携程在手,想揍就揍,百度一下,你就完了。

  所谓战略失策后院失火,其实都是价值观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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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谁都不知道价值观到底该怎么定义。

  但价值观又是个现实存在的东西。只要你拥有权力,可以掌握无数个体命运,你就需要某种限制性的理念,束缚自己,并安抚他人。

  魏则西的死,百度不是凶手,但在这一全过程中,百度的信息审核机制和权力混乱,成为了魏则西悲剧的一部分。既然掌握了流量、渠道和话语权,如何使用分配和掌控,就牵涉到了价值观。

  比如Boss直聘,真实,这应该是基础的价值观了吧,但很遗憾,主打真实招聘平台的公司却恰恰没能维系住这一套最基础的理念,最后,公众自然会找你算账。

  因为你足够大,因为你的权力和你的流量,需要得到某种程度的规训。而价值观,正是这种规训。

  谁掌握流量,谁就控制了几千万人的生活节奏和工作假期。而我们要相信,公众心中天然对控制和反控制有本能的恐惧:既希望被体制化,又时刻担忧体制失控。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都步入了自己的盛年。但在价值观层面,真是一地鸡毛。

  乐视的员工能偷卖流量、美团的外卖员能偷吃盒饭、京东的人能把王思聪的隐私贴上微博,携程能暗中加价,再加上百度那些付费删帖竞价排名的生意,算起来,真是没一个能不作恶的。

  当年号称要颠覆一切的革命者,革命之后走上了旧社会的道路,这种历史循环,人民群众可见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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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本土的价值体系。

  中国互联网公司那套科技改变世界、打破垄断的话语体系和价值理念,完全是一套舶来品。早期,互联网被乌托邦主义者视为平权的标志,一个消灭传统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的契机。因此,诞生了所谓“科技改变世界”、“互联网消除中介”的话语体系。

  但这两年,这套话语体系已濒临破产。互联网已不再是技术精英的小圈子玩物,事实证明,当它进入全社会,互联网依然要遵循人类的传统权力结构,那些叫嚷着要改变世界的IT精英们,渐渐也成了权力意志的同谋。

  比如,来中国在雾霾天里跑步的扎克伯格。

  这套互联网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几年前被白俄罗斯作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嘲讽过一次,说这是“技术解决方案主义”。意思是说,这些技术至上主义者宣称一切都能被技术的解决方案破解,然而技术的伦理难题,却被他们给忽略了。

  莫罗佐夫举了个例子,说是德国一个创业公司做了个垃圾桶监控设备,能够检测人们扔下去的垃圾是什么,记录数据并分析,这样就能为社会节能减排促进垃圾分类。

  这个项目最终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人们不希望自己保存了大量隐私的垃圾,被以各种目的监控。这背后就是伦理问题:互联网没有伦理,但互联网公司需要伦理。

  跟中国的科技公司干的事儿比,嫌弃垃圾桶的摄像头简直像道德洁癖:360还能把安全监控摄像头给变成直播信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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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层面看,中国互联网公司在价值观层面是有原罪的。

  尽管中国照抄了别人的话语体系,但很遗憾,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里少有真正的产品创新。更多是模仿,本土化,然后靠低成本无限制的地推取胜。这套方法论,如今被美其名曰为“商业模式领先”。

  人类历史上的商业模式就那么几种,中国人无非是干了一些更利用人性也更鸡贼的事儿而已。

  这种模式决定了,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很少懂得创造的含义,只懂得如何和竞争对手和用户进行无限制格斗。

  前段时间,有个创投媒体采访了一家洗衣O2O的创业公司,这位CEO居然侃侃而谈自己在创业初期,溜进大学洗衣房剪人家电源线的故事。

  这样的创投媒体和这样的互联网创业者,几乎只有一种价值观:成功就是一切。

  遗憾的是,中国如今活跃在台面上的互联网公司,几乎都是成功学驱动的。

  成功学不讲道德。但用户需要。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在一开始照搬了硅谷精英们的话语体系,却根本不曾理解那套价值观中真正美好的地方:能不能改变世界再说,但起码先不作恶。

  谷歌因此才是天才。在还未有作恶能力的时候,谷歌就意识到了,未来世界的权力注定是自己的。于是,我们先把一套伦理标准弄出来,所以,至今也没人害怕谷歌,哪怕谷歌手中还有这个世界最有资格毁灭人类的阿尔法狗。

  于是,中国的互联网巨头成就了体量和估值,却没有创造出真正的商业文明和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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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套最新的话语体系,是爱国主义。

  这一点在人工智能公司身上尤为明显。典型的叙事是这样的,一个海归,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回来,组建了一个创业公司,在某项竞赛中超过美国公司,所以,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一定是中国的。

  爱国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都犯了同一个错:没人需要你爱国爱技术爱理想,我们只需要一个干净的搜索引擎、一个不被侵犯的数据环境,在互联网招聘平台不会被拽进传销窝,在相亲网站上不会被仙人跳,在搜索疾病时不会被带进莆田医院。

  我尊重技术,尊重程序员,但我不愿意自己活在一个被大数据侵犯隐私的世界,不愿意我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别人的大数据,成就了别人的估值。这是爱国主义的口号所解决不了的。

  遍布全城的摄像头可以准确识别每个的市民,可以抓住每个在公园里小便的醉汉,甚至可以驱赶所有不合时宜的流浪汉。

  但这会让生活更美好还是更恐怖?好像并没有几个高估值的公司正面回答这一切。

  而这一切,迟早又是新的伦理难题。

  在黑暗时代的末尾,北岛老先生感慨说,这简简单单的愿望,如今却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前事不忘,是人类的基本美德。

  马文:AI财经社专栏作者,看心情售卖偏见并概不负责的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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