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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口述历史国际周":除了回忆,口述史还有什么?

网易历史11-13 10:59 跟贴 40 条

  2017年11月6—12日, 中国口述历史界的年度盛会——第三届“口述历史国际周”在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举办。在这场万众瞩目的盛会里,嘉宾们都聊了些什么?跟随网易历史的全文实录,聆听这些不平凡的故事。

  李笑岩:大家好。我是口述历史在中国系列活动第一届组委会的成员。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口述历史专业。我想要从四年前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讲起。那时候我有一个文学梦想,在我非常挫败和失意的冬天,我听到了崔老师讲口述历史的演讲。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口述历史这个词,但是有怦然心动的感觉。我一开始跟林卉姐做一些档案整理和收集的工作,后来我参与到了口述历史在中国的项目。我想说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口述历史专业是并不容易的事情,可以说非常挑战。因为我要和那些母语是英语的同学一样用英语进行采访和写作。我时常感觉到我是一个来自好家庭出生的孩子。我说的不止是我的母亲,我觉得参与口述历史在中国整个的过程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视野,和国内外学者交流以及了解国内外口述历史的现状,让我可以跨越重重语言障碍,做好我想做的项目。

  现在口述历史成为了我和这个世界进行深入互动的方式。当我觉得我不能理解我周围的世界,不能理解我周围的人的时候,我会对他做口述历史采访。比如去年美国大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是美国的一种割裂,我参与了美国大学口述历史项目,深入了解美国选民在大选前后的心理变化。我又打算回去的时候去参与一个关于美国同性恋运动的项目。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我和口述历史的故事,我想用一个特别通俗的电视剧的名字叫《命中注定我爱你》。当时给我写推荐信的几位老师和之前特别支持我的同事都在这里,所以最后在这个故事的结尾,我想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张钧:大家好,我叫张钧,一个口述历史样本的采集者。2008年3月22日在梅岭花园29层的办公室里面,我第一次见到了崔永元。他见我的第一句话我记得是:“张钧,我们现在有两个项目,你想做哪个?”那天聊的时间不太长,但聊的所有事都是跟口述历史有关的。我记得谈话的最后我说:“口述历史是一个可以做一辈子的事。”也就是从那天起我正式加入了崔永元的口述历史团队,也开始了自己的口述历史职业生涯。

  2017年7月9日晚上,我在电话里跟崔永元老师道别。我说:“不管我走到哪儿,不管我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我都会说是您把我带进了口述历史这个行业。”大概九年零四个月在那个机构,采访了三四百个人。我觉得应该说口述历史这件事提供给我了一个特别棒的视角,让我能够有机会去细致地观察这个世界、观察这个时代、观察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普通人。

  离开了口述历史中心以后,我自己搞了个小的工作室。和国内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公益机构合作做口述历史。有时间的时候我可能也会做一些口述历史的写作,受一些机构的邀请去做演讲。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切实努力,能够为中国的口述历史事业普及和推广做出自己一点努力。口述历史之路,我的口述历史之路还在继续!我与口述历史有关的人生故事仍在上演!我想我会一直做下去,就像我第一次见崔老师的时候我说的那句话“我会一直干到退休、一直干到干不动为止” 。谢谢大家。

  陈文申: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非常高兴再一次参加口述历史在中国国际研讨会,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了。在此我谨代表中国传媒大学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衷心感谢和真诚的欢迎。特别要感谢远道而来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Gerry教授、加拿大口述历史学会亚历山大·弗洛伊德教授、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赖素春博士等等,谢谢你们!

  小崔是从2002年开始从事口述历史资料收集工作的!到今年已经有十五个年头了。这十五年间这个团队不仅在口述历史领域积累了丰硕的成果,我也再讲一个故事而且在口述历史的传播与教育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口述历史在中国成为一个大众认知的词汇和小崔以及他的团队所做的研究、传播、教育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前年小崔的团队筹办了首届口述历史在中国国际研讨会,迄今为止吸引了来自中国大陆及港澳台、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蒙古等十余个国家的地区数千位口述历史同仁参与。

  线上线下百万人参与。这使得中国传媒大学成为了世界关注、中国口述史研究的焦点。大学的存在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知识的积淀、传承与创新。迄今为止口述研究中心已经收集到五千多人次,数百万分钟口述历史资料。成为中国最大的口述历史库藏。丰富的口述历史资源每年都会吸引世界各地的学者前来查询。同时小崔口述历史中心也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教学和研究课。小崔亲自领衔口述历史硕士培养方向。因为口述历史,原本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得到了发声的机会!同时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大量宝贵的资料未能充分使用和开发。有鉴于此今年口述历史国际周的主题是:非虚构创作。旨在探索如何让那些曾经触动过口述历史工作者的普通人的动人故事。为更多人所知。这是今晚主题:中国故事会的源起。

  这些主题既是对学术研究热点的延展,也是对当下社会关切的回应。如今讲故事不论在政治传播、商业传播还是公益传播、艺术传播领域都已经成为流行观念。故事传达故事情感,易于倾听理解和分享。在国际传播领域讲故事能够有效缓解快文化传播的焦虑,唤起共同的情感和体验。在当今人类社会发展面临各种不确定性的背景下,透过口述历史、非虚构创作描绘更真实,颗粒度更精细的社会。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是对社会历史话语结构的过程。

  我想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探讨非虚构创作这一主题,除了其本身的学术意义,同时也具有明显的社会价值。首先有助于沉浸式的呈现历史。非虚构创作的口述史将目光聚焦在日常的、平凡的、琐碎的事件上。并且进行沉浸式的观察,发现其中蕴含着的时代脉络。其对事实的深度挖掘,对真谛的本真揭示是对历史沉浸式的展现。非虚构创作的前提是不能编故事,使作者不得不尽最大的努力发掘事实和收集信息。自然状态、生活细节、往来信札都可成为叙事之源。

  这个过程本身成为一个积聚创造的过程,要求作者秉持极高的道德标准和专业精神。如何在创造力和专业伦理之间寻求平衡?不仅对于口述史,对中国传媒大学的诸多专业教育来说都是一个具有现实性的命题。希望本届论坛能有新的启迪。

  第三有助于产出精细耕作的深度精品。讲故事、听故事在任何历史的本身都是叙事。口述历史更强调故事的质量。面对如何让读者进入你的故事情景,如何让故事主体、读者和讲述者之间产生情感共鸣等问题。非虚构创作需要精耕细作的功夫。因而更有可能产出深度精品。在注意力瞬间转换的网络时代,虽然碎片化内容产品消费大行其道,但社会对深度精品的需求并没有减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需求更加旺盛。如何能让社会成员静下心来系统的思考深层次的问题?如何吸引多元化的受众?如何挖掘和呈现历史文本的深度意义?相信口述历史和非虚构创作的研究会给我们呈现出一条历史的林荫大道。

  我非常高兴在这个初冬再一次迎接来自全球各地的专家学者!前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故宫叙谈。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领袖共商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这一极具意向化的场景也描述了口述历史的使命,记住过去,描绘未来。不管恢宏与细致,不论平常与奇异,让我们一起跟随小崔和他的朋友们细细品味故事会。在前年口述历史开幕会上我讲过,我们会支持小崔做好口述历史的工作。今晚我要再一次郑重强调,传媒大学一定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小崔老师,支持口述史的发展,谢谢大家。

  王斌:大家晚上好!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咱们军乐团为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演奏了《歌唱祖国》。可能这一幕大家都在电视上看到了!那么今天我来讲个什么故事呢?就讲讲《歌唱祖国》是怎么诞生的。《歌唱祖国》是我父亲王莘作词作曲。我今天就来讲讲它诞生的过程。1949年开国大典,我父亲参加了开国大典,在观礼台上他很激动。因为毕竟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这么多代人的努力我们新中国诞生了。但是他看到游行的队伍、群众都喊着口号,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他就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他就想如果大伙儿能唱着一首歌通过天安门广场该有多好?然后他就下定决心要写一个歌。

  从那天开始他几乎是一两天,最多三天就要写一首,大概一共写了一百多首。其中正式发表的就有六首,发表在《天津日报》上《天津歌声》上。可是发表了以后就没有人唱,他就觉得挺奇怪的。他说:当年在晋察冀边区那么艰苦,也没有报纸也没有电台,那时候写的歌群众都能传唱。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不唱,那可能就是没写好!就是这个歌写得不好。然后他就还在继续地努力写。

  时间很快一年就过去了,他当时是天津音乐工作团的团长。一年过去了他很苦恼没有写出满意的歌来。当时写了很多歌,但是他自己都不满意。正好音工团需要西洋乐器。建国初期批外汇来买乐器这是很难的事。当时他就听说北京西四牌楼附近有一个当铺,里面有国民党当时军乐团的旧乐器。他就想要是能买那么几样也好。然后就带上了音工团所有能动的钱到了北京,到了西四牌楼。到了西四牌楼以后,人家老板说你除非都拿走就给你便宜!他一看钱肯定不够啊,他就把钱都拿出来给老板。

  老板说好!你这点儿钱拿不走这些。他就把大件的全都给拿走了。他以为大件的值钱。实际上大件的没有小件的值钱。实际上我父亲当时的想法能买一支小号就不错了。当时他就把他能挑的乐器都挑了。挑完了以后,幸亏他来的时候就买了车票,否则他连会的钱都没了。然后他看这么多乐器怎么办呢?就跟老板说了半天给他了一根麻绳,他就拿这根麻绳把乐器一件一件地栓起来。当时那个狼狈相大家可想而知!两支长号就是那种拉管,他栓上以后左肩右肩背一个。两个手里提着圆号。剩下的小号、长笛、黑管、双簧管他都栓在一起挂在脖子上。就狼狈到这种地步,就这么蹭着从西四牌楼往火车站走。

  当时是9月14日,1950年的9月14日,他忽然看到秋风里面,五星红旗在天空飘,忽然那个词曲就出来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他看到五星红旗在秋风里飘,胜利歌声多么响亮。当时小朋友们正在练队,准备庆祝建国一整年。胜利歌声多么响亮。他这随口就出来了!然后引申了两句,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他觉得还不够劲儿,又提高了一些声调,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这歌唱祖国的头几句就这么写出来了。写出来他当然非常怕忘掉,他当时就感觉这个歌写得很好,他唱得挺有劲儿。他就一直这么唱。自己背着这么多东西,前头挂着左右提着后头背着,这样往前面车站走。

  又在赶火车又没有时间停留,又没有时间拿出笔来记。他只要不断地重复,一遍一遍地唱,他就怕忘掉。就在重复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被自己的歌感动了,他就流眼泪了。眼泪在秋天吹得往后流。他说当时他就感觉,我把自己都感动哭了!这个歌群众一定会喜欢。这回这个歌一定会有人唱!非常高兴就回到了家。

  回到家把这个歌谱都誊写下来。第二天早晨兴冲冲的就送到了日报社。他当时就想离国庆节还有十五天时间,希望群众能够传唱。结果过了没两天就给他退稿了,上面写着国庆稿挤,暂不录用。他就挺奇怪的,找了一个老朋友,《晋绥日报》的主编问了一下,后来人家说你辛辛苦苦写了一首外国歌。他莫名其妙,怎么外国歌呢?我们现在想想解放初期的时候,我们唱的《东方红》都是五声音阶的。还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都是五声音阶的。忽然你出来了一个别的调儿,别人就感觉不像中国歌。

  因为他的老师是冼星海先生,冼星海是法国留学的高才生。他就觉得这个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呀!然后他马上自己组织了自己的音工团的团员,到工厂、农村、码头,还有一些学校自己去教。他就想我就不相信,这没有人唱?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时在群众中就传唱开了。他上了火车以后,我都少说了一半,上了火车以后随着车轮往前走,这时候他冷静下来把前面那几句写下来了,看着窗外的景物,火车往前走。他就想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大家想想这些词你要真在办公桌上未必能写出这样:跨过黄河长江,都不敢想这些词。可是他在火车上就很容易联想到,一下就过去了!

  所以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亲爱的家乡。他这些词和曲就是这么出来的。所以他后面的主歌部分就像在火车上前进的感觉。这个歌教唱了以后,结果当时咱们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也是我父亲在上海的老师,这位先生在北京大学的一次集会上听到了这个歌,他说这个歌写得挺好的。就问这个歌是谁写的?后来问了问同学们都不知道,说这个歌是我们同学抄来的,说天津大学、南开大学那边同学抄来的我们就唱了。后来说了解一下,结果一了解说这个歌是我父亲写的。当时音乐家协会的秘书长孙深(音),孙先生就说:准备要向全国推荐这个歌了!要让大家都唱。

  结果就在1951年,这个歌从酝酿到写成用了整整一年。从写成到发表又用了整整一年,然后在1951年的9月1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第一次发表了《歌唱祖国》。从那天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个歌已经传遍了全球,传遍了世界。现在每天早晨都在天安门广场上奏响,它作为升旗曲。鲁豫曾经问我,我们做《鲁豫有约》的时候,我说这个歌是流传最广,传播最远的一首歌。就是中国歌曲里。后来她问我:有根据吗?后来我就说你想啊奥运会的时候,当时直接或者间接看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全球有65亿人。全球一共有多少人?56亿人在那一刻都听到了《歌唱祖国》。然后嫦娥一号从38万公里的外太空向地球上传回的这首歌,当时是用数字再转换成音乐符号。那么这首歌现在应该说,在全球华人高兴的时候,华人激动的时候,华人想家的时候都会想起这首歌。今天这个歌看起来很一般。就像今年纪念香港回归二十周年,当时习主席跟香港的市民还唱了这首歌。

  现在大家想家的时候,尤其海外侨胞都会唱到歌唱祖国。今天大家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当时这个歌真的是经历了那么多困苦还差一点没有出炉。结果今天一会儿听说咱们传媒大学的一些老教授还要演唱这首歌。我们祝他们演出成功!谢谢大家。

  芦苇:我也算是小崔的好朋友,能够在这个会上和大家见面非常高兴!大家都知道中国电影现在迎来了只有数量没有质量的时代!因为我是个编剧,当然我能做的事情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只能保证我自己写剧本的时候,故事还好看!而且这个故事还是忠于我们的生活忠于我们的历史。本着这个原则我下面就准备写一个有关知青的题材。因为我自己教了三届的学生,我在农村待了很长时间,待了三年的时间。所以我下面要写的这个剧本我给大家说一下,名字就叫《乡村医生孙立哲》。老三届的先生们对他的名字可真是如日中天,非常响亮的一个名字。他当年是我们全国知青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他当年插队的时候,他是清华子弟,1967年的毕业生。他下乡的时候只有17岁,他和我们著名的作家史铁生插队在一个村,在一个土炕上。

  孙立哲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极其聪明的一个人!当然他现在人在国外,他把考学位就当玩!你说他有几个国外的学位呢?他是学医的,他有六个硕士学位,有两个博士学位。其中有一个是美国的法律博士。所以他是个传奇性的人物。孙立哲下乡的时候,其实他们的生产队,他们队的赤脚医生作家是史铁生。但是孙立哲并不是赤脚医生。但是他们两个关系非常好,有时候史铁生就经常开他的玩笑,经常有他看不了的病的时候,他就跟病人说,说孙立哲会看病。孙立哲是学过医。所以病人就找孙立哲去了。

  结果这个事说一次两次孙立哲就退了。说三次四次把孙立哲惹恼了。他有一天突然就发火了,说你把你的赤脚医生手册借给我。所以病人来的时候他就拿着那个手册,翻着手册给他的第一个病人看完了病。居然看好了!这一下他的名声就大了!都知道孙立哲会看病!结果最后找他的人反而比找史铁生的人多了!终于有一天史铁生忍不住了,就把赤脚医生的卫生包就给他了:你干吧!我干不了了。这样孙立哲就当上赤脚医生了。

  当然他的故事有很多!他在陕北看病看了十年,最后因为他病看的好,他召集了知青组织力量办了个医院。大家都知道今天医患关系是社会一大问题,但是孙立哲当年在当赤脚医生的时候,他的那种传奇故事,他的那种工作精神,我觉得对我们今天中国的医疗现状是一个反衬,能说明很多问题。

  孙立哲当年在当赤脚医生的时候,他名声远播。有一天他就被叫到一个水库上去了,就修水库的时候,哪儿发生事故了。有一个女孩子只有17岁从山顶上掉到沟里了。结果沟底下放了一个铁钎,这个铁钎就从孩子的肚子里捅了进去,非常可怕,非常严重!孙立哲就去给她看病了。孙立哲给她在看的时候,孙立哲说按照当时的惯例这个女孩子的子宫是无论如何保不住的!孙立哲一想这个女孩子没有结过婚,从此以后等于说要断子绝孙了!孙立哲就冒着风险,采用了很多别的办法,千方百计把女孩子的子宫保留下来了。

  在前年的时候,也就是2015年我跟着孙立哲一块回到他们陕北插队的村里。他在陕北插队的时候,我跟他去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今天回去的,忽然发现迎接他的人里面一共有六个秧歌队。这六个秧歌队,因为秧歌我们都知道,陕北,中国的北方秧歌都是在过年的时候才有。但是当地的老乡一听是孙立哲回来了,自发性的组织了六个秧歌队来欢迎他。敲锣打鼓放鞭炮。唱的什么歌呢?实唱孙立哲。当时我陪着孙立哲,我看到一个中年妇女,也就是五十多岁了已经,将近六十岁的样子,见了孙立哲眼泪汪汪的,说孙立哲呀,你还认不认识我?孙立哲说我说不准了已经,已经不认得了。那个妇女就指着旁边的两个大小伙子,说,你看我就是当年铁钎把肚子戳穿了,你救我的人。这两个就是我的孩子。来你给他跪下。两个孩子当时就跪下了。

  这是孙立哲做的一件事情。我再讲另外一件事情。他有一次在给农村的妇女,一个老太太做手术的时候,因为动手术的时候用的是半麻不是全麻。所以老太太很快就醒过来了。他给老太太做缝合的时候想了很多办法。因为那个伤口的位置非常困难,缝针的时候很难缝。他就讨论说这个针怎么缝?用什么办法?后来老太太就醒过来了,老太太说,你们没办法了,我带了个顶针,你们看顶针顶用不顶用?孙立哲的故事非常多,我希望大家到时候看我的这部电影。我今天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丁俊杰:谢谢!刚才雪纯说了大家其实都是来听故事的。我中间穿插这一个可能把听故事的节奏给打断了!但是我觉得也好,因为刚才两位讲故事的,我们都听得聚精会神,所以也算休息一下。我这个就算讲故事当中的标点符号,算一个逗号。借这个机会把第三届口述历史在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刚才雪纯说让我来宣布开幕,在宣布之前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研讨会之前的背景,或者说我们这个研讨会的底色是什么。在这里介绍一下。

  在去年的第二届国际研讨会结束之后,进入了新的一年2017年。在2017年的春天,我们开启了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的口述历史团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做了一个宣讲项目。向社会,向在校的大学生宣讲口述历史是什么,口述历史的意义、价值,口述历史跟每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同时也是在春天,我们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有两个项目获得国家出版资金的资助。那么在座的各位不久的将来,在我们的资料库就用国家出版资金的资助做的两部片子将跟大家见面。

  所以我想春天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巡讲。那么进入了夏季我们提出了记忆库的概念。什么是记忆库的概念呢?就是今天我们在1500聚会,边上就是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大家看到了我们有一个八千平米的这样一个空间。这个空间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小崔和他的团队我们大家一起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采访了一千五百人的口述历史资料。除了储存这些资料之外,我们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向社会开放。把社会当中需要个人觉得储存不了,储存不好,应该交给谁呢?交给一个专业的机构。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机构。

  所以我们在夏天开启了记忆库的项目。我们希望用科学的方法、用系统的方法储存这些资料。让这些个人的记忆成为一个民族的宝库、宝藏。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夏天做这个项目,应该是说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除了自己做资料的采集以外也向社会开放我们的空间,提供我们的专业支持。我们合力把民族的记忆记录下来,保存好留给人后人。面向未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项目,夏天的时候我们做得。

  进入初秋的时候,我们又与英国约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开启了一个项目,叫公共历史国际工作坊。历史一提这个词,往往是高高在上的,是学究式的。在今天我们的会议开始之前,我们的老将军杨成勇先生的女儿也到场了。当年的勇夺泸定桥,无论是军史还是战史还是国家史都不能忽略的事实。但是今天有人说那不是真的!当年的战士用鲜血书写了真实的细节竟然有人质疑!为什么?就是我们的历史高高在上,我们如果能把它作为公共史,让一些不懂历史的人,道听途说的人无法任意涂抹的话,这就需要建立公共史学。今天我们社科院的雷教授也在,他们不发声的话,那些不懂历史的人随便拼贴出来的东西,听上去很好。看上去很惊人,很夺人眼球,但是那不是历史!

  这个项目今年是第一届,也就是在今天咱们到场,刚刚在前几天初冬的时候大家知道,在中国有一件大事,就是西南联大八十周年校庆,在北京大学举办。在这场大会上最老的学生已经是百岁了。像我们熟知的王旱冰这都属于1945级,属于年轻的学生都已经是耄耋老人。在这样的场合,我们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剪出了七分钟的短片,在会场向这些老人介绍我们所了解的西南联大。在现场众多环节当中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环节。我们收藏西南联大的素材有四万分钟,只剪了七分钟,就让这些老人们激动不已。我想说的是口述历史不仅向一般的社会成员,让我们能够关注这件事情,其实像这些百岁,九十岁的老人看到了我们的资料,他依然觉得价值非凡。这就是我们在初冬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历经初夏秋冬,这一年我们到了今天这个节点迎来了我们今年的国际研讨会。所以我在宣布之前,向各位汇报一下我们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这一年走过的春夏秋冬。

  陈墨:大家好!我不是讲故事的人,是听故事的人。我听的故事叫口述历史。同时也要思考故事。因为股市有真有假,口述历史向来受到质疑和挑战。人们的记忆总是会出差错的,而讲述的时候又有各种各样的顾忌。所以口述历史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会受一些历史学家的蔑视。最初级的回答是这样的,口述历史是不靠谱,但是那些历史文献和档案靠谱吗?它也有不靠谱的地方。比如说亩产十万斤粮食,结果是没有!比如说刘少奇是大叛徒,这个是不是。这有点像抬杠式的回答,当然并不是口述历史对自身证明最好的回答。比较好的回答是,口述历史要做心灵考古,他必须借助口述人的陈述和其他的历史文献,作出进一步的考据才能够做历史史料使用。这个仍然不是最好的回答。还有比较好的回答是,口述历史可以采取更大样本的方式。

  每一个人记忆的差错和表述把关,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采访一个人的时候有可能出问题,但是采访十个人和一百个人的时候,所有的那些被扭曲的,或者遗漏的记忆都会得到恢复。所有个人立场、偏见和情感偏见都会得到平衡。这是第三种回答。仍然不是最好的回答。第四种回答是心灵考古的升级。那就是对心理、记忆、语言、社会做综合性的考察。并且这些口述历史的资料得到这些学科资助的同时,也会回馈这些学科。口述历史不仅仅是可以作为史料使用,它同时也可以作为语言学的语料,社会学的资料,人类学的基本原料来使用。这是第四种回答。

  仍然不是最好的回答!最好的回答可能是我们还不知道口述历史到底有多少用。这一方面是一个事实,我们确实不知道口述历史在一百年以后它会有多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其实也还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假设,就是在当下,在人工智能非常发达的情况下,在我们人类的计算能力成亿倍的增长情况下,人类人文社会科学可能会面临着巨大的变革,那就是把个人作为人类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口述历史是为个人记忆的采集收藏和开发应用,它有可能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飞跃发展的一个催化剂。谢谢大家!

  Gerry Albarelli首先我非常荣幸今天能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些关于口述历史,尤其是关于故事讲述的理解和看法。我想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一直有一种特权,就是因为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工作,我有特权作为一个口述历史学家去倾听很多人第一手的经历和关于历史的资料。我采访了成百上千的同性恋警察,老演员和那些直接或间接被911事件影响的人们,我同时形成了我自己一个,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关于什么是好的采访的这样一种理解。

  我认为一个好的采访,它和非虚构写作以及虚构写作共享很多特点。它有好的口述历史的采访,有场景,有对话组成,同时它是一种对话的形式去讲述,然后是一种个人化的声音。它非常有感染力,而且这种非常有感染力的语言是具有感观性的。因为人们的身体参与这样的记忆。因为我们关于历史的经历不仅是在我们头脑中,同时我们的身体也承载一部分的记忆。而且有的是一些秘密的记忆。我不会像通常采访中那样,让人们进行相互的采访。但是现在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告诉大家对于故事我认为是口述历史的核心。所以现在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采访过的,在纽约的一个同性恋警察。这个采访是在1989年做的。在那个时候如果一个同性恋警察公开讲的故事仍然有风险的。在那个时候如果你公开讲述你是一个同性恋,是有可能被关押起来的。当我刚刚警察学员毕业的时候,因为我是个新人,所以他们让我穿着便衣到同性恋酒吧里面工作,做便衣警察和密探。在那个时候同性恋警察是不合法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和一些女人交往过,我还没有和男人交往过。也许我和男人交往过一次,但是不是非常严肃。

  这个同性恋酒吧都是由黑手党经营的,他们会给警察交保护费。但是有时候警察还会突然搜查。如果我在哪里看到两个男人跳舞或者是互相抚摸,我就需要去叫警车来抓捕他们。然后警察就会向他们勒取钱财。如果他们是律师和医生,他们交一定的罚金,这样他们的名字就不会出现在报纸上。当他们勒索完钱财之后,那些警察就会分我一部分,然后我就会问他们,这些钱是干嘛的?我不想要这些钱,忘了它吧!我感到非常的紧张,因为那个酒吧里有一个男人对我非常有吸引力。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再出现在哪儿了。于是我就打算离开纽约到外地去上学。我离开了纽约来到中西部上学,然后尽量逃离纽约。开始的几个月一切都还挺好的,没过多长时间校园里有一张海报,那上面的人获得了钢琴比赛的竞赛,所以海报被贴得到处都是。

  有一天我必须要交一个论文,而且我必须要到教授的家里交论文。到敲门的时候,给我开门的人就是海报上的人。我就对他说我可以把这个论文交给你吗?他说你进来吧!那个教授没在家。你想喝点儿咖啡吗?我说好的,我想喝点儿咖啡。他说你进来吧!我的名字是……我说你不用说了,海报上到处都是你的名字。然后我跟他说,其实我是一个警察。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像他这样的人,我跟他完全是相反的,我肤色很深,我的头发也是黑色的。而他是金发碧眼,而且他的皮肤很白皙。

  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紧张因为他说的是非常非常标准的美语,我有点紧张。过了一会儿我说我现在要走了!他说你现在住在哪儿?我说我住在湖边的房子里。他说我还没有见过那个湖,我想去看看那个湖,你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吗?我说没有别的事情要做,但是我要回家了。他说好吧,但是为什么我们不一块买点儿食物做点儿晚餐呢?我说好吧!然后我们就上了我的车,然后我们把车停到了杂货店门口,然后他买了一些牛排还买了一些洋葱。然后他还买了一杯酒。大约十点钟的时候他躺在沙发上,他对我说,他说我想在这儿过夜。我说你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其实就是想和你一起过夜。我开始变得很生气!而且非常沮丧。我激动的站了起来,他看着我道歉了,他说实在对不起,真的非常对不起。我说听着伙计,我们出去吧!然后我把他的衣服拿起来扔在他身上。

  我们离开了房子,然后外面雪下得很大,车也没有路开进来。所以我们就走了很远。然后一路上能看到我们的脚印。然后我们朝车走的时候都沉默着不说话,然后我说听着!我非常抱歉,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回去吧,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说不不不,我不会去,我说求你了来吧!然后我们就走回到房子里,然后我们就喝了另外一杯酒,我说听着,我说我不是。但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做这种事情?是什么让你觉得我会做这种事情?他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对我有吸引力,而且你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男人。他说好吧,然后我们就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夜晚。第二天早上他起得非常早,他问我能不能用一下车。然后他就开着我的车,过一会儿他回来了,买了牛奶、黄油还买了橙子还买了其他的东西,包括苹果。然后他用这些东西做了非常丰盛的一顿早餐。咖啡非常好喝,到现在我还能闻到那种咖啡的味道。那之后我们每个周末都见面,深深的相爱了,就像他爱我一样我也非常爱他。当我回到纽约的时候我重新租了一栋公寓,我们一起住了四年半。然后我回到了警察局。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段时间,我们住在布朗克斯,我在我的邮箱上不贴地址,然后我不告诉任何人我住在哪儿,我拒绝一切的来访。然后我有两部电话,我还和女人一起约会,我从来不在公众单位给他打电话。因为那个时候同性恋是不合法的。如果我们被发现了,那将是毁灭性的。

  有一天我们在他老板的房子里度过周末,然后我做了我认为一生中最糟糕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我并不觉得糟糕。我说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了,我们必须结束掉。但是我从他脸上能看出他非常吃惊。然后他哭了,他号啕大哭。他的朋友劝我说再想想,我就那样走了,然后他的妈妈给我打电话,他爸爸给我打电话,他们跟我说这不是你的错!他说你需要接受你自己。他说你必须和他再通个电话。但是我跟他们说我必须要这样结束掉。我需要清醒一下。然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开始跟女人约会,几年以后我结婚了。

  这个故事提醒我,故事永远在那里,但是我们需要等待合适的历史时机讲述这个故事。把这个故事当作秘密保存的人觉得非常沉重,而且有一天将成为他急切的想讲出这个故事的动力。我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相似的故事可以讲述,我也不知道哪些故事是急切想要被讲述的。但是我知道一定有成千上万的第一手的资料,在他们被遗忘之前需要被记录下来。在这里我非常欣赏贵中心所做的一些工作,然后他们在尽力的抢救有关于抗日战争、朝鲜战争以及中国电影,以及关于知青等等看似是日常的,但是随时都有可能被遗忘消失的故事、历史。最后我想说,这个会议上我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想要探讨,就是一旦你听人讲述这个故事的权力,你怎样获取再讲述,重述这个故事的权力?我觉得这个时机是非常对的,怎样能跟更多的观众交流跟传播这些故事。然后我相信这些好的故事是值得被更多的人所知道,所认识的。谢谢。

  陈飞:我现在要讲的这个故事,本来应该是崔老师讲的,他非常喜欢的故事。请原谅拿着打印件,因为我万万没想到是由我来讲。《花臂车行》讲的是浪子回头的故事。他的初创人是出生在沈阳的普通工人家庭,小时候家里非常穷吃不饱,上学的时候正赶上十年动乱,爸妈是顾不上照顾他,学校也不正经上课。他就跟混社会的一些大孩子在一起。1973年他带着四个小孩把另外几个小孩打成重伤,被送到沈阳的教养院劳动教养两年。一开始他还是得得瑟瑟的,但是被释放回家的那一天他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他爸爸当年不到五十岁的时候,当他看到爸爸的时候发现他爸爸一下老了二十岁。过了不久他家里又出了一个事,他弟弟受他的影响在一次严重的打群架事件以后也从家里被带走了。他妈妈哭着抓着囚车不撒手,晕倒在地。张立祥受了很大的刺激,他发誓以后再也不犯事了。

  但是大家知道这不是容易的事情。他被劳教的时候小学就把他除名了,中学也不让上。他去学校求了五次大家都不答应,四处找工作也没人要有前科的人。邻居给他介绍了一个工作,他干了四个月。那时候从教养院出来的犯人都要定期去学习。但是第二天到了工厂,厂长就把他辞了。小孩就绝望了,走在街上泪流满面。突然就被爆米花一下给崩醒了。卖爆米花的人就说我比你惨多了,你别绝望了。1982年赶上全国严打,他因为投机倒把再次被抓进了监狱。不过这次入狱以后却成了他生活的一个拐点,他心里开始正能量满满,他对狱友说只要改革开放不变,我出去还做买卖挣钱。他出狱以后正赶上出租车行业特别火,他就买了三两车,九三年又创办机动车交易市场,可是这片地已经没有闲置的土地了。

  这个坑填上以后成了西部商业群,包括宠物市场、汽配城、旧家具市场,变成了十二万平方米的营业面积,辽阳第一全国第三的旧机动车交易中心。这时候曾经跟张立祥在一起的狱友找上门来,说我们现在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你当时说还有你给我们兜底。张立祥就接受了他们。但是立了规矩,说不能做违法的事。然后马上让会计给每个人发了三百块的生活费,给大家从里到外换了衣服,到烤肉店吃了烤肉,又把他们领到了宿舍。司法局少管所监狱的领导都听说这件事,开始往他这儿推荐人。然后张立祥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人太多了,有几种人不能要,一种是吸毒的,一种是强奸犯,一种是虐童的不能要。

  还有一个规矩他不收女犯人,主要是他姐姐不让。他姐姐就说这男的和女的要是斗起来怎么办?意外怀孕怎么办?你要收女的我就不干这个事了。逐渐的从2003年开始,张立祥得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先后跟五家监狱签订了联合帮教的协议。进到公司里一开始这些刑满释放人员的特点就是不大会说话,好像是面对墙一样,面对的人就是不大顺。头三个月是关键期,张立祥是会对他们一帮一的帮,尤其对少年犯是特别的关心。

  有一个少年犯是少年厅的厅长,这个孩子的情况是他母亲病重,父亲透支了二十万为他母亲治病。最后差五万块钱没还上。以诈骗罪他父亲被判入狱。其后孩子的母亲很快去世。他父亲和前妻也打工在外没人管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长期在外头混饭吃。终于因为抢劫罪被判了一年半缓刑两年。一旦判刑基本上就没有出路了。张立祥的姐姐就针对这个孩子好玩贪吃的特点,只要他做了好事就给他买好吃的。只要他上了法律课就会跟他玩牌。有了零花钱这个孩子就逐渐不出去偷东西了,而且是越来越懂事。大冬天早早起来扫雪。

  张立祥的花臂车行生意做得越来越大,就引起了台湾群众的注意。他自己给自己的人设是在搭救落难的兄弟,替政府分忧。但是社会上是不吃他这一套。说这就是一帮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渣渣。上级领导仍然表示怀疑,说这么多人犯人聚在一起会不会闹事呢?张立祥就说咱们都得守法,不能犯事。当地有一个名人老到车行来卖车,没卖出去就开始制造舆论,就说这是黑社会性质,涉黑的地方。而且另一个车行的竞争对手闲得没事,业余爱好就是举报这个车行,连续两年,就说他们涉黑。竞争对手戏还特别多,经常派人到这儿来滋事。

  那两年张立祥和花臂车行各种躺枪,被调查了个够儿。因为太扎心了,引发了心脏病。不过人心都是肉长的,很多了解内情的,司法部门的人,比如说辽宁司法厅的曹树森厅长也曾经登门拜访,说张立祥的行为是一个好事要大力支持。2003年4月花臂车行挂牌,它终于可以腰杆硬了。2009年省里还支持了五十万。但是得到了司法系统证明的这个车行依然是谨小慎微,每周开会普法,全程录像做记录,并且为每一个回归人员建立专门的工作档案,在车行交易集中的地方装上摄像头以免纠纷的时候说不清楚。

  实际上就是说很多像刚才提到的这些,都已经是六进宫或者七进宫,但是他们最后实现了零犯罪。二十多年来,在这里工作过的刑满释放的人有四百人,大多学会了一技之长,最后都自立门户从事了新的行业。如今在张立祥公司没走的都是一些年过五十的老人,他最怕过年的时候,生怕这些老光棍一听见鞭炮响心里比较闷。所以春节到了正月十五他都会跟这些人在一起。其中还有一个过去的贼王在工作中捡到了客户遗失的一万块钱,他毫不犹豫的就上交了。如今二手车市场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市场占地面积十一万平方,一共有展区一千二百个停车位,经营人员五千余人,曾经有过犯罪记录的大概有两千余人。

  张子航: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鲜肉抗日的故事。为什么让我讲这么年轻的故事呢?因为我本人就年轻,今年还不到五十岁。我讲这个故事发生在1937年的天津城,当时日本人占领这里之后对这里的统治是极其残暴的。坐在公共电车里面的人,如果经过日本领事馆是必须集体起立给日本领事馆敬礼的。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我们得跟他拼命。他说要拼命也是我来拼命也不是你来拼命,因为你才上初中。所以这事儿你就不要管了。后来他发现他自己身边有好几个一起长大的伙伴都有这种,就说打鬼子的想法。所以他们秘密地组织了一个地下机构,叫做抗日杀奸团。他们组织初期,因为这些孩子家庭条件特别好,帅哥美女,然后几乎每个人都是十七八岁没打过仗,所以他们早期的斗争就是在家里做燃烧弹。然后去炸日本人投资的电影院,日本人的军事仓库。所以说白了就是从经济方面先打击日本人。

  引起的动静也是不小的。他们首先就被军统天津站注意到了。然后他们派了一个特工叫曾撤,他向抗团提供了第一批武器,也实施了第一次的刺杀。这一枪虽然打中了这个汉奸的头部只打下了一只眼睛,没有打死这个人。第二次刺杀更失败,是坐火车来北平,刺杀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到他家的时候,第一个枪手朝周作人开了一枪,但是这个枪卡壳了,这个小伙子不懂得怎么修理这个枪。这时候两个人就慌了,挣脱开仆人的手他们俩先逃了。大家就做了分析说为什么?因为我们虽然有墙但是不懂怎么用枪。所以就决定每周日我们定期去练习枪法。我们从小生活条件太优越了,我们没有胆量跟人斗,于是就决定专门去低档饭馆,专门滋事跟流氓斗法。后来有了一次成功的刺杀,但是也因此激怒了日本领事馆。在监狱里的斗争特别精彩,但是我不想讲。

  然后出狱之后他们利用电台跟军统联系,军统向他们提供了名单说你们不要乱杀,名单上的人你可以杀。但是他们发现这个名单上最大牌的汉奸叫做陈西耕。所以就决定杀他。搜集到的情报是这个人特别喜欢看电影。还有一个情报是一个小孩提供的,说天津瑶华中学有个女生姓陈,这个女孩早上有车送晚上有车接。家庭条件一定不错。后来他们就追踪这辆车,确定这个车确实是陈西羹的车。终于有一天他们五个人骑自行车过来发现,这台车在大光明电影院的门口,他当时决定你回去拿枪,我带一个兄弟去二楼去找。元韩俊你带人到一层找。找到了之后不要犹豫直接开枪。电影院非常黑,当时电影的放映还是可以给你一个找人的机会的。五个字投到这边他就看见黑暗中有一个中年男人站起来了。整理了一下衣服还没往外走,他旁边的女人拽了一下这个人就坐下了。就是这样微小的动作使他感觉到这个人很可疑。后来他发现这个人确实是陈西羹。他就悄悄坐在这里,把枪口离这个汉奸的脑袋不到二十厘米的地方连开四枪,当场把他击毙。跑到一楼的时候又被一个人抱住,两个人在地板上滚了两圈,这时候他的手枪没有子弹了。后来元韩俊返回来把他解救出来。所有的刺客完成任务,利用对地形的了解迅速疏散。这个时候他弟弟带着自己的小伙伴,趁着所有人不注意把自行车骑走,这样就没有一丝证据留在现场。

  他们在天津已经待不下去了,他们又转移到上海继续斗争。但是他们怎么出的城呢?这个出城的过程也特别离奇。至于怎么离奇怎么惊险,等我们拍成电影大家就知道了。

  梁鸿:首先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崔永元的中国故事会。其实我不认识崔永元,但是我觉得在这一刻我跟他的心灵是相通的。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个小的故事,就是今年的7月份我写完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写完之后其实我特别惆怅,也很担心。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像梁光正这样的人。这个时候崔永元中心的林老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今年你能不能来口述中心当老师?当她打电话的一刹那我突然想到了崔永元老师。所以我觉得好像我跟崔永元老师之间有一点点,或者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然后我说你能不能把我的书稿给崔老师看一下?反正看一下他就知道了。结果很快崔老师给我写了一个推荐语,我给大家读一下。因为这个推荐语我是特别有感触的。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我当时非常感动是因为,崔永元老师可能找到了他的一种影子,将现实制定出魔幻感。是什么样的现实什么样的魔幻?也许每个对崔老师有理解的人,都会明白他内心的坚持。他内心坚持背后的某种光芒。

  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三个梁庄的故事。梁庄的堂吉柯德。实际上梁庄是我自己的家乡,可能看过我的书的人都知道是河南的一个非常普通的村庄。在这个村庄里面梁庄的农民是非常非常普通的农民,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因为他就是个北方的小村庄。我在2011年写小说的时候,我到东莞去采访过一个远方堂哥,我们知道中国的村庄是亲戚带亲戚的。当时他在东莞去的时候是最热的时候,天气非常热,8月底的时候非常非常热在东莞。阳光明亮到就像刀刻一样刻在你的身上。我跟着我那个堂哥去开车,然后每天去进货。因为我每到一个地方都要住上几天来感受一下它的生活。然后有一天他突然问我,他说你知道我这边的胳膊为什么这么黑吗?我一看他的左边胳膊和右边胳膊几乎是两个不同的颜色。我说我不知道啊!他说这个胳膊每天都晒,他每天把胳膊搭在车架上,他每天都这样奔波在东莞的来来往往大大小小的街道上。当然这不是让我最感动的,因为堂吉柯德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与风车作战的人,这样的人是非常荒诞的。但是我们总是又愿意诉说他,觉得他身上有某种更遥远的东西。

  我的堂哥我跟他聊天,他带着我去拜访各种各样他的同行。他在做什么呢?他是在东莞做服装厂的。他原来是做服装批发的,我在哪儿待了几天,他反复的强调一个词说,我想做事业!所以他在做批发部的时候,当所谓的批发商的时候他把衣服全卖掉了,当时挣了有快一百万块钱。然后他把所有的货全部卖了,他要去开服装厂。但非常不幸的是他开服装厂刚好就是金融危机开始的时候,所以他的一百万总资金到2011年去的时候已经剩了二十多万。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钱了。他的妻子当然埋怨他,他的房子也没有盖,在梁庄也没有房子,在东莞也没有房子,什么都没有。我去的时候服装厂已经就剩了二十多台的机器了。然后他当时最大的曾经有五十台机器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说那你这么艰难,还不是重新回去开批发。他说不,我要做事业。我觉得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他带我去见了一批做事业的伙伴,一个个都是面容惨淡。但是他们还在做事业。有一天中午我们就在一个巨大的噪音的旁边,然后我们俩在哪儿聊天,他打开电脑习惯性的看看他的货。突然我看见一个照片,我说这是什么照片呢?它的照片上是他的金杯车,上面写着汶川地震的物资什么的我说这是你的车吗?他说是!我说你把车捐献出去干嘛?他说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是汶川地震,他说他每天看电视,每天都哭。然后非常的伤心。他觉得我想做点儿什么。

  于是有一天他就真的去做什么了。大家想想他做了什么?他花了有六万多块钱,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钱数。他花了六万多块钱买了矿泉水,买了饼干,买了纸什么各种各样的物资,因为他是一个相当于小货车,塞得满满当当的,然后带着他妻子的弟弟,两个人轮流开车,开了两千多公里到了汶川。实际上当时汶川已经不让进了,他就到了绵阳那个地方去。六万多块钱对于他而言意味着什么?如果他还有二十多万的话,那意味着他三分之一的总资产。我们这样做了吗?我心中的震惊真的不是一般的,他这样一个人,他是没有名没有份,没有谁去报道他的,除了他这个妹子,一个偶然的机会去问问他这个事情之外。在他做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期许的。

  我说你怎么花这么多钱来做?他说他就是想做!后来我说不会吧!你总是有什么目的吧?他说当然,我也可能想找到一点商机。但是他说我确实想做,因为我觉得如果不做我就过不去。这个坎儿我就过不去。我要去做点儿什么。于是他真的花了那么多钱去了。我当时觉得一刹那,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映出了自己的小来。我挣得比他多,而他打工二十多年,一点点积累资金,真的是汗水累积出来的。但是他在那一刹那他把三分之一的资产捐了出去,我觉得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像这样的一个打工青年,如果用一个热词的话,像这样的一个人他真的是具有内在的某种东西的。

  所以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又回到他的事业上,我就说你为什么对这个词这么看重?做事业。我们开服装厂就可以了。他就说我为什么一定要说做事业呢?因为我想成为一个有点儿成功的人,他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所谓的成功指的是事业而不是一般的,别人眼里的小商小贩。我觉得这点给我非常大的思考。我在我的书里面也写到了,就是说为什么这样一个人他会想,我要做事业?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他想做一种有尊严身份的存在而我们日常生活中是没有身份的,是没有给他足够的身份的。那么与此同时我讲第二个故事,在河北的一个偏僻的,高速公路旁边的青年,手里拿着五千块钱不知道往哪儿捐。因为他也是看了这个电视,然后每天都哭,他说我要捐钱,但是他找不到地方捐。

  后来他找当地的街道什么什么的,可能都觉得不太保险了,他觉得这个钱捐出去不知道有没有收到。于是他就打电话到梁庄村支书哪里,说钱能不能通过你们这里捐?村支书就问他你干嘛呢?他说我要捐五千块钱。这个故事是我在梁庄听到的。当时我是回梁庄调查,他听说了,他从河北开了他的越野车,然后回到家里面一直跟着我,他说我来陪你采访。他说我听说大连的一个务工青年得到了大连市十大务工青年的称号。我觉得我怎么什么都没有呢?我怎么感觉我到哪儿都是一个,用我的词说异乡人。用他的词来说可能都是一个陌生的人,不知道往哪儿安置的人。他说姑我是不是有毛病?当然很严肃的话好像说起来太矫情了。但是我觉得在他的话里面,他始终想找那种身份。我觉得所谓的堂吉柯德的一种行为,在别人看来非常可笑的,你花了六万多块钱,你去把它捐献出去花了五千块钱,到处拿了捐钱好像特别可笑,好像不太合乎我们日常的行为。但在他们的心目里面,他们觉得这是我的身份的体现,这是我尊严的体现,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实际上他确实有一种光芒在里面的。

  可能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有很多好像试图要超越自己的身份来获取某种更高的承认的人。但是难道他那种想法真的是僭越了吗?即使有那么大的焦虑他们依然在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也许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一个事情。其实我这几年一直在想,就在我们普通的生活里面,每个人都有内心某种愿望,但是我们没有做出来。我觉得那些做出来的人都被我们看到是不合时宜的人,都被看作是一个,好像真的是在向着风车作战的一个人。但是这种人我觉得恰恰是我们这个社会上最重要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存在昭示着我们的内心可能过于暗淡了。我一直在想这两个梁庄青年的身上,包括遥远的梁庄崔永元老师,在他们身上可能确实让你不自在,但就是这种不自在让你思考,让你内心有某种羞愧。所以也就在这样的驱动下,去年开始我写了长篇小说,塑造了这样一个梁庄人物。这本书里面我也有一个小小的原型,就是我自己的父亲。我自己的父亲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个爱讲道理,爱说真话,但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常年被批斗。别人都不吭声的时候他要站起来说。别人都不敢说话,他说这个就是这样的。那当然你这样说是不行的,于是他就被,作为一个农民他都深度参与了我们的那一场十年的革命。因为他经常被批斗,被关押,他不断的逃跑不断的再回来。当然他一辈子死不悔改。所以这样的一个。

  当然我在这本书里面把他高度戏剧化了。但是我觉得像这样的人,他一辈子就在坚持一种道理的人,可能在他的生活里面他是不如意的。他不幸福,他不被人认同,他经常陷入一种困顿之中。但我觉得作为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这样的人反而会陷入困顿之中呢?为什么他坚持的某种道理反而被我们嘲笑?在所谓的堂吉柯德的身上其实有很多需要我们去思考的东西。这样两个年轻的打工者他苦苦思索我要做事业,我想得到这种承认,我想去获取一种真正的光亮。所以我在想就是说,今天我之所以到这个地方,一方面是想向崔老师致敬。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可能都有这样些许的光亮,我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谢谢大家。

  敬一丹:本来我今天是想和小崔见面的。我希望小崔现在在看我的直播。大家都是小崔的好朋友,其实讲故事也受着小崔的影响。我讲讲我和这个校园的故事。我先问大家一句话,大家知道什么叫工农兵学员吗?知道的请举手示意一下。不知道的都是八零后吧,九零后甚至零零后。我经常见到八零后的时候,问知道什么叫工农兵学员吗?八零后的人就是目光茫然然后再拿起手机。我知道他在百度,百度能百度到一些资讯但是百度不到故事。我们看图讲故事,这个图是我的同学画的,我和我们的同学一起回望我们工农兵学员故事的时候,我们讲一个故事他就画一幅画,这就是他笔下的我。

  四十一年前我二十一岁,1976年也是这个季节,秋天快要过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作为知青在小兴安岭待了四年半,有一天在我们那个特别角落的邻居,我忽然发现有一小队人在游行。我走进去看他们游行的队伍里,人们都拿着纸做的小旗,就是那种风一吹哗啦哗啦响的粉色的纸和红色的纸,然后我就走过去看,看看旗帜上写的粉碎四人帮。我们那个地方太偏远太角落了,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于是我就走到队伍面前问:什么叫四人帮?

  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就在我们眼前。我也不知道,也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我的命运也将发生变化。我没有想到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没有来得及恢复高考的时候,工农兵学员这种做法还在延续的时候,我成为末代工农兵学员。我们再换一张。

  就在我傻乎乎的问别人什么叫四人帮的时候,我们班最先到北京来报道的同学已经随着北京的百万居民在天安门广场游行,这是我们班第一个报道的同学。这些工农兵学员都来自哪儿呢?既然叫工农兵学员,那就来自工农兵了。1966年文革开始,高考废置。那一届的高三学生已经做好了上考场的准备,然后告诉他们高考延期就无限延期。从此中国所有的校园一片荒芜。当一个国家的校园就这么荒着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文化链条即将断裂!

  后来呢?在1970年左右毛主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的。但学生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分子统治在我们学校再也不能下去了。那个时候背毛主席语录是很有功夫的。毛主席这样说完了以后全国从上海721大学开始,全国大学陆续开始招生,推荐优秀青年上学这样一种制度恢复招生。而这种权宜之计延续了七年,也就是说从七〇年到七六年,全国七届94万工农兵学员,我们是最后一届。这是我们的同学刘小平,他在湖北当知青,后来有幸被他们县广播站挑中,成了县广播站的播音员。但是他到了县里仍然要每个月回到他插队去挑六十斤红薯,交到县里面的食堂他才有这一个月的饭票,因为他的身份是知青。非常特殊的一个身份。这一天天已经黑了他特别的恐惧又有点迷路。于是这样的女孩就站在一片灰色的背景里放声大哭。这是她知青经历。

  我们再看一幅。工农兵学员,我们班有四个人是当过兵的。她为什么要在锅里,在那个热气腾腾的锅里呢?她十五六岁的时候在新疆当兵,两年没有洗过一次热水澡。他们太想洗个澡了。后来想了个办法,这样吧,两个战士一锅,一桶半水十五分钟,让所有的这些小战士们洗个热水澡。于是小琴和他的战友就跳到了锅里。我本来以为他们进到锅里一定会互相打闹。但是并不是,因为他们太享受热水澡了。当时她才十五岁已经是个战士。

  就这样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成了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就在我们这个校园的西门,现在这个门显得非常的老旧,几乎所有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都在这个门前照过相。在走进这所大学之前,我曾经三次被推荐,有可能成为工农兵学员。第一次是师范学院,第二次是铁路学校,第三次是外国语学校。但是三次都失败了。有的年轻人可能说,你们那时候推荐不是不考试吗?多好啊!不高考没受过那种煎熬。是,我们是没有考。可是我们也没有选择。你赶上什么学校就是什么学校。你能被推荐已经是幸运了。我们那个时候所有的这些学生是没有报志愿这么一说的。所以我就想,我将来可能成为老师了,我将来可能成为铁路的工程师,我将来可能成为外语学院的学生。我就要求自己把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往这儿改。

  我们填过很多表,很少填到志愿,没有选择!我是碰巧碰上了,我当时是我们基层广播站的广播员。我也喜欢,可是在这之前我就压根儿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学校,有这样一个专业。我偶然间知道这个消息去录音,省电台的人告诉我说,不是我们招,我们是替北京广播学院做面试。我这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北京广播学院。并不是所有同学都像我这么幸运,我们班有一个叫王争的同学,他当过知青当过警察,北京知青,他太想回北京了!当时他在宁夏一次又一次的,他找不到回到北京的机会,终于来了一个名额,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专业。可是这个男生他是酷爱无线电的,他就等不到,或者说他碰不到他喜欢的这个专业。那怎么办呢?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名额那就去吧!好在还是能回北京的。于是他就阴差阳错走进了这样一个,他并不喜欢也不适合的专业。带着这样的遗憾他和我们一块儿开始学播音,可是他从头到尾他都找不到感觉,出了校门他都干不好。这个遗憾就成了他终身的遗憾。

  后来他把他儿子培养成学霸,他儿子参加高考的时候可以报六个志愿,可是他的儿子只报了一个志愿,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他考上了!他多任性啊!我不知道他是在圆自己的梦还是在圆他父亲的梦。他父亲去世了。后来我们同学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记忆这样的故事。如果我们不把它记录下来的话,就像王争同学去世一样,他的故事已经带走了。于是我们全班同学一块写的这本书,就叫末代工农兵学员。这个我字是放大的,因为这是个人的故事,个人的记录,是拼图这样的方式尽量的还原这一群人那种青春的时光。我们邀请了王争同学的儿子,他作为特约作者给我们写的一篇文章,标题就叫一样的血液不一样的选择。这是我刚走进大学校门,而进了大学校门又怎么样了呢?我们再看一张。

  这也是画的我,这是什么故事呢?我走进大学的时候,1976年年底,那个时候中国国民经济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叫,中国的国民经济被四人帮搞到了崩溃的边缘。什么叫崩溃的边缘?每个人的个体记忆是不一样的,有吃不上饭的,有流离失所的,有需要按红手印才能让全家人活着的。而我们已经走进北京大学校园的学生,我那个时候的记忆是什么?我特别想吃一碗面条,吃不上!我们学校的食堂从来都没面条。怎样才能吃到面条呢?只有你成为病号的时候才有可能。我怎么不生病呢?后来我终于生病了,我就去这个学校的卫生所,人家给我看完病。我就弱弱的说,能给我一个病假条吗?我就拿着大夫给我的病号饭票到了食堂,然后把这个条递进去就开始等,等得时候我就在想,那是一碗什么样的面呢?是里面有一个荷包蛋呢?还是甩袖的鸡蛋呢?里面一定有西红柿,红的,然后菠菜、葱花是绿的,鸡蛋是黄的。然后我在想,我是在这儿吃呢,还是回宿舍吃呢?我要是在这儿吃整个广播学院的食堂没有一把凳子和椅子。我如果站着吃这碗面也太没有享受感了。可是我要回宿舍吃,我们宿舍六个人,他们要是看我怎么办呢?我给还是不给呢?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一碗面放在我面前了。那是一碗什么颜色的面呢,反正也没有红的也没有黄的,就是黏糊糊的那么一碗。我没法形容当时的感觉,我就站在那儿把这碗面给吃了。就只是充饥。

  可是我还是想吃面,这个时候想到我妈妈曾经带我去王府井东汉市场香树餐厅吃过担担面,我就去了,我就去找那碗面。一碗面三毛二。我就仔细的,这就是饭店的那个情形,你看那底下线条画的,都是在排队买面的。然后我就仔细的拌好每一根面,让每一根面都均匀的沾上麻酱,特别享受,慢慢的享受这碗面。我还想再吃一碗!我也有三毛二,我还有三毛二。可是我不能!我从小到大都是在紧缺经济中长大的,特别是我11岁遭遇文革以后,当然我父母全都下乡了到了干校以后我管家,我紧缺惯了,我都成习惯了。我不能让自己吃第二碗。我心里过不去。可是我怎么让自己走开呢?我得说服自己。

  于是我就坐在这儿算了一笔账,三毛二可以买一碗面,三毛二还能干什么?三毛二还能买二两水果糖,如果买到二两水果糖我可以吃十天半个月。我说服了我自己站起来离开了餐厅。一碗面有多重要呢?没多重要!可是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记忆。有一次我在和读者交流的时候,我讲了这个经历以后,有一个看来和我同龄的一位读者一直在掉眼泪?我说为什么?你想到什么了?他说我和你有很相似的经历,我当时发着烧拿着病号条,在哪儿巴望着一碗面的时候,我前面有六七个人排队。终于到了我了,厨师说今天没了明天来吧。然后他就说我今天发烧。今天的孩子怎么能明白呢?这儿有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他肯定在想你吃碗方便面不就完了吗?亲爱的孩子那时候没方便面。就像那个时候我说到布票。我想我太应该讲这个故事了。

  我刚才说的是我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呢?我们正好赶上了1977年的复苏。我从十一岁遭遇文革停课,然后当了知青以后书慌,无书可读。1977年我们在校园里能够感觉到外面世界在复苏。有一天《人民日报》发了一条消息这个消息说明天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开始出售外国文学名著。新华书店不就是卖书的吗?新华书店出售世界名著还用发消息吗?还用《人民日报》发消息吗?对!因为那些书都曾经是禁书。什么书是禁书?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你们太难理解了!《简·爱》《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四世同堂》这都曾经是禁书。我曾经看到这些书的时候,不敢翻开。所以当王府井新华书店开始解禁了这些书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情形。这就是我的同学跑到书店去抢购图书的情形。这就是中国在1977年、1978年,在很多书店都可以看到的情景。

  这张图叫女生们。我们全班女生在1977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没有一个是穿裙子的。女生永远是校园里面的风景,可是1977年那个时候属于刚刚复苏,你如果细心点儿的话可以看到,中间的几个女生他们穿的衣服是很修身的,他们的刘海甚至是卷的。那就是我们班当过兵的那几个女生,就是青春萌动,比我们要觉醒得一些女生。你能看出来这里面哪个是我吗?你怎么猜到的呢?最左边站得很直,很拘谨很规矩的就是我。我肯定不会东张西望的,我也不会把头发卷成刘海。那时候我在校园是什么样子呢?就是目不斜视。那时候我是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然后严于律己,天天在教室看书。走到校园里的时候碰见我们学校艺术专业的一个男生也姓崔,这小崔一看见我就开始唱。他第一次唱我没在意,后来我每次遇到他的时候他都在唱。知道他唱的是什么歌曲吗?这是《刘胡兰》的主题歌。那时候我就这样!目不斜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了一本书,一本小说就是刘心武的《班主任》。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小说,在一个虚构的作品里发现人物和我那么像。

  他那个小说里写到一个团支部书记谢惠敏,谢惠敏过团组织生活的时候总是给人们念报纸,念理论文章。老是说你们可以去爬山啊。谢惠敏说那怎么能行呢?我们都是读的是两报一刊重要的理论文章啊!我一看怎么那么像她?我就能这样。然后发现几个男生偷偷的把农民的麦穗拿回来了要做个纪念,谢惠敏发现了,你们怎么能拿贫下中农的麦穗呢?然后她就跑着好远的路,把麦穗给贫下中农送回去。我一看我也会这样,我一定会这样。

  我相信说的是真的,我相信一切白纸上印出的黑字,我从来都没有过质疑。我没有独立思考的这种意识,我也从来没向这个世界发出过什么问号。我真的就是谢惠敏。那样短短的一篇小说让我受到了深深的触动。半年以后真理标准讨论开始了,我二十三岁了,正在苏州实习,就在那安静的苏州古城里,我经历了从来都没有过的思想激荡。我的变化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不再是一个特别律己的,特别拘谨的也特别单纯的那样一个女生,我开始有了变化。脑子里有了问号。后来我就成了一个经常发问的,甚至以发问为职业的这样一个人。这是后来的事。这就是我的大学生活。当我和我的同学们,我们一起把我们的记忆,用这种方式记录下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终于做了一件我们该做的事。这种怀旧不仅仅是说到了年纪的怀旧,我经常在想如果以后年轻人说,你们经历了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们经历了为什么不记住?我们怎么回答呢?人到了中老年怀旧是很自然的,而作为媒体的这种记录还应该是一种自觉。

  其实后来我又回到母校,几年以后我大学毕业我又回到母校读研究生。后来我就留了校,所以我有三枚校徽,白色的橙色的和红色的。学校更名了又有了第四枚校徽。可是在我心里属于青春记忆的还是工农兵学员,末代工农兵学员。有人问为什么要强调末代呢?七六和七七,我们这两届同学相比不是届的区别,那是代的区别。我们是最后一届,在新旧交替的节点上我们对新和旧都有自己独特的目光而且末代,我希望我们这样的求学经历,我们这样遭遇书荒,我们这样小学开始就辍学,我希望这种现象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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