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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患寒而患尘":古人是如何描写北京风沙的?

解放日报11-14 09:40 跟贴 72 条

  北京的风尘,大概是所有到过这里的人的共同记忆。

  明弘治18年(1505),刚考上进士的倪宗正,驻足在北京的街头,一阵大风挟带着细粉似的尘土迎面而来,于是他写下了“长安路,长安路,尘埃十丈如烟雾”的诗句。明末,袁中道(1570—1623)在感怀旧事时,也曾有“燕市多飙风,常吹陌上尘。一层尘已去,一层尘又生”的描写。

  万历末年,俞彦回忆起在北京的点点滴滴,作了《忆长安十首》,其第一首即咏道:“长安忆,最忆是灰尘,地有寸肤皆着粪,天无三日不焚轮,并作十分春。”俞彦系南直隶太仓人,万历29年(1601)考上进士,授职兵部主事,后升兵部员外郎,历官至光禄寺少卿。在北京的那段不算短的岁月里,最让他忘不了的,竟是那漫天的风尘。

  根据学者研究,北京地区在明朝276年当中,共有95个年份出现过春夏时节大风连日、沙土飞扬的风霾天气,即每3年就有一次。这些从蒙古草原南下的风霾,有时连续数十日甚至月余。崇祯13年(1640),陈龙正(1585-1645)在家信中谈到:“自二月十九以后,屡大风霾,或连三四日,或间一二日”;三月初三清晨,“黄土弥天”,接着风大作;初五夜,“狂风尤甚,彻旦及申,飞瓦拔树,人马迎风者,皆不能前,且几有吹而倒者”。可以想见风霾之可怕!

  由于天上不时刮着风,地上扬着尘,南方人在北京生活,常深以为苦。明中叶,薛蕙(1489-1541)就曾咏道:“长安城中不可留,风尘日日使人愁。”而对福建长乐人谢肇膌(1567-1624)来说,虽然北京冬季严寒,但他还是“不患寒而患尘”。北京这种无孔不入的风沙,在狂风吹袭之余,常造成室内不论是窗户或是几案,到处都是“飞埃寸余”。而大风一起,“尘沙岂似澜”的情景,“飞沙涩齿牙,雾眼挥酸泪”的滋味,也都在南方文人的诗文中表露无遗。

  直至清代,北京的风尘一如往昔。清代后期,《燕京杂记》曾云:“黄河以北,渐有风沙,京中尤甚。每当风起,尘氛埃影,冲天蔽日,觌面不相识,俗谓之刮黄沙。月必数次或十数次,或竟月皆然。”由于风尘可憎,故李慈铭(1829-1894)曾在同治3年(1864)说,都中有“三苦多”:“天苦多疾风,地苦多浮埃,人苦多贵官。”在这“三多”之中,除了“贵官多”之外,就是风与尘了。

  因为这令人苦恼的风与尘,北京住户多半以纸糊窗来防阻沙尘的侵入。此即记载所云:“燕地风沙无微不入,人家窗牖多糊纸以障之。”住在京城的人不太开窗户,窗棂也多用纸糊上,因此室内的空气异常沉闷,常对居住者造成伤害,这是风尘对北京居家生活所造成的另一不良影响。

  在明清的北京,人们为了避免强风挟带的风沙对眼睛造成伤害,出门总戴着一种特殊的面纱。此种景况,即徐渭(1521-1593)所谓的“长安街上尘如烟,葛布眼眼风难度”。而王世贞(1526-1590)的《戏为眼罩作一绝》,亦述及了“短短一尺绢,占断长安色;如何眼底人,对面不相识”的情形。

  另一方面,为了减少街道的灰尘量,清代官方设有“泼水卒”,专责泼洒街道,这也是北京令人记忆的一景。乾隆年间,蒋士铨(1725-1785)在《京师乐府词·泼水卒》中曾云:“城内天街净如拭,老兵泼水有常职。软尘不飞带余润,风伯扬之无气力。汛扫反道见礼经,负土抱瓮兼守更。司寤掌夜比都候,宵行夜游分以星。街心除扫如镜平,驱驰但许官车行。微风细雨真堪乐,坐对军持怕久睛。”

  这首诗述说了泼水卒的职务与心酸,他们除了平常泼街之外,还得负责整理道路、扫除街心。一般而言,洒水多在黄昏,故《都门竹枝词》中云:“马蹄过处黑灰吹,鼻孔填平闭眼皮。堆子日斜争泼水,红尘也有暂停时。”

  这个制度,一直至清末犹在。民初,陈师曾(1876-1923)在《北京风俗图》中就画有泼水夫,并系以诗曰:“风伯扬尘起,素衣化为缁。勺水勿嫌少,功泽胜雨师。”

  (出自邱仲麟所著《风尘、街壤与气味——明清北京的生活环境与士人的帝都印象》,载于刘永华主编的《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邱仲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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